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我们一再谈到的四大基本制度,在明清两代出现了恶质化的态势。明清的专制化程度,远远高于汉唐宋,是真正的高度专制国家。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专制”这个词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以前的中国并不算是专制国家。
首先,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方面来看。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举解决地方武装割据的威胁,强化了中央集权的能力;明太祖朱元璋则废除了宰相制,将中央权力内部皇权与相权的平衡性彻底打破。中国自汉以后,大量的行政性事务是在相府处理,并不在皇宫,宋“百年不杀大臣”更是皇室对士大夫的“权力承诺”。朱元璋废宰相制,建立大学士制度,其实是破坏了这种“恐怖平衡”,到了清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军机处设在皇宫边上的一排小平房里,皇帝每天处理朝政,把军机大臣们呼来唤去,整个儿变成皇室的奴隶了,所以皇权倾轧相权,始于此。
其次,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方面,南宋以后,程朱理学越来越禁锢人的思想,到了明清两代,先是朱棣搞了一个《永乐大典》,再是乾隆弄出了一个《四库全书》,政府从文本角度来限制思想自由,把它认为的异端邪说全数抹掉,全民思想就统一到了“四书五经”上。
再次,在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上,进一步强化和神圣化了科举制。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君君臣臣”的儒家学说以外,什么都不要去想、不准去想。顺治五年,就是清兵入关第五年,清廷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其一,生员不得言事;其二,不得立盟结社;其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以往的碑都是树立的,只有这块碑是卧立的,读的时候要俯首弯腰,如果不遵从,那就可能“一卧不起”了。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俱成“精神上的侏儒”。
最后,在宏观经济制度上,国家继续用强有力的方式来管制宏观经济,对外遏制国际贸易,对内搞男耕女织,在工商业领域搞特权经营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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