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

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此为一显而易见之事实。此时刻将持续一代人或半个世纪，在此期间，中国和世界都将经历一次大转型。

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对此尚未做好准备。中国和世界都将因此面临巨大风险。反身求诸己，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和丰富政治智慧的新兴大国，主动权在中国手里。唯有透过内修文德，中国文化之复兴也即“新生转进”，中国才有意愿、也才有能力见义而勇为外平天下，担承自己的世界历史责任。

在十六世纪之前，没有世界。地球上存在着若干大体相互隔绝——至少没有深度交往——的文明体，华夏—中国自成一体。最为可观的是，至少从尧舜时代始，华夏—中国就一直保持着文明的连续性。今日国人仍托命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大道，虽然极不自觉。

十五世纪的大航海开创了“世界”之历史。需特别指出者，其中包括郑和之下南洋、西洋。由此，相互分割的文明体之间开始深度交往，涉及贸易、宗教、军事、教育、生活方式等文明之所有领域。

这样的世界自有其秩序，即“世界秩序”。它是被创造的。创造秩序的是多个文明或政治共同体，其中位于欧洲的若干政治共同体最早呈现为现代“国民—民族国家”（nation-state）^[240]。也因此，其力量迅速增强，而轮替世界的领导权。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有某国家担任领导者，它缔造世界秩序。这个领导国家也负责维护秩序。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本文所说的某国之“历史时刻”。本文尤其关注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价值、运用自己的力量极大地影响、改变乃至塑造世界秩序构造之历史时刻。

一般认为，按照历史次序，葡萄牙在十六世纪，荷兰在十七世纪，英国在十八、十九世纪，美国在二十世纪分别担纲世界秩序之缔造者和领导者。西班牙、法国、德国、俄罗斯和苏联等国曾寻求世界领导者地位，然最终遭遇失败。

而从一开始，中国就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只不过，前后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精英群体具有不同的世界历史意识。中国之世界角色,及相应的中国人——当然主要是精英群体——的世界历史意识，可粗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积极初创世界阶段。

郑和出海之后，中国人大量移民南洋，与荷兰、英国等国殖民者相遇，而共同开发南洋。中国人也卷入大规模跨洋贸易，中国经济卷入全球分工与贸易体系。在观念领域，天主教传入中国，儒家等中国古典价值、理念又通过天主教教士传入欧洲，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思想产生过强大冲击。郑成功击退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也是英国取代荷兰之世界领导权的世界历史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换言之，在最初一百多年中，中国与西方国家共同创造世界，共同组成世界。东南沿海民众已生活在世界中，经由种种经济、文化活动，比如农作物新品种之引入和基督教之传播，这种世界性生活更波及内陆绝大部分居民。部分士大夫的天下理念已在扩展，从传统的大陆扩展及海洋。换言之，中国身处初步形成的世界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世界历史角色，精英群体也具有朦胧的世界历史意识。

十八世纪以后，中国的世界角色和精英的世界历史意识遭到两种形态的扭曲，而呈现为两个阶段。

第二阶段，疏离世界阶段。

清朝统治时代，中国卷入世界历史的过程遭遇压制。清政府严厉管制国际贸易。中国人创造世界的自发的历史过程，遭到权力的限制。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互动始终没有中断。世界被创造出来后，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就始终在世界中：中、欧贸易一直在进行，且规模相当庞大。只不过，由于清朝部族政权的戒备心，精英群体，也即掌握权力者和享有文化权威的儒家士大夫对于中国的世界角色缺乏自觉，由此导致中国在理念上、在制度上疏离于世界历史进程，此进程在这个时代加快了。无知和无准备导致整个精英群体在十九世纪中期与西方再度深度接触之后，不能不惊慌失措。

第三阶段，中国自觉地确定自己的世界地位。

十九世纪中期，清皇室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世界历史进程程的压制。此时，中国与西方间位势已有巨变。西方以炮舰逼迫、攻击中国，中国屡次战败。当然，战败本身并非什么新鲜事，中国在与戎狄之战中亦不乏败绩。但儒家士大夫没有因此特别焦虑，因为，华夏具有戎狄无法企及之“文德”，可从容地“修文德以来之”。文德就是文明。借助文德之力量，华夏政治共同体之生命力异乎寻常地强韧：华夏—中国也许在战场上失败，但其文德总会胜利，驯服夷狄，引导其加入华夏政治与文明共同体，使之成为华夏文明扩展之工具，比如清朝为中国巩固了对边疆的治权。

但这一次，情形完全不同。儒家士大夫发现，遥远的西方似有相当高级的文明，包括政体、法律、生活方式等。尤其是十九世纪末，欧洲掀起帝国主义狂潮，其背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甚嚣尘上，并传入中国。尤其是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效仿者——日本之崛起及打败中国，对儒家士大夫群体产生极大刺激。

