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媒体国际舆论斗争功能的差异

三、两类媒体国际舆论斗争功能的差异

（一）国际舆论斗争的现实性

1.国际舆论斗争的定义

国际舆论斗争，简而言之就是国家间的舆论斗争，具体是指国家利用大众传媒的宣传功能，为争取国内外有利的舆论环境，配合本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斗争而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29]。国际舆论斗争的主体是国家，本国新闻媒体^[30]是主要的执行者。保障国家内外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顺利实施是其根本目的。二战时期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之间的电波战（War of airwaves）；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媒体战（Media war）、思想战（War of ideas）；以及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前的舆论造势活动等都属于国际舆论斗争范畴。

2.国际舆论斗争的现实性

在全球化进程的冲击下，国家主权受到削弱和侵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国家依旧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构成国际政治现实的基本单位”^[31]。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阻止信息自由流动的障碍的不断消减，国际新闻媒体发布的信息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迅速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入侵，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32]随着信息全球化的推进，新闻媒体对于国际政治的干预力量也在不断上升。“对于政治事件，媒体显示出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可以把一起事件非政治化，仿佛政治事件被媒体报道，这一事件才发生，而媒体停止报道，这一事件就结束了；另一方面媒体也可以将非政治事件政治化：一旦那些被人们忽视或被政府有意掩饰的问题被媒体挖掘出来，通过‘媒体制造’而易于成为世人瞩目的政治事件。”^[33]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就可以通过影响和控制国际舆论或他国国内舆论，配合自己的外交行动。如何在国际舆论的斗争中取得主动已逐步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次行为体媒体和喉舌媒体在本质上都无法独立于主权国家，它们都会根据国家的需要，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国际舆论斗争，为国家利益服务。新闻媒体国际舆论斗争功能是媒体宣传功能^[34]的分支和延伸。由于这两类媒体的自身特点和影响国际关系的途径、动机不尽相同，所以它们从事国际舆论斗争的效果和功能也存在差异。

（二）次行为体媒体从事国际舆论斗争的优势和局限

编辑方针的相对独立使得大部分次行为体媒体对外传播公信力较高，传播效果较好，甚至可以通过自身国际影响力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次行为体媒体对内传播中发表不同意见和声音，可以有效增强本国民众抵抗外界信息渗透的免疫力，还可以监督政府的外交政策，提高其决策的科学性。

政府“使用”次行为体媒体从事国际舆论斗争也存在不少局限。如：可控性较差，时常不按政府的意志行事，制造麻烦；大部分次行为体媒体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一般都是通过间接传播实现，其信息传递过程容易被扭曲，而且次行为体媒体“自行其事”的状况也使其国际影响比较零散，缺乏指向性。

1.优势：对外传播公信力强，可提高本国影响力；稳定国内舆论环境，监督外交政策

首先，次行为体媒体相对独立的形象使其在进行对外传播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平常状态下，次行为体媒体可以和政府保持距离，并对其政策指手画脚，但在诸如战争等国家危机时刻，它们中的大部分又会和政府站在一起。2002年10月10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要求美国各电视台谨慎播出拉登的电视讲话，理由是拉登可能通过电视传达恐怖行动指令。很快ABC、CBS、NBC、FOX以及CNN都明确表态，不再实况转播拉登的任何电视讲话，并且事先一定会对“敏感内容”进行审核^[35]。这些次行为体媒体临时“转向”后，其原先的公信力并不会瞬间消失，暂时的团结可以凝结成强大的舆论合力，将对手致于死地。科索沃战争中，西方媒体空前地高度一致，使军事力量本来就弱小的南联盟在西方媒体的集体攻势下基本丧失了整个西方世界民众的支持，在国际舆论上陷入空前的孤立。这种效果持续到战后，并间接导致了米洛舍维奇的下台、被捕。

另外，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次行为体媒体可以提高和改善该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半岛电视台最初的诞生是官方意志的体现，新上任的埃米尔希望通过改革让国家呈现一种自由、开放的氛围，确立卡塔尔在阿拉伯国家中的独立地位，并赢得西方世界的认同。半岛电视台的运作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政府外交上的需要，才获得政府多方面的支持。虽然直到现在半岛电视台依然是家不赚钱的电视台，但卡塔尔政府从自己的投资中已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半岛电视台在中东地区已经确立了“媒介领袖”地位，连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正视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同时卡塔尔的国际地位也由于半岛电视台的崛起而大大提升^[36]。

