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缘政治形态下的中日关系
地缘政治理论是从地理的角度宏观考察和谋划国家发展的学说。国际事务中无不彰显着地理因素的作用，它使人联想到波斯湾的石油供给、分布不均的战略矿产、各大陆的农业潜力、险要的海上通道、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等等。而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理论也是一个国家尤其世界大国制定外交战略时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不同的时期人们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理解不同，而依据地缘政治做出的国家战略亦即不同。正确认识中日关系的发展，谋求中日关系的良性互动，也很有必要从地缘政治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脉象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为透视近代国际关系提供了认识依据，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国对外战略的制定。这充分说明了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重大意义。当然并不是说哪一种地缘因素就能成为影响国家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不可片面夸大其制约作用。某一地缘因素对国际政治的重要性程度，要视其对国家获取资源、促进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定，并非一成不变。由此，便使得地缘政治理论处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丰富和完善中。
（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及其嬗变
所谓地缘政治理论，按《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发生影响的分析研究。地缘政治指出某些因素对决定国家政策的重要性，诸如获得国家利益，控制海上交通线，据有战略要地等等”(1)。西方地缘政治理论流派纷呈，但其基本出发点是相似的，即都把地理因素作为确定国家地位和安全问题的基础。
海权论的鼻祖美国的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特别重视海洋的战略意义，尤其是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和海洋战略运输线。他的“海权论”中心论点是：海上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具有在海洋上自由行动的能力，必要时能够垄断海上贸易，为此必须建立一支在国内外拥有作战基地、并有庞大商船队辅助保障的海洋力量。(2)
英国地理学家海福特·约翰·麦金德是陆权论的创始人，他从历史、地理两方面强调“心脏地带”（欧洲大陆中部）在世界政治和战略中的重要性。他将他的全球战略归纳为:谁统治欧洲，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3)
荷兰裔美国人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在麦金德理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提法。他在《和平地理学》一书中集中阐释了“边缘地带论”的核心思想。他将麦金德的三段式箴言改为:谁支配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支配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4)
制空权理论的倡导者意大利人朱利奥·杜黑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哪个国家控制了天空并取得空战的胜利，哪个国家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1921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制空权》正式出版发行，标志着他的空军战略理论的创立。在空权论的影响下，西方强国都极为重视发展空中威慑力量，追求空中优势。
地缘政治是在资本主义对外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诞生的，它的演变与发展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并服从于西方列强的政治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是在科学技术（包括军事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战场空间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产生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海陆交通的发展，使世界日益变成一个整体，地缘政治研究的视野也扩展到了全球。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张通过控制世界上的关键地区，来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强权和霸权的逻辑。因此，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自产生之初就带有浓厚的时代和阶级色彩，它所强调的“强权政治”的理念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牢固树立在两个理论传统基础之上：一是所谓的“国家有机体论”。认为国家就像一个生物的有机体，随着实力的增强，将使膨胀的力量超出现有疆域，从而注定要向外扩张，即国家的生存空间的扩张。二是所谓“地缘二元论”。即认为地球表面的空间是由陆地和海洋构成的，国际关系中的强权争夺实质是围绕着陆权和海权展开的竞争。
然而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前行，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政治格局进入了冷战后时代，呈现出多极化趋势，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合作与协调取代冲突与对抗成为国际关系主流，传统地缘政治逐步丧失了固有的逻辑力量。传统意义上的大国间谋权争霸，甚至为本国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当今世界已不得人心。传统的“扩张型”地缘政治理论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与挑战。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速进行，进一步削弱了地区地缘政治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利益成为地缘政治研究中不可忽略的考量因素。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国家之间的依赖程度加深，彼此互动性增强。经济全球化在当代的发展特点是，它首先表现为各地区内部的相互依存，尤其表现为各种有相近特征的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一体化。可以说，经济的全球化过程，最直观的结果就是各个地区经济的集团化、一体化。为了发展，就要对外开放。今天，要想独立于世界之外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切按市场规则来进行”的信念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取代了过去要靠强权和战争才能获取所需的观念。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手段只能是振兴经济，掌握市场。在和平年代，经济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政治要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地缘政治要关注本地区及世界的地缘经济战略。争取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家富强，成为地缘政治谋求的极为重要的目标。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性问题凸显，增加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国际上要求重视全球性共同利益的呼声日益强烈，内容涉及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环境污染、传染性病毒和疾病传播等问题。它们的存在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威胁到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单靠某个国家的努力无法解决。这使得各国自身安全与国际安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这些问题的影响与迫切性存在差异，但寻求合作以应对由之产生的新挑战则是各国的基本共识。结果是，具有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特征的“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似乎也变得并非那么泾渭分明。这种状况决定了今天的地缘政治思考很难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种全球性问题在各国政策抉择上产生的影响。
此外，伴随着现代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当今世界已进入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的新时代，谁掌握了高科技，谁就能迅速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国家安全就有保障；反之，如果跟不上新科技革命，经济就搞不上去，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就会失败，国家安全就无法保证。在科学技术唱主角的时代，地缘优势的取得必须以科技的发展为坚强的后盾。科技的迅猛发展也把人类带入了多维度和多属性的空间，制权亦走向了多元化。不论是控制陆、海、空的制权，还是控制心理、话语、理念、模式的权力，或者是体现硬实力、软实力的控制权，都应该组合成完整的系统、成为一个整体，制权走向综合，这也是在当代地缘政治博弈或其他博弈中的取胜之道。
总的来说，国家间各种形式的实力渗透代替了直接的领土争夺，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地缘政治经济化，科技迅猛发展，都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求地缘战略学家必须用更加多元的视角来看问题，对地缘政治的内涵和外延加以重新考察和认识，重塑当代地缘政治。
（二）重塑中的新地缘政治形态
王逸舟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一书中强调说：“地缘政治的观点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5)二战后，随着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以及人类生存范围的不断扩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关于控制某一地域就能控制世界的三段论式的推理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必然要不断补充新的内容和变换新的视角，开始朝着多元化、经济化、文化化的方向发展。
冷战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地缘政治著作和理论为其多元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主要有: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伽洛瓦的“广义地缘政治学”以及新兴“地缘经济学”等。以此为契机，地缘政治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军事领域，而是推向了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其内涵逐渐呈现多层次性特点，即在传统的地缘政治体系内衍生出了“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内容，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当代各国制定国际政治战略、区域经济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提供了全方位的理论依据。传统的地缘政治概念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单一走向多元，由简单走向复杂。经济、文化等要素的纷纷介入，使传统的以军事为主要手段的“实体扩张”逐渐被经济、文化等“隐形扩张”所取代，导致了具有强烈“冲突”色彩的传统地缘政治性格的逐渐弱化，“和平”与“共存”成为新地缘政治的基本特性和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
1.地缘经济成为国际竞争中首要考虑的问题
在地缘政治理论产生之初，“土地”是国家赖以生存与经济发展的基础，往往成为彼此之间你争我夺的对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土地的主导性使命业已完成，以知识、科技为主导的信息化社会已经到来。地缘经济呼之欲出，登上历史舞台。恰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正如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和同样重要的冷战——支配20世纪的世界政治地图一样，经济在21世纪将占据统治地位。”(6)冷战后，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已成为世界各大国首要追求的战略目标。美国一些从事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认为应放弃以军事实力作为全球称霸的主要手段，而转向以国际投资、自由贸易等经济手段作为维护美国经济利益与经济地位，确保世界霸主地位的主要手段。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导的学说，即被称之为“地缘经济学”。它主张以经济和生态优势控制世界上不同地区间的变化为价值取向，其实质在于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取代军事政治对抗，用经济手段为国家谋求财富与权力。应该说，地缘经济学的出现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激烈争夺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的产物，顺应了冷战后经济利益和经济竞争逐渐上升为国际关系主旋律的大趋势。
