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中法院的政策考量

2.2.2　DES案件中法院的政策考量

在选择性责任规则、协同行动理论、企业责任理论及产品责任规则均无法完全适用的情况下，审理DES案的法院面临着两种态度选择：一种是严格依照传统的侵权法规则，以因果关系^[48]无法确定为由拒绝对原告进行救济；另一种则是对既有的规则进行调整，以使法律规则在新的背景下对经济与社会形势的改变做出应对。从某种视角来看，法院采纳何种态度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如果采纳前一种态度，即法院拒绝对DES受害人进行救济，则既可以避免不当判决的做出，又可以维护法院判决的一致性，这种对传统规则以及先例的遵从恰恰体现出普通法传统中最显著的特征。如果采纳后一种态度，即对既有的法律规则做出变革，则法院可以通过其判决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也可以实现对受害人的救济，但法律规则本身的一致性和法律的稳定性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两种态度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都存在一定的弊端，因而无论是遵循传统还是做出变革，都获得了部分州法院的支持。综观各州有关DES案件的法院判决，选择维护传统而闭塞了变革途径的法院居大多数，但也恰恰有那样一些法院选择了直面DES案件的挑战，以其判决来对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做出引导。

在辛德尔案中，加州最高法院如果对原告提供救济，就必然承受悖离甚至推翻传统侵权法因果关系的风险。但加州最高法院并没有回避，而是通过政策考量来为DES案件寻求救济路径。加州最高法院认为，在辛德尔案中仅仅依靠法律技术和法律推理是无法解决案件中存在的因果关系证明问题的，由此应当考虑能否通过法律政策和价值衡量的方式加以解决，政策考量因而成为加州最高法院解决辛德尔案的重要突破口。

加州最高法院首先引用了其在埃斯科拉诉可口可乐灌装公司案（Escola v.Coca Cola Bottling Co.）中协调传统规则与新情势之间关系的意见。在此案件中，加州最高法院认为在大规模商品生产以及市场渠道日益复杂的情形下，传统侵权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已经不足以规制产品生产者的侵权责任，应当承认因果关系规则的适当转变以此适应变化形势的需要。^[49]进而，加州最高法院引用了其在萨默斯案^[50]中所阐述的立场——在无辜的原告和有过错的被告之间，后者应当承担损害的成本——并主张辛德尔案的原告无法对因果关系进行证明非其自身的过错，尽管证据的灭失同样无法归咎于被告。做出这样判断的依据在于被告的行为导致了证据的无法提供，而从更为宽泛的政策角度观察，加州最高法院认为被告能够更好地承担因缺陷产品而导致的损害：一方面，缺陷产品造成的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对于受到损害的个人而言可能是具有毁灭性的，而对于能够参与保险并将保费作为运营成本分配给全社会的企业而言则是相对轻微的；^[51]另一方面，相对于受害人而言，生产企业在发现并处理产品缺陷以及对损害进行警示方面处于有利位置，让生产企业为产品缺陷和疏于警示负责将使其在提供安全的产品方面具有充足的动力。^[52]最后，加州法院认为以上的政策考量对于制药产业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患者几乎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自身免受有害药品的侵害——在有些情况下，这些侵害是致命的。

此时，政策考量成为审理DES案件的加州最高法院首先考虑的问题，且只有考察了利益保护与传统法律规则改变等复杂关系，并对法律社会效果和价值判断进行充分衡量后，法院才能在确定目标的指引下进行法律推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对传统法律规则的变革。公共政策上的考量蕴含于几乎所有对传统规则做出改变的DES案件的法院判决中，如纽约州上诉法院在海默维茨案中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决定让无辜的消费者而不是在行为上犯有过错的人来承担侵权损失的后果，那无疑是与社会公众对于法律的合理期望相悖的。因此，作为我们普通法体系核心理念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强烈地驱使我们为无辜的受害人提供适当的救济。”^[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