一、跨文化对话的哲学问题透视
尽管通讯技术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发展,信息传输的速度空前提高,但是没有比其他文化更加混沌的东西。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财务指令、商业信息、科学数据和其他数据流通便利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思想上的交流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在各种文明、民族文化和语言之间确实存在着坚固、密不透风的“隔离墙”。当然,人们始终在设法在这些“隔离墙”的某个地方找到裂缝,凿开几个缺口。但是,在数据传输卫星化或光缆化的狂热竞赛时期,这些“隔离墙”仍然坚固无比、岿然不动。传统顽固不变的刚性,以及话语和思想趋势的内在不变性顽固地与全球信息的流畅性相对立。
这些障碍也许暗中又因为我们以为它们正在迅速消失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我们有可能还不理解跨文化“对话”的真正意义。迄今为止,我们只知道同时存在不同的文化。如何拥有一种新的普遍性意识?如何设计对话空间?通过什么途径来开展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对于这么多交织在一起的问题,我只想阐明若干值得注意的事实以及问题,也许还会谈一些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设想。
曾几何时,煤炭和钢铁仍然是重要的资源。在世界事务中,思想运动或思想文献相对而言似乎不太重要。发动重大战役的战场是机床厂或广袤的产麦平原。几乎人人都认为列车编组站比戏院更加重要。为了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开放货运港口其重要性胜过开放阅览室。科研试验室、工程师团队、产业领头人、银行创始人,比艺术家和各类创作者更能够改变历史进程。“艺术和文学”——那时候还不存在“文化”——是用来教育青少年或者供成年人消遣娱乐的。除了几个孤零零的哲人或狂热的革命者,人们根本不会想到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或者最真实的特性。人们大多了解每个民族的爱好和习性,当然也知道不同民族的特殊风格和非凡才能。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些诸如饮食习惯不同或穿着丰富多样之类的无足轻重的次要特征。无论表面上的差异多么丰富多彩,世界实质上是相同的,就如同同一块布料上裁剪出来的衣服。
我们改变了这所有一切。如今,文化已经成为对接的重要主体、总体肯定和显示身份的工具以及假想的庇护所。文化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部分斗争(过去是政治斗争)的争夺焦点。数十年来,文化似乎成了既关键又混沌的争斗场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先是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是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人类世界各种文化的平等合法性得到了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受到了欢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也开展了起来。“世界人”必将诞生于文化大交流的过程中。但愿能形成一种世界文化,并且因其差异而得到巩固。世界人民大民主?跨文化对话全球化?不同群体相互尊重?也许是由于纳粹主义的失败和帝国衰亡,人们才想到了这些问题。没过多久,通讯手段迅速发展,而人类却分散并消失在许许多多确实存在、自以为是并且无声地轻视别人的不同“行星”中间。
现在的问题在于寻找一种将多样性与人类同一性编织在一起的新方法。不同文化的多元性虽然不一定会导致兵戎相见,但其本身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不同思想和作品之间的相互交流。不要忘记,我们最近才看到多元文化长期并存的情景。下面,我想对能够大致刻画不同文化间关系的三个时期进行回顾。当然,这三个时期不仅仅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它们不是按时间序列相互衔接的,而是有可能互相重叠,彼此冲突。在此,对它们进行区分,是为了满足分类的需要。
1.第一阶段:封闭时期。
第一阶段是“自我肯定,排斥他人”时期。这种状况大家都很熟悉:每种文化、每个群体、每个个体,首先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这一特点符合史前时期的情形,不过除去古希腊时期和古罗马帝国鼎盛期之间几个不长的交错时期之外。这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意味着别人都没有实际存在。无论怎样,别人即使存在,也是处于一种既低于我们的身份又位于我们外围的地位。在这个时期,任何位于参照和规范文化、群体和家庭之外的人都是“未开化的人”、野蛮人,多少有点掉价的人。他们是否完全属于人类这一点也值得怀疑。他们的文化被判为不发达文化。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在这里只举一个欧洲的例子。1804年,约翰·巴罗(John Barrow)爵士居然会这样写道:“数千年来,中国人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说话,而不是口齿清晰地说人话。”我想,在中国历史上也能很容易地找到关于“西方蛮人”的性质相同的例子。缺乏普遍性几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欧洲思想,更一般地说,西方思想中的这种傲慢、自命不凡的态度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的唯一例子。毫无疑问,欧洲自称是世界的中心,但绝不是欧洲一家这么认为!