地缘经济战略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关系。在传统地缘政治中，一个国家的向外扩张往往是通过军事、武力手段，这样往往容易造成“我之所失为你所得”的“零和”局面。如：一国通过武力侵占他国领土、资源，那么该国就面临着失去领土、资源的威胁；而在地缘经济中，往往会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不仅会谋得更大利益，更多实惠，而且减少了使用军事、武器的伤亡。当双方都是强国、大国时，双方都不能轻视对方，可能采取一些公平合理的方法手段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如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双方只会寻求一种好的解决办法来达到协调，而不会一方占取另一方过多的便宜。在地缘经济中，这是一种对称性的博弈。另外一种不对称的博弈就是双方一国是强国、一国是弱国，在地缘经济中，强国往往由于自己的实力强大，拥有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向弱国投资时附加一些条件，或占领弱国的市场后，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中谋求实惠。从实质上看，地缘经济是一种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战略；而对于弱国来说，它在地缘经济关系中，并不意味着必然失去什么东西，反而也可以从中获益。总之，地缘经济从经济现象和地理因素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它是一种遵循着“非零和”的经济规则。
地缘经济学的产生适应了新时期国际形势的需要，其来势之迅猛大有“取代地缘政治”之势。(7)其实不然，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犹如一对“孪生兄妹”，密不可分：一方面，地缘经济是地缘政治的延伸发展。一切社会政治现象的背后总可以找到经济的影子，而且经济因素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冷战后，地缘政治的核心是地缘经济在起作用。随着经济利益的变化，地缘政治战略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国家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地缘政治斗争并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地缘经济发展可能会带来新的地缘政治斗争。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摆脱地缘经济影响，单方面去发展本国军事实力，已不可想象；同样，只谈地缘经济，忽视了地区冲突、军事对抗等地缘政治斗争，也是幼稚可笑的。世界经济快速发展，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却不断恶化，以往地缘政治斗争中，对土地、自然资源的争夺以及生存空间的需求，可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地理条件的变化，重新为人类所关注与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变将影响到国家间力量平衡，使全球或某个区域内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诱发新的冲突乃至战争。
2.地缘文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在评估国家实力、制定对外战略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文化因素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世界冲突中，绝大部分涉及种族冲突、民族分离、宗教战争等等。这些冲突的产生及解决无不都与彼此间的文化相关联。经济全球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发展，物质、金钱和人员在世界范围内空前规模的流动，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各国间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程度也不断加大。现在国际社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已有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解释远不足以应付，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协调解决。为了对国际事务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文化的研究至关重要。自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入从文化角度去研究国际政治中。冷战结束后，地缘文化以“软实力”的形式越来越在一国的综合实力的构成中占有重要位置。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就曾明确提出，“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8)。
地缘文化是指，同一空间区域内的社会群体因受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的具有共同内容和特征的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系统包含历史、语言、信仰、道德、风俗、艺术、民族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而这种文化系统的共同内容和独特表现又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依托，受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充实的。
地缘文化对当今国际关系及国家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地缘文化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关系对立和冲突的动因之一。亨廷顿明确地说过：“冲突的差异来自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权力关系的变化。”(9)他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是意识形态或者一国家间经济摩擦和政治对立，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文明是利益政治的过滤器，文化实体借助政治实体实现自身伸张，政治实体把所归属的文化价值的伸张视为自身的利益。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接受和认同。其次，地缘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文化的定位功能为确定对外政策提供了观察世界及自身的视角：文化的定向功能决定了对外政策的价值追求；文化的规范功能为对外政策的选择限定了范围；文化的认同功能为对外政策中确定与别国的关系提供了文化基础。(10)地缘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利益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代表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则反映了地缘文化的特质与需求。他们在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必然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的地缘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地缘文化还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后者则制约国家总的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不同的对外政策制定机制和过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对外战略决策。
综上所述，在当今世界上，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国际社会中，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尽管国家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张领土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得失较量，而是在良性竞争大于冲突与扩张中求得共同的安全与繁荣。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共同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因此，人们有必要运用新的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视角来解释现实和未来的世界政治。在上述理论平台的支撑下，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地缘文化成为分析中日关系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基本视角。
二、中日地缘政治关系
伴随着地缘政治形态的演变，中日两国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体制不同的国家，也在不断地调整双边关系。过去，“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是在实力不对称的状态下进行的，因而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缺乏两强共处的经验”(11)。而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的飞速发展使东亚地区第一次出现中日两强共存的局面，中日从政府到民间都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心理调适过程来消化这一结果。世界的多极化打破了两极格局的束缚框架，拓展了中日两国外交的空间，增强了外交的灵活性。中日关系也初步具有了通过合作共享地缘空间的某些可能性。地缘政治作为影响国家发展以及国家间关系稳定的制约因素，对于冷战后一波三折的中日关系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中日对对方的国家战略互存疑虑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依然是在各自的价值判断主导下进行的。由于两国都对本国的国家战略做出了调整，因此，双方冷战时期形成的对对方国家身份的定义也必然要发生变化。恰恰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缺乏必要的了解和沟通。突出表现在对对方的国家战略及未来发展方向都抱有一种不确定感和危机感。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和平发展，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获取和增进国家利益，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开放发展，就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开放市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合作发展，就是中国同世界各国广泛开展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制定和实施国际经贸规则，共同解决合作中出现的分歧和问题，努力实现互利共赢。但是，日本国内对中国是否“和平发展”不时提出质疑，从而引发“中国威胁论”。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持续低迷的状况形成鲜明反差，使日本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冲击和不适。中国的复兴和重新崛起使他们感到惊惧，日本政治家也开始觉得日本在亚洲的传统强国地位将受到中国的挑战。由于历史上日本曾对中国犯下过侵略罪行，因此，日本还担心中国将来会进行报复。
尽管新世纪以来，日本多次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但实际上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对中国发展的猜疑和戒备心理都日益增强，并将中国作为头号竞争对手和战略防范对象。2002年11月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出了一份《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的研究报告，其基调就是一种全方位的“中国威胁论”。2005年12月，日本新任外相麻生太郎对外宣称，中国的军力发展“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日本民主党党首前原诚司在美国演讲时也鼓吹，“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及其现代化是个现实威胁，日本必须采取毅然措施，抑制中国的膨胀”，这也是日本要员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公开渲染中国威胁。(12)日本朝野政要的此类言论，决不能仅仅看做是其个人的所思所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对华看法的主流意识。在这样的思路下，很难想象日本会对发展中日关系有明确且正确的态度。
与此同时，日本的大国战略也让中国心存担忧。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实现了持续20多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随着经济实力日益上升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的国家战略开始从实现经济大国的目标向追求政治、军事大国的方向转变。在国力腾飞和国家战略转变的背景下，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不断上升，加上二战以后日本对其侵略罪责清算不力，致使国内右翼势力甚至是少数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猖獗抬头。这不得不引起中国方面的担忧和警惕，即日本是否会重蹈军国主义的老路，是否会成为东亚霸权主义国家。