其次，由于它的相对独立性，次行为体媒体对一些国内问题的较早发现和辩论，可以有效增强本国舆论环境的弹性和抵抗外界信息渗透的免疫力。对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监督，也可以提高其决策的科学性。美国加州大学学者威廉·多曼等人在《美国媒体与伊朗》一书中指出，美国主流媒体必须承担监督美国外交政策的使命。他们认为，1978年的伊朗革命使美国丢失了在海湾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国，美国主流媒体在过去25年里对伊朗的报道偏差使美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一场群众革命导致一个超级大国‘丢失’了一个附属国的观念是一种殖民主义思想的遗毒，对于分析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毫无用处。美国媒体对于这场失败的责任主要在于没能充分理解伊朗人对他们所处社会的理解和感受，进而导致了政府在过去25年里做出了灾难性的外交决策。”^[37]美国学者对本国媒体有关伊朗的报道活动的反思，不得不让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在伊拉克和对伊朗采取的政策，及其媒体扮演的角色。如果其媒体始终追随于美国政府背后，丧失监督和自己的判断力，最后倒霉的还是美国国家的利益。

2.局限：可控性差，时常制造麻烦；对外传播间接、分散

一方面，次行为体媒体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对于国家而言其可控性较差，时常给政府制造麻烦，造成国内舆论不稳定。

英国广播公司（BBC）“独立”、“公正”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长期以来和英国政府“作对”中获得的。1956年，埃及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英法被迫从苏伊士运河撤军。时任英国首相的罗伯特·安东尼·艾登对BBC进行的客观报道感到恼火。他威胁BBC要削减100万英镑的拨款，企图阻止其在英国播出不利于政府的报道。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英军“谢菲尔德”号驱逐舰被阿根廷导弹击沉。为了稳定军心，政府严禁媒体报道。但BBC顶住压力，把事实公之于众，撒切尔政府斥之为“卖国贼”。BBC在报道中还坚持使用“英国军队”而不用“我们的军队”也引发了英国政府的强烈不满。政府勒令BBC总经理阿什莱德·米尔恩道歉，但遭到拒绝^[38]。

近年来爆发的“凯利事件”更是弄得BBC和英国政府两败俱伤。2003年5月29日，BBC记者吉利根援引一名英国情报官员的话报道说，布莱尔政府为了配合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曾授意在2002年9月公布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报告中添加萨达姆有能力在45分钟内发动生化武器袭击的情报，报道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作为吉利根报道消息来源的英国前国防部武器专家凯利博士，在自己名字被公开并接受英国议会质询后自杀。英国政府委任赫顿勋爵对此事进行调查。2004年1月28日，赫顿报告公布。报告一边倒地支持英国政府，指责BBC报道失实，英国政府对凯利之死有不当之处，但不负主要责任。报告公布当天，BBC董事会主席戴维斯宣布辞职，总经理戴克于第二天辞职，记者吉利根也于第三天辞职。这次事件使BBC的信誉受到沉重打击，但更多的媒体也同样质疑赫顿报告的真实性，布莱尔政府继续受到广泛的谴责与置疑^[39]。

美国媒体在越南战争期间的反战报道同样也给美国政府制造了极大的麻烦，使政府最终不得不放弃战争。越战期间，除了CBS之外，几乎大部分美国主流媒体都和政府唱起了反调。《纽约时报》驻越南西贡记者赫伯斯坦曾发出多篇批评美国越战政策、指出越战前途艰难的报道，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十分不满。肯尼迪在白宫设宴款待《纽约时报》老板索兹伯格夫妇，席间，肯尼迪当面要求《纽约时报》把赫伯斯坦调离越南，结果被索兹伯格当面拒绝。这个老板回家后还专门打电话给赫伯斯坦，让他继续在越南进行战场报道^[40]。

