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大众传播

二、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成为国际关系的一种特点，仅仅开始于本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史。在这之前，尽管大众传播的一些形式已经存在，例如报纸，它出现的时期可以上溯到传统意义上的近代国际关系史之前，但是，这个时期的报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另外，它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因此，国际关系中的大众传播的特点只有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才能充分和彻底地得到反映，也只有在现代国际关系领域中谈论这一问题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当大众传播以极大的热情去关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时，大众传播实际上就进入了国际关系领域，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样就构成了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另外一种结构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除了有“大众传播中的国际关系”一种结构之外，还有“国际关系中的大众传播”的结构。当然本章并不是前一章的简单延续，也不是那种简单的正反论证方法的结果。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能够找到一些在前面根本触及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功能是什么。

（一）渠道和桥梁

不管是运用于国内社会，还是运用于国际社会，大众传播始终是把信息、观念、理想等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其他地方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渠道。同时它也是沟通传播者与受众的一座桥梁，甚至是沟通国家、民族、文化群体等集合体之间的一座桥梁。这一点从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媒介”一词本身即可理解。

1.向受众传播信息

大众传播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传播信息，因此国际关系中的大众传播自然也具备这样的功能，那就是向国际范围内的受众（包括国内的受众和国外的受众）传播有关国际关系的信息，更准确地说是传播国际社会中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此外还传播有关国际组织和具有国际影响的个人的信息。

2.沟通国际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

大众传播除了向内或向外传递有关国际关系的信息之外，还肩负着一项使命，就是把一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或这个国家在有关国际关系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转达给有关的其他国家或整个国际社会，或者是把某一人群的立场、观点转达给其他人群，使这些国际关系的主体能够互相了解、互相认知，从而达到沟通与信任。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国际关系主体之间面对面地交流思想的机会是十分有限的，而在国际关系愈来愈复杂多变的今天，经常性的交流与沟通又是十分必要的，这样，能够牵线搭桥的大众传播正好承担起这种功能。

当两个国家处于非正常的“断交”状态时，大众传播的这种沟通功能和桥梁角色就显得更加必要。1997年温和的哈塔米上台后，伊朗通过传媒向美国传递出缓和关系的信息，而在这前后，美国政府也通过传媒向伊朗表示了温情。这之后，双方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继续眉来眼去，尽管后来美伊关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当时两国关系肯定是升温了。由于两国之间断交多年，两国政府及其首脑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互致问候，但大众传播帮了他们这个忙。大众传播的这种沟通功能在这里表现得确实很恰当，也很出色。

（二）战场和武器

随着国际政治的进一步深化，传统的国际关系舞台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和常规战争的范围，各国除了在以上领域内展开竞争、冲突之外，还在日益显得重要的大众传播领域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较量与斗争。大众传播为国际政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和战场。

事实上，大众传播领域作为一种战场，一开始就是与真正的战场相联系并被用来配合正面战场上的军事攻势的。在广播发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广播随即被运用于战争中的宣传鼓动和造谣行骗，从而开辟了一个称作“第四条战线”的战场。以后，许多国家之间还爆发了真正的“传播战”。1922年，德法两国为了争夺鲁尔区，分别通过广播向对方发动攻击性的言论，爆发了一场“广播战”。最有趣的是，就在这之后不久，德国和波兰为争夺西里西亚地区，也利用广播互相攻击，事端平息之后，两国还签署了一个不使用广播攻击对方的“互不侵犯条约”^[7]。大众传播之所以能够开辟一种全新的战场，就在于大众传播本身是一种威力无比和十分有效的武器。古人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用武力手段去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冲突越来越不可能的情况下，以大众传播为手段、为武器，用“心理战”和“宣传战”去打击、摧毁敌对国家或非友好国家，不仅是唯一的选择，而且是最好的选择。1990年3月27日，美国针对古巴的马蒂电视台开始试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对此评论道：“美国现在对古巴发动了一场入侵，不过不是使用军事力量，而是通过广播。”^[8]国际关系实践，尤其是近年来的国际关系实践，证明大众传播作为一种武器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三）催化剂和助推器

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活动中不只是充当一般的中介角色或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般性工具，在很多时候，它也是一种触媒，它可以加快整个活动的节奏，影响整个活动的进程。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纽约日报》对美西两国挑拨离间，引发了一场战争，这当然不是说发动战争的决策权在《纽约日报》的老板赫斯特手中，但美国总统麦金莱发布战争令时，显然是受了《纽约日报》等大众传媒的鼓动和影响。正是因为其时大众传播媒介火上浇油式的报道，进一步恶化了美西关系，使美国统治阶层下定了与西班牙一战的决心。

大众传播的催化功能和助推功能主要地表现在国家的对外政策决策过程、深化国家关系、促动国际关系公开化和民主化运动中。由于这些内容涉及到了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的深层次影响等诸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四）国际关系的焦点

越往深处探究，我们越会发现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当大众传播以更大的热情来关注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事件与问题时，它自己也在国际关系的大舞台上成为聚焦的中心，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和议题之一。

1.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受到关注

无论从广义的角度上讲，还是从狭义的角度上讲，大众传播都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里获得证实。作为一种学科，它得到了全社会广泛的认可，而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它得到每一个联合国成员的高度重视。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重点被大众传播领域的一系列问题所占据，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于1977年11月成立了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关于大众传播的一系列活动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如此的重视，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活动出现在这样一个日益受到重视的世界性组织内，更因为文化作为国际关系乃至整个世界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受到了广泛的重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政治、经济和军事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因素，直到90年代初塞缪尔·亨廷顿写出《文明的冲突？》一文后，人们好像才意识到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法国人路易·多洛在60年代已经把文化的因素引入了国际关系之中，他甚至把自己的著作直接定名为《国际文化关系》。

