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考试改变人生

司法考试改变人生

从“律考”到“司考”，再到将来的“法考”，展现的是中国法治化专业群体的形成过程。而且这个群体的整体素质也越来越高。发生在这些法律人身上的故事，记录了中国法律职业化的历史，也是中国法治进步的见证。

记者／任重远

2017年9月16日，参加最后一届司法考试的考生在考点进行考试前的最后复习。

曾经在重庆市彭水县当过大学生村官的任建宇，于2017年8月21日，经过一年的实习并考核通过后，拿到了重庆市司法局颁发的执业律师证。

任建宇担任大学生村官期间，2011年因在网上转发时政信息被当时的重庆市劳教委错误决定劳教两年。其亲属在律师帮助下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任建宇案件得到纠正，他被释放。后来劳教制度也被国家宣布废止。

这段经历让任建宇意识到法治的重要，决心成为一个法律人。虽然他大学读的中文，不是法学专业出身，但他经过认真复习准备，2015年以415分的高分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此后申请了律师实习，并最终拿到了执业证。

每年几十万的司法考试报名考生中，像任建宇这样非法学出身的并不少见，他们原本的身份各式各样，有案件当事人，有高校教师，也有媒体记者，通过司法考试，他们成为了法律人中间的一员。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记录了中国法律职业化的历史，也是中国法治进步的见证。

从当事人到法律人

邹立衡和法律相遇的契机是一场官司。2014年，邹立衡刚刚新婚一年的妻子遭遇难产，还没来得及见刚出生的女儿一面就去世了，这让他深受打击。

作为一名公务员，邹立衡最初不想把事情闹大，选择了去和医院沟通解决，单位也给他施加了一些压力。结果医院始终不承认自己有责任，迫于无奈，邹立衡只好去法院起诉。

经过反复司法鉴定之后，妻子的死亡终于被认定是一起医疗事故，医院的过错在70%-80%。医院同意赔偿后，双方调解结案。

妻子的死亡对邹立衡打击很大，医疗官司了结后，他整个人像垮掉了一样，变得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用了近一年时间才恢复健康。女儿被父母带回了农村老家。

一个人的时候，学习法律知识成了唯一能让他心安的方式。第二年，邹立衡报名参加了司法考试。他告诉《凤凰周刊》，“我对学习法律是很有感情的。别人可能是为了挣钱、养家，但我不光是为了这个，哪怕参加完司法考试不转行，我也有兴趣去学，我是真的喜欢它。”

“跟别人也没什么交流。我的同龄人当中，都有家有孩子，生活非常愉快，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些东西。只有在看书的时候，我的心才是静的。”邹立衡说。

2016年，他向单位请了假，脱产复习了5个月。他大学的专业是对外汉语，学习法律完全是零基础开始，从早到晚，每天都要学习十三四个小时，一周只休息两个半天。虽然身体非常疲惫，心里还是感到平安。

当年11月，司法考试成绩公布，邹立衡通过了。随后不久他向单位辞职，选择了去做一名律师。希望能够运用曾经安慰了他的法律，去为别人提供帮助。

从媒体人到律师助理

刘长在通过司法考试转行去做律师前，是一名调查记者，曾经就职于《京华时报》、财新传媒和《南方周末》等媒体，参与了聂树斌、念斌等著名案件的报道。在新闻圈内也算小有名气。之所以做出转行选择，是因为他想更主动的去做些事。

“律师和记者不太一样，记者角色更中立，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公共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很多事不能去主动参与，只能等。”刘长说，当年做记者的时候，经常有人联系他申冤，打电话、写信、发邮件，很多看起来都特别可怜，但他无能为力。新闻有自己的规律，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报道的对象。他只能说声抱歉，或者推荐一些律师给他们，看看有没有可能帮上些忙。

“有一种很强烈的无力感。当然做律师也会有无力感，就是你去做了，结果没有用。有的案子明显有问题，律师取证什么的都做了，但如果媒体不关注，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两种无力感不一样的是，后面这种至少你努力过了，心里不会感到遗憾。”刘长说。

刘长告诉《凤凰周刊》，他最开始产生了做律师的念头，是因为2012年的一组关于中国律师百年的专题报道。采访过程中，一些老律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现，仅在上海一个地方，80多岁还在办案的注册律师竟然有36位之多。比如傅玄杰律师，82岁了还在坚持出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研究知识产权。这种状态让刘长觉得非常好，记者做到这么大年纪的可能性不大。

2014年，刘长向单位请了两个月的假，在家准备司法考试，结果一次通过。第二年他正式辞职，成为了刑辩律师朱明勇的助理。

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刘长很熟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律师故事，无论美国、韩国还是台湾地区，律师都在国家的转型期发挥了巨大作用。这让他觉得，虽然自己的专业不是法学，快30岁时才转行，但并不晚。他相信，把目光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中去看，作为一个中国律师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像念斌案，最后的平反和律师们这些年的坚持密不可分。当然媒体的关注也很重要，很难说谁起到的作用更大一些。做律师的好处在于，你可以去积极推动一件事，很多案子都是因为律师的调查取证、推动程序，然后记者才有了报道的空间。在这之前，记者只能等。”刘长说。

