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类正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245]。整个世界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并期待中国更积极地对世界承担责任，以改善世界秩序。同时，持续百年的中国现代秩序构建事业，已近收官阶段。面对这双重艰难任务，中国知识人需要改变百余年来纯粹被动的思想消费者姿态，而创发中国思想，以更为准确地理解、表达自我，更为深入地理解世界，构造更为健全的中国现代秩序与世界秩序。然而，中国思想如何创发？
在传统知识体系中断之后的百余年间，现代中国唯一具有思想意义的知识成果，是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先生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
在今日海内外学术机构中，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视现代新儒学为中国哲学，并以之为思考中国问题的重要资源。由“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而来的“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就是现代新儒学，中国人文学者试图在此知识传统中深化、发展。同时，在世界学术场域中获得高度重视的中国人文知识成就，也是新儒家发展起来的哲学体系，及其开放出的思想和知识空间。
这是很奇怪的。在过去百年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儒家都不占有主流地位；相反，儒家经常是被嘲笑、批判的对象。各种各样的现代观念体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科学主义，等等，都曾有过风光的时刻。围绕着这些意识形态的观念和知识占据着大学讲坛，充斥学术期刊，更是始终占据公共媒体，在心思变幻无常的青年学生中各领风骚三五年。这些观念之间可能严重对立，你死我活，但有一个共同特点：一致地无视儒学，或者激烈地反对儒学。而今，百年过去，这些王者如过眼烟云，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现代新儒学却赢得了历史。[246]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结局？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中国各种流行的价值、观念，从一开始就缺乏思想的品质，而均呈现为“意识形态”。
就在最近，刘小枫和邓晓芒发生一场论战[247]。两人争论的问题、展开争论的姿态、投入争论时的角色认定，均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邓晓芒自称哲学家，言必称康德，号召中国再次启蒙；刘小枫自称哲人，言必称柏拉图，号召中国回到古典。施特劳斯反思现代性，呼吁回到古典。中国的施特劳斯派们听从这个教诲，回到了古典，然而，他们回到了施特劳斯的古典。在这场争论中，邓晓芒指控刘小枫终究摆脱不了儒家士大夫情怀，可刘小枫则深情地诉说着柏拉图的教诲。
这两个人的争论代表着过去一百年来中国所谓思想争论的实质：这是他者的争论。争论者只是不同的外来真理在中国的宣传者。他们以为自己是思想者，实际上只不过是他者思想的传抄者。这些争论只是各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争论，类似于当年日俄为了争夺霸权而在中国的东北摆开战场。刘邓之争同样具有如此性质，而它所引发的反应，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中国人在思想上鹦鹉学舌的状态，以最狗血的方式宣告结束。
身处于现代转型期中，中国当然需要外来思想。然而，现代中国的宣传者把中西之别轻易地转换为古今之变。中国思想被宣告已经死亡，对于当下中国已没有任何意义。相反，中国必须以现代思想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个现代思想就是外来的思想。这些外来思想就是中国的救世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思想的霸权姿态，所有外来思想的传播者都以霸权的姿态面对中国问题。
这样的霸权姿态让外来思想的传播者以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而丧失了思考的动力。他们不愿意深入中国机理中深思熟虑，而只是以最肤浅的语言宣传自命的真理。外来思想被意识形态化了。所谓意识形态化，就是将复杂的思想总结成为若干简单的教条，且以之为灵丹妙药；事实上，宣传者相信，这些教条是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在几乎所有意识形态宣传者身上，都可以看到沃格林所说的“灵知主义”[248]：依循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国就将进入天堂。
另一方面，思想的霸权姿态决定了其问题之虚无。意识形态宣传者眼里通常没有中国。一种常见的心态是，中国纯然是作为问题存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无可救药、而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可以治疗的癌症晚期病人。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必认真地发现中国的具体问题；唯一要做的事情是，摧毁既有的中国，从废墟上重建天堂。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错把他人的问题当成中国问题。这多见于当代学院知识分子，他们宣传的外来思想，自有其具体的问题意识。宣传者也就把这个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而忽视中国自身的具体问题。
