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正正义理论对市场份额规则的解释

3.2.2.2　矫正正义理论对市场份额规则的解释

近年来，经济分析法学派受到了有力的挑战，这一挑战经济分析理论的流派主张一种矫正正义理论，其中以朱尔斯·科尔曼（Jules Coleman）、乔治·弗莱彻（George Fletcher）、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劳埃德·温瑞布（Lloyd Weinreb）等学者为代表。^[42]对于经济分析理论，科尔曼就认为其无法解释为何侵权法以当事人双方的主观意志为重心，也无法对侵权法为何支持原告向特定的被告请求赔偿以及被告向特定的原告承担责任这一事实做出有效的解释。^[43]同时，科尔曼认为：“矫正正义清楚地表达出在人类活动特定领域内的公平的观念，亦即明确了由于人的行为而造成的不幸事故的成本。矫正正义也通过其他概念来表明公正的内涵，例如过错行为、损害、责任、赔偿。侵权法通过充实这些概念而使矫正正义更加明晰。”^[44]赞成矫正正义的学者均认为因果关系“是若干个世纪以来最普遍、最持久的侵权责任要件”，^[45]并认为应将因果关系看成是“将原告的损害与被告的过错结合起来的一个单独的规范性概念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将因果关系视为如工具主义者所贬低的、作为目的不一致且各不相同部分堆积体的侵权法的一部分”。^[46]虽然在矫正正义理论之下，学者们的主张和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甚至直接对立的，但这一理论确实为解释和理解侵权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

科尔曼认为，应当依照矫正正义理论来理解侵权法，并区分当事人双方及体现国家权力的法官之间的关系结构。“侵权诉讼被提起是由于当事人一方认为另一方的行为过错导致其受到损害。诉讼当事人来到法院不是为了给法官提供一个机会，以继续推行或改进其理想中的风险控制政策的虚幻图景，相反，当事人寻求的是对自己权利主张的证明，获得一个官方的、有关一方有权对另一方做出何种行为的宣告。此处的法官在某种意义上是为当事人服务，即在当事人之间实现正义；而不是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在政策制定方面为法官提供机会。”^[47]这一观点虽然是对经济分析法学的批判，但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国家权利及其代表——法院——在侵权诉讼中所处的位置，即为诉讼当事人双方服务，而不是作为诉讼中的一方去对另一方主张权利或要求其承担责任。这种双方的、相互性的侵权法结构理论为因果关系的存在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在矫正正义理论看来，侵权诉讼是由当事人提起的，其中的诉讼费用以及可能产生的损害赔偿均只存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可以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并决定是否将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移转给过错行为人承担，公权力不能在此处干预当事人的决定权；同样地，当事人可以在起诉后决定撤诉，并选择进行和解等一系列行使权利或放弃权利的行为，法院对此不能干涉。由此，在矫正正义理论看来，侵权诉讼可以被认为是私人之间的事务；而在侵权诉讼中，法院仅以中间人的身份出现，其并不站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做出判决。法院审理的侵权案件不过是一系列被某种行为或原因偶然联结起来的、仅关涉平等且自由的行为人双方的案件，而能够将当事人双方联结在一起并作为侵权诉讼的双方出现在法庭之上的唯一纽带就是因果关系。根据因果关系规则，在特定情形下、特定的主体所受到的损害仅应由导致该损害发生的、特定的过错行为人来赔偿，这样就可以避免漫无目的的诉讼而导致诉累，同时也约束着公权力令其无法恣意而专断地进行裁判。由此，矫正正义理论认为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相互性是普通法侵权诉讼所具有的重要特点。而依据矫正正义理论，经济分析法学派和单纯道德论者所支持的依据行为的危险性而课予责任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矫正正义理论认为，相互性是区分刑事法律规则与侵权法律规则的重要标志。当行为人违反刑法规则时，国家依据相应的法律和规定主动地对行为人进行惩罚，并追究一定的法律后果。将国家公权力与特定行为人联结起来的是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且公权力要受到相应程序的约束。具体到刑事法律关系中，国家可以依照法律对犯罪人进行惩罚，而不必受缚于具体因果关系的存在。例如，当某个人实施纵火行为之后，即使该行为未造成任何损害结果，国家机关也可以对其提起公诉，控告其因纵火而危害公共安全。此时，国家是作为一方当事人而出现在刑事诉讼中的。虽然侵权诉讼背后也需要国家公权力的支持，但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侵权等涉及私权利的诉讼中，国家公权力并不作为一方当事人而存在，而仅仅是在当事人之间实现公平、正义，公权力并不支持某个具体的当事人。

