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情戏_民国女子

豪情戏_民国女子

1941年夏天《文史杂志》连续三期刊登四幕话剧《野玫瑰》的时候，陈铨恐怕想不到这出戏在第二年会火成那样。写《野玫瑰》的时候，陈铨还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担任联大学生剧团的名誉团长。团里先后上演了《祖国》和《黄鹤楼》，但他们嫌《黄鹤楼》人物太多，服装布景道具太花钱，就想请陈铨写一个人物比较少、布景比较简单的剧本。当时军事间谍题材的东西大热，陈铨也想弄出一个。他从联大图书室找来几本英文间谍故事，写了头稿，有同事说他写得像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这多少给他一些打击，从模仿出发的写作，到底缺少了一些鲜活而有力的东西。一则新闻帮了陈铨的大忙。据当时昆明的小道消息说，日本扶植的伪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遭到女儿的背弃，他女儿因看不惯父亲的所作所为，不仅逃去香港，还特地登报脱离父女关系。陈铨觉得这则父女反目的新闻，充满了戏剧张力。他立刻下笔写了个短篇小说，叫《花瓶》，登在《中央日报》的副刊上，他一直恋恋于这个故事，经过短暂的酝酿，陈铨把小说改写成了话剧剧本《野玫瑰》。

1942年3月5日，重庆，冬季的浓雾还在弥漫，氤氲连绵，像扯开了的棉絮，重庆的路上上下下，走起来并不舒服，但一切似乎都不能阻拦观剧者的热情。话剧《野玫瑰》的大幕徐徐拉开，只能容纳七八百人的临时剧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探着脖子，情绪随剧中人物的境遇和情绪起伏。这不是《野玫瑰》第一次上演，1941年在昆明，它就已经被搬上昆明大戏院，以“捐款老军”的名义公演，但与重庆的公演比，昆明的那次恐怕仅仅是激起涟漪的试水。在雾都重庆，《野玫瑰》足足演了16场，观剧人次达10200人。据说，有国民党空军因满座无法进入剧场观剧，“竟然在抗战堂剧场门口架起了机关枪，说什么不给他们进来看戏，便对剧场进行扫射”，听起来十足疯狂。

观众对《野玫瑰》接受程度明显超出了陈铨的预期，他和当时专写历史剧的郭沫若们不同，只是一个大学教授，并非专职剧作家，他写《野玫瑰》最初也只是应学生剧团之邀，没想过要使之“流行”，而且，《野玫瑰》重庆公演之时，陈铨本人还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直到1942年夏天，他才从繁忙的教务中抽身，迤逦北上重庆。早前，《野玫瑰》已经在吴宓和贺麟的推荐下，得了伪中央教育部的学术三等奖，国民党当局把《野玫瑰》树成标牌，而在皖南事件刚刚过去，国共关系紧张的1941年，《野玫瑰》遭到左翼评论界的围攻也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铺天盖地的批评恐怕多少让陈铨无所适从，事实上，陈铨并不想可以站在“哪一边”，在去重庆之前，他只是个安顿于象牙塔内的教授，他不参与政治，不认识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只是在脑海中编制他所期望的人物——他希望战火中的中华民族中能站出来一些铁腕式的强者，带领大家走出阴霾，走向胜利。可是，到了重庆以后，因为《野玫瑰》的关系，陈铨自然而然地认识了朱家骅、张道藩、潘公展、陈立夫、张治中、戴笠，被左翼划为“反动”也不意外。可事实上，就话剧本身来说，也只是表达了作为“战国策”派成员的大学教授陈铨的精神理想而已。

