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后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调整

小泉后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调整

随着全球化日趋深入，世界各国无论其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如何，无不被深深地卷入世界体系之中。这同时也意味着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国家的国际行为同时受到国外压力和国内压力两面影响。近来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解释国家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释框架，也为分析日本对华外交的嬗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现实政治中，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充满了反复和起落，仅从国际体系或国内单元层面的论证都难以把握其全貌。国际体系力量作为影响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由此形成国际体系与国内力量的互动因果关系，从而产生了一个简约又精确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2006年小泉纯一郎下野之后，迫于新的国际形势，日本开始新一轮的对华政策调整，企图走一条在中美之间平衡，追求大国化的“中道”道路。而日本国内独特的政治生态，导致日本执行这条道路充满了复杂性，尤其是国内在思想上和行政上不同政治势力的消长促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钟摆型结构。

一、新古典现实主义：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理论视角

回顾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谱系，历经了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的不断演进和交锋，双方吸收和借鉴对方之长，走向保守与折中，乃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正如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两个层面的整合与汇流无异于增强了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两个分支的解释力。从20世纪末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国际政治理论的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理论发展上均认识到了这一点，不约而同地经历了研究层次的回落，也就是所谓的“逆华尔兹现象”。

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承认其在现实主义阵营中的位置，虽然这个“主义”比较松散，但究其根本，仍然试图在现实主义框架下增强其解释力，为近来士气低迷的现实主义注入新的活力。其二，作为一种研究的折中主义去理解，国际环境的多元化及复杂化，使三大流派中任何一派都无法具备完全的解释力。尤其是长于案例分析的结构现实主义在冷战后的现实世界中发现越来越多所谓超出“常规”的事件。不同国家不再像结构现实主义所预料的一般，根据国际体系的原则规则行事。⁽¹⁾一部分现实主义学者也开始将国内政治体制、经济依存等非关利益分配的变量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来解释超出“常规”的事件。针对这一势头，现实主义内部引发了相关的争议，Jeffrey W.Legro与Andrew Moravcsik认为这样的研究已经背离了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核心，而观念、政体、经济相互依存度及国际组织这些影响因素只能作为国家间权力分布和运行的外化。⁽²⁾而且新古典现实主义失之于作为一个完整理论所应该保持的逻辑连贯性及独特性。更多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反驳道，即便那些被标榜为现实主义的开山鼻祖的学者，本身也不能排除非物质力量以及国内政治的对现实主义因果机制的影响。⁽³⁾

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Rudra Sil与Kazenstein教授合作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研究的折中主义及其特点，新古典现实主义正是暗合了其内在精神：首先，折中主义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精神，致力于解决涉及具体政策与措施的中等范畴的理论争议；其次，解决宽泛的问题，且这些问题与复杂而纷繁的现实情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三，在具体阐释问题的时候，折中主义倾向于运用更加复杂的因果关系，而舍弃了简洁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握不同种类因果机制的互动，而这些因果机制往往是因归属不同的研究流派而被分开来讨论的。⁽⁴⁾

