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美国与东北亚大国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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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危机下美国与东北亚大国关系的变化2007年4月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意在继续强化与日同盟关系。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中国已成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砝码加重。

金融危机下美国与东北亚大国关系的变化

2007年4月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拖入巨大衰退漩涡之中。这场危机被认为“百年未遇”，是全球化时代第一次世界性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打开了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潘多拉魔盒”，不仅美国经济受到重创，也使得全球经济陷入了整体性恶化的困境。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为尽早走出困境，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对其对外政策作了一些新调整，对东北亚大国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一、美国与日本关系的变化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经历了“附庸同盟”——“互助同盟”——“伙伴同盟”三个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日同盟关系开始进入新的调整期，但从各个时期分析，其同盟关系的强化势头不降反升。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日同盟关系在继续强化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迹象。

（一）美日从多方面强化同盟关系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将美日关系定义为“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认为日本是“一名可在全球范围内给予美国以全面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支持的‘伙伴’”，“关系近的不能再近的盟国”⁽¹⁾。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意在继续强化与日同盟关系。奥巴马称，美日关系是东亚地区安全的基石，美国将继续加强和日本的联盟。希拉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表示要将美日同盟定位为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在美国政府中出现了多位资深的知日派官员。前国防部副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被任命为驻日大使，非常熟悉日本事务的坎贝尔被任命为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09年2月，希拉里在访日的谈话中称，鼓励日本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如帮助巴基斯坦应对经济危机，参与阿富汗重建，参与非洲索马里的反海盗行动等。随后，2月23日，在时任首相麻生太郎与奥巴马的会谈中，双方还一致同意把防止全球变暖作为两国优先解决的问题，并就此讨论了合作方式，这表明美国需要日本在多方面的支持与配合。

对美国提出的战略配合要求，日本也积极给予了响应。麻生太郎在与奥巴马会见时就直接表态，只有日美两国才具有足够能力解决世界上那些非常危急、重大的问题。2009年3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将从政府开发援助中拨出约14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8亿元，用以支付2009年8月阿富汗总统选举前该国所有警察，约8.2万人的半年工资。3月25日，日本防务省防卫研究所发表了日本“2009年东亚战略概况”，其中提议要制定“日本版的PRT”，并提供20亿美元的援助，同时帮助阿富汗修建200所学校、100家医院、帮助其培养更多教师。⁽²⁾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与配合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与地区重建战略。

（二）美日同盟对中国的针对性有所弱化

冷战结束后，在美国一手主导下新建立的美日同盟，其安全目标在于以联盟方式抑制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挑战者，形成以美国为首的，以联盟体系为基础的由海洋向陆地的霸权合围体系。2005年出台的美日防务磋商会议声明，明确界定了美日合作范围的全球性，并公布了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12项全球和地区战略目标。美国制衡中国以及日本“借美抑中”的倾向性与针对性明显增强，使得美日同盟具有较强的干涉型和攻击性。

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中国已成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砝码加重。希拉里认为，在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们要和中国保持积极合作的关系。现在是两国“积极合作”的“新时代”的开始。而希拉里在前往日本前，她已在纽约强调：一些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必然是我们的对手。我们认为，正好相反，美国和中国将互利、将互为对方取得成功作出贡献。她在访日期间与日本外务大臣谈话时也明确表示，让中国以建设者的姿态参与国际社会，让中国在六方会谈、气候变化及世界经济等各方面与美日一起发挥建设性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日本《朝日新闻》的评论说：美国发出的‘外交信号’已经表明，美国如今需要的‘基轴体制’不是日美，而是日美中。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力的提升，奥巴马新政府意识到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认识到缺少中国的合作，不仅其全球战略布局将受到影响，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也难以解决；原本的美日共同对抗中国的具有冷战思维的同盟关系已经落后于时代，在面对金融危机问题时，日美同盟仍以冷战思维、以是不是“盟友”的身份来设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和政策目标，早已不合时宜。因此，必须要求弱化美日同盟的针对性，在中美日三边关系方面推行“合作共赢”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否则，必然对其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与手段造成局限性。

（三）美日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发生分歧

对美国政府来说，立足于保持与日本的传统盟友关系是其亚太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日本政局的变化对美日关系现状与发展带来了潜在的挑战，2009年8月27日，日本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的《日本的新道路》一文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刊出。文章认为，“正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必须持续建立覆盖整个的地区且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架”，“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如何保持自己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并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成为日本关注的问题，希望美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地区的稳定，“但是也希望约束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过分行为”。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以鸠山为领导的日本中左翼政府试图实行“脱美入亚”的政策宣言，文章一经发表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³⁾美日两国在冲绳驻军、支援反恐和构建东亚共同体上的矛盾也在这种舆论背景下逐渐浮出水面。首先是美军在冲绳普天间空军基地搬迁的问题，引起了冲绳民众要求美军关闭机场、从冲绳撤军的呼声。其次是日本自卫队对印度洋的美军舰只供油服务也在国内的反对下难以继续推行。显而易见的是，日本试图借助金融危机的契机，加深与亚洲各国的合作与互信，尤其是加强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从而确保事关日本安全的东亚地区的稳定。

