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托孤时帐后藏刀斧手

刘备死后，诸葛亮要复兴的不仅是汉室之名，更重要的是要复兴西汉早期经典的君相体制。

文/彭治宇

奉节县白帝城博物馆，“托孤”群雕。

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从夷陵惨败而归，卧病白帝城，自知命不久矣，召丞相诸葛亮托孤。一番嘱托后，刘备突然说了一番令后人颇觉震撼的话：“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大白话是，如果刘禅还行，你就好好辅佐他，如果实在不行，你就自己当皇帝。

诸葛亮当即涕泪横流，叩头流血，表示一定忠于刘氏，竭尽才能，复兴汉室。后来果然悉心辅佐后主刘禅，内修政治，外治武备，南服诸蛮，北伐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千古贤相的典范。

对于这一幕，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刘备与诸葛亮君臣相知，感人至深；有人则认为刘备在帐后埋伏了刀斧手，一旦诸葛亮有不臣之言立即诛杀，这么说是故作姿态，逼迫诸葛亮担保不会篡位。

这些看法都是从私人感情或者阴谋的角度出发，如果上升到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的高度，就会发现这些说法既没有读懂刘备，也没有读懂诸葛亮。要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必须先了解战国以来的宰相制度设计。

帝国伊始，经典的君相体制

春秋战国以来，伴随着频繁的争霸战争与兼并战争，以功利实用为导向的理性行政获得巨大发展，各项政治制度日新月异，宰相制度亦然。经过晋国的六卿制度、楚国的令尹制度等制度实践，经过先秦诸子的制度设计，宰相制度日渐成型。

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加强中央集权的风潮下，先秦诸子都对政治制度有所设计，经过融合后，汉初君相制度的设计思路如下：皇帝提供权威来源，但不亲自理事，只确定大政方针，以及根据才能和绩效任免宰相；宰相总领政事，赏罚官吏，是真正的政府首脑。

诸子对此有大量议论，如儒家的荀子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家的墨子说“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杂家的《淮南子》更是明确认为君道、臣道不一样，“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

这一点，除了理性上的论述，还有上古神学方面的加持。虽然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理性的高涨，但商周以来的天文、阴阳、五行等上古神秘主义依然深刻影响着汉代政治，宰相制度在这些神秘内容里面也有反映。

《史记·天官书》载中宫天极星下：“其一明者，太一（天帝之星）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为子属。”天上象征内廷的紫微垣与象征外朝的太微垣里各有三颗星，都叫三公星，反映的人间事务上，就是会有三位重要官吏出入皇帝的内廷外朝，对皇帝施加重要影响，是为三公，宰相是三公之首。

三公的作用无可替代，不能空置。唐人所辑、反映汉人部分观念的《通占大象历星经》说：“三公星三，在斗杓东，和阴阳，齐七政，以教天下人”，而如果“一星亡，天下危，二星亡，天下乱，三星亡，天下不治”。上古经典《尚书》记载，天帝赐给大禹的根本统治大法“洪范九畴”，第一畴就是调和五行，故而宰相跟皇帝一样，也有“天意”护身，有调和五行、燮理阴阳的职责。

既然宰相之职有一定的神性，那么宰相地位相应就很高。如果宰相不称职，皇帝固然可以罢免；但如果皇帝太不像话，宰相可以进行教育、惩罚，基于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思想，对于极端的独夫甚至可以废黜、诛杀。

西汉名臣谷永即提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如果王者“失道妄行”，且“终不改寤”，那么就可以“去恶夺弱，迁命贤圣”，而且认为这是“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

这种体制的设想还是不错的。皇帝具有“天子”身份，有较强的神圣性，对政府施政进行监督和问责，必要时换届，但因为皇帝是由继承而非推举产生，政治才能未必达标，所以不插手具体政事，以免出昏招损伤自己的权威，皇权也不至于肆虐；宰相主导政事，不受掣肘，虽然可以更换，但也有一定的神圣性，可以根据“天子”之父“天”的旨意，对一些极端不称职的皇帝可以进行反制。