新古典现实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学术争论下逐步明晰的。其特点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首先，基本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假设，坚持国际体系对于国家行为的首要作用；其次，将国内政治变量作为影响国家行为的干预变量来考量；第三，在对于国内政治变量的选取中，标准并不严密。关于新古典现实主义本身的争论，本文不做过多探讨。本着保留流派之争的态度，以增强理论的解释力作为最终目的，将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框架分析日本在小泉之后对华政策的调整。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是：第一，基本假设仍然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这种无政府状态既不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的那种霍布斯式的，也不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所肯定的良性状态，而是一种模糊的、难以被解读的状态，使存在于其中的国家很难分辨出安全是稀缺还是丰富。⁽⁵⁾在国家行为方面，他们认为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但这种理性是一种长期的、总体的理性。或者说国家短期内看似不理性的行为可能在长期看来是利于国内要素整合的理性行为，抑或表面不理性行为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理性逻辑。第二，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于世界的看法基本保持了华尔兹的体系论，但对于国际体系如何决定个体国家的行为方面，新古典现实主义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即便华尔兹认为的国际体系中权力的分配格局及权力的转移是确实存在的，如果国家没有察觉和认知到的话，它们仍然不能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⁶⁾也就是说国家是有能动性的，如布尔所说，国家在感到威胁的时候是可以选择是否进行制衡行为的。第三，具体变量的关系上，国际体系的变更是自变量，而国内政治因素则是干预变量。国际体系因素仍然是影响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虽然内政也很重要，但内政的重要性也仅限于国家领导人需要在纷繁复杂的国内环境下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⁷⁾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试图在侧重于国际压力影响的外交政策理论和侧重于内政的外交政策理论之间建立桥梁，在不过多损失理论简约性的情况下引进了与系统力量互动的国内力量，从而产生了一个简约又精确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双层模式或者“桥连”理论的建立仍处于其初兴阶段，我们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变量的互动上进行深入研究。⁽⁸⁾

每个国家根据自身内部的程序制定政策并采取行动，但它们的决定则是由其他国家的存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所塑造的。⁽⁹⁾小泉内阁之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适应国际体系变革的过程。日本对于中国的外交定位根本上是由国际体系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决定的，具体说来日本所面临的对华政策调整的压力是从中国实力上升、日本政治大国化以及美日同盟三个层次的因素来综合判定的。此外，国际体系依然要通过国内政治才能影响国家行为。国内政治作为重要的干预变量客观上起到了透镜的作用。事实上，国家作为单元因素并非是整齐划一的，日本国内政治的特点也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次要因素。政治精英在政治思潮上的分歧及其在决策过程中的分裂，是影响日本对国际体系判断与反应的单元性因素。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使得日本对华政策呈现出一系列特点。

二、从安倍到鸠山：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趋向

2001年到2006年，日本对华外交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低点。时任首相的小泉仅关注美日同盟和对美外交，而忽略了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致使中日关系、日韩关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对地区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¹⁰⁾在国内，小泉一味的资本主义自由化改革拉大了社会差距；在对外关系上，民族主义姿态和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将中日关系置于冰点，两国领导人互访中断五年。但是，小泉时代的日本政治和政治决策过程并不是真正的日本政治，仅凭借个人魅力与剧场政治维系而没有形成程序和体制，因此，小泉纯一郎的改弦更张只能是暂时的。而小泉时代的外交也终不能持久，他下台后，历届内阁也逐步进行了调整，在对华政策方面稳步回升。

（一）安倍内阁：从“伙伴关系”到“战略互惠”关系

“小泉旋风”刮过之后，留给继任内阁的是半途而废的经济改革以及僵硬的周边关系。安倍晋三作为小泉甄选出来的理念最相近的继承者，也同样侧重对美外交。但是自民党毕竟是讲求实际的政党，安倍本身也意识到外交关系，尤其是对华政策不得不进行调整。自民党面临更加严酷的执政环境，小泉的经济改革未能根本改变日本低增长率、通货紧缩、高额财政赤字等问题，加之他“砸烂派阀，捣毁自民党”的改革方式动摇了自民党的执政根基，以至于在2005年众议院的改选中自民党压倒性多数的优势已然不保。而2007年6月要进行的参议院选举则是对安倍内阁的考验。内政和党务都极为不佳的状况迫使安倍不得不以现实利益为先。

2006年9月底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后，10月第一个出访国家就是中国，充分显示了日方希望修复中日关系的姿态。此次访华安倍提出要与中国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于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达成共识，正式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这也是中日第一次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

