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邵循恪到端木正

1930年，清华法学院设置法科研究所，包括政治学部与经济学部。政治学部的设置，乃清华法政研究生教育之滥觞。在清华的法学史上，由于特殊原因造成了法律学系长时间缺位，法科研究所中的法律学部也一直没有建立，所以政治学部实际上就是清华法政研究生培养的主体机构。本文试图利用一些珍贵难得的资料，来考察当年政治学部的情况，同时结合其所培养的优秀学生、彼此间更有着师承关系的两位杰出学人——邵循恪和端木正学习历程的素描，勾勒出清华法政研究生教育较为全面的面相。

一

依据1937年《清华大学一览》上的《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和《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学程一览》（民国廿五年至廿六年度）257，政治学部的制度设置可概括为如下6点：

1.政治学部的工作方针为：（一）确定研究范围；（二）侧重本国题材；（三）着重材料之搜集；（四）实施严格训练与培养认真切实之风气。

2.研究生毕业期限，最少三年（按：后于1934年5月遵教育部令改为最少二年，实际上并无人能于两年内完成）。对研究生的修学要求是：（一）第二外国语考试及格；（二）选修学科至少满24学分；（三）毕业初试应考及格（考试委员会应有经教育部核准之校外人员参加）；（四）毕业论文经研究导师认可，本部预审合格，再经论文考试委员会（组织同前条）考试及格。

3.研究生于第一学年始业时，应于部中导师及部主任切实商定整个研究计划，包括选修课程、认定学科、预备各项考试，决定论文题目等。导师及其指导范围如下：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王化成（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沈乃正（中国地方政府）、陈之迈（中央政治制度）、张奚若（西洋政治思想）、浦薛凤（近代政治思潮）。

4.研究生要求就下列三种专门选读与研究选修一门：（一）公法（宪法或国际公法）专门选读与研究；（二）政治制度专门选读与研究；（三）政治思想专门选读与研究。其意在使研究生初步专门化，并期于研究过程中，能获得一适当之论文题目。

5.第二外国语（除导师及部主任特许者外，应于德法语文中，选择其一）考试最迟须于入学后一年内应试及格。及格程度以等于已曾修习该项文字至少二年以上，能译读流利为准，未及格者，不得参与毕业初试。

6.凡应毕业初试者，应于下列五项学科中，择一为主科，择二为副科，共计三项，为其初试范围。（一）政治制度、（二）宪法与行政法、（三）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四）政治思想、（五）市政。凡应毕业初试得下等者，得于三阅月后，补考一次。凡应毕业考试不及格者，其所著论文，研究部概不接受审查。毕业初试至迟应于毕业前六个月，应试及格。

7.论文考试之范围，得包括主科。

从这些要点中，可得如下三点感受：

第一，政治学部的研究生可分为规范、制度和思想三个方向，每个方向的导师，皆堪称中国该领域最优秀的学者，其大都受过较为系统的中国古典教育，并在西方一流大学中取得学位或有长时间的游学经历，且当时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

第二，政治学部的培养考核相当严格，除了相关课程的学习，第二外语、毕业初试、论文考试，环环相扣，一项不过关就无法进入第二项。

第三，在专业智识的训练上，非常注意奠定学生扎实之基础，再养成其专精。学生貌似只需就三种研究方向中选择一门进行研究，进而形成论文，但毕业初试中的主、副科内容，实际几乎涵盖了各个方向的内容，且毕业论文考试，实际也不只限于论文本身，而是可包括主科这一更广阔之范围。

据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回忆，当年靳文翰（1935年清华政治学系毕业，同年考上政治学部研究生——笔者注）曾对他大谈基本功的重要性，谓其把奥本海姆（Oppenheim）的《国际公法》包括小注，已经读了八遍。258可证当时的政治学系严谨扎实，注重基础之学风。

二

从现有资料上看，1930—1937年政治学部研究生有：邵循恪、谢志耘（1930）、万异、陈春沂（1932）、王铁崖（1933）、罗孝超、楼邦彦（1934）、靳文翰（1935）、宋士英、池世英（1936）、张天开、刘信芳、陈明翥、鞠秀熙等人。259但有意思的是，从现有的资料上看，1933—1943年清华授予硕士学位的学生中，政治学部只有1933年毕业的邵循恪一人。260其原因主要有：一是考核非常严格，可能有中途辍学者；二是不少学生考取中美、中英庚款考试，未完成学业即出国留学。其中有如王铁崖（第四届中美庚款留学考试，1936，专研国际公法）、楼邦彦（第四届中英庚款留学考试，1936，专研行政法）、张天开（第五届中英庚款留学考试，1937，专研社会立法）、谢志耘（第六届中英庚款留学考试，1938，专研近代史）、陈春沂与靳文翰（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考试，1939，专研行政法）。261这类庚款考试难度颇高，一般每个方向全国仅有一个名额（第七届中英庚款考试可能是例外），高中者无疑是这个领域全国的佼佼者，清华政治学部录取名额之多，可证明其培养学生之优秀。

