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史学家、农业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和其他殖民地史学家使用的殖民地时代的账本和遗产清单，固然是判断当时人卷入市场经济的程度的重要史料，但一来这些史料有限，二来这些史料上所反映出的殖民地人在经济上的往来有些可能确实是梅里尔所列举的非商品交换，即与市场无关的个人之间的交换，它体现的是一个社区内邻里、亲戚、朋友彼此之间的依赖和相互之间的帮助。因此，美国法律史学家德博拉·罗森认为，法院的记录才是有关殖民地人卷入市场经济的更为准确的史料。^【71】当人们为了债务而诉诸公堂时，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社区内个人之间感情和信任的色彩，不再具有“礼品”的含义，而变成了只讲经济得失的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所以，债务诉讼的增加往往比其他数据更为准确地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扩大。不仅如此，布鲁斯·H. 曼对殖民地时代康涅狄格的研究还表明，债务诉讼本身经历了一个从以账面债务为主到以票证债务为主的发展过程。^【72】这种变化同样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扩大。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说的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即社区和经济的分离。这就是说，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往来不再和社区内个人之间的血缘、亲近、感情、信任等有密切的关系，也不再限于社区内部。^【73】与此相关联，法律在处理人们之间的诉讼纠纷时也不能仅仅着眼于个别社区内人与人的具体关系，而必须具有超出社区的更为广泛的适用性或者说一般性。于是，“法律和社区分道扬镳了，因为法律变得更具一般性，而社区变得更具个别性”。^【74】这就是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具体表现为陪审团作用的弱化、事实性答辩向法律性答辩的转变、普通法令状制度的逐步健全、专业律师队伍的出现和扩大，以及仲裁这种在社区内解决争端的非正式形式的正规化或边缘化。

英属北美殖民地债务案件的增加始于18世纪上半期，即彼得·查尔斯·霍弗所说的“第一次诉讼爆发”。当时法院案件数量上升之快甚至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75】据彼得·E. 拉塞尔统计，马萨诸塞高等法院作出判决的案件从1700年的108件猛增到了1750年的1069件，后者几乎是前者的十倍，而同一时期，殖民地人口仅增加了两倍多。^【76】这些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仅占几个百分点。戴维·格雷森·艾伦的研究也发现，马萨诸塞的米德尔塞克斯县1740年代的民事案件是1700年代的十倍。^【77】更为重要的是，拉塞尔对18世纪上半叶马萨诸塞主要涉及商业纠纷的“间接侵害之诉”（trespass on the case）和主要涉及土地所有权的“侵害之诉”／“收回土地之诉”（trespass/ejectment）的案件数量之比也做了统计。他发现诉讼争端的重心正在逐渐从土地所有权转向债务和商业交易。根据拉塞尔的统计，“间接侵害之诉”的案件数量在1720年以前是土地所有权案件的两倍，到1720年代二者数量大体相等，此后“间接侵害之诉”案件则在数量上大幅度领先。“间接侵害之诉”包括的范围相当广，商业性案件在其中占的比例有多大呢？拉塞尔对马萨诸塞五个县所做的统计分析表明，商业性案件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平均为68.9％，在布里斯托尔则高达88.9％。商业案件之所以在萨福克、埃塞克斯和布里斯托尔这几个县比较多，是因为它们有波士顿、塞勒姆等港口或者靠近普罗维登斯与纽波特这些商贸集中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米德塞克斯和普利茅斯县，它们是商业和农业并重的地区。尽管担保债券、期票、汇票、盖章合同在那里的使用不如在波士顿或塞勒姆那样习以为常，但马萨诸塞中部和南部的农场主和村夫们也有不少人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这些商业票证，甚至包括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工。例如，1750年普利茅斯巡回法庭受理的特恩弗诉林赛案涉及的就是一个劳工与他人之间用期票作担保的贷款纠纷。因此，拉塞尔得出结论：马萨诸塞的“经济包含农业和商业部门。这就其本身而言当然没有什么令人奇怪的。值得注意的是农作地区商业活动的数量和世纪中期埃塞克斯及布里斯托尔居民愈来愈注重通过贸易和信贷机制来安排他们的经济生活的趋势”。^【78】