敏锐的儒家士大夫群体迅速调整了心态，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中西关系观念。“修文德以来之”的天下观本身蕴涵着对外开放的倾向：本质上，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共同体；儒家向往的是文明本身，而不为种族、地域所局限。儒家士大夫一旦发现西方文明相当可取，乃毫不掩饰其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而主张学习西方。而在华夏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前，总是四裔羡慕和学习华夏文明。这种虚心学习的态度内在于儒家思想中，它是一种伟大的美德。

士大夫思考一个问题：西方何以具有力量？从闯入者身上，士大夫逐渐注意到，西方的力量来自于现代政治共同体之形态：国民—民族国家。欧美的国民—民族国家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因而具有战争、征服的力量。士大夫进而相信，这就是现代世界中唯一正当的基本政治与文明单位。而中国目前还不是，中国是“天下”。中国若欲保国、保种、保教，就必须把天下改造为国民—民族国家。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立足之地。

天下转换到国民国家，这是现代观念史上一个持续的议题。基于救亡图存意识，清末士大夫几乎没有多少悲情，就抛弃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天下结构：放弃了对越南、朝鲜、琉球等附庸国的保护责任。清末革命党人也曾按照国民—民族国家理念主张，中国可放弃蒙、藏、回等族聚居区。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士在二十年代以后仍一直在讨论，中国当从天下转化为国家。一直到今日，公共知识分子仍在重复这个议题：普通的国民—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应当追求的唯一正当角色定位。在历史叙事和现实政策讨论中，天下观念不具有正当性。中国必须适应“国际”社会，甘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民族国家，遵守国际游戏规则。中国不应当有任何其他想法，不应再抱持天下理念。

建立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的现代国家，以在一个国际的丛林世界中生存、发展，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精英群体普遍的世界历史意识。与西方的制度和力量相比，中国是落后的。为改变这种落后局面，中国须追赶现代的先驱——欧美。追赶西方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精英群体面对外部世界的基本心态，直至今日。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追赶的对象不同，追赶的方式不同。

也就是说，中国精英群体自觉地把中国置于世界，从而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之时，给中国所确定的世界历史角色大体是消极的。他们对自身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有效性、正当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们所努力的目标是让中国成为一个普通国家而已，中国必须谦卑地学习。

以何种姿态、心态学习西方？百年历史中有两种不同的进路，而形成两个传统：保守主义的世界历史意识和激进主义的世界历史意识，两者交错前行。

二十世纪上半期，主流精英心目中的中国现代转型理念，大体上是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由此而形成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连续而强大的保守—宪政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241]。保守主义者坚信：中国当建立现代国家，尤其是建立宪政制度。然而，现代国家的根基仍须为中国精神，也即一以贯之的道统。

此一传统虽不断遭遇激进主义的冲击，但连绵不绝。最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自有史以来最为深入地置身“国际”。此前大半个世纪，中国虽在世界之中，但多以被动姿态孤独地面对自己之外的邦国，中国是一个受害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世界的被创造者。这一次，中国却是主动的，成为世界历史的共同创造者。中国第一次介入“世界”大战，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一切都影响着世界的命运。而国力并不发达的中国人凭借其文明之坚韧，与美国、苏联等强国共同赢得了对世界性帝国主义的胜利。在此过程中，中国同时完成了两大伟业：立宪，1947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是清末以来大半个世纪宪政主义结成之正果；同时，中国成为世界四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初步确立了世界的共同领导者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日战争是本文所说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的开端。事实上，中国很快就卷入世界的分裂、也即东西方阵营的冲突之中——这也仍然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因此处于分治状态，但中国仍然在世界中。尽管如此，中国本身的文化与政治身份，因为政治上的分裂而出现严重混乱，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因此而暂时中断。

中国之世界角色与精英之世界历史意识之第四阶段，始于八十年代，以至于今日。中国的世界历史进程处在一种奇异的悖反状态：中国的客观的世界历史地位与中国精英群体的世界历史意识之间，出现了严重错位，由此导致中国和世界皆陷入困惑甚至混乱。

虽遭遇过诸多挫折，二十世纪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极大推进。尤其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物质性力量有极大增长——其原因，下文将会解释。用某些人士的说法，中国“震撼”了世界。此说或言过其实，但中国正在改变世界，确为一基本事实。

然而，对此历史性事实，外人与国人的看法大相径庭。

就主流而言，外人似乎更多看到中国的强大。“中国威胁论”之不时出现，对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之期许，“中美国”概念之出现，在在都表明，外人认识到，中国已与以前完全不同，而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世界性角色。中国注定了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至少是之一。整个世界，包括现在领导世界的大国，均须认真对待中国，不论以友善或敌意的方式。对几乎所有国家，以更为恰当的态度对待世界地位日渐上升之中国，已是最为重要的外交与战略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内部精英对中国的世界历史地位之看法，则有相当大的分歧。为理解这一点，需对精英群体中与上文已论及之保守主义的世界历史意识与并行的激进主义世界历史意识，略做梳理。