在变化了的形势下，稳住并调整与日本的关系便成为美国新一届政府亚太战略的重要挑战。奥巴马首访亚洲的第一站选在日本也是出于其应对这一挑战的战略考虑。美国也深知美日关系目前正处于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节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表现出相当谨慎的应对态度，美国通过奥巴马对日本进行访问和以纪念《日美安保条约》修订50周年等事件为契机，着重强调美日间“传统友谊与合作历史”，着力淡化冲绳普天间空军基地搬迁、日本停止向美国舰只供油等现实问题的分歧。在承认双方有分歧的前提下，表现出希望以一种“建设性、坦率和尊重”的方式处理这些分歧的姿态。

二、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变化

美俄关系既传承了美苏关系的一些因素，也彰显了当今世界超级大国与发展中大国的矛盾。美俄两国是当今世界上拥有核武器、高科技力量最强的国家。2008年8月8日，在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冲突发生之后，美国国内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必须要孤立俄罗斯，美俄之间新的冷战曾一度看似不可避免。然而，金融危机改变了可能发生的“新冷战”。格鲁吉亚问题在美国已经下降到次要位置，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也说，“如今没有什么任务比消除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更重要”⁽⁴⁾。

（一）美俄在国际金融领域竞争激烈

金融危机爆发不久，俄罗斯媒体就对美国表示谴责，认为金融危机急速蔓延到俄罗斯的各个经济领域，严重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俄方认为，此次危机证明，一个经济体和一种货币占优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没有哪个国家能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超级控制者”。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梅德韦杰夫提出了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原则：签订新的国际公约，作为国际金融新体制的法律基础；建立多极化的国际金融体系，使世界金融中心多元化，外汇储备多样性；建立以现代化技术为核心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俄罗斯政府为增强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8年2月1日，俄罗斯政府把稳定基金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并着力把后者建成为俄罗斯的主权投资基金，扩大海外风险投资的规模。在2008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梅德韦杰夫提出，到2020年要把莫斯科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把卢布打造成区域货币。俄罗斯还通过建立以卢布为结算单位的油气交易所、逐步与独联体国家和欧洲国家以卢布结算油气等手段增强卢布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为减少美元贬值带来的影响，俄央行还抛售700亿美元“两房”债券，并与中国、委内瑞拉等国达成贸易本币结算协议，逐步减少美元储备。⁽⁵⁾

（二）美俄政治关系出现缓解趋势

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困扰的美国政府无疑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内部问题上；另一方面，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的紧张，也影响着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周边国家的关系，这必然牵制俄罗斯的发展。美俄双边关系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呈现出回暖的态势。

2009年1月26日，奥巴马在同梅德韦杰夫通电话时表示，要“扭转美俄关系的‘恶化势头’，同意在克服金融危机、防止核扩散和反恐等方面加强合作”。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呼吁美国走出“冷战的桎梏”，应该改变以往扩大军事同盟的老做法，俄美两国应该减少对抗，通过加强对话解决双边问题。2009年4月，希拉里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外政策委员会演讲时声称，“与俄罗斯的关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面”⁽⁶⁾。从这一政策取向出发，美国在诸如北约东扩、东欧反导系统等严重影响俄美关系的问题上都表现出新的姿态，也得到俄罗斯方面的积极回应。

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北约东扩问题从本质上反映了美俄两国在欧洲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和分歧。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希望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俄罗斯则认为冷战的结束应该意味着西方与俄罗斯在欧洲地缘问题上相互对峙的停止。然而，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并没有能阻止在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东扩进程。但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加深，美国一改此前的强硬态度，转而积极推动北约恢复与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合作。美俄两国围绕北约东扩的政治问题局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在东欧反导问题上，美国此前一直试图通过各种公开场合发表声明，欲使俄罗斯相信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举动并不针对俄罗斯。但俄罗斯始终认为美国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真正意图在于谋求对俄军事战略优势。近来，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开始出现松动迹象。2009年7月初，奥巴马在访俄期间表示，“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只是为了防止来自伊朗或者朝鲜的导弹袭击，如果这种威胁消失，美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面对美国方面的“善意”，俄罗斯立即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表示“如果放弃部署东欧反导系统，俄将取消在加里宁格勒部署导弹的计划”。美俄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削减进攻型战略武器的框架文件。⁽⁷⁾

