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强和三民书局

一个大时代青年的文化梦：刘振强和三民书局

特约撰稿/ 霍安治 

1950年代的台北重庆南路“书店街”，是上海商人的天下。来自“四马路”的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与中华书局鼎足而三，书店同行大多数讲上海话。

21岁的广东流亡青年刘振强，1953年与两个朋友勇闯书店行。“三个小民”合资开办三民书局，只是本钱太小，挤不进重庆南路，只好在书店街旁的衡阳路与几家书店文具店共挤一个店面，租下店面里间的一面墙书架。马路上的过往行人根本看不到这家小书店，寒酸至极。

刘振强目光长远而精确，发展战略出奇致胜，迅速打响名号。“三民”8年后挤入重庆南路，跻身书店街一强，两位合伙人已经退出。1990年代读者结构变化，书店营收一落千丈，大批老牌书局熄灯退出书店街；三民却长盛不衰，门庭若市，雄距至今六十四载，堪称重庆南路上最成功的书局。

刘振强是经历颠沛流离的大时代青年，手里虽握着算盘，心中却有“礼失求诸野”的浩然雄心。1967年，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书店街得到重译中国经典古籍的官方大订单。但大订单只发给商务印书馆等老牌书局，三民书局难以分润。然而，刘振强居然投入三民书局的全部资产，投入好古敏求的国学古籍出版。

50年后，拿官方大订单的商务印书馆已退出重庆南路，自掏腰包的三民将国学出版办得欣欣向荣。“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与商务印书馆携手合作之《古籍今注今译》丛书，只出版29种古籍。而三民书局自负盈亏的《古籍今注新译》已出版323种，由基本的四书五经出到冷门的徐渭集，洋洋大观，使中华文化在台湾生根茁壮，进而跨越海峡，走向世界。今日中国人无论来自何方，若一时兴起想读部古籍，肯定不会忘记蓝色封面的三民书局“蓝皮书”。

最会做生意的书局

1955年，局促于里间一面墙书架的三民书局大胆迈步，自行投资出书。出版业公认教科书是最赚钱的，但当时各级学校的教材由当局统一制定，订单分配给重庆南路上几家头面大书局，三民之类的小书局是沾不上的。

刘振强另辟蹊径，瞄准大专（高校）教科书，积极邀约学者出书。大学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教授自己编教材，学生手抄笔记，能有份油印讲义已经很突出了。若邀请教授出书，并将书价降到学生能负担的价位，每年在课堂里抄笔记的学生就是固定的基本客源，一位在多所学校兼课的名教授，每年至少有数百学生得买他写的书，出版社即使不能大赚，也不会赔钱。

选领域更是绝妙。早年台湾的大专学校偏重理工，刘振强却瞄准法律与行政科系用书。1950年代只有台湾大学与台湾省地方行政专校有法律与行政系所，相关科系学生市场有限。但蒋介石在台厉行公职人员考试任用制度，而公务员考试用书则以法律行政类为大宗，普考、高考、普检、高检各种考试无分专业，均以“法学绪论”与“宪法”为必考的“普通科目”。

眼光寻常的书局只知道出版题库让考生死记硬背，刘振强则邀约台大与行政专校的教授写出体系完整的教科书。这些教授本人就是公职考试的命题者，不但学生得买他们的著作，考生更是必读。刘振强刻意保持低廉书价，三民书局业务骤然火热。“当时重庆南路和衡阳街，已经有大大小小许多书店，然而，印象中，似乎只有三民书局是针对当时（公职考试）的需要，而推出一大批有用的参考书。”1950年代准备考公职、未来的史学家许倬云回忆道。

教授架子大，邀请出书并不容易，但刘振强的邀稿手腕出神入化。他精心调查各领域的顶尖学者，锁定目标，登门劝说。出书无非为了挣版税，书店街的上海商人是斤斤计较的，刘振强的手笔豪阔大气。作家彭歌回忆：“刘先生和人一见如故，十分钟就讲定一部书稿的合约，当场签赠支票，有的书三年五年未必交得了卷，可是，你看他那份豪气，好像中央银行就装在他的口袋里。其实，老朋友了解，他送上的支票（更早年头干脆就是一包钞票），可能是当时全部的财产。”在三民出版《修辞学》的黄庆萱回忆道，他原本期待的版税是20万，但刘振强支票开来却是130万，此外每年春节还要登门拜年，“常二万、五万地留下红包来”。

稿酬只是破题，教授面皮薄，邀稿遇问题时必需看破钱财，而刘振强的豁达是一绝。许多教授爱拖稿，收下预付定金，拖上三年两载是常事。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在1996年收下600美元定金写《文字学》，一拖20年，刘振强居然从不催稿，见面照样谈笑风生，绝无芥蒂。貌似吃亏，却在封闭的象牙塔中赢得人心，声名口耳相传，教授若要出书，三民刘董是最佳选择。