这种体制下，虽然皇帝不可避免的会大权旁落，但正因为没有实权，皇家在政治斗争中比较安全，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加强其神圣性，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可以提供法统来源和凝聚力，跨过一些难以逾越的历史难关。像日本虽然实权长期被幕府掌握，但天皇在明治维新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这种体制对皇帝和宰相的要求都很高。皇帝要克制权力欲，手不可以伸太长、捞过界，宰相则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才能，且面对皇帝的无理要求时要敢于拒绝。

到了汉武帝时代，这种体制就被打破了。一方面，汉武帝权力欲和征服欲极强，不满足于只做一个监督者，大力插手具体政治，将政治主导权从宰相手上转移到皇帝手上；另一方面，汉初的宰相按惯例由功臣世家子弟担任，这些纨绔子弟既缺乏政治才能，对皇帝也毫无骨鲠之风，自然只能乖乖交出权力。

此后，相权就开始了漫长的衰退。汉武帝用外戚和亲信充当中朝官，剥夺了宰相的决策权；汉成帝时，正式设立平行的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不再以宰相为首，均分相权；汉光武帝设立尚书台，尚书令代表皇帝，分割部分宰相权力。

与此同时，皇权逐步加强，不但皇帝可以胡作非为，靠皇帝获得权力的外戚和宦官也可以胡作非为，东汉王朝就这样在外戚和宦官的肆虐中崩溃和解体。

皇权过于集中，是暴力剥夺了其他人的权力所致，掌权者不论是外戚、宦官还是宰相，都难以退出，一退出就会惨遭清算，而权相的位置从法理上不能传给子孙，所以为了自家一直掌权，他们必然走上谋朝篡位之路。

至此，绵延四百年的大汉王朝走进死局。因为皇权的高度集中，要不就被混账皇帝败坏，要不就被异姓权臣篡位，难以复兴，救无可救。

复汉之名，还要复汉之实

面对这样一个死局，诸葛亮却力图匡救，他要复兴的不仅是汉室之名，更重要的是要复兴西汉早期经典的君相体制。中国进入大一统王朝，从秦开始算，到刘备去世时也就四百多年，积累的统治经验还很不足，诸葛亮认为凭自己的努力可以让大一统王朝走出死局。

诸葛亮以丞相兼录尚书事的身份，一面掌握全部的军政大权，一面真诚尊奉刘禅为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

对于国事，诸葛亮当仁不让，内选贤能，外修攻战，军政大事皆殚精竭虑，一力当之。对自己的功过，诸葛亮也严格按朝廷制度来奖惩，全无后世权臣能进而不能退的样子。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即自劾用人不当，贬官三级，以右将军行丞相事，第三次北伐获胜，取得武都、阴平二郡后，才因军功官复原职。

对于避嫌，诸葛亮则谨小慎微，一切容易让人误会的事情都掐灭在萌芽之中。诸葛亮从没有把自家子弟安插到要害部门抓权，蜀汉重臣李严为了自己升官，曾经劝诸葛亮加九锡，称王爵，也被诸葛亮严辞拒绝。

于是在蜀国，刘禅是经典的皇帝，提供权威来源，根据丞相诸葛亮的绩效予以奖惩，不去干涉具体行政，“政由葛氏，祭由寡人”；诸葛亮则是经典的宰相，治政不受皇帝影响，对刘禅偶尔还加以教育，如“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这与曹操、孙权的体制形成鲜明的对比。

单看曹操的霸府政治，他也像诸葛亮一样独揽朝权，军政大事自己做主，不受汉献帝干扰。曹操所乘的马践踏麦田，违背自己颁布的军法时，也曾经有过割发代首的表现，看起来跟诸葛亮一样赏罚严明，不避自身。

但同时，曹操把军权全部掌握在曹姓、夏侯姓亲党手中，汉献帝的宿卫兵士也全由曹氏亲党统帅，对汉献帝形同拘禁。后期为了进位魏公、魏王，将有反对之意的荀彧、崔琰等名士迫害至死，就与诸葛亮大异其趣了。

曹操虽有雄才，却残忍好杀，他的很多作为树立了不少仇家，害怕失权后被清算，所以必须把权位传给子孙，必须进行谋朝篡位的准备。诸葛亮则用法均平，人格伟岸，让人心服口服，不怕被清算，可以做他的经典宰相。