此外，对于美国提出的进一步削减美俄进攻型战略武器的计划，俄罗斯也作出正面回应。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尼·马卡罗夫将军指出，“俄罗斯可以削减自己的核武库——原子弹及其运载工具，如果美国也这样做的话”。对于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4月20—21日访问芬兰期间所提出的俄罗斯削减核弹头数量的三个必要条件，奥巴马政府给予了积极响应。2010年3月2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就新的核裁军协议达成一致，这一新条约将代替于2009年底到期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除了明确削减核弹头数量之外，新条约还建立了“有效的”核实机制。⁽⁸⁾此外，俄罗斯还与美国签署了军事过境的相关协议，允许美军穿越经过俄境内进入阿富汗。

（三）美俄两国合作与竞争同在

首先，美俄在国际热点问题等方面加强合作。2009年3月6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日内瓦会谈时已经达成共识：双方重启俄美关系，并将加强在军控、防止核扩散，阿富汗、伊朗和朝鲜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合作。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希拉里会晤后对媒体表示，“国务卿女士的优先议题跟我的基本一致，我们将像伙伴那样真诚和坦率的工作，我们都明白双边关系出现了不能错过的发展机遇”⁽⁹⁾。

其次，美俄在欧洲地缘政治上的争夺不会停止。美俄关系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对独联体地区问题的处理，虽然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双方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有所缓和。但是两国在独联体地区范围内的争夺不会停止。俄罗斯学者表示，俄美在前苏联地区的冲突不可避免。受大国野心、经济和地缘政治意图驱使的美国不会放弃向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反俄精英”示好。俄罗斯永远不会容忍美国紧紧抓住自己极为重要的空间。另外，美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日益激烈。中亚一直被西方地缘政治学家看成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这里油气资源十分丰富，是大国争夺的战略要地。因此，中亚自然成为大国争夺欧亚大陆政治、军事和经济地缘战略主导权的角力场。俄美双方都力图通过控制这一地区的油气生产和出口通道从而取得战略优势。

最后，美俄两国仍存在根本分歧。虽然在金融危机和各种安全威胁面前，两国的共同利益增多。但是由于两国存在根本利益的分歧，双方的竞争仍将持续。美俄的根本分歧在于建立一个怎样的世界秩序和由谁来主导建立世界秩序。美国政府为了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强调要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目标并未改变。虽然金融危机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美国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俄罗斯政府则积极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谋求恢复原苏联世界强国的地位，并竭力主张建立一个在联合国主导下的多极化世界。一方面，近年来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执政者不会放弃追求强国地位这个旗帜；另一方面，俄罗斯虽然遭受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但由于其国内经济与世界市场并未完全接轨，其受冲击的主要原因是石油价格的下跌，从长远来看，能源仍是短缺资源，俄罗斯已经取得的世界地位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动摇。

三、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变化

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双边关系，由于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使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夏伟认为，“金融危机可成美中关系转折点”⁽¹⁰⁾。

（一）中美携手应对金融危机

首先，美国重视中国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2008年10月21日，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就中国和全球经济问题发表讲话时表示，消除全世界金融市场动荡造成的影响，需要美国采取大刀阔斧的政策步骤，也需要紧密的国际协调和合作。中国承担了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责任，将与美国和其他伙伴国共同努力实现全球经济稳定。美国新政府认为，与中国的关系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接触。在奥巴马政府第一轮外交出访中，派出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中国，被认为是“金融危机催生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开始”，还有媒体说“希拉里访华让中美关系进入‘最快车道’”。希拉里也明确指出，“指望在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和领导下看到全球复苏是不现实的”。她在结束访问中国时还说，“毫无疑问，美国和奥巴马政府都希望中国发展”，“我们所希望的就是，你们不要犯跟我们一样的错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希拉里还对中国坚持购买美国国债表示感激。她说，“中方继续支持美国国债，是对我们两国关系的认同。我们两国将真正的休戚与共”⁽¹¹⁾。希拉里在中国时还强调说，如果我们不能重振经济，这不仅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非常需要美国市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如此之紧密。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也表示，美中两国在维系一个稳定、运作良好和平顺的国际金融体系上共享巨大的利益，中国正在为此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¹²⁾

其次，中美双方采取全面措施刺激本国经济。中美两国采取了全面的刺激措施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提升信心和支持全球需求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就美国方面来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布什政府的7000亿救助方案。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上台后着手拟制新的刺激经济的计划。2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根据此方案，35%将用于减税，65%将用于增加政府投资。其中，美国每个纳税人将有望拿到400美元的退税金。接着，2月18日，奥巴马承诺要投入2759亿美元来避免900万美国人民丧失住房抵押赎回权。此后不久，美国参议院还表决通过了总额为35300亿美元的2010财年财政预算法案。同时，美国财政部也着手计划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监管。3月26日，财政部长盖特纳提出美国需要更加简单有效的监管系统，需要制定全新的规定，对金融机构进行“更好、更迅速、更强硬”的监管并建立新的游戏规则。