自十九世纪末，敏锐的儒家士大夫即致力于学习西方，以救亡图存。其目标是，中国成为国民—民族国家，并在丛林性质的国际体系中保住普通国家之地位。废除科举十年之后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则进而认为，中国其实已无资格做普通国家。具有道统意识的儒家士大夫学习欧美先进文明的谦卑，在落后的焦虑驱动下，在这些成长于移植自欧美的现代技术性教育体系的知识分子心中，迅速蜕变为文化的自卑。

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之有效性的怀疑日益严重而深刻，中国与世界被人为地分离了。世界在中国进入之前就已存在。因为，世界就是西方。西方从一开始就比中国先进，最起码，其文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比中国先进。至于中国，则一直在世界之外。中国是完全被动地被拖入现代世界，今日中国的唯一命运就是进入这个既定的世界，接受这个世界，并以外人为模板全盘重塑中国。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生存，才能变成现代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现代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要强大，在世界中生存，就必须去中国化。由此很自然地有了“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它贯穿于二十世纪，首先表现为思想运动、观念运动、文化运动；二十世纪中期，则呈现为全盘摧毁传统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以中国文明已经死亡、且不具有正当性或有效性为前提，旨在以外部的价值为指引，以外部的制度为蓝图，在纯粹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模仿建立文明。

当然，在不同时期，精英们所理解的外来文明之性质，可能完全不同。

有些精英信奉达尔文主义、物质主义。他们相信，西方之强大皆因其拥有坚船利炮。从哲学上说，他们是物质主义者；从政治上说，他们是现代“强权政治”的信奉者。这种观念本身来自欧洲：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包括集中权力，追求国家在物质力量上的强大，这是现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和政治传统。

这个传统中的精英主要是今日之官员、商人。他们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已有长足发展，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已可与西方平起平坐。面对西方，这些精英甚至有一定优越感。至少在最近几年，中国似乎更好地解决了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保持了社会稳定，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他们也承认，中国仍需学习西方，但是，中国不必过于谦卑地做西方的小学生了。中国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已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对世界描述“中国模式”“中国道路”。

另一方面，大多数精英，主要是具有现代自由主义价值信念的精英群体，则对中国的现状有更多的批评。他们普遍认为，中国虽有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并不均衡，财富分配不够公平，因而社会并不稳定。更重要的是，中国尚未建立健全的现代政治制度，如民主制、法治。权力未受有效约束，官员常滥用权力侵害民众权利、利益，官民之间存在相当普遍而严重的紧张、冲突。同时，内部制度问题也令中国政府在对外事务中，对国家利益没有清晰的认定，没有持续而理性的追求，或者流于虚骄，或者过于软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实际上还很虚弱，国内、国外都面临严重问题甚至危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都是虚骄之说。中国仍须虚心做西方的小学生，全面接纳普适价值，依据这套价值进行现代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制度建设。

不能不说，上述两种看法均可成立。在相当程度上，两者是从不同维度看待中国的。

外人站在中国之外，其所能看到的、所能感受到的主要是中国的物质力量，如经济增长、军力等。那些认为中国已强大的中国精英所注重的，也同样是中国的物质力量。这种观感无疑是准确的。站在外部看中国，把中国放到世界格局中看，即可发现，中国的物质力量目前已足够强大，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中国已在改变世界，比如最近几年的世界经济走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之变化引发的。

反过来，对中国现状严重不满的精英是从内部看待中国的，关注的焦点在制度及制度背后的价值。这种看法无疑同样是准确的。中国的各项制度都不健全，现实运作中都存在严重扭曲。这些精英所信奉、所宣传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在中国的传播和制度化，也确实受到诸多干扰。以此与西方相比，中国当然差距极大，仍需做小学生，学习、模仿。

不过，这两种看法又都存在盲点。具体而言，两者都忽略了中国价值、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文明。

显而易见，对中国目前已具有的物质力量引以为豪的官、商精英，只看到物质，对价值、文化没有多大关注。他们不关心价值，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以为，力量就是价值。国家物质力量的强大可证成一切：国家物质上的成功就可以证明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与其价值的优越性。过去三十多年，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统治的正当性就立基于高速经济增长。某些知识分子对外论述“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其理据也主要在经济增长成就上。

不幸的是，这个理据在相当程度上是无效的，它既不能说服外人，也不能说服自己。事实是，那些对中国的物质力量相当忧惧的外国人士，对中国缺乏足够的尊敬。即便是那些羡慕中国的外国人士，对中国同样没有尊敬。