中日双方“战略互惠关系”的意义在于，双边关系的“战略性”涵盖了中日两国合作的新契机，彰显了日本对于大国身份的追求，“互惠性”恰当表述了双边关系的务实性基础。首先，面对日益兴起的亚洲，安倍一改过去小泉时代企图在美国支持下与中国争夺亚洲领导权的套路，在地区事务以及经济一体化方面开启了合作之门。第二，中国继中美、中俄、中欧之后将中日关系也提升到战略层面，对中日双方都有积极意义。⁽¹¹⁾中国方面，相较之前中日的合作伙伴关系，显得更加明晰；日本方面，凸显了“亚洲意识”以及日本的主体性，也表明日本欲重新确定自我“身份”以及“重视亚洲”的取向。改善对华关系是安倍政权“亚洲外交”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安倍在对华关系上的主动进取和战略上的“高调定位”，正是这一意图的重要体现。⁽¹²⁾第三，中日之间的“互惠”既包含中日两国保持并深化经济往来的愿望，又从务实角度给暗礁遍布的中日关系一个缓和的空间。

（二）福田内阁：从“价值观外交”到“共鸣外交”

在安倍内阁时期，虽然中日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具有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安倍与担任外相的麻生迎合美国提出的美日澳印安全合作，提出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旨在为美国提出的价值观外交推波助澜，强化美日同盟。

福田康夫出任日本第67届首相之时，因其父福田赳夫重视亚洲的形象以及其一贯的对华友好的姿态而备受中国各界的关注。虽仍属于鹰派，福田却是鹰派中政治主张相对折中的“温和派”，他倾向于修复与亚洲的关系而非激发国家主义情绪。福田外交主张的核心是“美日同盟”和“推进亚洲”的共鸣外交，认为对美国与对亚洲的外交同等重要。

2007年12月，福田访华，这是建交35年来两国政府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访问。而且与安倍略显突然的访华不同，福田的行程显得丰富而多层次。在与胡锦涛主席与温家宝总理举行会晤之后，他到北京大学举行演讲会，参观了工业密布、日资企业众多的天津新区，还特地来到山东曲阜参观孔子故里。福田的访华在传递一个信号，“共鸣外交”不仅仅是外交上的共鸣，也是思想精神上的共鸣。在外交上，日本不仅要与美国巩固同盟关系，也要充分融入亚洲，与亚洲各国维持良好关系。在精神文化上，日本在民主、自由、人权领域与西方有类似的价值观，但是日本与中国、韩国等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也有着更为古老的文化同根性。同时，作为践行“共鸣外交”，2008年4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并没有体现价值观外交的痕迹，并且删去了“围堵中国”的字眼。与胡锦涛主席实现互访，并且在2008年“5·12”中国四川遭受地震之后迅速派去了救援队。⁽¹³⁾

福田康夫内阁在内政上的表现遭到批评，在外交方面却被认为颇有成果，中日关系在福田执政期间也得到充分的发展。但究其根本，日本在强调其“共鸣外交”的同时，也是在彰显自身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归根结底是新保守主义的内在逻辑。

（三）麻生内阁：从“新福田主义”到“强调共同利益”

小泉认为最能够延续其执政作风的两人，安倍修改了他的路线和做法，恢复了派阀势力；麻生也继续延续了福田的近似和平主义的外交基调。自此，小泉时代彻底一去不复返了。福田执政后期提出了太平洋周边国家包括美日中俄等加强合作，将太平洋变成内海，“新福田主义”呼之欲出，但是由于口号过于理想化，以及福田不久后的辞职，新福田主义也只能流于口号。继任的麻生太郎上台后面临着不断扩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华政策上更着眼于经济利益。他的施政理念更具体化的体现在《无以限量的日本》一书中，其中专门有一节是论述日中关系的，题目就叫“为中国崛起而高兴”。麻生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不同意‘中国威胁论’……所以我为中国的崛起而祝福，从心底里表示欢迎。”⁽¹⁴⁾新闻发布会上，被提问到“中国威胁论”时，麻生太郎表示，他从商的经验告诉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论对日本，还是对世界来说，都大有好处，应该受到大家欢迎。在2008年10月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30周年的仪式上，麻生太郎说，在过去的30年间，日中两国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伙伴，经过切磋磨合，已经建立了真正的战略互惠关系，两国应该把建立的这种“共同利益精神”⁽¹⁵⁾推广到世界范围。