从中国方面来说，金融危机影响显现后，中国政府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政府投资4万亿人民币用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建设、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十个方面。在2009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宣布，在财政预算等方面采取诸多措施，包括9500亿元的庞大财政赤字、9050亿元的中央政府投资，以及5000亿元的税务减免等。同时，中国政府也加大对港澳台地区的支持力度，2008年10月29日，温家宝总理明确表示，“中央将鼎力支持香港渡过金融危机，从保障食品供应、加快基础建设、扶持中小企业、开放更多城市赴港‘个人游’、协助香港制定风险预案等五方面提振香港经济”⁽¹³⁾。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出于政治考虑，中国政府开始对进入内地的台资企业实施大规模援助。中国的金融机构将为台资企业提供总计1300亿元的融资贷款，中国企业还将采购台湾的液晶面板。

最后，中美双方深入开展经贸领域交流合作。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直接投资国。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持有国。随着美中经贸关系的持续扩大和深化，相互交流合作也日益深入。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中双方共进行了六次经济对话，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美中两国经贸领域带来的不利影响，2009年7月28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闭幕，据会后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的官方文件显示，美中双方加大了在经贸领域交流合作的力度。中美双方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与信息交流，共同努力采取调整国内需求和相关价格的政策，以促进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贸易和增长；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鼓励基础设施融资的新办法，以促进经济复苏。同时，双方认识到，根据透明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规则运行的强有力和富有活力的金融市场，在支持全球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增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承诺继续密切交流与协调，促进金融稳定，并将共同努力加快金融部门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以提高金融部门稳健性。此外，双方一致肯定贸易融资对加快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两国进出口银行将在该领域继续合作，将在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包括伪钞问题等方面加强合作。中美两国也致力于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G20和其他多边机构和论坛中以建设性和合作性方式共同努力。

（二）中美政治互信进一步加深

美国政府近年来对美中关系越来越重视，为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美中的政治互信程度也进一步加深。在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称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双方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随着美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日益增多，合作的领域更加广阔，成为两国需要开展频繁互动并将互动机制化的客观原因。两国迄今已建立六大类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能源、环保、航空等方面。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中之间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和双边问题进行了五次高层战略对话。为了进一步提升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中美两国领导人于2009年G20伦敦峰会期间达成共识，将原来的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合二为一，建立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美国白宫新闻官员在简报会上称，奥巴马总统清楚表明，许多国际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无力解决。他希望与中国建立一种可以寻求协助解决世界问题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反映了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形势下，中美两国对加强合作认识的加深和两国合作重要性的提高”⁽¹⁴⁾。在新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下，以两国元首个人名义的两位特别代表分别主持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被提升到同等重要的高度。首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的成功举行，不仅为两国在战略层面进行沟通提供了新的平台，也起到了消解双方的战略猜疑、培育政治互信的作用。美中关系的日益制度化使一些问题可以通过相应渠道进行解决，也能避免因某一问题领域的争端而导致两国关系出现倒退。良好的沟通机制使得双方关系不断走向成熟。

其次，两国对美中关系进行战略再定位。战略定位是一国对其外交政策性质的基本判断，决定着一国对外政策的选择及整体方向。从冷战结束至今，美中两国的战略定位历经几次变化，逐渐由定位模糊走向清晰、由双边视角走向全球范围，反映出两国关系发展的曲折性以及对国际环境和力量对比变化的适应性。在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两国将美中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在克林顿执政后期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方向。在小布什上台之初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威慑和遏制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政策的主线，美中关系也一度出现倒退。然而在“9·11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最主要的战略威胁，由于中国在全球反恐问题上具有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逐渐改变原有态度，将美中关系定位为“坦诚、建设性的合作关系”。2005年9月25日，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时把中国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说明美国新的对华政策框架逐渐形成。胡锦涛主席2006年访问美国时提出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¹⁵⁾。2009年4月，在G20伦敦峰会上美中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美中关系”。2009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重申了这一战略定位，并提出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至此，两国对美中关系进行了再定位，从而确立了两国未来发展的新框架。

最后，两国军事领域实现积极交流合作。近年来，中美军事关系一直陷于“发展—停滞—再发展—再停滞”的怪圈中。例如，美国提升与台湾实质性军事关系和向台出售先进武器，美国国会2000年《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正案》限制两军在12个领域的交流，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和中国军力发展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美国舰机频繁到中国专属经济区海域及其上空活动，这些都给两军的正常交往带来严重干扰和负面影响。