现代中国的思想者即便没有上述宣传意识、霸权姿态，但纯粹以西方资源思想，也无法有效地回应中国问题，更无法生成回应人类普遍问题的中国思想。这其中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在于文化脉络与语言。
从根本上说，思想是生命自我反思的自然流露。作为自我反思主体的生命，当然是个体的生命，但也是有文化的个体生命。文化构成思想的脉络，思想通过语言表达。所言即所思，思想在语言中展开。在文化脉络中思想，才能捕捉生命之最精微处。运用母语，才能最准确地描述最精微的生命反思。现代中国热衷于传播外来思想的知识人，包括最近三十年来热衷于接轨的学人，始终受困于文化和语言的铁笼。面对中国，他们始终是雾里看花；于自身的生命，他们也始终是隔靴搔痒。他们只能从知识的层面上看待外来思想，并以知识为价值。由此，他们不能深入生命之精微处，而只能在肤浅中打转。他们只能宣传意识形态，介绍知识，而无法创造思想。
现代新儒学思想恰恰避免了上述困境。新儒学是在中国文化脉络中展开的，旨在于开放的世界上，在中国脉络中，以中国思想，回应中国问题。由此，现代新儒学才能立定中国主体性，借助西学资源，发现和切入中国真问题，思考其精微处，并以细密的中国语言表达。
回顾百年中国思想史，可以说，从现代新儒学诞生的那一刻起，也即，至少从康有为会通中西之时起，扎根于儒家的现代中国思想已经生长[249]。在四十年代以及后来的港台，现代新儒学取得重要的思想成果。尤其是以西方式哲学体系构造的方式会通中西之学，让儒家思想得以进入西方学术体系中。
八十年代之后，现代新儒学回流大陆，滋润久已干枯的大陆思想、学术界。不过，由于二十世纪中期的文明断裂，大陆学人已没有能力接着新儒家讲。因此，新儒家在大陆并没有发展出多少思想成果。不过，大陆儒者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走出另外一条思想创发之路，包括蒋庆倡导的政治儒学。因应于中国秩序之构建，大陆儒家转而重视治道的探索。
这个创新，显示了中国思想自身演变的内在逻辑。今日中国处境，与现代新儒学发生的民国时代和港台地区相比，已有巨大变化。要害是，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凡是在中国独立思考的人们，不能不转换立场、视野。这是中国思想创发之前提。
今日中国之处境和问题，显然不同于一百年前现代新儒学诞生之时。
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具有深厚文明传统，又因此文明传统而成一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国的特征就是久，美，大[250]。久则难免穷，穷则必思变。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过多次大变：儒家诞生前，有殷周之变。儒家诞生后，有周秦之变、秦汉之变、唐宋之变[251]。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另一场大变。而这次大变与前几次相比，有一个重大差异：中国不能不与西方列强打交道，而它们不同于以前的戎狄蛮夷，在国家组织技术和物质技术方面是领先于中国的。于是乎，中国一直在追赶，这就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各家各派共享这个主题。
经过百年追赶，今天，中国处在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新境况中，而有三个事实，催生了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三个问题：
事实1：中国经济经历快速发展，中国人富裕了，国家强大了。这就是世人瞩目的“中国故事”。由此形成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1：中国故事是如何发生的？
事实2：因为中国故事，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它才刚刚开始。由此形成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2：中国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有没有能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事实3：但同时，中国各个领域存在诸多严重问题。因此，中国一直在改革，还将有更进一步的改革，以完成现代转型。转型的目标是形成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由此形成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3：中国的现代优良治理秩序是什么样的？
这三个事实、三个问题紧密相关，并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解释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是如何成功的，探讨现在的中国需要做什么，想象中国发挥更为重要之作用的人类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这三个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应当面对的“中国问题”。概言之，中国思想者需要构想一个普遍的优良秩序之道，它可以连贯地解释中国的过去、阐明现在、想象未来，这包括中国身在其中的人类的未来。甚至可以说，这不仅是中国思想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全球思想界的最大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说，事实2、问题2至关重要。中国始终在世界中，现代中国思想也始终对外部世界相当开放。然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今天与百余年，甚至与十年前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十世纪初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精英基本上是小学生心态，放下身段，虚心学习欧美现代价值与制度。比如，中国自由主义向来的思考方式向来是单向的：以形成欧美的普适价值指导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构建。
