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学派的制度经济学

第一节　旧制度学派的制度经济学

旧制度主义所处时段大约是1900年—1936年。旧制度主义强调制度演进，主张国家干预，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旧制度主义各个代表人所提倡的学说颇为庞杂，没有形成明确的、统一的理论体系。只是由于他们在研究问题时着重说明各种制度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以此阐述社会经济现象，才被统称为制度主义（或学派）。它前期的三位最出名的代表人物：一个是精心剖析传统思想并提出制度理论和方法的凡勃伦；一个是力劝有关国家通过政府立法进行社会改革的康芒斯；一个是运用统计学知识以促进归纳法的米契尔。他们都强调制度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可称为旧制度主义三巨头。

一、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说

托尔斯坦·B．凡勃伦（1857—1929）是制度主义创始人，出生于美国中部农村的挪威移民家庭。188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研究院，1890年后他在康奈尔和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编辑，同时讲授经济学，大受欢迎。后来到斯坦福大学和密苏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却受到冷遇。1918年他到华盛顿粮食管理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凡勃伦的晚年称得上穷困潦倒，靠他的学生接济度日。他死于1929年，即“大危机”到来之前的几个月。构成凡勃伦传统的主要著作是：《有闲阶级论》（1899）、《企业论》（1904）、《科学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1919）、《工程师与价格制度》（1921）等。他的理论主要建立在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基础上，强调制度和文化心理因素分析，在制度学派中被称为社会心理派。他的主要理论包括：

1．关于有闲阶级

凡勃伦承认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冲突，一个阶级努力于社会生产事业，另一个阶级则坐享优裕的生活，并依赖资本的力量指挥生产。他说，有闲阶级积累财富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满足物质的、精神的、知识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通过在消费上的挥霍来炫耀自己的财富。财富被视为权力、威望、荣誉和成功的象征。所以，消费是为了出名。

在凡勃伦看来，有闲阶级的成员不干有益于社会的生产活动，而是尽干些浪费的、无用的事情。凡勃伦写道：“有闲阶级从事这些职业，明显的动机的确不是靠生产上的努力来增加财富。在这方面，也像其他文化阶段一样，政治和战争至少部分地是为了干这些职业的人去追求金钱利益，但它却是通过明目张胆的攫取和强占手段获得。这样的职业显然是掠夺性的。”⁽¹⁾

2．关于社会制度演变

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把社会经济发展视为与生物进化相类似。他宣称，社会结构的演进是一种制度的自然选择过程。社会进步是适者生存的思想习惯和个人被迫适应变化的环境的结果。制度必须随着变化了的情况而变化，这些制度的不断发展即是社会的发展。在变化的过程中，文化总是落在后面。

凡勃伦认为，如果社会上任何一部分人或任何阶级逃避环境的强制，那么他们的观点将迟迟不能适应改变了的形势，因而阻碍着社会的进化。富有的有闲阶级正是处在这样的逃避地位。因此，从进化观点来看，当现行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有闲阶级将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显然，凡勃伦的社会制度演进观点只是把达尔文进化论移植到经济学领域中来，这和他所提倡的进化论经济学思想是相一致的。他把社会发展说成是思想习惯的发展，认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是思想习惯不断变化的结果。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承认旧制度的矛盾，并且指出专门从事掠夺的有闲阶级是力图阻止制度变革的阶级，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3．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

凡勃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从原始的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演进而来的“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两个基本制度构成的，它们分别以人类改进工艺的本能和获取利益的本能为根源，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企业经营”控制着“机器利用”。依据“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的划分，凡勃伦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两大阶级：其一为工程师、技术员、科学家、工人等物质生产者；其二为老板、经理和商业推销员等，他们依靠所有权控制工业，目的在于获得优厚利润。凡勃伦指出，“企业经营”和“机器利用”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其他一切矛盾的根源和基础。

凡勃伦根据他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在《工程师与价格制度》中提出了改革的设想。这个设想就是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来领导社会。在他看来，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是整个社会最好的代表，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只有在他们的指导下才有可能推翻现行的资本主义价格体系。

凡勃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触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矛盾。例如，资本家扩大生产要受到市场相对狭小的限制，反映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大机器操作的生产力受到企业经营目的的约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他没有透过现象去寻找这些矛盾的根源。从凡勃伦的改革内容来看，应该说是激进的方案，实际上是要进行社会革命。另外，凡勃伦还基本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人类未来持消极态度。

二、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说

约翰·罗杰斯·康芒斯（1862—1945）是一个通过实际活动研究如何把经济关系归结为法律形式以改变经济体系的制度主义者。他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26岁时毕业于奥柏林大学，接着在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读了两年，。后来执教于韦斯里大学、奥柏林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构成康芒斯传统的主要著作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制度经济学》（1934）、《我自己》（1934）和《集体行动经济学》（死后于1950年出版）。