最为有趣的是，对中国的物质力量相当自豪的官、商精英，对这一点，可能有最为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不少具有眼光的中国商人到非洲进行能源等战略性投资——这完全不同于早期浙江等地商人自发到非洲做贸易。非洲人当然欢迎中国的钱。但是，财大气粗的中国商人不知道如何向非洲本地人、向整个世界表述自己的事业。事实是，他们在非洲所做的事情只是赚钱。非洲当地人对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中国人只知赚钱，没有任何价值诉求。对当地社会、当地政治，中国商人也没有任何关切。

这样的印象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些中国商人确实没有任何价值忠诚。一些较为敏锐的商人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逐渐知道了自己的问题所在：缺乏明确而充满自信的文化身份感，从而在世界上缺乏道德感召力。

中国政府同样相当困扰。中国固然强大了，但中国不知道如何对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中国似乎也没有足以吸引人们的核心价值，缺乏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概括言之，中国没有“软实力”。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这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法、英、美、德甚至日本等国兴起过程中，其精英都有伟大的抱负，为世界立法之抱负，开创、起码是为世界增加一种文明样式之抱负。由此，他们致力于国家制度之创新，也通常会提出自己的世界秩序想象。他们关心国家利益，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套价值，有一个世界秩序想象。他们在追求国家利益之外，旨在实现这些价值与世界秩序想象，甚至让国家利益服从于前者。这让他们具有饱满之生命力。

反观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越来越重要，精英群体却缺乏抱负，缺乏生命力。因此，对中国，外人或有忧惧，因而不能不与中国周旋；外人也欢迎中国的资本，但对中国商人、对中国，外人却缺乏敬意。外人也对中国不信任。因为，外人不了解中国在干什么，中国准备去往哪儿，准备把世界带往哪儿。中国确实是富裕的，强大的，但中国在世界上是孤独的。

这样的中国精英，即便背后有财富、力量支持，也依然没有自信。近几年来，面对周边国家的挑衅，中国进退失据。最引人注目一个事实是：当中国被外人关注、乃至忧惧的时候，中国的精英，包括那些最为高调地赞美中国之物质力量的精英，却大量移民，或者为其家属办理移民。

这似乎是过去几百年中，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从未有过的现象。此一现象最为深刻地解释了当下中国之困境：中国没有可普遍的价值，至少精英是这么认为的，没有内部与世界的秩序想象。因此，中国精英群体对国家的未来没有确定的良好预期。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没有价值忠诚的中国精英也不准备承担责任。他们采取了没有任何约束的“理性经济人”策略：在最短时间内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把全部成本转嫁给其他人。严重的普遍的贪腐，体现的正是精英群体随时准备逃离的末世情绪，此情绪的根源实为文明不自信。精英的末世心态当然助长了整个社会的焦虑、不安。

再来看高扬西方价值的中国精英。他们自认为具有价值忠诚，那就是普适价值。但在这里，普适价值被轻易但坚定地替换成了西方价值。他们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价值，或者更糟糕，只有反普适价值的价值，比如儒家。儒家有其价值，但从一开始就是反文明的，以此为中心的中国价值是特殊的、落后的；在现代也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普适性。儒家在两千年前出现，或者中国文明从五千年前开端，就注定了中国将要落后于西方。中国要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中，就必须放弃儒家，放弃中国价值，放弃中国文化。反过来，西方从古希腊、从基督教那里，就已是普适价值，且注定了要成为世界的典范。形成于西方的价值之普世化，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中国必须全盘接受这个普适价值，也即西方价值，也即古希腊的价值，基督教的价值，以及这两者的现代版本，反正什么都行，只要不是中国的。更具体地说，现代的普适价值就在美国人的价值和制度中。他们认为，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全盘美国化。

这些精英具有根深蒂固的小学生意识。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他们就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西方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事业中。这个事业的另一面就是批判和摧毁儒家等中国传统。每一次挫折，都会激发他们更进一步的小学生意识，更进一步地坚定其以普适价值全面替换中国价值的雄心。简而言之，这些精英所追求的现代化就是去中国化。只有当中国人全部信奉源于西方、目前存在于西方世界的普适价值，中国才算达到理想状态。

在这样精英看来，中国完全不必对世界表述自己。这种努力会被他们斥为民族主义或者天朝上国心态。中国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谦卑地完成西方化，变得与西方一模一样。

由此，这些西化派精英陷入价值真空状态。原因有三：

第一，错把知识当成价值。价值关联于情感，内在于文化，见之于生活方式。价值必内在于文明中。中国价值内在于中国文化中，它指引着中国人的生活，赋予中国人的生命以文明的意义。西化派只能通过耳目之官了解西方，所得者只能是知识。他们的雄心是价值的替换，那就只能把知识当成价值。胡适等人所主张的所谓“科学的人生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今天，很多知识分子以西人知识作为自己的价值依托，实则处于价值真空中而不自知。