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就在于“文化是体现国家信誉和威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9]。在和平时期，文化在国家关系中的这种职能尤其显得突出和重要。不言而喻，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的大众传播也就具备了这种职能，充当了这样一种角色。以美国为例，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除了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惯性力量之外，还仰赖于美联社、CNN、美国之音等构成的世界一流的大众传播网络以及由此传播出去的美国思想与美国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美联社、CNN和美国之音等大众传播媒介就是美国的象征。从这里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家的传播实力是与其国际地位相对应的，没有强大的大众传播系统，就没有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强大的国家必定有着强大的大众传播系统。这皆因大众传播是体现国家信誉和威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作为文化的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份量也就越来越重；文化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作为文化的大众传播也就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这是合乎逻辑的推论，更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规律。

2.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受到关注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大众传播本身在某一发展阶段上会构成一种国际关系。从字面上理解，这比较晦涩，但如果我们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关系史，或者是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众传播史中，我们便会清楚地理解，大众传播是如何构成一种国际关系的，或者说大众传播是如何成为国际关系最为直接的一部分并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的焦点的。

20世纪60年代末，当第三世界各国纷纷挣脱殖民主义的政治枷锁之后，它们发觉还有一根缰绳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时刻威胁着自己的独立与安全，这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不均衡和不平等的大众传播水平。在这种不平等面前，第三世界在政治、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也因此而大打折扣。它们深切地感受到不改变大众传播领域的这种局面就无法保证政治上的绝对独立和经济上的完全富强。1968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大众传播和国际了解”讨论会上，这一问题首次被提出。在后来，这一问题不断地被提出和讨论。随着“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口号的提出，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这一思想已完全演变成了国际关系领域里的一场重大革命运动。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出于维护其既得利益的目的，坚决反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要求。它们指出，如果允许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和控制新闻从而达到改变现行新闻秩序的目的，则会动摇新闻自由的原则。矛盾是不可调和的，1985年，双方的斗争导致美、英两国相继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很明显，无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场斗争中谁是谁非，双方的斗争已经成为国际范围的事件，并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当我们把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的口号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感觉它们真正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国际新秩序”。当然，“国际新闻新秩序”是否应改为“国际文化新秩序”，以使其更具广泛性和概括性，这一点尚待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另外这种新秩序是否仅仅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就能实现，也值得怀疑。但是，不管怎么样，大众传播已经在国际关系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淋漓尽致的戏剧，在这场戏剧中它扮演了一个主角，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从此以后，当我们谈论起国际关系时，我们再也不会忽略大众传播在其中的位置。

（五）国际关系行为体

说到国际关系，首先会想到“国际关系行为体”一词。顾名思义，国际关系行为体最直接的含义是指在国际关系中有目的、有能力、独立地参与国际间活动与事务的行为实体。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是指国家，此外还包括国际组织。这样大众传播领域一些跨国家、跨地区、跨世界的组织与联盟就进入了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列。

第一个世界性的大众传播组织诞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从那时起到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跨地区、跨世界的大众传播国际组织。诸如国际传播学会、国际新闻学会、亚广联（亚州太平洋广播联盟）、加勒比通讯社、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阿拉伯广播组织，等等。这些组织都是有关国家在国际范围的大众传播活动中寻求共同利益的产物，或者是为了在国际事务中共同加强大众传播或新闻工作，或者是为了加强相关国家自身在大众传播领域中的地位和分量。但是无论属于何种情形，大众传播领域的国际性组织在根本上就是国际间交往的产物，是国际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它们参加到国际关系的活动中来，那么它们必然会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大众传播领域斗争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国际组织，例如加勒比通讯社、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阿拉伯广播组织、泛非通讯社、亚洲太平洋新闻交换网，等等。这些组织一诞生就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大众传播媒介或组织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原来在这一领域展开的斗争不再是政府间零敲碎打的争执，而是代之以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组织或联盟之间的有章程、有计划的持续战争。当然，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等组织的斗争对象可能是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相对应的组织，也可能是美联社、路透社等单个新闻机构，还可能是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但无论是何种情形，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等组织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关系。而且，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它们成为了关系的一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关系行为体。

对于那些成员更广泛的大众传播组织来说，它们在整个国际关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反而被轻视和冷落了。例如国际传播学会、国际新闻学会等。由于不能明确地找到与国际关系相对应的另一方，以突显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它们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就似乎变得有点儿不确定了。但是，人们有理由承认那些在国际关系中频频抛头露面的角色，同时也没有理由否定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暂时保持沉默的主体。国际传播学会和国际新闻学会等组织还不能像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活跃于国际社会，是因为大众传播作为一种较为独立的力量尚没有得到彻底的确认，另外也因为人们尚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些国际组织独立活动所能带来的好处。这种局面最终将随着大众传播作用的加强以及国际关系的深化而得到彻底的改变。

除了那些国际性组织之外，一些大众传播实体也可以被看作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许多传媒实体被国家严格地控制着，不能单独进入国际关系的活动中去，也不能随意地发表言论，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些传媒实体无法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但是一些规模较大的、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自主地展开新闻报道和信息传递的大众传播实体如CNN、VOA（美国之音）、BBC等，因其深深地卷入了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所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具备了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身份。尤其是当它们的声音触犯了某些国家之后，这些被触犯的国家不可能去指责这些传媒实体背后的国家，而只能与这些传媒实体对簿公堂。这个时候，这些传媒实体就真正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