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加深，美国政府加强同中国的全面合作，两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了两军关系的逐步恢复和发展。两国国防部在北京举行了第十次防务磋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拉夫黑德将军和陆军参谋长凯西将军先后访华；两军还就海上军事安全问题进行了坦诚对话，就查找朝鲜战争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落开展了军事档案合作。2009年10月24日至11月3日，应美国国防部长盖茨邀请，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一行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中国中央军委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在此次访问中，徐才厚与盖茨就加强中美两军关系等问题达成七项共识，即双方同意继续加强高层互访；扩大在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方面的合作；深化军事医学领域，尤其是防治流行疾病方面的合作；扩大两国陆军在各领域的交流；加强中青年军官的交流；促进两军文体领域交流；为增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进一步发挥现有外交渠道和磋商机制的作用。⁽¹⁶⁾此次访问增进两军了解、加深了友谊、扩大双方共识、增强了军事互信，促进两军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但这一势头能否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关键在于美方能否真正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关切，妥善处理好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稳固两军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三）中美就国际热点问题积极合作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的合作尤为重要。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环保等全球性挑战，都需要中美两国携手应对。奥巴马表示，21世纪的重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核扩散，还是经济复苏，都不能通过单独行动加以面对。所以，美国欢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在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挑战问题方面。针对朝鲜问题，中美双方重申继续推动六方会谈进程并落实2005年“九·一九”共同声明的重要性，包括朝鲜半岛无核化、关系正常化及在东北亚地区建立永久和平机制。双方表示，愿与有关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协商对话，全面实现六方会谈的宗旨和总体目标。针对伊朗核问题，美中双方密切关注伊朗核问题的动向，呼吁伊朗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提议作出积极反应。双方重申大力支持通过谈判寻求全面、长期解决伊核问题的办法，呼吁伊朗继续与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合作。针对核扩散问题，中美双方认为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规定以及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所有相关决议，对两国合作阻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取得成功至关重要。两国政府坚决支持联合国安理会1877号决议。双方表示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共同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并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加强防扩散领域的合作。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方面。中美双方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对话，也认识到强调气候变化是当今时代的重大挑战之一。认为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回应，国际合作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双方相信，应对气候变化应该尊重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优先事项，并相信向低碳经济转型是促进所有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同时，认识到《能源和环境合作十年框架》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加强清洁的大气、水、交通、电力和资源保护领域的合作。根据在十年合作框架下新制订的美中能效行动计划，中美两国将通过技术合作、示范和政策交流，共同努力以成本效益高的方式提高工业、建筑和消费品领域的能效。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达成了推动两国清洁能源联合研究、启动中美电动汽车倡议、促进大规模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合作研究和应用、启动美中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和平利用核能等议程。

在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方面。中美双方积极评价《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30年来两国科技合作与交流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意加强在载人航天飞行和探索方面的对话，并在民用航空领域开展合作，同时鼓励两国公共和私营机构在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合作。在卫生健康领域，两国进一步开展联合研究，深化了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包括甲型H1N1流感的预防、监控、报告和控制以及禽流感、艾滋病、肺结核、疟疾等疾病。另外，还将加强在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方面的合作。在人文交流领域，美国表示将接受更多中国留学人员赴美学习并为中国留学人员赴美提供签证便利。目前，美国在华留学人员约有两万名，美方将启动一个鼓励更多美国人来华留学的新倡议，在今后四年向中国派遣十万名留学人员。双方同意加紧商谈并于2010年续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文化协定2010至2012年执行计划》，并适时在美国合作举办第二届“中美文化论坛”。

（四）中美双方争议性问题犹存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关系确实越来越向好的方面发展，但两国间存在的长期性矛盾并没有消除，在一些问题领域仍存在分歧。