造成次行为体媒体不听话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在于新闻自由是西方现代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一般的政府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强行干涉次行为体媒体的活动自由。BBC是由英国政府投资的公营媒体。在法律上，政府仍然对其享有很大的权力，比如它的执照10年为期，由政府颁发，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吊销其执照，并对其节目有最后的命令权。但是在事实上，英国历届政府从来不曾使用过这种“最后的控制权”。一方面是由于BBC自身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方针，很少有小辫子可抓；另一方面英国任何一届政府也都不敢贸然干涉新闻自由，以致给自己带来政治上的不利，从而得不偿失。美国政府在越战期间对媒体的失控一方面是经验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新闻自由传统的顾忌。即便最近几次战争，美国政府对媒体的管束更加严格了，但可以发现，在方式上主要还是通过新闻发布会、随军采访等软性手段进行限制和约束。

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控制次行为体媒体的行为，使其为国家服务而不是“捣乱”，这是各国政府都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大部分次行为体媒体（除BBC、CNN等少数外）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一般都是通过间接传播实现的，其信息传递过程容易被扭曲。在平常状态下，其对外影响也比较零散，缺乏指向性和持久性。

半岛电视台的国际影响力就是通过多层传递扩散开来的。作为一家以阿拉伯语为主的媒体，半岛电视台播出了一盘本·拉登的录像带，直接收看“半岛”节目的观众很有限，但是它的画面被CNN、BBC等国际大媒体购买后，转换成国际通用语言——英语，这些国际传媒巨头采用了半岛电视台的画面和报道，通过自己庞大的全球电视网向各国受众播放，各国其他地方媒体则会进一步把英语转换成俄语、日语、汉语、马来语等等^[41]。半岛电视台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就是经过一系列环节的信息传递和符号转换来实现的。虽然，间接传递信息的方式可以扩大次行为体媒体的影响力，但是次行为体媒体报道的本意和出发点也在信息传递经历的各个环节中被打了折扣。

在平常状态下，次行为体媒体的传播活动缺乏明确的政治指向，更多地根据自身价值观和新闻专业主义来处理各个话题的报道强度。从国际舆论斗争的角度看，其传播活动的用力方向就比较分散，也缺乏持久性。

（三）喉舌媒体从事国际舆论斗争的优势和局限

喉舌媒体作为专门的舆论斗争的工具，完全贯彻国家的意志。它可以进行高效、集中、持久的宣传活动；其舆论攻势在信息封闭的环境中效果显著。但是，喉舌媒体的官方色彩降低了它在对外传播中的可信度，其宣传攻势在信息开放的环境下效果较差。

1.优势：可控性强，报道力量集中，封闭环境中传播效果较好

第一，喉舌媒体的高可控性保证了其报道力量可以高效、集中、持久地贯彻国家的意志。通俗地讲，操控自己的“嘴巴”永远比操控另一“人”来得容易。在一般情况下，喉舌媒体作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存在，政府可以直接规定和干预其编辑方针，“喉舌”理所应当地严格服从“大脑”——政府的指挥。

喉舌媒体的这种高可控性保证了其报道活动及时、高效率地贯彻国家的意志。1996年末和1997年初，当时的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关闭了美国人认为“独立”的塞尔维亚广播电台B-29，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都迅速做出反应。美国之音很快扩大了其短波和中波波段的塞尔维亚语广播，以覆盖南斯拉夫境内更多的听众。它还专门租用欧洲通信卫星公司的电视发射接收机，在B-29关闭10天后，同步播出其塞尔维亚语广播节目，密切配合美国政府的外交行动^[42]。

喉舌媒体的高可控性还保证了其报道活动能够有计划地长期开展。冷战时代，美国对外广播电台对前苏联的和平演变就是一个长期的、有计划的传播渗透活动。几十年如一日的针对性宣传显然是“自行其事”的次行为体媒体无法做到的。

如果喉舌媒体报道活动不符合政府或国家的意志，可以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进行调整。“9·11”事件发生后不久，2001年9月25日，美国之音不顾政府官员的阻拦，播出了对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采访录音。9月27日，美国之音电台台长惠特·沃恩被撤销职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事件的解释是：美国纳税人供养的美国之音不应该播放来自塔利班的声音。