与前两任相比，麻生太郎的对华外交成果显得平平淡淡，但基本维持了稳定的态势。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强硬的鹰派人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也不得不对中国反复强调共同利益与合作。虽然麻生在对华政策上注重实利，在思想层面仍有价值观外交的痕迹，但日本对华政策的回升已然步入平稳期。

（四）鸠山内阁：全面丰富充实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

小泽一郎领导民主党获得了2007年参议院选举的压倒性胜利。参议院选举前，小泽四处游说，十分巧妙地获得了农民和工薪阶层的支持，尤其是在乡村，本是传统意义上自民党的支持者。这些社会阶层在小泉的经济改革中受到冲击，⁽¹⁶⁾失去了原有的政策倾斜。在对外关系上，鸠山在竞选时打出了“亚洲牌”，修正自民党倒向美国的路线，小泽还趁势抛出了“中美日等边三角”的论调。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鸠山由纪夫本人，对外关系的态度倾向，反应在他本人撰写的文章“日本新道路”中，简言之就是对美国寻求更对等的同盟关系，丰富同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与中国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

显然，对于几乎没有执政经验的民主党来说，在内外政策上的许诺和理念或是以迎合选民为中心或是有些理想主义，而非以现实为中心的。Michael Green认为鸠山的意图是利用发展与中国和东亚各国的关系来制衡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带来的不良影响。⁽¹⁷⁾不仅于此，鸠山内阁还想要借拓展对华外交与对亚洲外交之机，一方面寻求中韩等国对其“普通化国家战略”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试图用自主姿态扩大美日同盟中的自主权。与自民党不同的只是，鸠山及其领导的民主党利用日本的不对等地位进行国内动员，企图扩大自主权；而小泉则是利用反华亲美调动国家主义情绪。

三、国际力量变化：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根本动因

综上所述，日本在小泉之后到鸠山内阁时期对华政策调整虽然有小波动，但总体上是一个连贯的逐步递增的过程。日本这几届首相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也是松动美日同盟的过程。说明了国家在面对新的国际格局时，除了制衡之外还寻求其余选择。Paul Schroeder认为国家面临威胁时可能有四种反应：制衡，追随，躲避和超越。四种反应中，制衡并不是国家最常有的反应。⁽¹⁸⁾在威胁还没有足够大时，采取两面下注或者单方面适应其发展，也是国家会有的选择。诚然，在后冷战时代，多极化趋势使国家遭到了“集体行动的困难”，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模糊性，很难判定安全是否稀缺，所以单个国家越来越倾向于根据国家内部状况寻求利益最大化，而非单纯安全最大化。在暂无安全之虞的情况下，国家利益可能会侧重于除了生存之外的其他利益，比如经济财富。反观这段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从国际体系来看，中国经历了新一轮的实力上升，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亚太地区的实力对比。这种变化在小泉内阁之后，并未促使日本继续发展紧密的联盟进行制衡，反而使日本想要强调其在亚洲一员的身份，增进对华关系。根本动因在于体系内部涉及的三个变量。

第一，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起落，归根结底在于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如何，根源于中国实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局势。中国每一轮的实力上升必然促使日本开始一个新的适应期。与一个强大的中国为邻必然会使日本有不安全感，但是紧密的中日间经济联系及日本重振经济的迫切需求，迫使日本适应中国的发展。也就是说，日本向美国求取安全需求；相对的，日本也向中国求取经济需求。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日本在中美日关系中逐步趋向于大国平衡。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中国、日本和美国的角色及相互作用到2020年时将会发生很大变化。日本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将取决于中国的崛起和朝鲜半岛以及台湾问题上的任何解决办法的性质。⁽¹⁹⁾