中国的这种担忧，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从历史角度看，近代日本曾发起两次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都开始近代化崛起之路。中国掀起洋务运动，国力一度有所恢复，呈现“同治中兴”的气象。但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社会财富肆意践踏掠夺。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民族资本稍具起色，国家统一进程稍有进展，日本又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罄竹难书的灾难。今天，中国复兴气象再现，日本会不会再故技重施，再次扼杀中国的复兴之梦呢？这不得不令人深思和担忧。从现实角度看，冷战后日本的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实质上已经放弃了“专守防卫”原则，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和内外舆论的牵制，为日本向海外派兵制造法律根据，重新获得对外行使武力的权力，甚至明确把台湾问题列入日美军事同盟的“共同战略目标”，紧锣密鼓地落实相关军事部署；还出兵伊拉克，将海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从西太平洋扩大到印度洋。由于昔日法西斯分子的战争罪行未得到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思潮没有彻底肃清，直到今天日本右翼分子仍在兴风作浪，翻历史旧案，美化昔日侵略战争的事情时有发生；诸多日本首相也不顾中国及东亚国家的一再抗议，执意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一旦国际局势突变，日本会不会在中日两强并立的竞争和摩擦中脱离国际轨道，采取恶性竞争战略？所有这一切，在日本当局加速政治、军事大国进程的背景下，很自然地引起了中国的疑虑与不安。中国十分担心日本通过否定侵略战争，最终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13)
（二）中日地缘政治关系纠纷不断
中日两国在地缘政治关系上的纠纷从未间断过，甚至有些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争议也愈加激烈。
1.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日本的侵略及其他各种历史原因，钓鱼岛成为中日之间有争议的领土。20世纪70年代，中日领导人达成搁置钓鱼岛问题的谅解，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后来日本却违背中日共识与默契，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小动作不断，采取强硬政策并极力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企图制造日本占有钓鱼岛的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
日本右翼分子频频在钓鱼岛问题上掀起挑衅活动。右翼组织日本青年社先是于1978年8月12日在钓鱼岛建立了灯塔，10年后又重新修建。1996年在钓鱼岛群岛的北小岛上修建了第二座灯塔。2000年在钓鱼岛上建立了尖阁神社，并悍然在岛上竖起一块长3米、宽2米画有太阳旗的木制牌子，以显示钓鱼岛为日本所有。2003年初，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已与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国民签订了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256万日元的价格租下了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三个岛屿，租期从2008年4月1日开始至2009年3月31日止，此后这一租借合同将自动延续、无限期地维持下去。(14)日本政府一直在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对这些岛屿长期稳定的控制。2004年3月30日，日本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通过“有关保全日本领土”决议案，要求政府加强对钓鱼岛的警备，从而进一步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2005年2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接管原由日本民间组织设立在钓鱼岛的灯塔，作为日本的国家财产予以保护。在这一非法事件中，小泉始终认为这是“日本自己的事”，其用意就是通过强化“实效控制”以达到“时效”取得钓鱼岛的目的。(15)近年来，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船一直定期在钓鱼岛海域巡逻，不允许中国渔船和科学考察船在钓鱼岛附近水域正常作业，对中国民间保钓活动更是加以阻拦，所采取的方式也从劝阻、警告、拦截，升级为船体冲撞或抓捕船只和人员。2008年6月，日本政府更是决定向钓鱼岛海域派出吨位大、装备好、搭载直升机的常驻舰船，并将定期巡逻钓鱼岛海域的舰船从2艘增加为3艘，以加强对钓鱼岛海域的巡逻和警备。2009年2月，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在国会回答民主党关于钓鱼岛受到侵犯时的对策时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当然是日美安保条约适用的对象，将同美国协商把钓鱼岛问题纳入日美安保条约框架内”。这是有史以来日本首相首次公开发表关于日美安保条约包括钓鱼岛的言论。之前一切试图实际控制钓鱼岛的举措，终于变成了领导者按捺不住的公开宣示。(16)
钓鱼岛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根本利益问题，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决不会改变，保钓的决心是坚定的。所以，中日之间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的地缘政治利益之争，短期内是难以消除的。
2.东海划界与油气田争端
中日在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上一直存有争议。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岸国可以从海岸基线开始计算，把200海里以内的海域作为自己的专属经济区。专属经济区内的所有资源归沿岸国拥有。而中日两国之间的东海海域最宽处也只有360海里，双方在划定各自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时无法避免地出现重叠，因此产生了大片争议海域。中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之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坚持以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分专属经济区。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部分被中日之间的冲绳海槽所切断，东海海底的地形和地貌结构决定了冲绳海槽是中日之间大陆架的天然分界线。冲绳海槽以西的东海大陆架，在地质构造、地貌性质、沉积物属性和古地理特征上和中国大陆连为一体，是中国大陆自然延伸的一部分，理应以冲绳海槽作为中日之间海洋的分界线。日本是一个东海大陆架资源缺少的国家，反对以冲绳海槽为中国大陆架终端的观点，认为冲绳海槽只是东海大陆架上的一个偶然凹陷，对日本大陆架朝西方向延伸不造成影响。日方提出中日两国在东海拥有共同大陆架，所以极力反对按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分专属经济区，而主张依“中间线”等距离原则在东海海域进行划界，1982年4月16日，日本驻华使馆向当时的中国交通部递交了一份地图，这是日本第一次明确提出中日两国之间海域应当依据“中间线”原则划分。按照这一划分，钓鱼岛诸岛屿都被划为日本所有。对此，中国明确表示，日本所谓的“共同大陆架”根本就不存在；对日本单方面提出的“中间线”划分的设想，中国从来没有接受，今后也不会接受。
由中日东海划界及专属经济区之争，进一步引发了中日油气田之争。东海大陆架蕴含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据悉已探明天然气储量加控制储量近2000亿立方米；据国内外专家估计，整个东海陆架盆地油气资源储量约为5至6万亿立方米气当量。在世界资源日趋匮乏，资源争夺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大陆架作为蕴藏资源丰富及开采相对便利的海域，不可避免地成为海洋邻国之间划界争端及资源争夺的焦点之一。东海海底蕴藏的丰富油气资源，无疑成为中日之间争端的重要目标。
自1974年起，中国即开始在东海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测，并发现了多个油田。1995年在被命名为“春晓”的区域试钻探成功。春晓油气田位于东海大陆架上，即便按照日本提出的所谓“中间线”来说，它也处于中方一侧。所以，春晓油气田的开发建设完全是中国行使主权的正常活动。而日本于2003年5月向中国提出，由于春晓油气田距离日中“中间线”仅5公里，因此在该地区的大规模开采会导致吸聚效应，由此日方利益会受到损害，因此日本抗议中国的单方面行动，要求中国停止开发。
在中日就此问题进行磋商中，日方要求以跨所谓“中间线”的广阔海域为对象进行共同开发，而中方则坚持将共同开发限定在双方有争议海域，认为春晓油气田完全在中国的主权权利范围内，与共同开发无关。双方由此而起的争端也愈演愈烈。2004年5月，日本《东京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验证——中国侵蚀日本专属经济区10年》的文章，此后《东京新闻》继续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和评述，指责中国在春晓油气田的开采侵犯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17)是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求中国提供在东海专属经济区调查和试验开采油气田的相关数据，中国予以断然拒绝。日本政府于2005年向其国内石油企业——帝国石油公司颁布开采许可证，允许其在东海中间线以东的争议海域开采油气，并将中国在西湖凹陷上发现的油气田重新用日文命名，企图造成日本在东海油气开发的既成事实。为使中日之间尚未划界的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中国就此做出了积极让步。根据2007年4月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以及2007年12月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新共识，中日双方经过认真磋商，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2008年6月18日，中日双方同时公布《中日关于东海共同开发的谅解》（即东海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日本可以在包括春晓在内的多个项目上的投资并按比例获得收益，日方可根据中国有关法律出资参与合作开发，但这与共同开发有本质区别。中方对春晓油气田拥有主权权利。日方虽然接受中国共同开发的主张。但在共同开发的诸多具体问题上，却又不断提出难题，迟迟达不成确定的实施措施。日本就是想以此举在自己无力开发东海油气的情况下，极力阻挠、干扰中国的开发建设。可以想见，在东海划界与油气田开发问题，中日之间的争端还会持续下去。
3.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另一个原则问题。历史上，日本曾对台湾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至今，日本仍然有人坚持“台湾归属未定论”，他们只是说“只有一个中国”，但从不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论调表明，日本一些人对台湾仍抱有野心。
在台湾问题上，中日双方都应该遵循的基本立场是1972年9月两国在“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后时任日本外相的大平正芳以“外相声明”的形式宣布废除“日台条约”，中止了日本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然而，之后日本方面在“日台关系”问题上不断制造违背上述原则和精神的事件，使中日关系受到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形势急剧变化。1999年7月李登辉公开提出“两国论”。2000年3月坚持台独纲领的民进党上台。日本政府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一度有所缓和。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再度加剧。2001年、2004年，日本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两次同意“台独”势力头面人物李登辉访日。与此同时，日本进一步提升对台关系，公开或秘密地加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和军事关系。从2002年开始，台湾由具有官方背景的“欧亚基金会”与日本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任理事长的“世界和平研究所”举办年度“日台论坛”。论坛以“台海安全”为主要议题，实质上是半官方的“安保对话机制”。日台还通过举办研讨会等形式，不定期的召集双方军事专家、退役军事人员、文职军人等，就“东亚安全局势”、“日台安保战略”以及日台军事关系等进行讨论。2005年春，日本追随美国，以有损台海安全为由，明确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售。同年2月，日美又将台海安全列为“共同战略目标”。并于10月就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加强军事一体化达成新的协议。2006年9月，日本政府允许陈水扁乘坐的专机飞越其“空中管制区”，参加“台湾与太平洋友好国峰会”。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与福田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期盼两国关系进入共同努力扩大全面互利合作的新时期。然而，就在中日首脑签署历史性的第四个政治文件的两天前，日本在台北签署了联合调查航空事故、共享相关航空安全知识的《亚东关系协会与财团法人交流协会航空安全协议书》，首次以这种方式传递出同步提升日台非官方关系的政治信息。(18)