由此，矫正正义理论认为，经济分析法学派和纯粹道德论者主张依照行为对社会产生的风险来确立侵权责任的观点是混淆了侵权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主张若要实现就一定得设立某个机关以便对虽然具有风险、但未造成损害结果的行为即时地进行制裁，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因果关系在侵权法中的地位将不复存在，进而由某一机关根据其自身意志而直接对行为人的行为做出裁定。如此传统侵权法便被完全推翻，由国家主导的社会风险分配体系也将被建立起来。^[48]以矫正正义理论为基础的侵权诉讼相互性理论是反对海默维茨案所确立的、以行为的风险性为基础的市场份额规则模式的；同时，这一理论也直接地支持加州最高法院遵循因果关系而确立的市场份额规则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辛德尔案和海默维茨案确立了两种不同的市场份额规则模式。这两种模式在责任确立的基础、免责事由、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有显著的差异。而在这两种模式背后提供支撑的则是不同的侵权法理论体系：经济分析理论和矫正正义理论，每一种理论都为其中的一种规则模式提供了支撑。由此可见，两种市场份额规则模式的差异在根本上反映了不同侵权法解释理论的并存及其相互批判。哪一种市场份额规则模式能够在普通法中居于主导地位，不仅需要普通法实践的检验，同时也依赖于规则背后的侵权法解释理论的有效性。可以这样认为，市场份额规则能否获得美国联邦和州法院的认同，并且在普通法侵权诉讼中获得广泛的适用，取决于作为其基础的侵权法解释理论的有效性。

【注释】

[1]Nomi Sheiner，DES and a Proposed Theory of Enterprise Liability，Fordham Law Review，Vol. 46，1978，p.994.

[2]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注。

[3]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注。

[4]Sindell v.Abbott Labs.，607 P.2d 924，928（Cal.1980）.

[5]Nomi Sheiner，DESand a Proposed Theory of Enterprise Liability，Fordham Law Review，Vol.46，1978，p.996.

[6]加州最高法院未对该具体的份额做出说明，而在后来采纳市场份额规则法院的判决中也没对该标准的具体数额做出明确的说明，对此问题的具体论述将在后文展开。

[7]Sindell v.Abbott Labs.，607 P.2d 924，928（Cal.1980）.

[8]此时，在责任分配时所确立的市场份额规则在确保原告获得完全的赔偿时被抛弃了。在同一案件的判决中所采纳标准出现了前后矛盾，这也导致了责任承担标准的模糊不清，对此本文将在下文中进行论述。

[9]Hymowitz v.Eli Lilly＆Co.，73 N.Y.2d 487（1989）.

[10]People v.Hobson，39 NY.2d 479，489.

[11] Hymowitz v.Eli Lilly＆Co.，73 N.Y.2d 487（1989）.

[12]在海默维茨案中，持反对意见的法官认为，当多数法官将作为侵权法基础的因果关系规则废除后，他们就陷入了司法机关立法的错误之境，其原因在于：如果立法机关试图采纳这一对传统侵权法进行根本性变革的解决方式，会在其颁布的1986年立法中加以规定。而立法机关并没有对此加以规定，但这并不表明立法机关准许法院承担其相应的职能。参见Hymowitz v.Eli Lilly＆Co.，73 N.Y.2d 487（1989）。

[13]Kaufman v Lilly＆Co.，65 N.Y.2d 449，456.

[14]Hymowitz v.Eli Lilly＆Co.，73 N.Y.2d 487（1989）.

[15]在以海默维茨案件为代表的集团诉讼中，有一起案件的原告Tigue的母亲（Tigue＆Margolies v.Squibb＆Sons）证明她怀孕时所服用的DES是白色的、圆形的药片。另一原告Margolies的母亲证明其所服用的DES是深红色的坚硬药丸，Margolies的父亲也回忆到那种药品是略带红色的。作为此案的被告之一的Upjohn公司证明自己所生产的DES是一种“珠剂”：其外表是柔软的、有弹性的胶囊，而内部则充满着液态的物质。Upjohn公司因此主张在本案中免除自身的责任。同时，在本案中，作为被告之一的Rexall公司证明，直到1978年，其所生产的药品包括DES都只供给Rexall公司自己所有的医药商店，而不对除此以外的任何人提供DES。而证据证明，原告Tigue和Margolies的母亲所服用的DES并非来自于Rexall公司的医药商店，并且她们的怀孕时间分别是1960年和1953年。基于此，Rexall公司也认为自己并没有造成对于原告的损害，因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参见Hymowitz v.Eli Lilly＆Co.，73 N.Y.2d 487（1989）。

[16]Hymowitz v.Eli Lilly＆Co.，73 N.Y.2d 487（1989）.