因为曹操的这种心术，其子孙曹丕、曹睿当皇帝以后，大力加强皇权，削弱宰相的权力。这只能引起大臣和宰相的不满，引发新的一轮司马氏的权臣当政。

东吴的君相制度，也呈现得跟诸葛亮类似。孙策临死时，也对张昭说过类似于刘备托孤的话，“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孙权少年即位，权威不足，长期将军政全权委任给张昭、周瑜等名臣良将。到孙权建年号后，为了得到江东大族的支持，任命江东大族顾雍、陆逊为丞相。

表面上看，东吴的丞相权力也达到了诸葛亮的水平，孙权在很多事情上都派秘书去问丞相顾雍是否可行，根据顾雍是否留饭来判断事情是否可行，甚至还把印信留在丞相陆逊处，给诸葛亮的文书有不妥的地方就让陆逊改了直接盖章送过去。

随着孙权年岁渐长，威望渐增，他也不甘寂寞，开始不断制造事端，打击江东士族，最终利用废立太子的二宫之争，将江东大族或杀或流，赶出朝堂，把权力集中到自己和孙氏宗亲的手上。孙权死后，孙氏亲族孙峻、孙綝等成为宰相，东吴的朝政沦为宫斗，孙氏宗族进入了无休止的自相残杀。

三国政权（包含政权的奠基阶段）的黄金时代，都曾不同程度出现过经典的君相体制，皇帝和宰相的职能不相混淆，相辅相成，各得其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期，扫灭包括袁绍在内的诸多强敌，统一北方；蜀汉诸葛亮当政时，政通人和，国力最弱的蜀汉竟能连年猛攻曹魏，而且颇有战果；孙权以一缺乏根基的地方土豪，却能够击败曹操、刘备，虎踞江东。

但是，这种经典的君相制度，只有蜀汉坚持得最久。蜀汉既没有以臣犯君、谋朝篡位，也没有君要臣死、兔死狗烹，故虽然国小力弱，其政治却较晚才开始混乱。

这一切，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的深谋远虑和身后遗泽，也不能不说经典的君相体制，其设计思路确实有其可取性，在理想状况下可以发挥很积极的作用。

诸葛亮雄心万丈，试图复兴经典的君相体制，带领大一统王朝走出死局，绝不能容忍人亡政息。他生前未雨绸缪，进行了若干安排，以保证死后这种体制还能运转下去。但是，他的安排真的能够长久吗？

无能如刘禅也有汉武帝的心

诸葛亮生前为了体制能够长久，悉心培养了一批人才，临终时指定由蒋琬接替自己执政，蒋琬临终又有意让费祎接替自己的职位，后主刘禅一一听从。蒋琬、费祎经常统兵在外，不在朝堂，国政方面，刘禅也都先咨询他们，然后施行。可以说，蒋琬和费祎延续了诸葛亮时期的经典君相体制。

更重要的一个人是董允。诸葛亮觉得刘禅年纪尚轻，有时候可能难以分辨是非，为免刘禅被宦官误导，特别挑选费祎、董允等有识之士担任侍中、侍郎等宫中官职，掌管宫中之事。

后来费祎被调去主管外交，对刘禅的规劝和教育工作由董允一人掌管，刘禅想扩充后宫、想重用宦官黄皓，都被董允阻止。蒋琬主政时，费祎担任尚书令，在宫中给蒋琬支持；费祎主政后，董允又兼任尚书令，在宫中给费祎支持，真正实现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大臣当政，皇帝垂拱。

刘禅自己对这个局面满意吗？答案是否定的。刘禅年轻时面对一群老臣，他可能还乐得不操心，少打交道。但随着年岁渐长，身为皇帝却不能一言九鼎，他回想大汉的孝武皇帝、光武皇帝何等威风，又怎么可能没有想法。

诸葛亮一死，刘禅就开始对经典的君相体制动手，他拒绝为诸葛亮立庙，以免宰相形象被神化。他实在挡不住群臣压力，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沔阳为诸葛亮立庙，但坚决不在成都立庙。