日本之所以对台湾“情有独钟”，主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从地缘上看，台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对日本而言，台湾正扼日本生命线的要冲，是日本南下东南亚、进入波斯湾的必经之路。日本的贸易99%以上靠海上货物运输，其中70%的船只须经过台湾周边海域。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燃料的100%都依赖这条海上通道。一旦中国统一，日本的战略回旋余地就会大为缩小，这是日本最不愿看到的前景。其次，日本“亲美派”企图利用台湾问题来遏制中国。“亲美派”目前在日本政府及各界占据主流地位，他们主张依靠美国的保护来发展日本，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提升日本，他们不主张与中国抗衡，但希望夸大中国的“威胁”使美国遏制中国，试图刺激中国与美国展开高技术条件下的军备竞赛，使中国被迫走上高成本、数量型的军备扩展之路，从而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力增强，甚至希冀中国重蹈苏联解体的前车之覆。日本与美国重订日美安保条约，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联合发展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竭力要将台湾纳入该体系，其主要目的在于防范和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
（三）中日双方存在战略合作的空间与可能
尽管中日之间存在着种种摩擦、矛盾与冲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作为毗邻的两个东亚大国，中国和日本无论哪一方的发展都无法完全排除或无视对方的存在和影响，唯有寻求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上的一致性，进而构建和谐的大国关系，才有可能充分实现自身的核心战略利益，获取有形和无形的长远正面效益。中日两国不仅在实现战略利益上彼此需要，双方领导人历来也高度重视双边关系，这无疑为两国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和后盾。
1.中日两国在实现战略利益上彼此需要
中日两国都是亚太地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理应加强合作，为构建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形成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积极的、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促进地区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国内经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环境，经济水平稳步提高。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是海外资金和技术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对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影响最大、最直接的邻国。因此对日外交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本保持长期稳定的睦邻合作关系，无疑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对冷战后谋求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来说，保持东亚地区稳定和促进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是关键。日本清楚地看到，中国是国际上有政治影响力的大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要想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提高自己在东亚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在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如果得不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便难以如愿。尽管不能否认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借口局部地区紧张局势而强化军力建设的政策和行为，但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已经清楚地证明，日本只有在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才能保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才能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日本为保持稳定的周边环境，要在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等问题上发挥作用，更需要搞好对华关系。
因此，中日两国之间这种在战略利益上的互为依存、互相重合，决定了中日两国在战略上某种程度的互相认同以及互相合作的必要性，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与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战略仍然存在交汇点。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双赢与互利成为两国对双边关系进行战略思考和政策调整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目标。
2.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历来重视并不断致力于改善双边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影响中日关系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日关系转入了一个曲折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日本在历史、台湾、领土和安全等问题上不断向中国发难，导致中日之间围绕这些敏感问题的政治摩擦频频发生。到9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跌至低谷，处于曲折多变的“流动”状态。
为了抑制中日关系下滑的势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中日双方实现了首脑互访。1997年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11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日本。199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这一年底，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日本，中日发表了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999年7月，小渊惠三首相访问中国。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
经过双方领导人的互访，中日关系开始止跌回升，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好景不长。新世纪伊始，中日关系重现摩擦状态，并且这种摩擦比以往更为激烈。在短短的几年内，中日关系先后遇到了教科书问题、李登辉访日、日本限制中国农产品进口和沈阳领事馆事件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因素。特别是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不顾中方严正立场，顽固地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政治僵局，两国高层互访中断，国民感情明显下滑，中日关系面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
2006年10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上任伊始，便进行了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中日关系实现转机，开始走上正常发展轨道。作为安倍访华的最大成果之一，中日双方同意建立作为两国关系新的基本框架的“战略互惠关系”。安倍首相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无疑是显著提升对华关系档次的重要政治决断，表明日本方面已经认识到日益崛起的中国对日本所具有的重要性，发展中日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就中国而言，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是从战略的高度，长远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就是要实现中日关系的“长治久安”。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政治社会的稳定，同时也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合作、发展有很大影响。
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成功进行了“融冰之旅”的访问。中日双方确定了新形势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框架及重点合作领域。主要内容是：（1）相互支持和平发展。增进政治互信。保持并加强两国高层往来。努力提高各自政策的透明度。扩大和深化两国政府、议会、政党的交流与对话。（2）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加强在能源、环保、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充实和完善合作机制。（3）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4）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广泛开展两国青少年、媒体、友好城市、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5）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20)
2007年9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日本外交方针是“强化日美同盟并推进亚洲外交”，即所谓“共鸣外交”。可见，一向重视亚洲外交的福田康夫，充分认识到了“平衡”日本对美外交与亚洲（对华）外交的重要性。同年12月，福田康夫对中国进行的“迎春之旅”，不仅体现出了对中华文化以及亚洲价值观的认同，还进一步丰富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
2008年5月，随着中日关系改善势头得到巩固和加强，胡锦涛主席对日本成功进行了“暖春之旅”。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十年再次访日，同时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十七大后的首次出访。访问期间，两国发表了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的选择。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声明还提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突出成就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声明对历史问题采取了向前看的姿态，并且对战后日本的“和平国家”道路给予了明确的肯定。(21)
中日两国高层的沟通与交往，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经过两国领导人的“破冰”、“融冰”和“迎春”、“暖春”之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日关系不断得以改善，总体上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三、中日地缘经济关系
地缘经济，若从广义上讲，乃是一种从经济地理位置和经济关系角度来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理论，即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较量作为处理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若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地缘经济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位置毗邻、空间相连的地域经济单元，以传统的经济联系为基础，按比较利益来开展较为密切的产业和劳动地域分工，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经济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经济在优势互补的前提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又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贸易摩擦和纠纷，尤其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程缓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是违背地缘经济的本质特征的。将中日自由贸易协定早日提上议程，将是中日经济关系今后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经济资源互补性强，合作发展潜力巨大