邵循恪（1911—1975），字恭甫，福建闽侯（福州）人，1930年毕业于清华法学院政治学系，同年考入政治学部研究生。有意思的是，邵循恪的哥哥邵循正也是同年毕业于清华政治学系，他考上的是历史学部的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

作为政治学部当时硕果仅存的毕业生，邵氏的成绩单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具体如下：

1.历年选修学分：第一年18，第二年8、第三年6。

学分成绩总平均：平均成绩1.097，按25%计：0.273。

2.第二外语考试：及格。

3.毕业考试：

考试日期：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三十日下午二至五时。

考试委员：浦逖生、钱端升、王化成、萧公权、张奚若、燕召亭、蒋廷黻、萧叔玉

应考学科：

一、国际公法与国际关系

二、宪法与行政法

三、政府

评定成绩：上，1.1，按25%计：0.275。

4.论文考试：

考试日期：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考试委员：王化成、浦逖生、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沈乃正、蒋廷黻、燕召亭

论文题目：The Doctrino of Rdbus Sic Stantibus（《现状如恒条款》）

评定成绩：上，1.1，按50%计：0.550。

5.总成绩：1.098262

因为邵氏成绩特优，由学校遵照章程公决，遣送留美，邵循恪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63并于1939年回校任教。

对优秀学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并积极地为其成长创造机会，也是清华重要的传统。从邵循恪的成长经历上看，既保证了清华正在逐渐形成的学术传统之延续，也避免了可能的近亲繁殖之弊端。当然，更必须指出，正如何炳棣所讲，“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道德”水准较高，没有鱼目混珠、自欺欺人、互相吹捧，树立利益集团等不良风气。264这是我们在借鉴那个时代经验时，应该首先了解的背景。

三

邵循恪回国时的清华，因为日寇侵华，被迫南迁于昆明，正处于特殊的战时状态——与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1939年6月27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111次会议决议：“本校暂不举办研究院，由三校就现有教师设备并依分工合作原则酌行恢复研究所部。其研究生奖金等费用亦由各校自筹拨发”，265即此，开始恢复长沙临时大学时暂时停止的研究生教育，其培养上采取各校相对独立的方式。

1940年，开始恢复法政研究生的招生。依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北大、南开研究院二十九年度招生简章》，清华的法科研究所设有政治学部，组别及考试内容如下：（1）政治制度组；（2）国际法组。a国文、b英文（作文及翻译）、c近代政治制度、d西洋政治思想史、e国际公法。北京大学的法科研究所设有法律学部，组别及考试内容如下：（1）中国法律史学及中国法律思想史组，a国文、b中国经文解释、c英文（作文及翻译）、d罗马法及法理学、e民法、f刑法；（2）国内司法调查组，a国文、b英文（作文及翻译）、c民事诉讼法、d刑事诉讼法、e民刑法。266

1942年，规模扩大，法科研究所的法律学部分为三组，分别是：（1）中国法律史学及中国法律思想史组（北大），（2）国内司法调查组（北大）（3）犯罪学组（北大）；政治学部分为四组，分别是：（1）政治制度组（清华），（2）国际法组（清华），（3）行政组（北大），（4）国际关系组（北大）。267

依据《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研究院暂行办法》，研究院学生学费暂免，可担任本校半时助教（半时助教者不给予津贴，但仍得领受奖学金）。成绩及格者得请求津贴（每年每人600元），成绩优异者给予甲种（总平均分80分以上，300元）、乙种（总平均分75分以上，150元）奖学金，268津贴与奖学金虽然有人数限制（如清华津贴名额以二十人为限，每部以四人为限，奖学金以十人为限），但考虑到研究生人数甚少，只要成绩符合标准，皆有机会获得津贴和奖学金。

从现有资料来看，北京大学的法律学部研究生有4人，1940年入学者为贺祖斌，1941年入学者为闻鸿钧，1942年入学者为张挹材，1943年入学者为崔道录。269其中，张挹材的论文是《司法调查》、崔道录的论文是《隋唐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指导教授皆为燕树棠先生。270