小泉内阁时期一味倒向美国、围堵中国的做法，在随后的三届自民党内阁中得到纠正，无论是安倍将中日关系定位为战略层面，还是福田提倡的共鸣外交，甚至于麻生强调的“共同利益”，以及民主党上台后，鸠山对对等同盟关系的追求以及提出同中国共同进行东亚共同体建设。不仅体现了日本对中国实力上升的正视，还体现了日本政界那股广泛的、欲说还休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也证明了在面对崛起的新势力时，日本的选择不只有制衡，还有利用新兴势力修正国际体系的可能。

第二，日本对于普通国家化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1992年国际和平合作法案的通过，赋予日本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自由。日本开始进一步发展空天力量并购入新型武器，以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日本并不囿于同美国的双边安全关系，日本防卫厅的高级官员自1993年开始与中国相关部门人员举行年会，此外日本还发起了对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加拿大和马来西亚常规双边安全对话。⁽²⁰⁾

面临着强硬的美国，以及实力日益增长的中国，日本的战略空间会逐步遭到挤压，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但同时也给予日本利用双方龃龉实现自身“松绑”的契机。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提出了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随着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世界趋于多极化，日本的这一目标愈发明晰起来。想要成为政治大国，日本在保持经济上的领先地位之外，还要拥有一定军事能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此外更重要的是，要摆脱依附于美国的国际形象，在美日安保体系中获得较为对等的地位。2005年是日本的“争常年”，日本处心积虑，四处宣传却最终以失败告终。小泉内阁的“一边倒”的外交选择未能获得美国的庇佑，也未能将日本领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宝座。福田内阁继提出“共鸣外交”之后，又提出了日本外交应有三个基础：美日同盟，重视亚洲以及联合国外交。鸠山由纪夫在竞选之初就强调要寻求对等的日美关系，且不能忽视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亚洲一员的事实，⁽²¹⁾并提出了领导东亚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希望，反映了日本在逐步探索“倒向美国”之外，更加利于普通国家化进程的外交模式。之后“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更揭示出，日本对华政策一味高调也是日本在美日同盟中与美国周旋的砝码。也说明日本对目前现状并非满意，也在伺机寻求改变。

第三，由于美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内仍将维持着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日本对华政策必然保有一个零界值——美国的态度。基于美日同盟关系，美国如何应对定位中国，直接影响到日本对华政策的弹性空间。中美关系良好，则日本对华政策的选择空间相对宽泛；中美关系失和，而中日关系太近则会让美国感到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实力受到威胁，⁽²²⁾必然造成美国收紧同盟关系，利用日韩遏制中国。

冷战后，日本作为“进攻苏联桥头堡”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但是美国仍然将美日同盟作为“亚太战略的基石”。近年来，美国防部借军事部署重新调整之机，推进驻日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一体化，通过驻日美军同日本自卫队的统一运用和密切合作，削减驻日美军的费用，同时也进一步巩固美日同盟。⁽²³⁾美国不反对，甚至支持日本发展一定程度的军备。但是美国不能容许的是美日同盟出现松动。或者说，美国不愿失去在日本本土上地理位置优越的军事基地。