其一，两国经贸领域贸易摩擦增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这使得美中两国在经贸领域的贸易摩擦增多，双边贸易的环境趋向恶化。据有关统计显示，仅2009年1至9月，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4起，涉案总额达58.4亿美元，同比大幅上涨639%。在2009年9月，奥巴马批准在未来3年对中国输美轮胎在4%的常规关税基础上分别加征35%、25%和20%的惩罚性关税后，中国立即将此诉诸WTO争端解决程序。另外，美国商务部2009年11月24日做出最终裁决，以中国油井管存在补贴为理由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至15.78%的反补贴关税制裁，涉案金额约为27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2010年2月5日中国商务部公布对美国白羽肉鸡产品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对美国肉鸡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对美国应诉公司裁定43.1%至80.5%不等的倾销幅度，未应诉公司倾销幅度为105.4%。对美肉鸡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之后，有报道称，美国对中国大陆生产的礼物盒以及包装丝带，征收最高超过231%的反倾销税，而对台湾相关产品只征收不超过4.54%的税款。⁽¹⁷⁾众多事例显示，美中贸易摩擦有升级的趋势，这对美中经贸关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其二，美国对台军售问题。2010年1月30日，美国政府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地区出售“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反导系统、“鱼鹰”级扫雷艇、“鱼叉”导弹、多功能信息分发系统等武器，总价值近64亿美元。同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纷纷表态，强烈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售台武器的严重危害性，认真对待中方严正立场，立即撤销售台武器的错误决定，停止对台军售。与此同时，中方接连宣布4项措施，反制美国对台军售：暂停两军计划内有关互访安排；推迟中美两军部分交往项目；推迟双方拟于近期举行的中美副部长级战略安全、军控与防扩散等磋商；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针对美国政府对台军售一事，措辞之强硬、回应之密集，在中国近年来的外交行动中非常罕见。⁽¹⁸⁾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台湾问题也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台湾问题美国处理不当，将会继续影响中美两军关系的健康发展。美国曾在“八·一七”公报中明确承诺，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将逐步减少并最终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如今27年过去了，美国应该对“八·一七”公报的执行情况作一个总结、回顾和反思，因为这直接影响着美国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诚信。只有美方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严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逐步减少对台湾的军售，才能清除这一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

其三，美国政府政要会见达赖问题。2010年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在华盛顿会见了达赖，国务卿希拉里也于当日会见了达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19日凌晨发表谈话严正指出：奥巴马会见达赖的行为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中美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违背美国政府多次重申的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的承诺。奥巴马会见达赖的这一举动不仅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带来了一系列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其四，美国舰机在中国管辖海空域进行的侦察问题。近年来美国舰机在中国管辖海空域的侦察活动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美国的侦察活动不仅在战术上缺乏实际意义，而且在战略上削弱了两国的政治和军事互信，向外传递出对中国敌视的信号，给两国关系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以2009年3月发生在南中国海的“无暇”号监测船事件为例，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话说，“美国一边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要求中国承担振兴世界经济的责任；一边却不顾中国的感受，高调批评其人权状况，指责北京对待西藏的政策，在中国沿海地区及其上空频繁地进行军事侦察。美国的这两个面孔，既削弱了对华政策的信誉，又强化了中国民间的反美情绪”⁽¹⁹⁾。

四、美国对外关系变化的原因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遭受重大打击，虽然目前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面对美国在世界上影响力正在下降、新的国际挑战不断出现、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正在崛起的现实，为了实现美国领导世界的目标，美国政府改变了原有单边主义的政策，开始推行将“硬实力”同“软实力”灵活结合的“巧实力”的对外政策。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教授琳达·巴克特曼曾经形象地说：“航空母舰就像美国的四肢，白宫好比其大脑，好莱坞大片是美国人漂亮的装饰，而华尔街无疑是这个巨大躯体的心脏。多年来，正是以这个心脏为依托，美国才建立起绝对领先的军事体系，发展了影响巨大的美国文化，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掌握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²⁰⁾所以，这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就像一个巨人突然患了“心脏病”，使得它已不再健康，并随时有致命的危险。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是其对外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金融危机重挫了美国的硬实力

所谓硬实力，就是指一国所拥有的支配性实力，通俗的说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主要包括一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等。

首先，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实力遭受严重打击。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主要包括其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贸易总额、金融资产等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据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美国GDP为13.16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为27.16%，远远高于其他大国。2000—2006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6%，高于同期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2006年，美国拥有金融资产56.1万亿美元，占世界金融资产总和的33.6%，远远大于世界其他主要金融体。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7年美国外贸额为318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3%，大幅领先其他贸易大国。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全球竞争力年鉴》显示，在1998—2008年参评的55个国家中，美国在全球综合竞争力指标上一直高居榜首。⁽²¹⁾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出现严重失衡，巨额“双赤字”居高不下，受经济下滑、救市开支猛增等因素影响联邦财政赤字猛涨，2008财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4550亿美元，接近于2007财年的三倍。2009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1.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9.9%，创二战以来新高。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联邦政府2010年的财政赤字仍将达到1.35万亿美元。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年美GDP仅增长1.3%，是2001年以来的最低增幅。其中，2008年第四季度美GDP负增长3.8%，是自1982年第一季度负增长6.4%以来的最差表现。美国占世界贸易份额从2000年的15.4%降到2008年的10.9%。美国份额的下降，主要反映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贸快速增长及其在世界份额的上升。

其次，金融危机使美国军事力量发展受到影响。美国拥有和平时期世界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军事力量，其国防实力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大国。美国不仅拥有极其庞大的核武器库和战略导弹，还引领着世界军事变革的方向，不断开发和部署了各类高、精、尖等高科技武器。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的军费开支在2005年高达4782亿美元，接近全球各国军费开支总和的一半。美国2007年军费开支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5468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40%以上。⁽²²⁾同时，美国具备干预世界各地事务的超级军事力量以及快速、机动的危机反应能力和处置能力。美国在世界各大洋游弋着11艘航空母舰战斗群，美军还是世界上唯一一支按照全球地理区域进行军事战略部署并设立军事指挥部的军队。