中日经贸关系十分紧密。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升温。从贸易方面看，1972年到2005年33年间中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60多倍。2006年，中方统计的中日贸易总额达2073.6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5%，全年首次超过2000亿美元。(22)日本贸易振兴会关于2006年日中贸易的分析报告也显示，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比例已升至17.2%，仅比处于第一位的美日贸易低0.2个百分点，并且2007年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23)据日方统计，2007年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从投资方面看，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之一，而且是中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而日本为调整经济结构、使经济重新走向复苏，也非常看重中日经济的互补性以及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6年11月底，日本对华投资实际到位金额累计574.5亿美元，同比居第二位。与此同时，联想、海尔等中国大企业对日本的投资也不断升温。虽然2008年和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双方经济增长减速甚至有所衰退，但总体发展态势良好。
中日之间这种紧密的经济关系主要得益于中日在经济资源和结构上优势互补。中国拥有数量众多、价格低廉、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资源；而日本则拥有丰富的知识技术资源与国际资源。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和高端产品；日本以贸易和技术立国，需要中国这样潜力巨大而又相距甚近的投资和贸易市场，还需要中国制造的低成本日用品。
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很强的互补优势，这是发展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的基础。日本经济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有着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日本拥有个人金融资产就已经高达1500万亿日元，外汇储备达约8400亿美元，海外净资产达185万亿日元。尽管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萧条，日本依然保持着世界第一金融大国的地位，在消化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自主创新，其总体技术已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有些技术甚至超越欧美。但是，日本国内消费市场却几近饱和，发展空间狭小，特别是人工成本上升，迫使企业不得不转向海外发展。而中国正处于发展和上升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恰好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同时在劳动力和市场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中国拥有庞大而廉价的人力资源——大量的城市待业人员和2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日本的3.3%～5%，而且这种优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消失。中国还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其中沿海地区、城市至少有4～5亿人口（相当于日本人口的3～4倍）已经成为巨大的现实市场，还有幅员辽阔的内陆地区、农村8亿人口的潜在市场，这无疑为日本经济向中国内地拓展提供了无限商机。
因此，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中日双方充分利用对方的经济优势，取长补短，一方面日本在中国大量投资设厂，不仅降低了劳动力成本、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也给日本国内的过剩资金找到了良好的出路，促进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为开拓海外市场奠定了基础，大大缓解了国内市场压力。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还比较弱，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在知识产权方面主要依赖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外国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销售方面，尚未形成自身的销售网络，售后服务质量也有待提高。而日本以综合商社和跨国公司为中心早已形成了全球性的销售网络，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尚处于“借船出海”阶段。中国在吸收日本对华投资的同时，也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提升了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提高了居民收入。(24)
中日两国贸易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征，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中日之间在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等方面存在互补。日本的产业结构早已实现了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高级结构；而中国的产业结构仍很落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还占整个就业人数的近50%，且各产业的技术含量也远低于日本。从贸易结构看，日本早已形成进口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而出口工业品、特别是出口高附加价值的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发达国家型贸易结构。而中国的贸易结构，虽说近几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有所提高，但基本上仍是纺织品和中低端金属制品、机械、家电产品等，附加价值高、技术关联高的高端产品尚属凤毛麟角，加工贸易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尽管出口量年年递增，但实际获取的利益却很小。再从进口看，中国进口技术含量高的高端产品的贸易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日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则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上的差距，使得中日间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只是在少数领域存在竞争。(25)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资源禀赋各不相同，即中国仍然是具有廉价而优质劳动力的大国，适宜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带动出口；而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资本，适合发挥资本、技术优势，最终形成互补型分工体制，形成不同资源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双方通过进出口贸易获取比较利益。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特征表明，加强中日经济合作有利于两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可以使双方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彼此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潜力巨大。
（二）中日自由贸易协定进程缓慢
地缘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区域经济整合，即区域经济一体化或区域经济集团化。地缘经济是促成区域经济集团化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在一定区域内相邻的国家之间，由于自然条件较为相似或者互补，在历史上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较为频繁，出于共同发展的需要，较容易结成区域性的经济联盟。区域经济集团的形成反过来又有利于消除区域贸易壁垒，相互开放市场，有利于资源优势互补，提高开发利用率，有利于保护区域内的投资利益和商品市场，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实行区域经济整合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冷战后，世界经济中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的趋势。除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三大集团之外，还有东南亚经济共同体、南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海湾经济共同体、加勒比海经济共同体、南美经济共同体、西北非经济共同体、中非经济共同体及南非经济共同体等十几个区域性的经济集团，都对促进本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东亚地区，由于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导致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寻求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尤其是作为地区性的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未能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影响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有较强的依赖性。以2007年为例，日本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48.22%，其中对美国的出口就占了28.85%。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1.09%和16.46%。韩国和东盟对美出口也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20.40%和17.68%。(26)由于自由贸易区对非成员国有歧视，随着更多的低收入欧美国家参与欧洲和美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必将对东亚各国向欧美市场的出口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这说明，东亚各国只有联合起来，整合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应对这些挑战，才不至于在未来的国际贸易格局中陷于被动，才能提高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促进东亚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实现长远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发展中都有主导性国家。在东亚，中日两国，一个是人口最多，综合国力和影响力较大的发展中大国；一个是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发达国家。中日两国的GDP相加，占东亚地区GDP的80%以上，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两国在东亚合作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从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看，中国和日本都无法单独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竞争。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中日之间加强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也有利于整个东亚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很明显，东亚经济一体化能否顺利向前推进将取决于中国和日本在多大程度上的合作。现在需要的就是发挥两个大国的作用，承担起责任，加速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但是就目前来看，中国和日本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未能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从而影响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按理说，中日贸易和直接投资数额巨大，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已很高，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应是顺理成章之事。中国已向日本多次提议尽快进行相关谈判。早在2002年11月，朱镕基总理就曾向日本和韩国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主张。此后，为打破双边政治关系僵局，推进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并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营造稳定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中国驻日大使又不止一次提议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呼吁两国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展开可行性研究。2005年，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在日本三次发表演讲时都提议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强调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是当务之急，为改善两国关系应进一步加深经济关系。