第二，喉舌媒体在信息封闭的环境传播效能很大。

路透社基金会前主席迈克尔·尼尔森肯定国际广播电台的巨大作用：“为什么西方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不是通过使用武力。武力没有攻破铁幕。西方的入侵是通过电台，它比武力要有力得多。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冷战期间，美国和前苏联都开动了宣传机器大力向对方展开思想攻势。前苏联时期的“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播出语言数量和播出时间都毫不逊色于西方国际广播电台，多达77种，每天播出的总时数为200多小时^[43]，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播出语种最全的国际广播电台，可是，为什么“电波战”的结果却是以美国大获全胜、前苏联崩溃解体而告终呢？

这就涉及到喉舌媒体的传播效果问题。传播学上有一种理论叫“预防接种理论”（inoculation theory）。该理论的提出者麦奎尔（William McGuire）和帕帕乔吉斯（Demetrios Papageorgis）指出，大部分人持有许多未经挑战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在受到攻击时经常轻易地被动摇了，因为人们不习惯于保卫他们。当人们接受对基本信仰的攻击和对这些攻击的反驳后，可以发展出一种普遍化的免疫力。^[44]

前苏联长期处于僵化的“斯大林新闻模式”下，信息闭塞，普通群众信息来源极为单一，有限的党报党台又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沉溺于正面宣传，而很少反映现实中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之音在广播中连篇累牍地报道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优越性；而自由欧洲之类的“替代”电台则专门揭露前苏联政府忌讳和不准国内新闻媒体报道的前苏联社会的一些黑暗面。美国广播散布的这些“细菌”在前苏联群众中间蔓延开来，又长期得不到其他信息渠道的有力反驳，加上国内政治上互相斗来斗去，经济老上不去，于是，前苏联老百姓对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就不可避免地动摇了。

相反，在美国和西方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与政府“作对”的所谓“自由”媒体，在它们的“扒粪传统”下，揭露本国社会丑恶现象属于家常便饭，各方还利用媒体进行辩论，普通民众也习惯于这种“批评”的氛围，等于是接种了“疫苗”。相比之下，前苏联的对外广播对美国、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谴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显得有气无力。西方社会信息流量大，来源多，而前苏联对外广播电台有限的声音早就被西方社会的海量信息淹没得无影无踪。再加上前苏联对外广播电台自身也不重视宣传技巧，在对西方的广播中依旧沿用国内的呆板、灌输式的宣传方式，在西方受众中的实际宣传效果微乎其微。冷战中的这场广播战出现一边倒的结局实在不足为怪。

喉舌媒体由于其可控性好，效率高，所以可以进行长期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宣传攻势。特别适合对信息封闭国家进行灌输和演变。据尼尔森公司2003年8月的调研，中东广播电台在埃及、约旦、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5个国家的15岁以上人口中的平均收听率已达31.6％^[45]。

2.局限：官方色彩影响对外传播效果；信息开放环境中传播效果差；有时还会自缚手脚

第一，喉舌媒体由于有官方色彩和宣传色彩，因而在可信度^[46]上处于弱势。宣传在西方是一个“贬义词”，一般人认为，这是用于影响、改变和破坏他国的一种信息活动^[47]。但喉舌媒体又必须进行宣传，所以喉舌媒体不得不在“‘客观性’的目标与充当一个有效的宣传工具的需要之间进行艰苦的协调”^[48]。美国政府也深知国际广播与国务院关系密切带来的可信度的降低。在通过《美国国际广播法案》时，美国国会表示，要防止“把国际广播实体并入国务院，因为那样国际广播机构的新闻真实性和可信性就将受到威胁”。为此美国采取了多种伪装措施，例如把一些完全由政府提供资金的“替代”电台说成是私营媒体，故意掩人耳目。

第二，喉舌媒体在信息开放的环境中效用大减。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在信息开放的社会中，喉舌媒体宣传的效果将迅速下降，宣传提供的信息被信息开放的社会的海量信息所淹没，宣传提供的观点，被大量其他反驳信息所抵销。而在当前网络日益普及的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背景下，喉舌媒体发挥威力的空间越来越窄。美国广播委员会曾专门对中国境内收听美国广播的情况做过调研。结果令他们沮丧：美国对外广播在中国只覆盖1％的人口，68％的人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威胁，同时中国有43％的上网者将网络作为最主要的信息源^[49]。

