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

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

——与郭道晖同志商榷

在人们都在关注我国实行“法治”的进程的时候，自然也就关心和注视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如何对待宪法，并且注意倾听法学家们如何评价有关宪法的作为。

人们关心宪法的尊严，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人们把维护宪法的尊严看做是实行法治的根本所在，从而也把中国的未来与此相联系。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发表了郭道晖同志的《论宪法演变与宪法修改》的文章。这是在人们关注宪法尊严的氛围中，法学界的一次表态，值得重视。

郭道晖同志想用“宪法演变”的概念，来消弥宪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矛盾现象，而结果却使人们对于宪法的尊严更加模糊不清了。甚至于什么是违宪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宪法是一部什么法律，它的法律特征是什么？对宪法的执行或者违反负有责任的主体是谁？不从这个根本上划清界限，漫谈“宪法演变”，只能陷入令人寒心的混乱。

宪法是确立人民的根本权利，规范代表人民的国家政权机关的作为的法律，通俗地谈，宪法是管理有权实施和改变国家的方针大计的国家政权机关的法律。进一步也可以说，宪法是调整人民的权利与国家政权机关的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执行宪法的主体和违犯宪法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政权机关及有权代表这些机关的人员。公民有遵守、维护宪法的权利和义务，公民无权运用国家机器侵害人民的根本权利和基本权利，公民也无权运用国家机器改变国家的方针大计。宪法的根本性就在于它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确定了人民的根本权利（如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制度等），确定了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与国家政权机关的权利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上。

明确了这个根本问题之后，才能正确使用“宪法演变”的概念。是谁造成了宪法的演变？是人民的革命实践，还是国家政权机关的作为？如果是国家政权机关的作为，其中包括执政党的“决议”，权力机关的普通立法（即修宪以外的立法），行政机关的指令，都只能是违宪的行为。

宪法的演变是存在的，这只能是人民的革命实践所造成的结果。1982年宪法在改革开放中由于人民的革命实践，曾经出现过三项大的突破。第一项是1985年到1988年期间私营经济的复兴和发展；第二项是1987年到1988年某些地区实行土地出让和转让；第三项是1990年到1992年某些地区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大批企业转入市场经济。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性质应当予以澄清。第一，邓小平同志在执政党和国家机关不担任任何职务，因此他没有任何职权，他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以一种倡导建议的形式发表谈话的；第二，他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只是缺乏理论上的认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从理论上总结阐发一种观点，倡导一种政制，他不负任何违宪责任。广大人民群众认为邓小平同志讲的是科学、是真理，积极地付诸以行动，人民群众也不负违宪责任。这三项突破都是在人民的革命实践（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中发生的，作为具有立宪和修宪权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正式修宪之前，对这些作为不加制止，不予干涉，是一种默认行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针对人民的这种实践，才能谈得上“默示变动”或“默示修改”。离开了这个前提，谈“宪政实务的实际运作”，是含糊的、空洞的，甚至是危害无穷的。

这里有一个重大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探讨。如果邓小平同志是执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这种讲话是否构成违宪？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各级政权的领导权，党中央在宪法没有修改之前作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号召全党全民加以实行，这是否构成违宪？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关心“法治”的人们都在思考和议论这个问题，我们法学工作者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对党对国都是不利的。

郭道晖同志的文章说1982年宪法的两项突破“合理不合宪”。应当说包括第三项突破，在最高权力机关默认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的作为，既合理又合宪。当然，“合宪”的概念又是一个模糊概念。“不合宪”是不是违宪，不明确。人民不负违宪责任，人民的作为超出了宪法的界限，把这一点称做“不合宪”是可以的。但是郭道晖同志的文章接着把1958年经过执政党的主席和党中央决议而推行的“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都说成是“不合宪”。文章同时又把这些作为说成是“违宪的”。这使人感觉“不合宪”就是“违宪”。其实，作为执政党的主席和党中央，这些作为就是违宪的，这是不容讳言的。

郭道晖同志在文章中提出了“良性演变”的概念。这个概念用在对人民的实践造成的宪法演变的评价是可以的，但是决不能用它来评价“违宪”行为。违宪就是违宪，不可以用“良性”来开脱。反革命破坏宪法，不是违宪，而是“反革命”或“叛国”。不能以此作为“恶性演变”与“良性演变”相对立。郭道晖同志似乎是在用“合理”“合乎客观规律”来作为标准，笼统地划分宪法演变的合理性。这在法理上和法律运转实践上是不允许的。

（本文发表在《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