罗森对中部殖民地纽约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民事案件在18世纪上半叶剧增，而且主要是债务案件。纽约市市长法庭的民事诉讼率在1698年为每百人0.97个讼案，到1749年上升到每百人1.88个讼案，增加了107％。在1676—1700年间，每年平均只有45件民事讼案，到1756年时每年平均民事讼案高达207件。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诉讼率也在剧增，而且增加得更快。达奇斯县民事法庭的讼案自1730年后逐渐增加，到1753年达到一个高峰。诉讼率从1731年的每百人0.35个讼案上升到1756年的每百人1.23个讼案，增加250％。就当时这个殖民地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来看，整个纽约地区的诉讼率从1690年代的每百人0.19个讼案增加到了1750年代的每百人0.35个讼案，增长84％。实际案件数从1694—1696年的平均每年28起增加到了1754—1756年的平均每年342起。由于当时纽约法院的审判记录一般没有系统地标明诉讼形式，因此难以对整个殖民地讼案类型进行准确的统计分类。不过，里士满县民事法院的审判记录比较独特，它标明了诉讼形式，从而使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县的统计数字对整个殖民地法院的诉讼类别比例有个大致的了解。罗森的计算表明，里士满县的讼案中有86％与债务有关。考虑到纽约市的这个比例会更高，她估计在1747年到美国革命之间应该达到了90％左右。因此，罗森认为：“诉讼率的增加主要反映了与债务有关的讼案的增加。”^【79】

至于南部殖民地是否也可以从债务讼案的增加看出市场经济的扩张，目前尚无学者可以提供如拉塞尔和罗森所整理出的较为系统的统计数据。不过，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在1732年通过了一项新的立法，目的就是要解决债务关系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该法指出了债务讼案增加的事实和种植园主一商人普遍依靠信贷将货物交付代销商出售的现象。由于这类交易除了买卖双方外无人知情，致使债务纠纷常常在有无立约和如何证明上争执不下。为此，新法律规定种植园主一商人和店主可以向法院提供自己的账本作为合法证据，被告亦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表示异议。^【80】显然，债务讼案由于市场经济的扩张而增加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不仅出现在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而且在南部也一样不乏其例。

在债务诉讼增加的同时，这类讼案的性质也在发生意义重大的变化，即从主要涉及账面债务转变为主要涉及票证债务。布鲁斯·H. 曼对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康涅狄格几个县的法院记录所做的出色研究表明，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债务关系从社区内的个人关系转变为超越社区的市场经济中的非个人关系，而且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法律是如何从传统的社区关系中走出来，变得愈来愈具有适用于整个社会的一般性特点。根据曼的统计，哈特福德县法院受理的涉及账面债务的讼案在1700年占所有债务案件的82.9％，到1750年下降到17％；而涉及债券和票据等票证的讼案在所有债务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则从1700年的17.2％上升到82.9％。^【81】罗森对纽约地区的研究虽然没有像曼一样对票证债务的增加作出统计，但她列举了从1730年代到1760年代的报纸广告、讼案、书信备查簿中找到的有关书面票证可以转让和进入流通以支付债务的种种证据。^【82】可以说，殖民地债务在18世纪上半叶从以账面债务为主向以票证债务为主的转变，同样不是某个殖民地才有的孤立的现象。

所谓账面债务就是债权人在自己的账本上记下的债务人欠下的债务，除此以外并无任何书面证据。账面债务一般来说没有数量和时间上的限制，除非双方另有约定，而且也没有利息可言。由于账面债务是在债务人没有明确承担偿还义务的情况下债权人自愿贷出的款项，这种债务关系显然是建立在信任之上。有关双方彼此熟悉，或者是生活在同一个社区里的邻居或朋友，或者同为一个地理上彼此分开但生意上休戚相关的商人社区的成员。总之，账面债务大都是社区内的往来。1700年在哈特福德县法院为账面债务进行的起诉有90％是发生在这个县的居民之间，有60％是发生在同一个镇的居民之间。^【83】当社区成员之间发生债务纠纷时，他们之间的纠纷不会仅仅限于他们作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他们之间的多重社会关系，例如邻居、亲戚、教会会友、当地民兵中的战友、追求同一个寡妇的对手或者子女斗殴的家长等等。人类学家的研究发现，法院处理这种社区成员间影响他们多重社会关系的讼案所采取的方式，与处理除了债务关系以外其他方面行同路人的单一性纠纷时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法院在取证时比较注意涉及到诉讼双方多重关系的范围广泛的证据，而不强调证据和诉讼纠纷本身的直接相关性。另外，由于诉讼双方还要在社区里继续相处下去，而不会如陌生人那样在讼案结束后老死不相往来，法院还比较倾向于和解或者让法律行动成为给社区减压的手段。^【84】