但是，直到2006年11月，中方的提议也未得到日本政府的积极回应，双方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上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日本回避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提议，并非出于对双边主义的漠视。相反，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就一改以往只关注多边主义的政策，与多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展开谈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2001年1月起，日本分别与新加坡、墨西哥以及韩国进行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谈判；同时，智利、菲律宾、马来西亚、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先后向日本提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向。2002年，日本与新加坡之间的《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正式签订；同年11月，在中国与东盟签订协议的直接推动下，日本与东盟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的共同声明》，晚于中国一年，也提出了在10年内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2003年12月，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与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日本正式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发表了《东京宣言》，明确表示要在2012年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并且决定于2004年初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2004年9月，日本与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同年11月，与菲律宾之间基本达成协议。(27)但是日本单单对与之经贸关系紧密的中国很冷漠，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日本认为中国不符合日本选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象的基本条件，难以满足其对各种收益的追求。无论是2002年的《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战略》，或是2005年的《关于推进今后经济合作协定的基本方针》，以及2006年4月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日本政府所有涉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安排都将中日自由贸易协定置于中长期考虑的地位，认为近期中国不具备与日本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条件，强调现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并实施与WTO接轨的关于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公司治理以及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规则和措施”(28)。由于日本从中长期考虑日中自由贸易协定的战略方针已基本确定，因此，在2002年11月4日中日韩领导人会谈中，当朱镕基总理强调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意义并建议三国共同研究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时，小泉首相就表示了谨慎的态度，说应该从中长期的视野进行讨论。其后，由于日本政府采取消极态度，2006年的《全球经济战略》还把日本—印度经济伙伴协定放在了比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优先的地位，导致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虽然进行了共同研究，但迄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11月，安倍首相在会见华尔街时报记者时，第一次对中日自由贸易协定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态，说“希望将来也能与中国缔结经济伙伴协定”(29)。但由于日本政府并没有重新审视中日自由贸易协定在其自由贸易协定战略中的地位，因此，在安倍首相上任后随即访华的“破冰之旅”和温家宝总理2007年4月访日的“融冰之旅”中，两次领导人会谈都没有涉及中日自由贸易协定问题。
其二，日本欲在自由贸易协定上做文章，争取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如果说中国不符合日本选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象的基本条件只是日本迟迟不愿与中国达成协定的表面上的托辞，那么争取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才是日本真正战略意图所在。多年以来，日本作为东亚唯一的经济大国，以贸易、投资和政府开发援助为中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发展经贸关系，建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对东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经济失去了“领头雁”的地位，此时的日本表露出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日本承认中日是东亚两个最重要的国家，承认只有深化中日经济合作才能促进东亚经济合作，因而不断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分享着巨大的利益，主动发展日中经济贸易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又担心中国崛起会打破其垄断东亚经济的局面，使其丧失对东亚经济联合的主导权，因此在东亚经济联合方式上也采取了双重的态度，试图以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在双边层面上，为制衡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日本一方面加速同东亚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另一方面又将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作为下一阶段的重点考虑对象，拟借此对中国形成“半月形”包围之势，排斥中国的重要作用。在地区层面上，日本就东亚区域合作不断推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构想，以实现主导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2006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向东亚经济部长级会议提出了涵盖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三国的“东亚经济伙伴关系”构想，主张从2008年起的10年内，通过与东盟、中韩、澳新印签署经济伙伴协定，建立由日本主导的16国自贸区。日本这一“10+6”构想，与中国一贯主张的东亚区域合作应在“10+3”范围内讨论的观点相悖，明显带有平衡中国力量的考虑。
此外，中日双方在其他经贸领域的摩擦和矛盾也日渐升级，已延伸至两国货币汇率、知识产权及食品安全领域：随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人民币汇率升值，而日本出口企业竞争力下降，日元汇率一路走低，不仅严重影响了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使得中国对日出口很难有较快的增长。在经济长期低迷又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背景下，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日本发现自己的制造业优势有所削弱，贸易顺差趋于减少，于是日本政府将“知识财产立国”作为国策，指责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中日两国贸易的知识产权纠纷变得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资企业在华投资经营；而在食品安全领域，2008年1月，日本大肆渲染“毒饺子事件”，以此限制中国生产的速冻食品对日本的出口。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冲击也给中日经贸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首先是双方经济增长减速，日本甚至呈现衰退迹象。表现为需求低迷、市场萎缩、进口减少，直接影响了双边贸易的顺利发展。从2008年下半年起，中日双边贸易开始萎缩。按中方统计，中国对日贸易的增长速度从2008年下半年起开始放缓，到年底即开始出现负增长，其中12月为-7.4%；进入2009年，萎缩更趋明显，1—4月为-23.8%﹪。其中对日出口为-18.3%，从日进口为-28.0%。日方统计的情况也大致相同：2008年11、12月和2009年1—4月，日本对华贸易增长率分别为-4.7%、-10.0%和-29.2%。其次是受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市场预期看淡和日本企业经营困难、投资萎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开始萎缩。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新批项目数在2008年即比上年减少了27.15%，2009年1—4月又减少了22.05%，而同期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也减少了14.87%。(30)这一系列因素都影响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四、中日地缘文化关系
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从来都是现实分析的起点与基础。麦金德有一句名言：“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力量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31)不可否认，在中日关系当中起决定影响的是现实利益，但是也不能忽视文化认识观的分歧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巨大冲击。新世纪以来的几次中日摩擦，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认识矛盾造就的恶果。地缘文化作为潜在的内因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
中日两国作为地缘邻邦，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两千多年来的文化交流见证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但是在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之后，发展到今天，中日两国的文化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冲突。所以，既要看到两国在文化交流上的紧密联系，也要全面了解和深刻理解中国和日本两国文化的差异，这对于正确处理两国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中日地缘文化交往深厚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有文字记载的可上溯到姬周文化。王充《论衡》第十三超奇篇、第十九恢国篇等曾载周武王时代倭人进贡之事。《山海经·海内北经》亦有“盖周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的记载。在日本备后国（今广岛县）御调郡三原町和备前国（今冈山县东部）邑女郡山手村，都曾发现先秦时代燕、赵、齐、鲁等国的货币明刀，说明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文化经过朝鲜半岛已传入日本。
