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
每个治国者登基第一天,都会想一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走出改朝换代的周期律?”各代的办法都不一样。朱元璋虽然是乞丐出身,学历很低,但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国家打成一盘散沙。当这个国家的人民变成一粒粒沙子的时候,也就没有了凝聚的力量,人凝聚不起来,就不可能造反了,这就是对内维持统治的“散沙术”。朱元璋还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找到了思想依据,老子说,天下最理想的境界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一个小村庄里,守望相助,男人早上起来去种地,日落就回家,女人在家里烧饭纺纱管小孩,男女一生不出乡村,这样,天下自然太平,王朝自然千秋万代。史书说,朱元璋一生中最喜欢读的书便是《道德经》。
要把天下打成散沙,在经济上,最好的模式就是男耕女织。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水稻革命”。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9]。宋代人口急速增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
而朱元璋则发动了一场“棉花革命”。与水稻一样,棉也是一种外来植物,原产于印度,在汉字中第一次出现是南朝的《宋书》。宋末元初,它已经在南方地区得到一定面积的普及。元代,松江府(今上海)的妇女黄道婆改进纺织技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他下令,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俱令种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到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地比元末增长了4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为显著。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以丝绸和麻布为主的穿着传统,服装产量为之大增,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据吴承明的研究,明清两代,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约人均每年织布两匹,商品值近1亿两白银,其中52.8%是以商品形式在市场出售的,总产量是英国在工业革命早期时的6倍。[10]
这两场革命,“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对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治理理念乃至国民性都造成了重大的、不可逆的影响。
这里还有一个世界级的问题需要解答:众所周知,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其实也是以纺织业为启动点的,而它最终引爆了机械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同时带来社会组织的颠覆性变化,最终诞生了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方向。那么,为什么同一个产业的创新,在中国不但没有引发与英国相同的革命性效应,反而为自闭创造了条件?
学者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14世纪的中国江南乡村,每个农家都有织机一部,耕作之余,无论妇孺老小都从事纺织,全家动手,机声不休,通宵达旦。每户所织之布虽然数量甚微,但聚合之后,成亿万之数。赵冈和陈钟毅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过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实:从14世纪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没有出现过一家手工业棉纺织场!他们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写道:“中国传统手工业各大部门都曾有过工场雇用人工操作生产的记载,惟独棉纺织业没有任何手工工场的确切报道。”[11]这种“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规模化的工场化生产相比,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前者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支出,而且时间也是几乎没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闲暇时间单独操作。在这种生产模式的竞争之下,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当然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
在现代经济研究中,早期的乡村手工业常常被称为“工业化原型”,它为工业革命的诞生提供了市场和技术前提;然而在中国,乡村手工业则变成了机械工业化的障碍,它发挥无比的抗拒力,来阻止工厂的兴起与工业化进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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