四、国内政治博弈：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影响要素

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必然导致国家对外行为的变化，但国际体系的变化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传导才能发生作用。国家对国际格局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与行为，主要是基于作为单元因素的国家对客观外部环境如何判断，而非客观外部环境本身来决定的。⁽²⁴⁾日本对华政策调整主要是基于对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认识，观察四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转向，是一个连贯的对新国际体系适应不足到反应过度的过程。显然，一个国家想要得到的利益和他们渴求的地位不会因为相关国家的实力变动而发生充分且迅速的调整。⁽²⁵⁾而这种对国际体系反应的不一致，来源于国家内部，尤其是决策层中的政治精英阶层在思想认知和组织程序上的分歧、分立、分裂，且缺乏整合政治力量的手段。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精英分歧是造成政策摇摆的思想层面因素。长期以来日本存在的诸多思潮彼此交织，其中战后一直延续下来的是国家主义与和平主义两种思潮。二者在历史演进中互相作用，它们的消长造成了日本政治难以预测的原因之一。和平主义在战后一个时段内占有重要地位，随着经济的恢复，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强国。单纯的经济大国不能满足日本的需求时，国家主义开始取得主导地位，体现在政治上则是保守主义思潮。在冷战后，日本政治趋向于总体保守化。尤其是小泽1993年著述的《日本改造计划》标志着日本新保守主义的成熟，他用“普通国家化”代替“政治大国化”，似乎显得日本的威胁性降低了，诉求也合情合理了。但其实质仍然不会改变，就是强调要对日本不够“普通”之处——即不能发挥对外军事作用方面予以改变。⁽²⁶⁾

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已经十分普及，已经基本成为日本政界大多数人的共识，但从具体实施过程来看，却仍然未能取得共识，除了反对修宪、维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美国在日本驻军的左翼，“中道”主义与右翼在“普通国家化”目标上其实是相似的。只不过在实施方法与理念上有异。小泉内阁之后，日本的“中道”势力抬头，所谓“中道”就是“谨慎地平衡各方因素的行动”，主张在中美之间“努力扩大行动自由”⁽²⁷⁾。安倍上台之后，没有继续小泉打压派阀的做法，在日本各个派阀之间进行协调，建立起相对折中的内阁。因此即便是安倍与麻生这样的鹰派在整个中道主义占优势的政治氛围中，对华外交政策也不至于走向极端。

日本政界在政治思潮上的分歧，因为其没有整合分歧的领导人和制度而扩大化。纵观日本历史可以发现日本缺乏大一统式的独裁强权者，长期的幕藩体制，造成了在位者不掌权，掌权者不在位的局面；权力传承的家族性强，造成世家政治；日本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共同形成了日本政坛“轮流坐庄”的政治特性；武士精神，造成了私人忠诚维系组织建制。当代日本政界也因此极少出现个人魅力型的强权人物，更缺乏统一不同政见的决策核心。2001年，日本长期的经济低迷呼唤一个能够引领时代变革的首相，小泉应运而生，在其任内，首相官邸的决策权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原有的自民党派系全部遭到削弱和打击，形成了小泉所属的森派一枝独秀的局面。首相权力的强化只是暂时的现象，小泉之后，日本内阁又回到了集体决策、派系调和的施政原则上来。长期以来一直吵嚷的加强首相官邸决策权在派阀政治的强大力量下收效甚微，首相的施政理念往往受到牵制，因为日本是议会内阁制国家，外交政策的产出必须获得所有内阁成员的同意；而且内阁成员大多来自不同的党内派系，政策偏好不同也会影响到首相执政前对外政策的初衷。

第二，精英的碎片化使日本政坛精英在组织以及决策过程中分立。日本的派阀政治和所谓“无责任中枢”其实是造成政治资源内耗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政治精英缺乏整合，致使日本政治总在矫枉过正中摆荡，被人诟病为“刺激—反应型”决策。

首先，精英碎片化体现在政党内部则是派阀的回归。在美国，政党更像是选举机构，成员多依仗个人理念行事，做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基于政策偏好。而日本基于私人效忠关系的派阀仍然残留着日本幕府时期武士效忠藩主的痕迹。二战后日本的派阀组织建制逐渐成熟，且与财界有紧密的联系，有自己固定的筹资对象，俨然成为“党中之党”。派阀的组成不完全基于政策偏好，“义理人情”也成为凝聚派阀的“黏合剂”。派阀团体为麾下政治家提供竞选资金与官位，相对的政治家要忠诚于所在派系。⁽²⁸⁾党内派阀力量的消长关系与执政政策的风向有着莫大的关系。上任前想要更广泛利用和推广小泉执政遗产的鹰派人物安倍晋三似乎在这个政权交接的转折点上显得缺少个人能力，无法维持小泉国家主义方针。因此在派阀力量苏醒，首相权力仍然薄弱的情况下，日本政治在很多方面又重回过去了。⁽²⁹⁾而继任的福田的当选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自民党内派阀对折中温和的内外政策倡导，当然也是为了对抗当时当选呼声比较高的麻生太郎，所以九个派阀中八个派阀的领袖共同推举不赞成小泉首相单方面对美外交的福田康夫成为新任首相，借福田之力一定程度恢复了派阀实力。