有如此手笔与心胸，刘振强在起步之初就邀到重量级作者。1956年，三民书局出版台湾省地方行政专校校长左潞生的《行政学》，这是公职考生必读之作，三民自此站稳脚步。刘振强不炫惑于名气，大牌权威之外，他悉心邀请一批默默无闻却实力坚强的教授写书。

左潞生出书的同一年，行政专校教授郑玉波受刘振强之邀出版《法律学概论》，郑玉波虽然没名气，却一肚子过硬学问，更有将学问写成好书的本领。早年的法律教科书述理艰深，文字晦涩，遣词用句更多日文风味，读之懵然。郑玉波的作品理路通顺，行文深入浅出，内容严谨扎实，大获读者欢迎。此后，他于三民连出九本书，本本都是考生必读经典。其《民法概要》至今修订14版、《民法总则》修订11版、《民法物权》修订18版、《法学绪论》更于2016年修订至22版，长销六十载，畅销百万册。郑玉波晚年谈起出书经历，深感刘振强是他的贵人。出版社与作者双赢，诚为文坛佳话。

刘振强细心经营下，公职考生必读的名家著作尽入三民网罗之中。即使不在三民出书，也必由三民代理经销：“宪法”看萨孟武与邹文海，“行政学”看张金鉴与张润书，“行政法”看管欧与林纪东，“民法”总则债编物权看郑玉波与王泽鉴的系列套书，亲属继承看陈棋炎，“民事诉讼法”看杨建华与王甲乙，“刑法”总则各论看蔡墩铭与林山田，“刑事诉讼法”看蔡墩铭与朱石炎，“商事法”与“公司法”看梁宇贤，“法条”大全则看陶百川的《最新六法全书》。

站稳了法政教科书的霸主地位，三民书局继续向文科的各领域发展，由文史哲、经济财政到企业管理各科系的学生，都得到三民买书。长销畅销的百万佳作为三民书局带来滚滚巨利，但刘振强也愿意出版滞销书。他说：“书店最好能做到像图书馆一样，力求书种齐全，不分冷门热门。”早年的三民书局特意搜罗市面上难得一见的绝版书上架，打响了三民书局藏书齐全的招牌。

三民本身也以“沧海丛刊”与“三民文库”之名，斥资出版不少注定滞销的小众作品。钱穆、萨孟武、陶百川、方东美、毛子美、谢冰莹、唐君毅、牟宗三、琦君、余光中……三民荟萃60余年来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晶。

重庆南路本店空间有限，刘振强另建复兴北路新大楼，展售图书多达20万种，其中三民自行出版图书多达1万余种。图书馆式的藏书，让三民书局站稳校园用书的至尊地位。大学生要找书，必然首选三民书局。

自掏腰包推动中华文化

1966年，台湾当局积极筹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刘振强同时发动个人的文化复兴伟业。1966年，三民书局出版谢冰莹等编注的《新译四书读本》，广受好评，刘振强乘胜追击，推出《新译古文观止》《新译唐诗三百首》《新译千家诗》。本本既畅销又长销，尤其是《新译古文观止》，台湾文科学生几乎人手一册，至今畅销不衰，50年来销量应数以百万计。

《古文观止》与唐诗宋词是各大书局经常出版的基本古籍，独有三民书局能卖成火热的百万畅销书，成功之妙来自刘振强的个人阅历。他是失学的流亡学生，一肚子学问自修而来，最了解自修读者的需求。三民出版古籍的宗旨在供“学生与社会大众自修之用”，而非象牙塔中少数菁英自得其乐，特别接地气。他邀请编稿的学者并非大师，而是实际在大学中任教的青年教授。青年教授默默无闻，愿意下苦功夫，将版本校勘、断句、标点与注释考究到无懈可击，又有实际教学经验，白话全文翻译与文章分析才能通俗易懂。更难得的是，刘振强在艰涩的文言文原文旁加上注音符号，读书能朗朗读出全文，就有盎然兴味，为中文系以外的社会大众大开阅读古籍之门。

1960年代没有电脑排版，印书使用铅字印刷，加注音并不容易，全台湾只有给小学生看的注音报纸《国语日报》能在文字旁印出注音符号。刘振强不恤成本，委请国语日报社代印，果然畅销，打响《古籍今注新译》丛书的名号。与三民相比，同时期商务印书馆由官方扶助的《古籍今注今译》丛书，虽然译注认真，却几乎不标读音。一般读者展卷读商务出版的《左传》，读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一句话连碰两个读不出来的难字，阅读兴趣已然烟消云散，隐公第1卷都读不完。但若读三民的注音符号版本，31卷读来是轻松惬意的。