第二，错把价值等同于政治价值。人的健全存在不能仅依靠政治，而需依靠更为基础的一般价值。西化派同样有此精神需求，但他们拒绝中国价值，不得已乃把西方的政治价值予以普泛化，当成一般价值。这种做法就是将生活政治化。百年来，一直有启蒙知识分子谈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云云。此为以政治价值解决生命价值之困扰的典范，实则无济于事，而陷入价值的虚无状态。

第三，忽略西方价值的实现形态。西化派期待置入的西方价值，自由、民主、人权等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这些价值当然都是可取的、重要的，但在西方各国，本有不同的实现形态。这些政治价值在中国如何实现，西化派很少思考，那些价值多停留在最为抽象、并且经常是肤浅而具有误导性的口号层次上，比如“一人一票”“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之类，其结果便是价值悬空。

西化派试图以普适价值替换中国价值的强烈愿望也遮蔽了其理性，使之对中国社会晚近出现之传统复兴趋势，做出不恰当解读。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文明自发复兴，而有“国学热”、儒家复兴之类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现象。对此，西化派充满警惕。他们认为，国学热、儒学的兴起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更是执政者为了解决统治的危机而刻意支持的结果。他们相信，这样的思想、文化、社会运动将妨碍中国人接受普适价值。

还有一些西化派则处在知识上的自相矛盾中。基于二十世纪中期的惨痛经历，对革命，他们有本能的厌恶，而高调主张“告别革命”。他们反对现代史上的一切革命，一概斥之为“激进主义”。自然，他们主张政治上的改良。这或许可算“保守主义”。然而，在文化上，他们一点也不保守，而是坚定而全面地反传统，希望用西方价值全盘替换中国价值。他们忘记了，这正是激进的政治革命之观念源头。

于是，我们看到，不论是对中国现状自豪的人士，还是对中国现状不满足的人士，从不同的方向出发，共享着几乎相同的心态：去中国化，以西方为标准看待、衡量中国。中国模式派之所以对中国自豪，仅仅因为，中国力量曾经不如西方，现在，终于与西方同样强大了，具有与西方同质而数量相当的物质力量。西化派之所以对现状不满意，仅仅因为，中国没有完全接受西方价值。两者都不是从中国文明的立场上看待中国自身和世界，而是从西方看待中国，并构想世界。

去中国化心态导致中国精英处在价值真空状态。一部分人沉溺在物质中，一部分人沉溺在幻想中。一部分人把现实当成理想，而没有想象，虽对中国自豪，却不能给中国找到方向，也不能让中国引导世界。另一部分人试图用幻想消灭现实，其方向则是去中国化，虽有责任感，却完全回避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

整体上看，中国精英群体在精神上是孱弱的，没有价值，没有世界秩序想象，也就无力承担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这样的中国精英群体，让中国和世界都面临巨大危险。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状态：中国强大了，中国很重要，正在、并将进一步改变世界，塑造世界。中国正在从西方的小学生和追赶者，转换为世界的共同领导者。中国来到了世界历史的中心。也就是说，世界历史已进入中国时刻。由此开始的半个世纪，全球的核心议题乃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之兴起，而世界秩序因之而将进行一次大调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整体上，中国精英之世界历史意识处在迷惑而含混的状态，没有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待中国，没有严肃而系统地重新定位自己的世界历史角色，也没有形成和展示确定而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因而没有清晰而坚定的世界历史责任感。中国精英群体迷失了自我，中国没有为承担世界历史责任做好准备。

当下中国之心态、状态，与英国、美国、乃至德国等国家类似时刻之心态、状态，形成巨大的反差。根本原因在于，双方之兴起与其固有文明之间的关系，起码是精英群体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认知，完全不同。这些国家在世界中的兴起，呈现为其文明之自然生长和扩展。比如，这些国家都运用、起码是支持基督教在世界的传播。英国人充分地运用其在中世纪形成的普通法心智，治理其所征服的殖民地，包括香港。这些国家积极地向外投射自身固有之价值，并依凭此价值形成其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他们把内部价值、制度自然地推展至世界，因而一开始就带着一幅世界蓝图，因此而充满文明的自信。

中国的自觉的现代化则以价值和制度的自觉地去中国化为其基本形态。因此，中国的巨大变化，不管是中国模式派所自豪的物质力量之增强，还是西化派所说的社会更为开放，其实都在偏离中国自身的文明，至少精英们希望如此。儒家守护的中国价值是被否定的，中国在漫长历史中积累形成的各个领域的制度，在法律、政体等层面上被有意地废除。精英群体对自己的文明之世界历史意义毫无信心，甚至毫无感觉、毫无认知。尤其是在文明断裂之后，精英群体对中国固有文明是完全陌生的，中国文明已不在其心智和知识范围之内。