金融危机爆发后，受财政状况的影响，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就承诺要改革防务预算，以便不必为用不着的冷战时代的武器系统开支。他在首次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也重复了这一承诺。根据美联社报道，鉴于美国短期内不会停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的军费支出，政府眼下还需投入数千亿美元的救市资金，国会参众两院情报拨款委员会决定削减2009年用于新一代卫星侦察监视系统“BASIC”计划的所有预算，同时取消针对这一计划的剩余资金。在2010年财政年度预算中，美国国防部长召开的记者会上，盖茨宣读了将被停止或者削减的军事项目名单，美国在冷战时期为对付苏联空军研制的第四代战斗机F－22战机被叫停；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多弹头型导弹”的迎击系统研制计划也将终止。另外，尖端通讯卫星等项目也被取消。美国军方也深切感受到军费紧缩带来的影响，美国陆军部长格伦无奈地表示，金融救助政策可能给陆军未来的预算形成压力，特别是“未来作战系统”和新型直升机计划将面临严峻的预算形势。

最后，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科技实力下滑。美国是世界第一科技创新大国，研发投入和所得成果均遥遥领先。金融危机爆发前，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06年，美国研究与开发支出总额为3438亿美元，而排名紧随其后的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中国分别为1455亿美元、724亿美元、494亿美元、452亿美元、383亿美元。据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统计，2005年，美国在美国专利与商标署、欧洲专利署获得的专利达87103项，占世界各国获专利总数的44.2%，几乎相当于欧盟和日本在美欧专利署所获专利的总和。并且长期以来，诺贝尔科学奖大多数为美国人获得，2006年度的诺贝尔化学、物理和医学三大科学奖，同时由美国人获得。另外，美国在信息通讯、生物、纳米等高新技术上独占鳌头。2006年，美国在美国专利与商标署、欧洲专利署获得信息通讯专利达43678项，占世界比例的45.9%。同年，美国在这两大专利署获得生物技术专利达4312项，占世界比例的54.7%。美国在纳米技术研发机构数量超过德国、英国和中国三大国的总和，纳米技术专利数也大于其他国家的总和。2006年，美国教育开支占GDP比重为2.6%，相当于欧盟和日本的两倍以上。美国也是吸引外国技术移民和高级人才最多的国家。2005年，美国的大学授予外国学生14424人博士学位，占所有博士毕业生的33.3%。⁽²³⁾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在科技方面的优势有所下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2009年发布了一共167350个实用专利，虽然比2008年增加了6.1%，但仍然不及在2006年创造的专利最高点。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财年美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是457966个，比2008年减少了1.8%，这是自从1996年以来美国首次专利申请数量下降。同时，据IFI专利情报称，美国企业获得专利占专利总数的49%，其余的专利发给了国外公司，也进一步表明美国企业在科技研发方面的优势有所下降。另外，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一些企业面临生存困境，越来越多的外籍高新技术人才选择回国发展，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从而使得美国的国际性人才急剧流失。

（二）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

“软实力”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次提出的。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世界影响力一度达到顶峰，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美国具有绝对的优势，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美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新一波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使美国所提倡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风靡全球，许多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从很多角度研究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政党体制、选举制度和法治传统等导致美国强大的政治根源和政治因素，非洲的许多国家也纷纷效仿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2007年，世界上与美国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为146个，达到世界国家总数的75%以上。⁽²⁴⁾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备受世界各国推崇。美国倡导的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理念的不断向外扩展，尤其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载体将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跨国公司生产总值已经占世界生产总值的45%以上，跨国公司控制世界进出口贸易额的50%以上，控制世界技术转让的75%，掌握国际投资的90%，控制生产技术的90%，控制工业研究与开发的近90%。然而，80%以上顶尖的跨国公司的母公司都在美国。⁽²⁵⁾再一方面，美国对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使国际经济秩序呈现美国化的趋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国际性经济组织中，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经济组织中的投票权比例都超过15%，而投票通过的最低比例为85%，这意味着美国具有一票否决权。这两个机构，长期以来也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世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则是欧洲人，其他地区没有任何机会。实际上，美国掌握了这两大世界经济组织的相关标准制定的权力。最后，美国文化和价值观有强大的影响力。美国通过大众媒介传播、人员交流等有效的手段传播其文化和价值观，使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在吃、穿、用、娱乐等方面看到或感觉到美国存在的影子，而且在思想意识方面深受美国的影响。美国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方式宣传美国文化和价值观。无论是通过电影、电视，还是通过广播、书籍等方式都是采取不易被人察觉的方式进行传播。不论是面向少年儿童的迪士尼动画片、面向广大年轻人的好莱坞商业大片，还是面向体育爱好者的美国职业体育联赛、面向文学爱好者的《读者文摘》，都通过大众媒介向世界各地传播着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形态，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受到影响。美国还依靠各种文化交流方面的优势使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得到快速传播。美国利用各种考试或交流项目将世界各地的高素质人才吸引到美国为其创造价值，同时利用派出的交流人员向世界宣传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使得美国既得到了高级人才又使得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得到有效传播。