现代新儒学的限度，也正在此。整体上，现代新儒学是以追赶者的心态自处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现代种种文明架构是更为现代的、成熟的、完整的，也就自然构成了中国文明现代演进之方向。他们据此重新设定儒家思想构造的方向，由此牟宗三先生有“良知坎陷说”，也即，有中国固有的心性坎陷出中国自身没有的西式民主制度。
凡此种种中国思想，程度不等地缺乏“世界的主体性意识”，现代新儒学部分地具有，但不完整。本来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文明被普遍认定一直在世界之外，不是普遍的世界历史的主体组成部分，中国也就不具有世界的主体性地位，相反，中国必须等待源于西方的现代价值和制度的拯救。二十世纪整个思想界都在思考中国如何进入世界，中国怎样努力才能避免失败，不被“开除球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成为正常国家，具有世界属性。
如此中国思想，自然不具有普遍主义属性。十分诡异的是，尽管现代各派思想和意识形态信奉者都清楚，中国身处于开放的世界中，但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和知识心态是自我矮化的民族主义，而非堂堂正正的普遍主义。这样的思想品质让中国思想解决中国问题的效力大打折扣，这包括上面讨论的思想之意识形态化。缺乏普遍性的中国，只能接受作为真理的意识形态的支配。
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这是相当奇怪的，在西方，自由主义始终强调自身的普遍性，中国的自由主义也特别强调普适价值。然而，这种普适价值其实是西方的，中国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设想过中国在世界中的普适性存在，也没有思考过这种可能性。相反，中国被特殊化，西方被普遍化，自由主义决心以西方的普遍性灌注特殊的中国。唯有经过如此文明改造过程，中国才有资格进入世界，具有世界的身份。这是一种“逆向普遍主义”。
这样的自由主义是短视的，据此立场回应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也一定是缺乏远见的和想象力，因此而缺乏中国可行性的。自由主义的核心诉求是，中国要建立现代政体。然而，现代政体是否就是西方现代各国既有政体之翻版？问题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复制英国或者美国，就可以在中国建立优良治理秩序，就可以让世界秩序变得更加美好？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缺乏世界主体性意识，完全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生，而丝毫不考虑世界问题。
过去百年的反普遍主义的中国思想倾向，到了这个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显然面临更为严重的失灵。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能抓住问题的焦点，而甚至完全没有能力回应中国问题。因为，今日中国处境之最为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已深度地在世界中。解决中国问题，不能不具有世界视野，并由世界反观中国。
为此，今日中国思想必须实现一次视野的根本转换，贯通中国与世界：在中国思考世界，从世界思考中国。中国思想者需要普遍主义胸襟，需要世界主体性意识。此所谓世界主体性意识之本源，在于对于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之自觉。中国精英不能不基于这种自觉思考，如何通过中国的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唯有如此，中国思想才能贯通今天与未来，才能同时解决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在过去一百年，世界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世界其他角落的某些激进群体的想法或社会实验，立刻强烈地撼动中国，中国随着外部世界的节奏而变幻莫测。自今日始，这个作用链之方向，必将有所转换：中国问题就是世界问题。中国以何种方式构建现代治理秩序，不仅决定中国人的生活，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人类的走向。
为此，中国思想者不能不从世界命运的高度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思想者不能不意识到，中国秩序会对世界秩序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在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中，自然地包含着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至少是重大潜力。
世界主体性意识，这就是今日中国思想所应具有的视野。没有世界视野的中国思想不仅是无力的，也是无效的。
看起来悖谬、但真实不妄的是，恰恰是世界主体性意识，让中国思想者不能不回到中国，而同时具有中国主体性意识。
这首先是因为，从知识生产的全球格局来看，世界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人的知识和智慧。在过去数百年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西方思想充分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整个人类因此而有巨大变化。但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世界。这个时候，需要新知识，新智慧。从文明生态的角度看，新知识、新智慧必定主要来自西方以外。
