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再生

新的时代是综合的时代。但是仅有综合却还不能把我们带入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信任新时代——投入这时代，获得新生。

这意味着不仅是个人的新生，而且首先是社会的新生，社会再生。它也意味着比单纯的变化更多的东西。新生，再生，是一种辄伴以特殊态度或倾向、尤其是对于时间、对于历史之特殊倾向的特殊变化。

我们的现代时间观念建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基础上面。与其时间观是循环的和非历史的其他古代印欧民族相比，希伯来人发展出时间是延续的、不可逆的和历史的、通向世界末日的最终拯救的概念。尽管如此，犹太教—基督教的时间也包含了若干周期。它不是循环的，但可以被打断或者加快。它是渐次演进的。但是基督教添加了转变的新概念。在《新约》里面，《旧约》被改造了。基督把死转变为新的开始。赎救、皈依不仅打断历史，而且更新历史，使历史获得再生。“看哪，我让万物焕然一新”，耶稣说。它引入了一种新的历史结构，其中存在着周期性，即一个时代转变为另一个时代。 ^[8]

基督教的新生观念建立在世界末日将临的信念上面。用诺曼·O.布朗（Norman O.Brown）的话说，这“不是或短或长的暂时中止，而是进入不可思议之境”。

“基督教的历史观乃是生活于最后时日的观念。子民们，这是最后的时刻。整个基督教时代就在此最后审判日中”。“基督教的祈祷者为世界末日而活：最后时日可能很快到来。目的是要令此世界终结；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令其实现。在这一方面，任何差错都可能代价高昂。” ^[9]

尤金·罗森斯道克-休斯已经表明，对于末日、世界终结和最后审判的信仰如何影响了西方历史上的伟大革命。那些革命中的每一次都把死亡与再生的经验转化成为民族和教会的不同概念。 ^[10] 而当基督教的末世学为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的启蒙运动和自由神学所遗弃，世俗的末世学就取代了它的位置。“没有人”，他写道，“能没有对某种最后胜利的信仰而生存。因此当神学不复存在，俗人就会自己去找寻最终依托的其他渊源”——去寻求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克·尼采的末世学。 ^[11]

抱有对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信念和献身精神，这是进入历史新时期的先决条件。而只有在历史的新时期、新时代里面，才可能有整个社会，包括其宗教和法律的新生、再生。

一个社会精神上的死亡与再生，就像一个人精神上的死亡与再生一样，并不只是观念与行为的激烈改造；它也不只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大改造。它超越了信仰体系以及秩序与正义体系——它超越了宗教，也超越了法律。一个体味过这类经验的社会承认，它的生存条件是难以忍受的，它承受自己以往的失败，自甘消解；然而同时，它超越了它的过去而复生，展示出新的天堂和新的尘世，并且着手尝试着把它新的信仰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自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种宗教经验——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律经验。但是，它主要不是源自宗教或法律；它出现在旧的宗教和旧的法律被摈弃之后，和一种新的宗教和新的法律被创造之前。它是佛陀在弃绝了过去，出家求道的过程中曾体验过的那种“顿悟”。它是十字架上口诵诗篇第二十二章开头诗句的基督，这首诗以被上帝抛弃之绝望开始，以世界因救世主得获救赎而告终。不仅个人，而且各个群体和整个社会都可能体验到这种绝望与顿悟、死亡与复生。这便是西方教会在1075年和1517年的经验，是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分别在1641年、1789年和1917年的体验。这些伟大革命中的任何一次都不仅仅是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变革——不仅因为它们是暴力的，也不仅因为它们改变了社会的权力结构，而且，并且主要是因为，它们是对于死亡和再生的集体心理体验。

今天，整个人类都在经历着这样的革命。我们正在经验着末日。的的确确，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使人类种族延续成为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西方人已经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尽头；他知道，他不再能够主宰世界，而且不仅如此，他深刻地反省自己的过去，他对于自己的未来完全没有把握。而在第三个层面，在西方文明内部，也在其他文明内部，社会群体正因为种族和宗教的冲突、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两性间的冲突、人与他创造的机械技术间的冲突，以及，每个人自己内心的冲突而日渐解体。当然，每一种类型的冲突都有它自己的原因；但是在所有冲突之后，却有个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群体意识的失落，创立群体之能力的丧失；而这也就是死亡的体验。

与此同时，存在着再生的征兆。征兆之一是人类共同体正在缓慢而痛苦地出现。另一个征兆是地方自发性团体正在广泛形成，它们的生命虽然短促，但对于新生的体验是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