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美国发展模式的弊端。美国《新闻周刊》弗里德曼认为，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不但依赖于坦克和美元，还依赖于其“软实力”，很难想象美国这些曾引以为豪的标志性特点现在是多么的“不光彩”。金融危机可能会对美国“意识形态霸权”造成的冲击，将是对美国的严峻考验。

其一，美国式制度的国际影响力大打折扣。美联储频繁采取“救市”措施，尤其是拯救贝尔斯登公司的做法备受舆论的抨击，使人们质疑自由经济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法国《费加罗报》称：金融危机深深触动了美国，打碎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意识形态——国家自由放任政策。《朝鲜日报》在题为《警惕华尔街模式的终结》的评论中认为：金融危机就像给了美国市场万能主义者当头一棒，一直以来在国际舞台上要求把美国的体系当做全球标准的美国也随之威信扫地。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表示，2008年爆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75年来最可怕的一次，也是美国和欧洲遭遇的重大地缘政治挫折。这次灾难给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蒙上了一层阴云。金融系统崩溃了，管理体制明显未能有效约束普遍存在的违规和腐败行为。为了谋求稳定，美国政府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违背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金融部门国有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乃至美式民主的魅力不断减退。今后，美国在世界上推销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恐怕将面临更多障碍。

其二，美国制定、解释与修改国际金融领域里的规则的能力相对削弱。英国《金融时报》毫不掩饰地批评说，“美国再也没有资格树立起自由资本主义的大旗号令世界市场了”。华盛顿新美国基金会的帕拉格·康纳发表题为《没有太阳的天空》的文章指出，“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战略转移。美国不再是决定全球议事日程的国家”⁽²⁶⁾。随着美国国际舞台的相对缩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力不断提升，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性已是大势所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在2008年4月29日投票批准了关于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方案。这一方案将适当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2009年2月11日，世界银行理事会决定，在执行董事会中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增加一个席位，同时把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投票权份额提高至44%。由于目前世行执行董事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执董各占一半，因此增加一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执董后，发展中国家的执董数量则占了多数。世行表示，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逐渐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票权对等。这也包括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的话语权改革。

其三，金融危机使美国的消费文化受到严重质疑。美国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超前消费，不储蓄，习惯信贷支出。受社会风气和政府消费政策的鼓励，为维持高消费水平，美国民众开始大笔借贷。从房子到汽车，从食品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虽然这种消费文化曾经为美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和信贷行为的泛滥，这种超前消费的消费文化加速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了美国的消费文化对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人们正有意识地把注意力转向亚洲国家，以借鉴那里的民众量入为出、重安全、重长远的消费文化。

概言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间进行经济竞争的核心。这次金融危机埋葬了华尔街百年的荣耀，加速了世界各国力量的变化，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整体崛起及其实力增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世界权力格局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力量优势逐渐缩小。但是在今后10到20年里，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综合优势，美国的科技和创新能力，美国的文化影响力，都将继续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虽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对外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放弃了原有的单边主义，努力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积极展开双边或多边的交流与合作。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对外关系发生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放弃其全球战略目标，放弃控制和干预他国。

（程俊雅　供稿）

【注释】

(1)张彤：《奥巴马“巧实力”外交及其对美日同盟的影响》，《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5期。

(2)奥巴马会麻生：强化日本同盟[EB/OL]．新华网，2009-02-25，http://www.news.cn/world/

(3)许剑冬：《日美关系现状和趋势评析》，《经营管理者》2009年第22期。

(4)新华通讯社：《金融危机给世界政治带来“好处”》,《参考消息》2008年12月28日。

(5)俄罗斯战略形势评估课题组：《俄罗斯强势崛起述评》，《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2期。

(6)黄登学：《俄美关系：新的起点？》，《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9期。

(7)新华社记者：《俄美表示拟将核弹头削减一半》，《人民日报》2009年7月7日。

(8)新华社记者：《国际观察：透视美俄新核裁军协议》，新华网，2010-03-27，http://www.xinhuanet.com

(9)左凤荣：《俄美关系走势分析》，《学术探索》2009年第2期。

(10)新华通讯社：《金融危机可成美中关系转折点》，《参考消息》2009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