应该说，在追赶西方时期，具有如此心智的精英，倒也毫无困惑。他们知道中国的方向，那就是朝西走。当中国在某些方面追赶上西方后，中国精英就迷茫了，他们丧失了方向感。这样的中国不仅自身麻烦多多，也让世界困扰、不安。这就是世界历史之此刻，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最为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其影响也是长久而深远的。

然则，解决之道何在？“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国不能不承担其世界历史责任，这是中国的天命所在。为膺此天命，中国必须通过文化复兴实现中国文明之复兴，进而以“文德”化成更为文明的世界秩序。

西化派会质疑：何以断言世界天命降临中国？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已在极大地改变世界。中国模式派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但没有能力回答下一级问题：中国何以膺此天命？

笔者的回答是：中国只能依靠“文德”，也即源远流长、而由儒家守护之中国价值，以及中国人的世界秩序想象：天下。

西化派会追问：中国价值有效吗？现代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中国价值及其所支持的制度在现代之无效性，因而也否定了其普适性？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重新理解中国历史，包括古典中国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历史，现代中国的历史，以及最为重要的，重新讲述刚刚发生的中国故事，以重新发现中国价值及其制度的性质和可能的现代意义。

拙著《华夏治理秩序史》^[242]试图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243]已揭示了，现代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保守—宪政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它构成现代中国历史之“正宗”，并在台湾结成正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理解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年的故事，也立刻可以看到，这个高增长是内生的，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结果。

从战国时代起，中国就形成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制度。此后，中国的经济一直在缓慢但持续地增长，其最可信的指标是人口的持续增长。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一直在扩张，且速度不慢。二十世纪中期，这一过程被人为中断。官方试图全盘地摧毁中国已有千年历史的经济、社会制度。这种做法始终遭遇民众抵制。民众一直在自发地复归传统的经济社会体制：当时用以描述此类事件的政治词汇，即是“复辟”。七十年代末，政府部分地承认民众通过自发复归所创新的制度，如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就是“改革”。由此，市场制度开始恢复，而有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身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家积极地寻求西方的技术和制度，由此推动了“开放”的过程。需要强调，开放本为中国的传统。中国文明始终保持着对外部的开放，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现代世界之塑造。八十年代的开放也是中国传统之复归。总之，大陆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文明复归的结果。正是复归推动了改革与开放。

本轮中国文明的复归是全面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之复归。中国出现了强劲的宗教复兴。儒家价值及其所支持的社会制度，比如乡村的宗族、祠堂在复兴。在此，当然最为值得重视的是国学热，尤其是儒学的兴起。各个思想流派都在回到儒家，以重建自己的理论。由此，中国学界开始具有了理论上的自信和创造力。正是在此基础上，这几年来，执政党逐渐采取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方针。

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强大，影响世界，主要是因为中国部分地重回自身文明。过去三十年，大陆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良性变化都可由中国文明的复归得到合理而可信的解释，即便这种复归还很不完整。

不幸的是，总体而言，中国精英群体几乎很少意识到这一点。中国模式派将中国的发展归功于集权政治体制。问题是，六十年中，中国都实行这种体制，何以前三十年没有出现经济高速增长？西化派将其归功于开放，也即向西方学习。他们经常说，开放比改革更重要，是开放引导了改革。问题是，诸多向西方学习的国家，何以没有实现中国式高速增长？

中国精英群体之所以存在上述理解偏差，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文化自觉、文明自觉：前者根本没有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中国故事很壮观，但这个故事被他们当成一个纯粹的物理现象。后者致力于全盘西化，中国文明根本不入其法眼，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故事，中国的发展不过是西方故事在中国的简单重复而已。因此，两者都没有能力讲述中国故事，都把中国的变化技术化，而没有看到中国故事背后的中国价值与中国精神，概言之，中国文明。

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故事之本质就是中国文明之复归。确认这一事实，至关重要。这一事实当令精英群体改变其在过去一百年中奉持的否定性中国文明观，而对中国文明具有信心。由此，中国前行的方向是清晰的，那就是更为自觉的文明复兴。具有此种自觉的精英群体将更有信心承担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

过去三十年的文明复归是不自觉的，文化本能推动普通民众、包括企业家复归中国传统的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但是，因为缺乏自觉，这种复归只是自觉的，并且更多地停留在民俗的、小传统的层面上，而没有大传统的支持和提撕。更糟糕的是，精英群体，尤其是政府、知识界，仍以西方看待中国，对于中国文明复归之种种制度创新，设置种种障碍。比如，知识界、公共媒体对乡村社会宗族的复兴多持负面态度，认为其妨碍现代的民主制度之发育。官方也不承认宗族等自发性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如此政策之结果，乃是乡村社会治理之扭曲，遑论现代制度之建立。