针对喉舌媒体现实的困境，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做出调整。1999年10月，德国宣布了德国之声的新战略。德国之声的无线广播“将继续在那些他们认为信息供给严重缺乏的地区存在”（对巴尔干半岛的广播将继续，对印尼和亚非不稳定地区的广播节目将增加）；而对于“那些已经自由化并由私有化的信息市场提供服务的地区，将停止广播”。此后，德国之声对日本的日语节目，对拉美地区的西班牙语节目都停止了^[50]。这些调整一方面有其预算紧张的压力，另一方面在这些信息自由竞争的地区，国际广播的传播效能已经相当微弱，名存实亡，及时撤出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美国却不甘于简单撤出。美国广播委员会针对向中国广播的困境，提出新的策略，指出必须针对中国“那些民族主义倾向日益强烈的受众”制作节目，告诉他们“有关美国的真相”，同时发展高质量的网站。从2000年开始，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每天向订户免费发送6万封电子邮件。美国对外广播机构针对最新形势不断做出努力的手法无疑是值得借鉴的。但是他们没有弄清楚自己传播效果急剧下降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国内信息环境的日益开放和丰富，这种开放程度越高，信息越丰富，美国之音之类的媒体的影响范围就越小。加强网站建设之类措施实在是杯水车薪。

第三，喉舌媒体本身的一些越轨活动还会给政府制造麻烦。喉舌媒体作为政府代言人，其报道行为、观点、立场都代表政府，因此喉舌媒体一旦擅自进行一些报道活动，还很容易被外界误读为政府的立场和态度，给政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造成二者的相互干扰。这一问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普遍。

（四）组合才更有力量

无论是次行为体媒体还是喉舌媒体，其用于国家的国际舆论斗争的效能都不完美，各有利弊。次行为体媒体具备良好的公信力和形象，传播效果相对较好，能适应多种传播环境，但驾驭和控制次行为体媒体需要耐心、需要技巧甚至艺术，对政府的管理驾驭能力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喉舌媒体传播效果受传播环境影响大，但传播力量集中、效率高、可控性好，政府更容易操控。

在国际舆论的争夺中，如果能综合使用次行为体媒体和喉舌媒体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形成综合的对外舆论宣传体系，其传播效能必将大大高于使用单一媒体进行的做法。

美国作为当前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很多方面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其中对外舆论宣传体系的建设和运作无疑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次行为体媒体群和最庞大的喉舌媒体群，通过这两条管道的扩张和综合运用，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被传递到世界的所有角落。美国的任何一次重大外交行动，都伴随着两大媒体群的密切配合。美国实际上完全掌握了解释一切新闻事件的权力，苏东剧变和科索沃的黑白颠倒自然都不足为奇了。美国对次行为体媒体的立法限制、公关拉拢，对喉舌媒体设置上的细致分工，宣传技巧的钻研，都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学习。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新闻传播本身效能有限，我们不能无限夸大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威力。要争夺国际舆论，本国的外交政策或许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因素。一个错误的失人心的外交决策，无论媒体如何配合，也很难改变其消极结果。同样是美国，它处心积虑地在中东开办很多新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希望通过软性的音乐和西方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夹杂在新闻报道中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但是效果一直不明显。正如很多伊拉克青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的那样，他们的确喜欢美国的音乐，但仅仅如此而已，当他们的国家遭受侵略，他们的爱国情结并不会因为喜欢美国的流行音乐而受到影响。美国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双重标准是其赢得中东人心的最大障碍，企图单纯用媒体传播去感化别国民众实在已经超出了媒体力所能及的范围。

【注释】

[1]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德国之声电台都是公营媒体，但由于其特殊的专门对外广播的性质，算在喉舌媒体之列。具体区分见本章的第三部分。

[2][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3]这段话中将媒体与政党、国内利益集团并列，也意味着文中提到的“传播媒介”特指西方社会里那些与政府保持距离的所谓自由媒体，而非政治工具媒体。

[4]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5]黄旦：《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13页。

[6]郑超然等著：《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322页。

[7]王星白：《透析“半岛卫视”的异军突起》，《国际新闻呢界》2003年第1期第42页。

[8]陆晔、展江：《半岛电视台解秘》，《财经》2004年8月5日。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11][美]门罗·普赖斯著：《公众外交与国际广播的变革》，顾芳编译，《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4年第11期，第13页。

[12]Altschull J.Herbert（1984）.“Press practices always differ from theory.”Agent of power：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New York：Longman：PP.298.