康芒斯和其他制度主义者一样，从利益冲突而不是从利益和谐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出发点。在康芒斯看来，主要的利益冲突来自财富的生产者和财富的消费者之间的差异，这两个集团又可以分化出许多具有利益冲突的阶级，如买者与卖者、借者与贷者、农民与工人等等。在集团内部，是集体行动；在集团与集团之间，则是矛盾重重。随着矛盾的发展，或者是出现利益融合，或者是出现僵局，或者是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从而要求再一次集体行动的强制。然而，除了冲突之外，还存在着互相依赖，要求有秩序的稳定关系。各种社会现象都内在地包含着冲突、依赖、秩序等具有矛盾性质的各种因素，它们不能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而是持续地、永久地作为必须重新对付的问题反复出现。

显然，康芒斯这种阶级划分与矛盾分析是十分混乱的。它既混同了阶级和阶层，又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矛盾去代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完全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但是，他能看到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的互相依赖和冲突，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

三、米契尔的经济学说

韦斯利·克莱尔·米契尔（1874—1948）是凡勃伦的得意门生。如果说凡勃伦是制度学派理论上的奠基者，康芒斯是以政治法律手段调节集团利益冲突的改革家，那么米契尔是重视事实、以统计资料验证制度主义理论的研究者。所以在旧制度主义中，他被称为经验统计派。

米契尔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1892年考入芝加哥大学，后来又就读于研究生院，189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米契尔最初在华盛顿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之后在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周期及其原因》（1913）、《经济周期问题及其背景》（1927）和《论经济学与工业的关系》（1941）等。

在米契尔看来，经济科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因此经济科学应朝着多调查、少演绎推理的方向发展。他在发表于1896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写道：“众所周知，演绎推理可能把研究者引入迷途，除非它的结果为归纳法的调查研究所检验和纠正。”米契尔主张，不要为某一特殊弊端立即采取补救行动，应当敦促人们去做了解那些社会问题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只有充分认识社会之后才能明智地改造社会。

米契尔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当做重点问题来研究。他认为，一个企业内部的协作是专家们精心计划的结果；独立的企业之间的协作则不能都说是有计划的，它是在生存斗争中无计划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企业内部的协作有明确的目标——赚取利润，企业之间的协作则受到种种有冲突的目标的限制。企业内部的协作由一个具有权力的权威来按计划执行，企业之间的协作则依赖许多不能执行共同计划的权威行事，除非有一个能说服或强迫其他人的人。由于这些情况，一个企业内部的协作具有经济效益的特征，企业之间的协作具有浪费的特征。米契尔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就细节来说是有计划地由技术来指导进行的；但就总体来说，既无共同计划，也无集中指导。除了在战争紧急状态下所采取的短暂的经济动员计划外，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做出如何供养其人民的有系统的计划，而是继续依赖于有缺点的私人自动协作的努力。

以上论述说明，米契尔已经观察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即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由此他希望社会和国家小心谨慎地去实行社会经济计划，以克服最坏的经济波动，同时保持经济自由和增加安全。至于如何实现社会经济计划，他认为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怎样使人们希望完成的目标从分歧走向统一；其二，怎样使零碎的、片段的个别计划变成相互依存的社会计划。显然，这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进行如此庞大的、统一的社会计划。

米契尔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一套富有特色的见解。概括起来他的经济周期理论有四个主要论点：（1）经济波动是由货币原因引起的；（2）经济周期不仅会表现在集体活动中，而且还会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3）除了危机时期外，波动与预期利润关系密切；（4）波动不是由轻微的和偶然的平衡破坏导致的，而是由经济系统本身引起的。此外，他还认为经济周期可以划分成若干阶段，例如，他说：从复苏发展为繁荣，繁荣孕育着危机，危机将产生萧条；随着萧条的加深，新的复苏将出现；于是，另一个周期又开始了。基于这种看法，他认为，经济周期理论必然是对从一种商业状态自行转化为另一种商业状态的、累计变动的历史性分析。

米契尔将萧条时期之后的经济复苏作为周期性阶段的起点。周期开始，上涨的工资和较高的利润既刺激消费需求，又刺激投资需求。乐观主义开始流行和传播，生产条件不断加强。到复苏阶段的后期，价格逐步上涨。未来价格的预期刺激着商品的订货，货币数量和信用随着商业情况的改善而扩张。利润因工资和间接成本落在后面而增加，于是扩大投资，经济进入繁荣阶段。但是，当投资在投资品成本上涨的情况下进行时，固定成本便会上升。这时，建立新工厂的成本增加，租金和利息相继提高，工资开始追赶补涨的物价；另一方面，由于过分乐观，工人不再担心失业，结果企业设备的生产效率下降，管理能力下降，工人的工作效率下降，生产的浪费增加。到繁荣后期，当产品的价格不能提高时，上升的生产成本便吞噬了利润。这些压力越来越严重，以致经济危机接踵而来，经济陷入萧条。随着萧条的加深，资本品逐渐陈旧和濒临废弃。这时，新的资本品价格低廉，挣扎图存的竞争诱导企业家购买新的、更有效率的、低成本的机器设备，更新固定资本。此外，消费者原来使用的耐用品和半耐用品因陈旧过时而急需替换；增加的人口也将引起消费品需求的增加；空虚的存货有待于充实。于是，乐观局面又开始出现，经济再次逐步上升，进入复苏阶段。

米契尔对经济周期的研究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反复出现的现象，并结合固定资本的更新来分析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