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侵害个人信息的损害赔偿因其具有较强的技术性而被我国学者“冷落”，本书能查找到的国内文献主要有以下观点：有学者认为，对于侵犯个人信息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可以考虑规定一个相对固定的赔偿数额或者赔偿限额，以保证公平和提高效率。仅就个人信息本身遭受的侵害而言，是无法准确计算数额的。
侵害个人信息的损害赔偿因其具有较强的技术性而被我国学者“冷落”，本书能查找到的国内文献主要有以下观点：有学者认为，对于侵犯个人信息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可以考虑规定一个相对固定的赔偿数额或者赔偿限额，以保证公平和提高效率。[10]另有学者认为，由法律事先规定一个最低数额的赔偿金，允许原告在法定赔偿数额和实际遭受损失之间进行选择。[11]刘德良教授认为可以采用法定赔偿和实际赔偿相结合的做法，即由立法规定一次侵权行为的法定赔偿数额。如果受害人能够证明自己的实际损害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可以按照实际损害赔偿；如果不能证明实际损害，则应采取法定赔偿数额。[12]王利明教授认为，除采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外，也可以采用财产救济的方法。在受害人难以证明自己所遭受的损失时，也可根据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13]
本书认为，“定额说”虽然便于法官裁判，但过于僵化，忽视了侵权人的过错、违法所得以及受害人遭受损害的程度等因素，从而牺牲了个案公平。此外，人的伦理价值不具有交换性，因此不存在评估这些价值的市场。一旦受到侵犯，损害无法进行客观估计。仅就个人信息本身遭受的侵害而言，是无法准确计算数额的。上述学者提到的“实际损害”或“实际损失”实际上是因个人信息控制权被侵害而附带的其他财产损失，个人信息的直接损害与附带损害的赔偿额应单独计算，因此不存在由受害人选择的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