各种文化都倾向于把自己的价值观、语言、信仰和生活方式放在中心和唯一模式的地位,这样说毫不为过。当然,如果拥有军事、技术和经济实力,或者军事和经济处于劣势,那么否定其他文化的合法存在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因此,肯定自己的方式各不相同,它们在征服或统治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后果也根据世界不同的地区、不同时期以及经济扩张和技术发展的相对不平衡而不同。不过,这个时期的共同特点仍然是:首先,对于每个人来说,最终只有一种文化,就是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以至于谈论别人的文化实际上不是在谈论同类的东西。这种状况无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文化领域的对抗和斗争长期以来显得毫无疑义或毫无价值。
2.第二阶段:尊重和承认。
当我们走出古代的时候,发现其他国家的人民,他们的存在同样也值得尊重,并且也很有特点。我们进入了第二阶段,意识到了人类世界的多元性,并且还意识到了不同的人类世界必须平等共处。
于是,我们就迎来了一个自愿抑制冲突,承认各种文化正式平等的时代。其他文化的存在被得到了承认,这些文化的合法性并不比我们的文化差。不过,这样的肯定仍然是一种从理论上抽象的现实。这是一种人们承认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种所遇到的现实。于是就出现被我称为“弱式”宽容的东西:这种意义上的宽容他人,并不意味着关心他人;不是实行个人、社会或文化的交流;而是克制自己不去迫害别人,努力让别人生存。
因此,我们才真正实现了文化的多元性。可是,我们不同的文化之间彼此不相往来。这种多元性是静态的,缺乏生气:没有交流,没有创造。人类的普遍性仍然是停留在肯定的水平上,虽然是一种积极、慷慨的肯定,但却没有实际内容。这种多元性并不是一种多元主义。多元主义事实上不仅意味着我们有许多同样合法的“群体”,而且还意味着我们要努力奋斗,让这种多元主义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创造新世界,以及为创造新世界而克服困难,构成了第三阶段。现在,我们不仅要平等共处。不同的个性将要富有成效地相遇。问题根本不是要合并不同的个性,而是要彼此开放,相互影响。如今才有了这种可能性。未来必须创造一种反映人类多样性的生气勃勃的普遍性。我们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必须克服的困难,至少就其目前的广度和强度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困难。从这一观点出发,人类世界才刚刚开始。在这个世界上,通讯能在瞬间完成,各种文化有可能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存时代。因此,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3.对话的构建。
尽管通讯技术的发展速度在加快,但建立对话想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原因仅仅是因为思想交流速度最慢,进展缓慢,迂回曲折,甚至会停滞不前。太好了!因为,如果语言、精神范畴、价值观和信仰像机器的使用或者服饰的穿戴方式那么快地统一起来,那么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多样性,创立一个多元世界,也不能谈什么宽容的崭新意义。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记住的,无论如何,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是一项任务艰巨、要求严格、进展缓慢的长期事业。正如诸位所明白或者感觉到的那样,这也是一项复杂的事业,因为困难不是一眼就能发现的。我们其实常常一上来就能明显体会到一些从长远看有可能导致误会或不和的意思。
为了举例说明这些关于我们议题的也许显得过于宽泛的论述,本人现在着重谈几个中欧对话方面的与克隆有关的特殊哲学问题,就如同我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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