[17]② Martin v.Abbott Labs.，102 Wash. 2d 581，689 P.2d 368.

[18]Brown v Superior Ct.，44 Cal.3d 1049，751 P.2d 470.

[19]H.L.A.Hart and T.Honore，Causation in the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61.

[20]以下论述中对瑞普斯坦和兹普斯利的具体观点做出注释，而对其论证过程的批判则参见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Zipursky，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in Gerald J.Postema （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217—222。

[21]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Zipursky，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in Gerald J. Postem（a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18.

[22]［美］莫顿·J.霍维茨：《美国法的变迁（1780—1860）》，谢鸿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136页。

[23]G.Edward White，Tort Law In America：An Intellectu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8.

[24] G.Edward White，Tort Law In America-An Intellectu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9.

[25]注意义务在普通法中作用为何？学者认为：“如果普通法中注意义务的概念服务于一个有效目的的话，则这一目的就是综合法院在决定过错责任的范围时所适用的众多的不同标准。另外，注意义务具有优于因果观念的优势在于其使得决定责任问题的人完全意识到政策决定了最终的结果。”Simon Deskin，Angus Johnston and Basil Markesinis，Markesinis and Deakon's tort law，Clarendon Press，2003，p.77.

[26]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Zipursky，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in Gerald J. Postem（a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19.

[27]此处为对两位作者观点的总结，具体可见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Zipursky，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in Gerald J.Postema（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220—221.

[28]Simon Deskin，Angus Johnston and BasilMarkesinis，Markesinisand Deakon's tort law，Clarendon Press，2003，p.74.

[29]转引自王泽鉴：《侵权行为法（1）·基本理论·一般侵权行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2页。

[30]此处借重道德评价在侵权责任确立方面的作用以及传统的过错侵权行为的理论框架，由于瑞普斯坦和兹普斯利也以此二者作为其论证的基础，因而其论证与本文存在相同的理论前提。

[31]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Zipursky，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in Gerald J. Postem（a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19.

[32]Christopher H.Schroeder，Corrective Justice and Liability for Increasing Risks，UCLA Law Review Vol.37，1990，p.439.

[33]John G.Fleming，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orts，Clarendon Press，1985，p.105.

[34]Prosser and Keeton on the Law of Torts，1984，p.263，转引自［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 A.波斯纳著：《侵权法的经济结构》，王强、杨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35]［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著：《侵权法的经济结构》，王强、杨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6]Christopher H.Schroeder，Corrective Justice and Liability for Increasing Risks，UCLA Law Review Vol.37，1990，p.444.

[37]Anthony M.Marino，Market Share Liability and Economic Efficiency，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57，1991，pp.667—675.

[38]我们将这种理论称为单纯道德论。以此与当今美国法中以道德哲学以及矫正正义为基础而对侵权法进行解释的道德理论相区别。

[39]Gerald J.Postema，Search for an Explanatory Theory of Torts，in Gerald J.Postem（a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

[40]Christopher H.Schroeder，Corrective Justice and Liability for Increasing Risks，UCLA Law Review Vol.37，1990，p.439.

[41]Jeremy Waldron，Momentsof Carelessnessand Massive Loss，in David G.Owen（ed.），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ort Law，Clarendon Press，1995，p.387.

[42]Richard A.Posner，The Conceptof Corrective Justice in Recent Theoriesof Tort Law，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10，1981，p.187.

[43]Jules Coleman，Tort Law and Tort Theory：Preliminary Reflection on Method，in Gerald J.Postema （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44]Jules Coleman，Tort Law and Tort Theory：Preliminary Reflection on Method，in Gerald J.Postema （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84.

[45]W right，Actual Causation v.Probabilistic Linkage：The Bane of Economic Analysis，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14，1985，p.435.

[46]Weinrib，Causation and Wrongdoing，The Chicago-Kent Law Review，Vol.63，1983，pp.407—410.

[47] Jules Coleman，Tort Law and Tort Theory：Preliminary Reflection on Method，in Gerald J.Postema （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86.

[48]这种由国家所建立的损害赔偿社会化体系的利弊，将在后文加以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