在1713年纽黑文县法院受理的盖伊诉柯克姆案中，商人约翰·盖伊指控前仆人玛丽·柯克姆账面负债5英镑11先令4便士。法院要盖伊出示其账本作为证据，并传召三个证人宣誓作证。然而，盖伊的账本作为与债务直接有关的主要证物并未起决定性作用，它只是在法庭上讨论债权人和债务人多种往来的一个起点。陪审团在第一轮审判中裁定柯克姆胜诉，确认她已付给盖伊5英镑，并无未付债务可言。诉讼双方、法官和陪审团在判定柯克姆是否负债时考虑的证据，大都与债务没有直接的关联，例如柯克姆何时与盖伊签约为仆，工资协定如何，她是否恪尽职守等等。^【85】正是由于法院不把账面债务纠纷看成是一个只涉及债务的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视其为有关双方多重交往关系的反映，所以它把每一个债务纠纷都当作是个别性的独特案例处理，需要有关双方把他们认为有关的事实证据全部呈报后才能作出裁决，而不倾向于凭借一般性的法律原则对债务纠纷本身就事论事地进行审理。这就是说，债务纠纷的法律问题要放到更大的社会关系的框架结构中去处理。事实上，法院让债务双方利用诉讼把所有的积怨都和盘托出，是在发挥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即为社区冲突减压。像1714年托马斯·希契科克和汉纳·希契科克对他们的姻亲雅各布·鲁宾逊提出的债务控告就是如此，法院的判决并没有解决他们之间长期累积的种种矛盾，但是却使他们有了个一吐为快的机会。^【86】显然，17世纪初的法院在大量账面债务诉讼中关注的主要还是社区的利益和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在票证债务占据上风后终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书面票证债务——条件债券、义务票据、期票——是和账面债务不同的债务。这些票证是由债务人自己签字的正式票据，明确承诺一经要求或在一定的日期向债权人支付一定数目的欠款。这些票证在英国早已有之。殖民地时代的康涅狄格人在18世纪之前也不是对这些票证一无所知，然而他们直到18世纪初都很少使用书面票证，而是依靠账本和口头承诺作为相互之间金融往来的基础。直至1710年代和1720年代，书面票证的使用才愈来愈多，致使债务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上述三种票证中又以期票从1730年代开始几乎独领风骚。这些变化是世纪之交康涅狄格人口压力下的耕作专门化推动了农业向商业化方向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和1709年以后纸币的发行以及商业经济的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现金使用的增加并未能使农场主摆脱债务，据理查德·布什曼统计，康涅狄格法院受理的债务案件在18世纪头30年增加了19倍，九倍于人口的增长率。^【87】人们还发现，就在愈来愈多的纸币取代商品货币的同时，愈来愈多的票证债务也使账面债务的地位一落千丈。

票证债务受人欢迎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确定性。只要票证本身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要求，债务人届时付款的法律责任就不需要账面债务诉讼所需要的其他种种证据就能得到保证。债务人可以用来答辩的理由只有很少几个：票证并非他开出的契据或者被改动了，签名是假的，他已经履行了条件规定的义务或者已经付款。不仅如此，这些理由都是技术性的，不涉及社区里的多重人际关系。所以，书面票证使得债务人除了履行自己签署的承诺以外，没有多少其他的选择，从而具有比账面债务大得多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也就是诉讼结果的可预测性。由于法律诉讼程序将有关证据的范围限制在票证本身，债务人签署的一纸票证几乎就可以决定诉讼的结果。1711年，恩菲尔德的纳撒尼尔·柯林斯在控告他的债务人时便对他的律师写道：“不需要坚持要任何更多的东西，因为票据就是转折点。”^【88】到1725年，康涅狄格殖民地议会禁止就县法院仅仅因涉及债券、票据、期票的支付进行的初审展开复审或提起上诉。它认为对凭其形式上的特性就可以作出裁决的票证没有进行实质性复审的必要。相比之下，账面债务则可以被诉诸一系列复审和上诉，不管什么证据都被视为与案件有关，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准则。因此，书面票证债务诉讼在程序上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把诉讼锁定在票证本身，而且对上诉也加以限制，结果使这类诉讼走向了同一化，赋予了它们统一的、可以预测的法律特点。这正是当时日益扩大的商业活动所迫切需要的理性的法律程序。^【89】

票证债务还有不同于账面债务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具有可转让性。这就是说，债权人可以在票证上签名（背书）将它转让给第三者，使第三者有权向债务人收取票证上载明的应付债款。票证转让的结果常常使得债务人要面对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新的债权人，即接受票证转让的第三者，从而使债务关系非个人化了，也就是说不再像账面债务那样涉及邻居、朋友、亲戚等社区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或者说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关系。当书面票证在1710年代第一次大量出现时，大约三分之二的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是来自不同的乡镇。这种地理上的距离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用美国学者曼的话来说，“书面信贷义务是愈来愈商业化的经济的工具。它们帮助市场关系侵入了以前由惯例、社区标准和传统权威所左右的社会生活。书面票证和作为私人信贷票证的公共变种的纸币一起，迫使人们不仅像他们一贯以来用金钱进行计算，而且要用金钱来打交道”。^【90】这就是从账面债务走向票证债务所反映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正是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殖民地法律出现了早期现代化的趋势，以适应这种市场关系进入社会生活所引起的变化。当然，法律的早期现代化反过来又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