可以说，精英群体之心态、精神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偏离，是中国当下最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导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存在诸多严重扭曲：中国没有自觉地提升自身价值的普适性，从而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体系。中国也没有立足于自身文明创造现代制度，从而没有建立健全的内部秩序。中国更没有基于自身漫长而连续的华夏天下历史，形成一个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从而在懵懵懂懂之中来到了一个自己无所适从的高处，因为底蕴匮乏，而有“高处不胜寒”之冷意。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自己的世界历史机遇。尽管如此，中国还来得及调整。

放眼世界历史进程，中国时刻是相当特殊的。至少有两点：

第一，自世界历史展开以来，陆续兴起的大国皆在同一文明体内，也即基督教世界，世界领导权的转移在基督教世界的不同国家间，地中海地区和大西洋都在此文明圈内。中国文明则自成体系，世界中心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立刻展现一系列高难度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中国与美国能否共同治理世界？中国处在上升阶段，一旦超过美国，世界将会怎样？完全可以预测，世界历史的本轮调整触及两个文明体的关系，也许是最为艰难的。现有世界秩序所遭受的冲击，也将是最为深刻的。

第二，与本轮世界格局转变之烦难形成对比，处在上升周期的中国之精英群体的准备，最为不足。这个群体总体上缺乏世界历史责任感，也缺乏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由此，世界历史虽已进入中国时刻，但中国精英群体却处在无知或无力状态。这一点，让本已复杂的中国时刻变得高度不确定。

综合上述两点，可以说，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时刻。未来百年的世界历史进程将怎样？取决于中国精英之抉择是否明智。确保未来世界历史进程之平稳，最为紧迫的环节是精英群体对中国文明复兴之自觉。

这一点，是由中国现代历史的特殊性质决定的。现代世界历史上其他大国之兴起是自然的，他们以自身固有之文明自然而堂堂正正地进入世界舞台中心。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乃是反中国文明之自然的。最近三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基本模式是，世界历史在中国。由此令中国进入世界舞台的脚步凌乱，身体强劲而精神虚弱。

只有当中国人，尤其是曾经普遍具有全盘性反传统心态的精英群体具有复兴中国文明之自觉，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才算真正开始。中国扮演命中注定的世界历史角色之前提，乃是精英群体自觉地复兴中国文明。也即，现在需要一次拨乱反正，中国精英群体需要对自己是谁，进行一次深刻的文化思考，回到道统，回到中国文明，重建自我的价值认同，重建文明的自我。

这不是自我封闭，也不是民族主义，更不是文化霸权。相反，中国拒绝回归道统，才必然导致现代民族主义的泛滥。一百多年来，包括当下，中国之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多基于对外部世界的怨恨，为此而盲目地追求国家在物质上的强大，以图报仇雪恨。对自身文明的不自信、绝望推动了这两种激情的生成。民族主义者通常是反中国的，他们主张，为了图存，中国当摧毁传统，迅速掌握西方之技术、武器，以还击西方。一如当下，在中国强大之后，同样处在价值空虚状态下的民族主义完全不知道如何恰当地使用中国已经具有的力量，激情有余，而无价值与理想。民族主义激情的力量搅扰中国的制度转型，也让世界不安。必须驯化这种力量。文明复兴，价值重建，自信树立，才可能驯化这混乱而横暴的民族主义激情。

首先重建文明的自我，这就是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的特殊之处。这是中国成为健全的大国、并承担世界历史责任的前提。这也应当是当下中国政治之关键所在。

百年中国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古、今、中、西框架中的文化抉择问题：是保守中国文明，还是全盘模仿外部文明；是模仿日本，还是模仿苏联或者美国。一切价值、制度问题都从属于这一问题，其方案实由文化抉择之结果决定。这正是中国不断剧烈变动的根源。今天，中国精英群体必须放弃文化可以抉择的百年幻觉，踏踏实实地站在中国文明之大地上，探索其“新生转进”之道。

也就是说，中国人必须树立新的世界观，告别从外部看待自己的心态，确立文明主体性意识，自信地站在中国看待中国与世界。这样，中国历史将回到中国文明自身的轨道之中生长，中国现代文明将走向成熟。

这样的中国将会解决目前的价值空虚，树立中国价值。儒家始终守护着中国价值，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等。两千多年来，通过种种教化渠道，中国价值深入民心。然而，百年来，精英群体或相信强权即真理，而完全忽视价值；或人为地将普适价值与中国价值对立，必欲毁之而后快。今日中国面临的问题，不论是内部秩序之不安，还是对外缺乏道德感召力，皆因为价值空虚。中国欲安定内、外人心，就需要永恒而健全的价值。价值不是知识，最为核心、基础的价值不可能来自西方。中国价值就在中国文明中，就在中国经典中，就在儒家理念中。