同时，刘禅不再设立地位崇高的丞相一职，而是将行政大权分割为两部分，让蒋琬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担任尚书令；蒋琬病重，又让费祎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董允担任尚书令，还让姜维跟费祎共录尚书事以分其权。刘禅还在一段时间内不让蒋琬、费祎开府自选属官，削弱他们对朝政的控制力。

刘禅试图通过对尚书令的控制，来削弱相权，但费祎、董允都是诸葛亮路线的拥护者，没有因此成为刘禅手中之刀，诸葛亮苦心孤诣建立的体制依然得以保全。

但是，转机总会到来。246年，董允病故，数年后，费祎看好的陈祗接任侍中，后来又担任尚书令。陈祗没有延续费祎的做法，反而谄事刘禅，纵容黄皓，成为皇权的奴仆。刘禅得以染指实权，因此对陈祗深为感激。陈祗死后，刘禅痛哭流涕，对陈祗的感情甚至超过诸葛亮。

253年，费祎被魏国降将郭修刺杀，刘禅让姜维接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姜维身为降将，在政坛没有根基，而且也不长于政务。尚书令陈祗通过支持姜维北伐，换取了姜维对政治的放手，政治大权从宰相、三公那里转移到尚书令手上。担任尚书令的人不再是骨鲠之士，一味迎合皇帝，蜀汉皇权大涨，经典的君相体制荡然无存。此时，距离蜀汉亡国已不到十年。

刘禅权威大振以后，对董允恨得咬牙切齿，认为自己以前听他的话简直是自轻自贱。皇帝的代言人——宦官黄皓则开始弄权，党同伐异，作威作福，搞得朝堂乌烟瘴气，蜀汉政治开始急剧腐败。连名义上的宰相姜维也被黄皓逼得远走沓中屯田避祸，在曹魏大举攻蜀时回援不及，丢失汉中，是蜀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刘禅是历史上有名的暗弱之主，尚不能甘心于虚君之位，中才以上之主可想而知。诸葛亮“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不愧为一代之伟器，但其呕心沥血重建经典君相体制的努力，也只能在死后维持一代人的规模而已。

可见，这种经典的君相体制，从设计伊始就对君臣的要求都太高，大部分时候其实是空中楼阁，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君主专制制度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即不断地趋向更加专制。

经历两晋南北朝的乱世，到唐代，宰相之权被分割为中书、尚书、门下三块，宋代又将军权分给枢密院，明代索性废除宰相，只以大学士为顾问，宰相对皇帝的制衡越来越弱。虽然也偶有唐太宗与魏征、宋真宗与王旦、明穆宗与高拱这类黄金搭档，再现了部分的经典君相体制，但从大势上来说，经典君相体制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和消亡。

后来的皇帝不但是权威来源，也成了现实政治难以避免的存在，而且在大多数时候发挥的都是消极作用，越来越成为理性行政的阻碍。近代以后，只有当权威来源从皇权转变为民权，理性行政才能减少损耗，畅通无阻。

再回顾刘备托孤。刘备背后有一个荆州集团，称帝时间不久，在集团中的合法性积累不足，刘禅又还不到二十岁，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个不慎就会导致整个集团分崩离析，刘家的下场会非常不妙。他从一个汉武帝式的皇帝的视角着眼，认为必要时宁愿让诸葛亮以皇帝的名分掌握实权，应对危局，给刘家留一条活路。

诸葛亮亦非一味的愚忠，而是从经典的君相体制中得到灵感，他不打算重新积累合法性，而是想凭借刘备已经积累的合法性来统治蜀汉，掌握实权，应对危局。并且凭一己之力，将大一统帝国带出死局和泥潭。

君臣二人间，想必有史书未曾记录的另一番密语。最终，刘备理解了诸葛亮的意思，命令刘禅父事诸葛亮，诸葛亮也得以大展拳脚，重建了理想中的制度，刘备与诸葛亮不愧为千古君臣相知的典范。但是，制度本身的缺陷让诸葛亮最终回天无力，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益发显示出无穷无尽的悲剧意蕴。

□  编辑  陈祥   □ 美编  盖奕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