[13]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14]William A.Donnan and Mansour Farhang（1987）.The U.S.Press and Ira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203.

[15]张桂珍：《国际关系中的传媒透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96-107页、第125-130页。

[16]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页。

[17]杨晓白编译：《半岛电视台：环形阿拉伯世界》，《青年记者》2001年6月。

[18]黄玉：《从历次重大事件报道看BBC与政府的关系》，《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4年第6期，第47页。

[19]李良荣等著：《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20]参考《美国“自由一台”开播后的舆论反应》，《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4年第4期，第36页。

[21]陈俊妮：《试评美国在中东的意识形态试验地——METN》，《新闻大学》2003年秋季刊，第69页。

[22]李水明：《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史》，台湾大华晚报社1985年版，第969页。

[23]展江、赵刚：《美国反恐怖战争与新闻传播类型》，载陈卫星主编：《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24]展江、赵刚：《美国反恐怖战争与新闻传播类型》，载陈卫星主编：《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25][美]门罗·普赖斯著：《公众外交与国际广播的变革》，顾芳编译，《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4年第11期，第19页。

[26]李明水：《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史》，台湾大华晚报社1985年版，第968页。

[27]艾雷珥：《国际广播电视：美国公共外交的核心武器》，《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3年第1期，第3页。

[28][美]门罗·普赖斯著：《公众外交与国际广播的变革》，顾芳编译，第17页。

[29]据笔者掌握的材料，国内还没有关于“国际舆论斗争”的准确定义，此定义参考“舆论战”的定义。详见温飚：《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新一轮国际舆论战特点浅析》，《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4年第8期，第3页。

[30]严格地说，国际舆论斗争也可以借助别国媒体进行，本文限于篇幅，这部分内容暂不讨论。

[31]The Dividing Discipline：Harmony an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Boston，MA：Allen＆Unwin，1985，p.11.

[3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1页。

[33]唐海江、吴高福：《西方政治媒体化评析》，《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第17页。

[34]有关媒体宣传功能的理论主要有魔弹理论、拉斯韦尔的宣传理论、李普曼的舆论形成理论、乔姆斯基的制造共识理论等，具体可见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92页。

[35]http://www.sznews.com/n1/ca1394735.htm。

[36]王星白：《透析“半岛卫视”的异军突起》，《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1期，第45页。

[37]William A.D Orman and Mansour Farhang（1987）.The U.S.Press and Ira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229.

[38]黄玉：《从历次重大事件报道看BBC与政府的关系》，《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4年第6期，第47页。

[39][日]中村美子著：《由伊战报道反思BBC同政府的对立》，刘睿林译，《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4年第4期，第21页。

[40]张小茸：《媒体——美国战争中的“特种部队”》，《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3年第6期。

[41][美]门罗·普赖斯著：《公众外交与国际广播的变革》，顾芳编译，《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4年第11期，第18页。

[42][美]门罗·普赖斯著：《公众外交与国际广播的变革》，顾芳编译，《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4年第11期，第18页。

[43]王向东：《俄罗斯国际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今昔谈》，《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4年第9期，第37页。

[44][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和应用》第5版，郭慎之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5页。

[45]温飚：《美国国际广播战略策略再次大调整》，《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4年第11期，第25页。

[46]此处主要指喉舌媒体报道除本国政策以外的其他新闻时，会带有宣传色彩，因而可信度低。喉舌媒体在报道本国立场观点时则恰恰相反，它的报道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高可信度。

[47][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48][美]门罗·普赖斯著：《公众外交与国际广播的变革》，顾芳编译，《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4年第11期，第12页。

[49]温飚：《美国国际广播战略策略再次大调整》，第23、24页。

[50][美]门罗·普赖斯著：《公众外交与国际广播的变革》，顾芳编译，《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4年第11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