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达到高峰。日本仰恭于中国的先进文化，朝野上下醉心于学习与模仿，形成一股学习高潮。前后260多年的遣唐使活动成为中日历史交流的精彩一页。遣唐使回国之后参与朝廷枢要，把在唐朝所学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知识，通过政治机构付诸实施，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之律令为规范，在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领导下，由曾入唐的随员伊吉博德撰定。在学制、官阶、服装方面仿效唐制进行改革。遣唐使还从唐朝输入了音乐、医术、阴阳、绘画、棋艺等多方面的学问。这次对中国隋唐文化的全盘引进和移植，使日本国家上下实现了“唐化”。至今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衣食住行依然还保留着唐代遗留的印记，日本人对唐装的喜爱便是很好的例证。遣唐使还将中国文字引入日本，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今天的日本文字，日本现存的最古史书《古事记》和最古的敕撰史书《日本书纪》就是用汉字写成的，至今日本仍使用大量汉字，在日文中，汉语词汇与日语词汇各占一半。在今天的两国文化交往中，在翻译西方的语言文字时，汉语词汇和日语词汇相互融合。日语中铁路、铁道、新闻、国会、权利、选举等词语来自于汉语。而汉语中的词语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哲学、原则、经济、健康、美学、干部等来源于日语。这种交流促进了两国语言文字的丰富和发展。日本茶道亦源自于中国的饮茶。在宋朝学习禅宗的日本僧侣荣西带回了茶叶的种子以及饮茶器具，著书介绍我国种茶、制茶技术和饮茶习惯以及茶的效用。茶叶开始在日本栽培并被人们广泛饮用，逐渐形成了一种饮茶仪式——茶道。它也成为日本文化的代表。可见，日本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溯源都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中国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日本文化的繁荣和进步，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日本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两国文化交往中，不仅中国的文化滋养了日本，日本的科学文化也同样丰富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内容。明治维新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大批志士仁人来到日本，学习近代科学技术和民主进步思想，探求振兴中华之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了同盟会，鲁迅和周恩来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在日本有许多记录他们活动的遗迹，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友谊的象征。日本当代文学对中国有着重要影响。我国著名诗人赵朴初、钟敬文等采取“拿来主义”，学习日本俳句的特点和内容，结合我国诗歌的特点，创造了中国式的俳句“汉俳”。目前在我国学习“汉俳”的人数日益增多。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4月访日期间创作了“俳句”：“和风化细雨，樱花吐艳迎朋友，冬去春来早。”曾在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的代表作《伊豆的舞女》、《雪国》、《千鹤》、《古都》等，为许多热爱文学的人们所熟悉。另一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江健三郎自幼受到鲁迅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他说：“我对鲁迅的阅读从不曾间断，这种阅读确实贯穿了我的创作生涯。”他同我国著名作家巴金是老朋友，近年来经常到我国讲学交流。(32)日本的影视、动漫等也对中国有着广泛影响。20世纪80年代电影《追捕》中高仓健和中野良子扮演的角色不知倾倒了多少男女青年；电视剧《血疑》的故事情节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重要话题；《姿三四郎》使人们了解了起源于日本的传统体育项目柔道及其创始人嘉纳治五郎。而《西游记》、《三国》等借用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日本动画片，《蜡笔小新》、《名侦探柯南》、《聪明的一休》、《铁臂阿童木》等有着鲜明日本文化特色的卡通片更成为我国少年儿童心仪的节目。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影视业的开放和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由此看来，日本的文化也同样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为中国文化注入了很多新鲜元素，引起了不错的反响。
中日留学生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中日两国间的留学生交流都是单向的，从日本到中国或从中国到日本。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把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事业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部分积极推进。中日留学生交流空前发展，从过去单向派遣发展为相互派遣、双向交流的新阶段。1978年6月邓小平提出要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以此为起点，中日留学生频频交流，到2006年互派留学生总数已经超过25万人，从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有15万人、从日本到中国的留学生累计10万余人，而且近年来人数仍在不断增多。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从中日恢复邦交之初的23人一跃到15万人，这的确是个惊人的飞跃，这是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33)中日两国间留学生交流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规模的扩大上，在留学层次和专业领域、留学渠道等方面也有了很大变化。从留学层次看，改革开放以后留学生派遣工作刚开始时，主要是派遣进修生，学习时间一到两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已形成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高级研究学者等多层次的留学群体，特别是高层次留学人才置身于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的比例大大增加。从专业领域来看，30年前留学生主要集中在理工科专业领域，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习的留学人员已占目前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中攻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留学生人数仅占15%。出国留学的渠道，也从开始时国家公派的单一渠道，发展为国家公派、单位公派、自费留学多渠道共同发展，自费留学人数已占在日留学生总数的90%以上。这种留学渠道、留学专业和层次的变化，是我国不断扩大改革开放的象征，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高水平化的体现，也是中日两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文化交流、人才交流日益密切的标志。长期以来，中日留学生交流不仅为中日两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两国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也为构建两国间相互理解、广泛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他们既是中日友好的象征，同时也是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共同拥有的财富。
（二）中日地缘文化中的差异
从近代开始，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亨廷顿在按文明体系给国家归类时将日本说成是无法归属任何一个文明系统的“最重要的孤独国家”(34)。这表明了日本在文化上的两面性、独特性以及它所面临的文化困境。日本虽然曾深受中华文化的长期影响，但经过一百多年的“西化”，已经脱离中华文化圈，自成一体，因此与中国文化又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
中国地缘文化有自己的特质。与以古代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化，或是以古代蒙古为代表的游牧文化相对应，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孕育了中国的地缘文化。古代中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资源丰富，政治、经济、文化较周边地区先进，长期以来缺少强大邻国的挑战，使中国人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没有外敌压迫的紧迫感，又没有物质缺乏的困境感，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温和、平实、“兼爱、非攻”、求安定的性格。中国虽说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但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作为“朝贡—怀柔”体系的中心，一直是欧亚大陆东部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陆权大国。中国人更喜欢把自己的生存方式与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一个靠土地而生的农业民族而言，对土地的依赖、对和平的崇仰自古就根植于中国人心中。于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便成为中国传统地缘文化所追求的目标。
首先，仁治思想是中国地缘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思想的基础，成为中国人修身治世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仁”是个人修养的至高境界，也是调整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它为中国人的日常行为确立了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将待人以诚、推己及人和以广博的胸襟对待他人作为处世的道德标准。延伸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肯定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反对霸权体系和强权政治。中国视将本国的意志强加给他国为不仁之举，提出亲仁善邻、各国和睦相处。“仁者无敌”，“夫国君仁，天下无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在“仁”的基础上而形成了“礼”，它既是确定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准则，也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学礼、知礼、视听言动皆循礼礼数，成为做人的基本要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一种仁德政治文化精神，一种传统的深刻的历史力量。在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上，中国亦一贯以“礼”来规范国家往来的行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未超出过朝贡制度的范围，即便在国力强大时也不寻求对外扩张，不追求对外霸权，显示出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的泱泱大国风范。
其次，和合文化是中国地缘文化的特质。“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的本质概括。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和”是一种有机的契合，无论人与自然间，还是人与人间、国与国间，只要能够各得其所，则和谐的关系皆可实现。“以和为贵“的价值观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成为中华民族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为贵”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当国家之间出现问题时，如果本着“和为贵”的精神，许多问题就可以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而不必诉诸战争。当然，中华民族奉行“和”，不是抹杀事物之区别，一味求同的“和”，而是在承认差异基础上的“和”，即“和而不同”。这种“和”，也绝不是无论是非曲直，一概无原则地苟同，而在坚持“仁”、“礼”基准的前提下，致力于“求同存异”之“和”。
以“和合”思想来处理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强调以求同存异、和谐共存、相互借鉴的外交理念，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具有容纳“不同”的气度，才能壮大自己。“和”、“合”二字体现出中国文化在对外交往中的包容性、合作性、协调性和对话性。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深深扎根于这样一种文化底蕴中，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所揭示的：“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基础上。(35)
再次，重道义的价值观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并一直延渗到当代中国的外交领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认为，“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荀子语），即治理国家应遵循道义的原则。在义利之辨上，中华民族的价值导向是重义轻利，重道义既是中国社会普遍的道德要求，也是中国人的理想价值选择。中国自古倡导“道济天下之弱”，在对待其他弱小民族时，中国多是施以“抚夷”、“怀柔”之策，通过自己强大的文化魅力来对其进行感召。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虽然国家利益是根本，但中国也始终未曾抛弃符合国际道德规范的扶弱抑强、扶贫济困的义举。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中国宁愿失去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选取道义而鄙弃不义。
日本地缘文化也有鲜明的征象。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日本既是一个岛国，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作为岛国，其相对孤立的地理环境和单一的民族构成，造成了日本人自以为是和自我中心的思维模式与排外情结。同时，日本又是一个海洋国家，面对海洋随时随地不可知的异变，譬如台风、暴雨、暗礁、骇浪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海洋民族的生存毅力和战斗力，由此造就了日本民族尚勇好争的民族性格。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日本民众生活在一种不安定的、时刻存在着危险的环境中，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寻求安全、寻求更多土地等资源的心理倾向。