至关重要的是，这样的中国价值是普适的，而不是特殊的。百年来，中国价值被特殊化，西方价值被普适化为唯一正当的价值。这完全是由于精英群体对中国价值与西方现代秩序的双重无知。只要对中国价值略加分析，对西方现代秩序的复杂性、丰富性略有了解，就不会将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现代价值对立起来，相反，三者多有相同、相通之处。这是一个事实，也应当是一种信心。中国人完全可以将儒家所守护的价值作为普适的中国价值，在内安顿人心，支持其扮演世界历史角色。

重建文明自我之中国，可完成现代制度之构建。即便西方制度完全适合中国，它们要在中国稳定地确立，也必须经过中国文明之濡化，在中国文明的大地中营建。过去百年的中国，诸多学自西方的现代制度虽然建立，但运转失灵。其原因正在于，最初的构建没有文明的自觉。更何况，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建立了诸多制度，其中很多已被证明是相当有效而健全的。它们不应被忽视，而应获得新生转进。

应当重视中国固有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同体的规模问题。从长周期看，中国文明具有巨大的可扩展性，从而很早就形成了巨大的规模。至少从尧舜时代起，中国立法者和贤哲所思考、解决的问题就是平面铺开的大规模共同体，也即华夏天下之治理，而不是点状的、小规模的城邦。华夏共同体的规模因此也持续扩大，至少到周代，即形成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治理共同体。中国诸多优良治理之理念和制度，皆为应对此一超大规模问题而设计。

这些理念和制度未必与西方相反或不同，但必有一些特出之处。发掘这些制度并予以新生转进，自可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因为，治理十三亿人口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确为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西方经验对中国具有重大启发意义，但不应将其制度视为现成的。美国立宪者就为中国人树立了典范：因为新生的美洲合众国之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美国立宪者乃综合英格兰经验、欧洲大陆的理论和希腊、罗马的历史，建立了一门新的宪法科学。今日中国人也不能不有这样的理论自觉，而中国治理秩序史就是这门学科的基础。

重建文明自我之中国可承担自己的世界历史责任，至少可以解决蓝图问题。今日中国对于自己与世界相处的蓝图，对于新的世界秩序，没有任何清楚的构思，甚至根本没有进行认真的思考。问题并不在于时间仓促，而在于中国人切断了自身历史之后，完全丧失了获取相关知识的可能。

世界大国都是基于自身的历史，而自然地形成其治理世界的蓝图的。与此不同，在过去一百年间，中国人所做的主要工作乃是抛弃中国固有的天下架构，而按照自己想象的欧洲现代政治理念，力图将中国重造为欧洲意义上的国民—民族国家。这一想象本身错漏不少，这一努力也始终面临一些难题，比如边疆的民族、宗教问题似乎无法妥善解决。

更大的问题是，当中国兴起、有些中国精英准备按照十九世纪国民—民族国家理念施展自己力量之时，欧美世界反而正在远离这个理念。中国用了一百年时间，努力地成为强权政治的玩家，但现在，被迫再度进入一个自己不熟悉的游戏场中。中国认真地当学生，反而遭到嘲弄。在国际人权与主权辩论中，中国处于严重不利位置。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没有话语权。当中国在追赶西方的时候，这并不成问题，但现在，则是个大问题。没有话语权，就没有文德，没有软实力。

今天的中国，也许不能不抛弃百年来被奉为真理的国民—民族国家理念及强权政治理念。此理念或许适合于弱者之自强，却不适合于中国承担世界历史责任。信奉强权政治理念的国家，是不可能领导世界的。中国不能不认真地思考自己的世界秩序蓝图。回归中国文明，或许可以发现，现代之前的中国人始终奉行的天下理念，最适合于面临着世界历史责任之当下中国人。

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开始。只不过，中国精英群体或者拒绝承认这点，或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缺乏具有道德感召力的蓝图。而由此，中国于内、于外都面临严重挑战。中国处在转型的瓶颈期。

突破点在历史的重新认识与文明的自觉。自觉的中国文明复兴，更具体而言，自觉的中国文化复兴，乃是中国完成现代国家构建、同时承担世界历史责任的关键。这两者当统摄于文明复兴的框架内：为建立和完善国家宪制，以维护良好内部秩序，必须创制立法，而唯有置于中国文明脉络中，才有可能设计出良好而好用的制度，脱离中国文明脉络的所谓制度创新，百年历史已经证明，既不可行也不良好。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历史本来就展开于世界框架中，故今日中国诸多问题之解决不可能仅在中国内部完成，迷信“攘外必先安内”的结果将是，内外失衡，内部问题不仅不能解决，反而更形严重。所以，中国必须在世界格局中解决自己的问题，必须承担世界领导责任。而唯有立足于中国文明，中国才有能力肯认自己的责任，并以恰当的方案承担之。

也就是说，中国内外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文化自觉，有赖于文明复兴。如此，中国人才有自信，有价值，有理念，也有制度构想，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归根到底，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就是中国人自觉地复兴中国文化、并以之化成天下的时刻。中国和世界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