其次，精英碎片化更加体现在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国家对国际时局认识与把握的速度取决于政府内部决策力量的集权程度，取决于官僚体系各机构之间、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是否存在激烈的竞争。如果缺乏中央决策力，任何政府都不会被认为是强大的。⁽³⁰⁾日本的决策机制素来以其无责任中枢而著称，在外交上缺乏理智的监督体系，官僚与政治家之间的博弈仍然十分复杂。

对华外交决策的参与者是多样的，但主要集中于政治家与相关官僚手中。BradleyM.Richardson将参与日本政策决策过程的相关各方分了类，即官僚、以首相为首的决策精英、政党及其内部派阀、在野党、利益集团。⁽³¹⁾其中起到主要决定性作用的是则是官僚与政治家。自日本“明治维新”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日本的文官官僚集团的地位几经沉浮。在二战后引入了现代公务员的体制，官僚便更具有现代意义。尤其在战后的恢复建设时期，官僚的作用不可小觑。然而日本在“赶超型现代化”实现之后，官僚机构却没能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社会经济结构制定出新政策。而政治家与官僚形成了两股势力，在彼此的博弈中此起彼伏地向前发展，形成了逐步由“官高政低”向“政高官低”转变的过程。在外交事务方面，外务省官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由首相委任的外相并不了解具体情况，往往以外务省内各厅的情报为准。随着外交决策涉及的国内部门越来越多，与内政联系日趋紧密，其他省局和内阁也逐步参与到外交政策的制定，首相也经常越过外务省进行决策。在外务省内部不同局之间，对华政策倾向也十分不同。小泉内阁之后，外务省内“知华派”的备受排挤状况也相对缓和一些，作为“反主流派”的“知华派”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平衡右翼的作用。

从决策类型上看，Michael Minor在其文中将自民党执政下的日本对外决策分为三种：“常规（routine）”、“政治（political）”与“重要（critical）”⁽³²⁾。“常规”决策涉及与经济有关的低政治领域的决策，其过程大体遵循官僚政治的基本流程，且流程基本保持纵向；“政治”类型的决策主要处理政治问题，政治决策则有“利益集团政治博弈”的意味，决策方向比较多样；“重要（critical）”决策大致等同于应急决策，具有涉及人员少（时而以专家小组的形式出现hoc groups），决策方向大体为横向的特征。对华政策的产出一般属于政治类问题，牵涉到党派内部不同势力的博弈。鸠山内阁时期，民主党释放出对华亲善的一系列信号。主要源于民主党内，新生代的鹰派前原一派尚占少数。相对的，试图通过“中美日等边三角”实现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小泽派仍是民主党内主流势力。在联合政府内部，因为带有左翼色彩的社民党对于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的坚持，民主党也势必借力于中国。相对的，日本这一系列友好举动，真正落实到双边关系建设层面上进展却并不太大，原因也正是在此。

结　论

总体来看，在中国实力上升，亚太地区日趋重要的背景下，日本的外交政策正在从依附美国求得强国地位的外交路线，逐步调整为均衡发展同中美两国的关系以谋取大国地位。日本更加重视亚洲，也不会放弃结交强大中国的机会。即便日本对华政策会在“国内政治的力学”中呈现钟摆型的走势。总体来看，日本对华政策与中国实力应该成正相关走势。