他很庆幸自己赶上了司法考试的末班车，如果要求取得法学学位才能报考，他很可能就放弃了。作为一个非法学专业的新闻人，年近三十，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压力，如果转行的前提是先辞职，花两三年时间读个法律硕士，他可能承受不起。那他大概只能坚持继续做记者。

半路出家在逐步减少

如果不局限于2002年开始的国家司法考试，将时间上溯到1986年开始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会发现半路出家的律师其实很多，不少现在已是行业翘楚。

曾为刘晓庆、李天一等人辩护的李肖霖，转行前是一所高校的经济学教师；王宝强、马蓉离婚案的律师张起淮，曾经是空军的航空兵；在房地产行业小有名气的朱树英律师，最早是上海建工集团的一名木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这是中国法治进程快速发展的结果。“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法治人才一直是很缺的。没有那么多法学院，甚至本科生都没有多少，所以律考、司法考试都没有对专业提出要求，否则能够报考的人太少，没有办法满足社会需求。”他说。

阮齐林觉得，司法考试改革为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以后，要求法学院毕业才能报考是合理的，这样能够提高整个法律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经过这些年的积累，律师队伍已经壮大了起来，不像过去那么缺乏人才。高等教育也在发展，法学毕业生的数量已经足够。

“确实有些人失去了通过司法考试来改变职业的机会，但是我们要看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司法考试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国家选拔出合适的法律人才。确实有些非法学专业的也能成为好律师，但我们要从整体上去看这个问题，提高标准后，如果整体素质能够提高，那么因此损失了一些人才也是值得的。”他说。

事实上，早在这次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改革之前，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已经对法学教育背景提出了要求，不只是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除了偏远地区可能存在一些例外，各地法院、检察院招录公务员的时候，法官、检察官岗位都要求是法学毕业。

“记不得哪一年开始的，已经很多年了。法学出身的素质确实要更好一些，现在法官的业务素质比之前明显要好得多。”一位基层法院的研究室主任李明说。

在律师资格考试已经系统化、专业化的年代，非法学专业出身的法官、检察官比例更多些。有的是部队转业，也有的是从其他单位调动过来的，还有的是直接招录进来的。只不过初任法官、检察官考试不像律师资格考试那么难，也就没有了因为一场考试而改变了职业的感觉。

但现在，随着司法机关专业化进程的发展，通过司法考试“半路出家”的基本都进入了律师队伍。在李明看来，法官、检察官的整体水平反而后来居上，超过了律师队伍。

“现在一线法官出去做律师的特别吃香，就是因为业务能力好。有人可能觉得法院出去的能找关系，但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出去后你不能代理原来法院的案子，而且很多地方法院的年轻人出去后，做律师多是离开当地，去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到了那边你还有什么关系？”李明说。

法律人队伍整体素质在提高

从法学院毕业以后，张翔选择投身“人傻钱多”的金融行业，笑称是为了拉高这个行业的平均智商。他工作非常顺利，估计以后不会离开这个行业，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参加了司法考试。

“不想留下这个遗憾。”张翔解释道，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对于将来的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对法学教育背景的要求，张翔认为是合理的，因为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本质上相辅相成，都满足了才是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即便不从事司法工作，法学院的毕业生也应该通过司法考试。但这不意味着跑马圈地、画地为牢。

“我不认为学了法律没做这一行就是浪费，美国的议员里面，之前做过律师的最多。我认为法律人的核心不是职业，而是思维和理念，各个行业里面都需要理解和热爱法律的人，这样社会才会变得更好。”张翔说。

李明则注意到，最近几年，法官辞职出去做律师的已经非常常见，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跟司法考试有一定的关系。

“过去大家对法律人这个词其实是没什么感觉的。公安局、法院、土地局，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公务员、铁饭碗。后来因为司法考试，做法官、检察官多了一个门槛，其他公务员调过来也只能做行政工作，这个门槛和律师又是一样的，慢慢的就多了一些认同感。”李明说。

过去经济不发达的时候，公务员最令人羡慕。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做律师、去企业也可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出令人佩服的成绩，转行也就成了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孙杨，30年前刚进法院，他就偷偷参加了最早的律师资格考试，并且高分通过。犹豫了一下，还是留在了法院。当时他觉得，做律师名声不好，谁给钱帮谁说话。现在，孙杨觉得律师也还不错，考虑着退休后也去律所发挥下余热。

有了司法考试后，法官转律师也方便了一些，至少不用再专门考一次律师资格。在当年，很多基础不好的法官是考不过的，不只是多了一次麻烦。

李明认为，从“律考”到“司考”，再到将来的“法考”，展现的是中国法治化专业群体的形成过程。而且这个群体的整体素质也越来越高，“随着我们法律人的整体进步，老百姓对我们也变得越来越信任，我们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中发挥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这对国家和社会都是件好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明、张翔、孙杨为化名）

2017年9月16日，司法考试考点的监考老师对考生进行检查。 

□ 编辑 段文  □ 美编 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