初奏凯歌的刘振强，被心中浩壮澎湃的使命感冲昏了头脑。他忆起年轻自学时缺一本好字典的困扰，竟于1971年斥资编起《大辞典》。三民编辞典，绝不粗制滥造，刘振强动用庞大人力钻入《四库全书》与《百部丛书集成》之万卷书海细细详考，派人到各图书馆搜集珍稀书籍，又动用100余名来自各种系所的教授担任撰写词条重任。

刘振强

台湾三民书局重庆南路本店。

一般编辞典，能做到《四库全书》细翻几遍，已经是猗欤休哉，刘振强却挑剔起印刷用的字体。当时台湾各印刷厂的铜模购自日本，许多字沿习日式汉字的简化缺陷。刘振强感慨“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一套字”，竟按照当局公布的“标准字体”重新造字，重金委请铜模厂雕刻铜模，交给印刷厂铸字排版，灌铸铅字用的铅条总重高达70吨，必需增建库房才能存放。20年间整个台湾印刷行无人敢做的大投资，刘振强居然为了编一部辞典而越俎代庖。

台湾的印刷厂有油墨浓淡略不匀称的小瑕疪，刘振强不惜成本，将稿件送到日本印制。一套三民《大辞典》费时14年，耗资新台币1.6亿，几乎拖垮三民书局。刘振强回忆道：“为了编纂《大辞典》，几乎花光了三民的所有经费，可说是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三民的营运也不得不放缓了许久。多年之后，才又重新恢复元气。”

破产边缘，日本人送来诱惑大礼。担任《大辞典》印刷工作的“大日本印刷厂”，原本以为在台湾编写的《大辞典》必是拼凑杂抄的二流货色，样版一到，内容之详审充实却震动了日本汉学界，印刷厂兴起附骥之心，合同中原约定印刷厂不得署名，厂方提出，只要能印上印刷者为“大日本印刷厂”，费用优待10%。

对于处于破产边缘的三民书局而言，10%是救命现金，刘振强却断然回绝，中国人的大辞典容不下“大日本”三字。1985年，三民《大辞典》上市。寻常书籍只列印刷厂一栏，《大辞典》却详列三栏：“铜模雕刻”华文印刷器材公司，“铸字排版”中台印刷厂，“印刷者”则是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0年代，电脑排版兴起，刘振强重金打造的铜模铅字顿成废物。但他就是看不惯日式“既不标准，又不美观的字体”，便雇用80名美工人员，费时十余年，造出明体、黑体、楷体、长仿宋、方仿宋与小篆等六套字体。每套字体超过7万字，字字以重写十余遍的诚意反复斟酌，常用字、次常用字、罕用字、异体字与简体字齐全。造字之余，又费时20余年设计电脑中文排版软件。今日三民出版的书籍，使用自己造的字体，以自己设计的排版软件编排。

三民只是一家私营书局，没有官方的资金挹注，自行制造的庞大字库与排版系统只能自己使用。《古籍今注新译》却因此精益求精，古籍越出越多，冷门如《申鉴》《燕丹子》等僻典也投资译注，洋洋323册，规模超过今日台湾任何官方立项的国学丛书项目。

鲁儒之风

刘振强在《刊印古籍今注新译丛书缘起》中抒发衷怀：“本局自草创以来，即怀着注译传统重要典籍的理想，由第一部的四书做起，希望藉由文字障碍的扫除，帮助有心的读者，打开禁锢于古老话语中的丰沛宝藏。我们工作的原则是‘兼取诸家，直注明解’。一方面熔铸众说，择善而从；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达到学术普及化的要求。”

今日海峡两岸最庞大而普及的国学丛书文库，来自一个失学流亡学生的文化梦。

秦灭六国，坑儒士，焚古典，但鲁儒仍矢志不移。司马迁感慨道：“及高皇帝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

2017年1月，86岁的刘振强悄然辞世，遗嘱不办追思仪式，也没有褒扬荣典。在今日的台湾，自筹资金倡导中华文化的志士并不吃香。然而，三民书局门口由书画家溥心畬题写的局名依旧，《古籍今注新译》系列于2017年继续出版《新译聪训斋语》《新译围炉夜话》《新译浮生六记》等新书。书局里购书人潮依然拥挤，莘莘学子仍然需要配有注音符号的《古文观止》，刘振强种下的中华文化复兴种籽，依然在重庆南路一角开枝散叶。

办书局的最高境界，就是那“为往圣继绝学”的豪情。

□  供图  霍安治  □  编辑  陈祥   □ 美编  盖奕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