而日本国内决策权力分散，缺少统合分歧的力量是造成日本对华政策调复杂性的原因。首先，对华外交政策如何制定日本政界缺少明确体系，多个声音说话，多种理念交织，不能形成统一的政策是造成日本对外政策“优柔寡断”、左右摇摆的原因之一。其次，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政党组织方面受制于派阀角力，在行政组织方面受制于不同部门及同一部门内不同派系的相互牵制。这促使日本处理对华关系时多半流于暂时的权谋，甚至将对外关系作为党内派阀斗争、官僚与政治家争权的砝码。又因为中日间存在固有矛盾，所以愈发凸显出中日关系的脆弱，形成了时而反应不足、时而过于冒进的钟摆型特征。

（杨鲁慧、周政　供稿）

【注释】

(1)李巍：《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

(2)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2,Autumn,1999,pp.6

(3)Peter D.Feaver,Gunther Hellman,Randall L.Schweller,Jeffery W.Taliaferro, William C.Wohlforth,Jeffery W.Lergo,Andrew Moravcsik,“Brother Can You Share a Paradigm?”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Summer,2000,pp.166

(4)Rudra Sil and Peter J.Katzenstein,“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Reconfiguring Problems and Mechanisms across Research Traditio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8,No.2 June2010,pp.412

(5)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 No.51,October 1998,pp152

(6)Aaron L.Friedberg,“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6

(7)Thomas J.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pp.4

(8)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42,No.3 Summer 1988,pp.433

(9)[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苏长和校：《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87页。

(10)周琪：《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当代亚太》2009年第2期。

(11)[日]小岛朋之：《寄予“基于不断发展的亚洲为背景确立对华关系”》，《世界周报》2006年11月14日。

(12)王珊：《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与中日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12期。

(13)David Arase,Japan in 2008 A Preclude to Change,Asian Survey,Vol.49,Issue 1,pp.110

(14)张智新：《麻生执政后的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国际资料信息》2008年第10期。

(15)关于共同利益，原文采用的是“spirit of benefiting together”，参见Taro Aso,“My Personal Conviction regarding Japan-China Relations”,October 24,2008.http://www.kantei.go.jp/foreign/asospeech/2008/10/24message_about_e.html

(16)David Arase,“Japan in 2008 A Preclude to Change”,Asian Survey,Vol.49,Issue 1,pp.114

(17)参见Michael J.Green:“The Japan-U.S.-China Triangle under New Management”,October 2009,资料来源于CSCI

(18)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re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Summer 1994,pp.116-117

(19)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相蓝欣译：《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20)Peter J.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Japan,Asian-Pacific Security,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3,Winter,2001-2002,pp.159

(21)Yokio Hatoyama,“A New Path for Japan”,August 26,2009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09/08/27/opinion/27iht-edhatoyama.html?pagewanted=1＆_r=1

(22)Michael J.Green,“The Japan-U.S.-China Triangle under New Management”, October 2009,资料来源于CSCI

(23)夏立平：《中美日战略关系：争取共赢和避免安全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9期。

(24)Victor D.Cha,“Abandonment,Entrapment,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Japan,and Korea”,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4,No.2, June 2000,pp.263

(25)Brock F.Tessman and Steve ChanSource,“Power Cycles,Risk Propensity,and Great-Power Deterrence”,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8,No.2,April 2004,pp.132-133

(26)金熙德：《日本外交30年》，青岛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

(27)冯昭奎：《日本的变与不变》，《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

(28)王屏：《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基本特征》，《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

(29)Lowell Dittmer,“Japan:A Turning Point”,Asian Survey,Vol.47,No.5,September/October 2007,pp.681

(30)[美]法利德—扎卡利亚著，门洪华、孙春英译：《从财富到权利》，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31)Bradley M.Richardson,"Policymaking in Japan:An Organizing Perspective,"in T.J.Pempel eds,Policymaking in contemporary Japan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pp.253-254

(32)Michael Minor,“Decision Models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Asian Survey,Vol.25,No.12 December 1985,pp.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