剧本《野玫瑰》是王克敏女儿出走事件启发写出来，最初陈铨写的是短篇小说《花瓶》。小说中还没有“野玫瑰”夏艳华这个人物，有的只是从真实新闻中“拷贝”过来的曼丽和云樵。在小说里曼丽和云樵是两条线索，曼丽“负责”与汉奸爸爸决裂，云樵“负责”从事谍报工作。结果东西写出来，看上去并不是十分出色。不加剪裁地运用现实材料，只会把作品写得很僵化。写《野玫瑰》的时候，陈铨刻意加入了夏艳华这个虚构的人物，也是他心目中理想的“民族强者”的代言人，舞台一下子被她照亮了。

夏艳华是全剧核心，朝外辐射，和其他人物都产生联系，她是北平伪政委会主席王立民的现任妻子，是王立民前妻内侄刘云樵的情人，是王立民女儿王曼丽的后妈，是王安的上级、警察厅厅长的“梦中情人”。而从她出发，又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有趣的人物关系，一个是情感方面的纠葛，为了完成任务，她和王立民结婚，他比她大22岁，而她的情人刘云樵来到王家后，却受到了王立民女儿王曼丽的爱慕，是为四角恋爱。另一个层面，是间谍故事，是夏艳华、刘云樵、王安和王立民以及警察厅厅长之间的周旋、对决。(www.guayunfan.com)

夏艳华喜欢喝铁观音。它没有西湖龙井那样醇，没有北平香片那样腻，没有云南普洱那样粗，没有印度红茶那样腻，但它简单，有力量。夏艳华也想做那么一个简单而有力量的人，用一己之力，为民族解放做贡献。可她的简单绝不是白纸样的简单，白纸样的简单是单纯，甚至幼稚，容易没着没落，夏艳华的简单则是螺旋上升型的，是对过去人生的否定之否定，她的简单是目标明确，集中精力，厚积薄发，一针见血式的。夏艳华的简单里蕴含着超人的克制力。为了达成锄奸目标，夏艳华牺牲了很多：感情的牺牲，肉体的牺牲，心痛的成全。

夏艳华和刘云樵在王家重逢。首次见面，他叫她一声“姑母”，意味着她和他的关系已然告别过去，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她已经嫁给了汉奸王立民。一场出嫁埋葬了旧日感情，更糟糕的是，他还误解她贪图“富贵”。艳华当然是伤心的，可她抑制住了，转而变成玩世不恭，云樵在她面前像是个经验不足的新手，像方达生面对陈白露。不同的只是，夏艳华要坚强得多。因为内心有了更高的追求，所以她能抵挡住烦闷的官太太生活，为了消磨掉失却真情带给自己的痛苦，她也未尝没有自我欺骗，半冷漠半自嘲地说：“女人结婚不过是想取得一张长期的饭票，饭票到手了，心也就安了。其余的事情，都是逢场作戏。”她对刘云樵当然还有爱，年轻时的彷徨的恋爱游戏使得她对爱一直存有疑虑，但那只是个人的小爱，为了对国家的大爱。她宁愿舍弃小爱。与此同时，她又利用警察厅厅长，放走了云樵和曼丽，成全了情人的美好未来。而她却留下自我的肉身，亲手解决强悍的王立民。

《野玫瑰》是个火花四溅的梦，夏艳华是生龙活虎的梦中人。那梦活在陈铨的脑海里，有点武侠剧的意思，参演人物都是那么强势，充满了力量，陈铨把他们想成是强心针、还魂丹，在古旧中华遭遇外来者侵袭的时候，给它打上一针，从而返老还童。夏艳华，响当当的“天字十五号”女间谍，全身上下都洋溢着活力，充满着沧桑烽火中凸显出的正义的豪情，她对她汉奸丈夫说：“立民，你最厉害的敌手，就是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民族意识。他像一股怒潮排山倒海地冲来，无论任何力量，任何机智，都不能抵抗他。立民，你失败了!”虽然夏艳华只是陈铨的美丽想象，但在故事中，她到底是有着强悍、粗糙的灵魂。她为了民族牺牲一切，心酸苦痛都不掉泪，她生在碎石遍布杂草丛的荒原上，一脸疲惫，迎霜傲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