首先，强烈的民族自尊性是日本地缘文化的根基。日本人在顽强的奋斗生存中，注塑了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精神，形成了浓重的鄙外排外心里。日本“强调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主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认为日本是世界之神国的最优秀国家和民族”(36)。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日本人认为其他民族都应拜倒在日本大和民族脚下，日本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应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使日本精神适用于全世界一切国家。
这种民族自尊性源自对天皇的崇拜。在日本，天皇是作为神性的权威而存在的。“天皇是日本民族的象征，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中心。他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37)因此，天皇在日本民族的心理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精神领袖的作用。在战后日本的民主政体下，虽然天皇的实际行动已经比过去大为减少，但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崇拜已然成为一种习惯，天皇仍是凝聚各种政治文化资源的主要动力，在日本的政治文化中继续处于核心地位。对一个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神，天皇因家系、血统或起源特殊，应高于他国元首；日本国民因家系、血统或起源特殊，应优于他国国民。应当说，天皇崇拜是日本民族的特有政治文化，是日本民族的选择，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若以本国是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为依据，继而贬低其他民族从而抬高自己民族的做法则实不足取。
其次，武士文化与尚武精神是日本地缘文化的重要体现。在日本的民族文化中，武士文化是其重要的一部分。武士文化的特点十分鲜明，它对待强权、君主时是顺从忠诚、视死如归、可以自杀、切腹；对待弱者却是蔑视、欺凌，随意践踏他们的生命。别人强大了，他们可以虚心学习；一旦他们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就会滋生恃强凌弱的狂性。在日本对外政治、外交中，这种武士文化和尚武精神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维新政权成立时提出的“征韩论”；1874年的出兵台湾；1875年的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参加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到当今日本加强日美军事合作，无不清晰地表明，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使“日本对战争的顶礼膜拜成了祈祷国运发达的同义语”(38)。
再次，“耻感文化”在日本人的思想观念上烙印深重。日本是最好面子的民族。耻是最大的侮辱，犯罪的人可以通过忏悔洗刷罪名，得以释放，而耻不能洗刷，只有复仇。因而受“耻感文化”影响的日本人的道德观带有“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荣誉重于正义”的特点。在日本人的意识中，犯罪不是耻辱，罪行被公开谴责丢了面子才是耻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日本理应就此作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却不认为那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它只是一项失败了的事业。传统文化下的道德观使日本人不愿对那场侵略战争作真心忏悔，他们认为只是日本做错了，在战争中被打败了，这是令他们感到羞耻的，但并不觉得是对受害者犯下了罪行。甚至认为，日本全面对华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辉煌的“业绩”，如果承认对华战争的侵略罪行，就等于否定明治维新以来对外扩张的全部“成就”，那么现在日本人得以傲视世界的“优秀传统”也就丧失殆尽。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将会使阵亡者的名誉扫地，日本民众忍受不了对曾经为了国家而牺牲性命的阵亡者的名誉进行伤害。日本的政治文化是一种面子文化，有羞耻感而无罪恶感。把面子看得比事实、正义、公理更重要，在是非曲直面前，首先考虑的是尊严、荣誉。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既不明辨是非也不反省道歉而是想方设法推卸责任，保全面子。
可见，中日地缘文化所具有的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文化差异性是造成中日国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深厚根由，也成为引发中日关系矛盾和冲突的原因之一。不同国家间存在文化差异是长期历史发展造成的，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避免性。但有文化差异并不必然导致相互关系冲突，如果本着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并在相互交流中彼此取长补短，不仅不会引发冲突，反而会促使不同国家友好相处，并使他方文化成为自己文化进步发展的有利因素。否则，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这种文化差异，导致彼此文化冲突进而引起其他方面关系紧张就在所难免。中日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许多矛盾和冲突，都与没有处理好彼此文化关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进而言之，处理好彼此间的地缘文化关系，也可以为中日之间的诸多矛盾和冲突提供妥善解决的路径与条件。
综上所述，中日作为地缘上永久的邻邦，如今又都是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一个长期修好、健康发展的中日关系是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不仅对彼此来说，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来说，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交往中，中日两国基本上是在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下发展的，在经历了中强日弱、日强中弱的历史更替后，现在中日两国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强强并立的发展趋势。面对复杂多变的中日关系，两国要理智地对待；面对横亘在中日之间的诸多争端问题，两国要冷静处理。要解决中日关系之间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推进。中日关系的优化不是单方面努力的事情，需要双方的积极互动。中日都应以理性、平和的心态看待对方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来讲，今后所面对仍将是一个经济实力位居世界前列、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会进一步增强的日本，所以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外交的基本原则，坚持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对外方针，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旧账和现实争端，积极推进中日关系朝着良性、优化的方向发展。而对日本来说，它必须承认中国的振兴崛起是大势所趋，是无可阻挡的历史必然，再对中国采取蔑视态度，还想保持其主宰亚洲的强权旧梦是不可能的，这对日本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日本还应认识到，中国始终不渝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绝不做损人利己之事；即使中国将来真正强大起来，也不会威胁别国利益，而只能是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因此日本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是毫无道理的。日本应该摒弃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读，真正本着与邻为善的精神来对待中日关系，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多做有益之事。我们相信，中日之间一定能越来越好地处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关系，切实建立起互信的战略合作机制。这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向。
（鞠京煊 供稿）
【注释】
(1)[美]《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7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2)沈伟烈：《地缘政治学概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2～144页。
(3)[英]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4页。
(4)[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8页。
(5)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2页。
(6)韩银安：《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刍议》，《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7)陈才：《地缘关系与世界经济地理学科建设》，《世界地理研究》2001年第3期。
(8)尹朝晖：《地缘文化——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新视角》，《理论导刊》2009年第1期。
(9)[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52页。
(10)邢悦：《文化功能在对外政策中的表现》，《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3期。
(11)刘雪莲：《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日关系》，《东北亚论坛》2004年第4期。
(12)日本鼓吹中国威胁论[EB/OL]．华夏经纬网http://www.huaxia.com/js/jsgc/2006/00414772.html
(13)陈锋主编：《日本社会政治生态变化与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48～149页。
(14)任国明、于明山：《坚持与妥协：近距离看中日关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60页。
(15)冯昭奎、林昶：《中日关系报告》，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218页。
(16)林晓光：《钓鱼岛：大海欲静风不止》，《当代世界》2009年第4期。
(17)任亚先：《中日东海争端与中国海洋权益》，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8)李秀石：《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稳定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及潜在危机》，《日本学刊》2008年第4期。
(19)刘建飞、林晓光：《21世纪初期的中美日战略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98～399页。
(20)黄大慧：《中日关系发展3O年》，《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
(21)黄大慧：《中日关系发展3O年》，《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
(22)刘昌黎：《尽快启动中日自由贸易区进程》，《现代日本经济》2007年第2期。
(23)刘畅：《中国将成日本最大贸易伙伴》，《人民日报》2007年3月10日。
(24)金熙德：《21世纪的中日关系》，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27～328页。
(25)尹正：《浅析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日本问题研究》2007年第4期。
(26)刘昌黎：《尽快启动中日自由贸易区进程》，《现代日本经济》2007年第2期。
(27)冯昭奎、林昶：《中日关系报告》，《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218页。
(28)王凯、倪建军：《中日自由贸易区：动议、收益与障碍》，《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4期。
(29)王凯、倪建军：《中日自由贸易区：动议、收益与障碍》，《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4期。
(30)江瑞平、竺彩华：《全球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和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和平与发展》2009年第4期。
(31)转引自宫玉振《试论战略文化传统及其对战略行为的影响》（《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2)梁建明：《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3)李东翔：《改革开放政策与中国留学生交流的新发展》，《神州学人》2006年第7期。
(34)[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
(35)温家宝：《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5年12月7日。
(36)刘天纯：《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37)[美]露丝·本尼狄克特著，北塔译：《菊与刀》，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2页。
(38)武寅：《从历史的深层看日本》，《炎黄春秋》200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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