清华政治学部的研究生有7人，1940年入学者为瞿维熊、吴明金、屈哲夫，1941年入学者为胡树藩，1942年入学者为钟一均、罗应荣，1943年入学者为端木正。271从目前的资料可知，罗应荣于1946年毕业，论文是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Outer Mongolia in Relation to Russia and China，导师是邵循恪；端木正于1947年毕业，论文是《中国与中立法》，导师是邵循恪；钟一均于1948年毕业，论文是《不列颠自治领的宪法地位》，导师是甘介侯。

学术薪火传承，以邵循恪的学生端木正在西南联大的教育历程为例，可见该时期研究生培养之一斑。

端木氏大学时本欲报考清华，因战时清华考试无法如期举行，转考燕京大学。后借读武汉大学，1942年毕业于该校政治学系。1943年9月，端木氏考入清华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国际法组，1945年6月修满26学分后，进入相关的考试阶段。

首先是外语考试，1946年4月2日在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通过第二外国语考试（法文），主试人吴达元，成绩为及格。

其次是学科考试，1946年5月7日，在清华大学会议厅（昆明）举行学科考试，考试范围为：国家公法与国际关系、各国政府及政治、西洋政治思想，考试委员7人，主试委员是张奚若，委员有钱端升、赵凤喈、刘崇、邵循恪、潘光旦和王赣愚，成绩为81分。11月份起，端木正成为半时助教。

最后是论文考试。在其论文《中国与中立法》获得导师邵循恪认可后，进入考核的最后一关：论文考试。

该论文考试于1947年7月16日下午3时至6时，在图书馆楼下文法学院讲讨室举行。考试委员9人，其中本系教授4人：邵循恪（主试委员）、张奚若、赵凤喈、甘介侯，本校外系教授3人：吴泽霖（社会学系教授）、刘崇（历史系教授）、邵循正（历史系教授），校外委员2人：崔书琴（北大政治系教授）、王铁崖（北大政治系教授）。端木正论文考试的成绩为81.5分。端木氏论文的审查意见摘要为：“取材虽未完备，论断则颇为精审。本文能对中立法方面做初一步的历史叙述，实为尚有学术价值之作。”272

其培养考核，无论是程序方面还是具体内容，皆保持着与战前清华相当的连续性。考试委员的阵容强大，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面。其中学科考试7人，论文考试甚至高达9人，各位考试委员的专业背景也各不相同，来自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历史学各个领域。想必他们所提之问题，也会从各自的专业出发，考生如果知识背景不够广博，不具备“舌战群儒”的实力，准备不充分，在数个小时多对一的轮番“轰炸”下，实际上是很难过关，非常容易被“烤糊”的。

作为端木正的导师，邵循恪参与了学科考试和论文考试的全过程，在论文考试中，他甚至担任了主试委员，这里并无今天答辩制度设计上的所谓导师回避问题，联想到邵循恪当年考试，其导师王化成也是全程参加，大家似乎习以为常，此可以从某一角度说明学生和论文的水准才是考试的关键，亦让人再次感叹前引何炳棣关于当时知识分子的评价，实不无道理。

端木氏的两次考试，成绩皆在80分以上，实际上是当时甲种奖学金的标准，可证其在联大相当优异的表现，但对其论文的审查意见仍然相当谨慎（按：笔者怀疑是出自其导师邵循恪之手），对论文未尽完美之处毫不客气地指明，褒奖之处也留有余地。笔者以为，这样的评价无损端木先生的声望，反倒是会让人对那个时代严谨、严肃、严格的学风好生敬仰。西南联大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这种奇迹的基础正是建立在这种笃实的学风之上，端木先生在该时期所受教育的过程，正是其有力佐证。

如同其导师邵循恪，端木正也选择了毕业后赴国外深造之路。1947年，其考取留法公费，并在巴黎大学顺利地获得博士学位。不免有憾的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形势比人强，他无法如邵循恪一样，在其念兹在兹的清华大学，施展其本身所学。

端木正的学籍卡、论文大纲及封面

端木正硕士论文考试及论文审查意见

简短的结语

从邵循恪到端木正，见证了清华法政研究生教育的薪火传承。少而精，是其人员构成的整体特征；高标准、严要求，是其培养考核的重要特点；广博且专深，是其培养人才素质的突出体现。这股学术与教育的薪火，虽非炙热，却足以持久的温暖，虽非熊熊，却能永恒的绚烂——那个时空下的那些人、那些事，将是近代中国法学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