而中国故事已经证明，中国最有可能给世界提供新知识、新智慧。西方思想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富强证成的，尤其是在西方以外的世界，比如在中国精英那里这样认为。自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国精英即诚心服膺西方价值、知识，因为，西方的思想、知识让西方富强了。以同样的逻辑，人们完全可以反向追问：在中国故事背后，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套富有生命力、且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和知识体系？
我的答案是：是的，中国故事背后是有一套价值和知识的。这就是儒家价值与其提供给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我已多次论述指出，中国三十年的巨大发展，其实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结果。从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的组织形态，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支撑经济发展的是儒家价值和知识。[252]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套价值和知识是隐性的、甚至是非法的。这些价值和知识只是不自觉地呈现于普通中国人的习惯性行为中，而在精英控制的思想、学术领域中不获承认，甚至持续早到猛烈否弃。
这就是百年中国思想之根本困境所在：思想与生活脱节，知识与文化相反。在传统中国思想中，天理与人欲之间、士君子与庶民之间，始终存在张力，但从来没有脱节：士就是自觉的民，儒家之学就是庶民自觉之学。儒家士君子始终致力于在生活中提撕生命。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则是在生活之外，与生活脱节，经常自居于生活之上。启蒙派最为典型，而现代中国最时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启蒙主义者。他们试图以外来的价值和知识替换中国人已有的价值、知识，以构建美丽新世界。
这样的中国思想其实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它甚至根本不清楚问题在哪儿。事实上，它经常自己想象和制造问题，比如，启蒙主义者制造了中国人愚昧、落后、中国文化天坛适合于专制之类本来就不存在的文化和社会问题幻象，并为此而穷尽心力。凡此种种幻象，反而遮蔽了真正的问题。启蒙主义者几乎没有建设性地致力于这些真问题的解决。此类中国思想又经常把中国之外的价值和知识当成真理，因此也就不能为世界问题的解决贡献任何新价值、新知识。
中国思想的活路何在？在于回到生活。中国思想者必须尊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尊重其生活中的智慧和文化。而这一智慧背后的观念和思想，就是儒家。中国思想的活路在于，尊重儒家。
回到生活，回到儒家，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故事。中国故事的创造主体是普通中国人，这些中国人不是因为阅读了胡适、罗素或者哈耶克、弗里德曼，才自行包产到户、创办私人企业的。相反，他们是基于遥远而亲切的传统而行动的，而他们的价值观也告诉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253]所谓中国故事，就是中国文明在一种不那么有利的环境下自发生长的故事。
这样的中国故事，也就确定了中国，也就是儒家，在当下中国思想中的地位。针对问题3的思考，也即，什么样的制度在中国可带来优良秩序，凭空想象是无益而无效的，优良的中国现代秩序只能在中国故事自身的逻辑中合乎情理地延伸。中国故事中合乎情理的制度将被确定，至于中国故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人们将找出更加合乎情理的制度，予以回应。从这个意义上，问题3的解决不是一场乌托邦的新开始，而是中国文明零敲碎打地回应问题的自我演变。[254]
中国思想的价值正在于此。当下中国思想有必要深入中国故事，厘清其内在逻辑，沿着其逻辑，寻找解决最为紧迫而重大的问题的方案。这将让中国故事以一种更为美好的方式延续下去，尤其重要的是，扩展开来。这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框定条件。
换言之，中国思想必定在作为中国故事之支撑性力量——中国之道中生长、展开。中国之道是连续的，从古到今是连续的，即便再暴烈的文化革命也没有完全切断它，它仍然支持了中国故事。据此完全可以推定，这样的中国之道，从今天到未来也是连续的。这也是中国思想者必须具备的一个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中国思想。据此，中国思想者不能不面对另外一个事实，并生成另外一个问题：
事实4：中国文明支撑了中国故事，中国之道是一以贯之的。由此形成思想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4：中国文明的生命力何在？中国之道是什么？
百余年前，中国知识人对中国之道普遍丧失信心，而另行他道。即使在今天，在知识领域中，很少有关于道的知识，也很少有学者具有道的自觉——倒是有太多的人以董仲舒所批评的“易道”为志业[255]。但在“野”的世界中，此道仍在，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而正是这不自觉的中国之道，支持了中国故事。
中国思想生成的前提，就是知识人从根本上放弃“易道”的雄心。易道则意味着背对中国故事，背对中国。归于道，才有中国思想可言。具有生命力的中国思想当回向中国之道。但同时，也应具有世界视野。中国思想就是中国之道在世界视野中的展开。
然则，何为中国之道？中国之道在五经。故今日中国思想当从五经出发。
这是当下中国思想不同于现代新儒学之处。与现代中国各种现代意识形态不同，现代新儒学致力于会通中西之学。不过，现代新儒学之中学，主要立足于宋明道学。今天，中国思想需要更进一步。今日中国面临的问题已不是救亡图存，不是防御性的自我辩护，而是构造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秩序。这就需要中国思想者回到中国秩序的源头，以探寻中国秩序之基本原理。
从知识上说，这就需要中国思想者沿着现代新儒学的路径，更进一步上溯，回到五经，在中国思想发生的本源处，体认中国之道。从知识上说，需要接续和发展经学接引外部资源，以此思考中国的命运、处境与前路。经学是中国文明的地基结构图，历代儒学、尤其是宋明儒学，包括现代新儒学，是地上建筑物的设计图。凡此种种，均构成当代中国思想者的出发点，但重点是经学。
如此回向中国之道、立定中国主体性的中国思想是民族主义的吗？恰恰不是。回向中国之道，中国思想将恰恰具备普遍主义的品质，因为，中国之道内在地是普遍主义的。这一点，自中国文明奠基时就相当明显。比如，西方政治思想所思考之对象多为城邦，中国却从一开始就是天下。儒家思想正具有这种视野，儒家的基本概念其实也正是为了回应无远弗届的天下之治理。价值、思想的品质决定了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之可大、可久，中国是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天下。
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者的根本纠结是，中国是天下，而非国家[256]。面对列强的武力侵凌，缺乏足够资源动员能力的天下体系曾被视为一个问题，中国精英一直致力于将天下中国改造成为中国国家。但今天，当中国开始改变世界，天下主义也许就是中国观念中最为可贵的。中国可以贡献这样的观念于世界，而重新想象一个更为文明的世界秩序。[257]
由外及内，具有天下主义指向的中国内部治理秩序，也就必然大大不同于今天欧美示范给中国的现代秩序模板：nation-state。立基于这一理念的诸多制度，在中国的优良秩序构建过程中，也就未必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因此，中国秩序是什么，需要中国思想者的制度想象能力，也需要中国政治家的制度创造力。
也就是说，回向中国之道，中国思想者将给予在世界中的中国以一个贯通性理解：它不仅能解释中国文明长期具有的内在生命力，也可解释中国故事；它可以框定中国制度变革的方向和中国秩序的原理，也能给世人展示一种更美好的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
八十年前，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思想创发之通途：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258]
中国是一个成熟、且始终保持了连续性的文明体，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文明是开放的，中国思想者是好学的。但另一方面，以宋儒为代表的中国思想者又具有确定的中国主体性意识，因而能够化佛入儒，儒学因此而成长，中国之道的呈现更为丰富。
当然，身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中国思想者，不能不同时具有明确的世界主体性意识。这样的处境也许有别于宋儒。儒家向来是普遍主义的，但世界则是一个自十六世纪之后逐渐生成的实体。今日中国思想者的思想史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回应世界问题的能力，因此，中国思想者必须在世界的框架中思考。然而，现代新儒家之外二十世纪各种思想流派的失败已经昭示，中国思想者必须立定中国主体性。
也就是说，今日中国思想者不能不同时具有中国主体性意识和世界主体性意识。归根到底，中国思想者当以中国价值、知识和智慧贡献于人类解决世界问题的事业。
这也就框定了中国思想的基本方法论：中西的双向阐释，不管从价值还是从知识的层面上，均需如此。双重主体性意识必然意味着双向阐释。中国思想者可基于中国经验，丰富基于西方经验的关于优良治理的知识。比如，对于教、对于政，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可提供别样的经验，从而可发展出更为普遍的理论，这个理论可同时解决中国现代秩序构建问题与世界秩序改善问题。
不过，即便在双向阐释中，中国思想者也仍然不能不是中国的。事实上，中国思想者对于世界的意义，也正在于其中国性。只有这种主体性意识可以给世界带来新知识。这是文化身份和思想禀赋所决定的，个体无法选择。这其实也是思想的全球分工体系所决定的。中国思想者的比较优势显然在于以世界视野阐释中国之道，而不可能在于发展欧美思想。
因此，对今日中国思想者来说，世界主体性意识是视野，中国主体性意识是立场。中国思想者需要的是具有世界主体性视野的中国主体性立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两个方面都是严重欠缺的，而其关键在于没有中国主体性立场，缺乏中国思想创发之信念。知识分子普遍相信，中国之道是特殊的，已经死亡了，中国必须承受外来的价值与知识。知识分子自觉地把自己、把中国定位为西方价值、思想的单纯消费者，而放弃了思想创造的责任。
今天，普遍主义的中国思想之成立，要求中国思想者放弃逆向普遍主义，而基于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主体性立场，为中国的世界和世界中的中国创造性地生产新思想。这就是中国思想之创发。为此，今日中国思想者需从事两项基础性工作：
首先，中国思想范式之自觉。中国古典思想有其思考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社会治理的模式，由此而形成一系列的概念、基础性命题。这些要素构成完整的中国思想范式，并渗透于中国各门知识体系中。晚近百余年来，这套知识体系被弃置，中国思想范式也逐渐被中国知识人遗忘。中国思想之现代创发，不能不唤醒这套思想范式。
其次，重振中文的思想表达力。这与上一点紧密相关。中国思想范式是通过中文表达的，中国的学术语言体系在很大程度又由这套思想范式塑造。百余年来的中国思想学术语言，基本上是欧化的。以这样的语言，中国人很难发展思想。今日中国思想之创发，当以语言的自觉为前提。以优美高贵的中文思想、学术语言表达普遍主义的思想，这是今日中国思想不能不承担的文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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