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国软权力的重要手段

公共外交：提升中国软权力的重要手段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传统意义的权力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有效地起作用，软权力越来越成为增强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来讲尤为如此。目前，尽管世界各国拥有的软权力资源存在个体的差异，但都非常重视软权力的作用。提升软权力途径是多样的，而妥善地运用公共外交是提升软权力的重要手段。

一、全球化时代软权力的重要性

权力首先是一种能力，是一种通过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的能力。按影响他人的行为方式可以把权力分为硬权力（hard power）和软权力。硬权力往往以强制或胁迫的方式改变他人的行为；而软权力则依赖于一国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左右他人的愿望。软权力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事物，从中国古代的“天时、地利、人和”、“不战而屈人之兵”，到西方学者克莱因的“国力方程”、摩根索的“争夺人心的战斗”，都对软权力予以高度的重视。而软权力真正发挥重大的作用是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信息传播的迅速性和跨国界性为软权力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使世界越来越变成一个狭小的共同社会空间，各种观念、认知、文化和价值观在其中激烈碰撞并相互竞争。当某种文化或价值观念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后，其主体（往往是国家）的实际力量就会被放大，也就是说无需动用硬权力，只需凭借其软权力就可以实现某些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不仅带来了诸多仅凭传统硬权力无法解决的跨国问题（如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环境污染等），而且使得硬权力的使用成本不断升高而日益变得不可能，而软权力却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近年来，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及在中亚推动的“颜色革命”，就是其分别运用硬权力和软权力推行西方民主的不同范例，不同的做法取得的成效也明显不同。目前，美国已经在阿、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和10多万军队，但前景依然难以预料；而在推动三个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过程中，美国仅仅花费了不足46亿美元，就达到了变更这些国家的政权的目的。就连布什也不得不承认与发动战争相比，推动“颜色革命”来扩展“民主”的成本和代价要小得多。⁽¹⁾

1989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使用“软权力”概念，并在其以后的著作中不断完善这一概念，按照奈的观点，软权力实际上就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一方面，软权力并不等同于影响力，因为影响力也可以依靠威胁或扶植等硬权力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软权力也不只是劝说或令人信服的能力（尽管这是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权力还包括吸引力和诱惑力。简言之，全球化时代的软权力是注意力（attention）、吸引力（attractiveness）和说服力（persuasiveness）的结合，包含这三个维度。⁽²⁾

首先，软权力是一种注意力，即引起他国关注的能力。当今世界上有大大小小近200个国家，它们所能引起他国注意的能力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世界上的强国、大国其本身吸引世界眼球的能力要远远大于弱国、小国，注意力的不均衡恰恰是拥有软权力大小不等的表现。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在世界上或者本地区最大的力量，那么其所拥有的注意力就处于中心地位。

其次，软权力又是一种吸引力。吸引力是软权力的第二个维度，它比注意力更复杂。他国对一国的关注并不必然代表该国对他国有吸引力。注意力是一种个体单方面的行为，而吸引力尽管最终是由受众的利益决定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关注方对其立场与观点的兜售。吸引力是一种左右他人愿望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来源于该国的强势文化和价值观所具有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依赖于通过操纵政治议程的选择，让别人感到自身的目标不切实际而放弃表达个人愿望的能力”⁽³⁾。

第三，软权力是一种说服力。软权力的第三个维度是说服力，是一国通过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传递该国信息并使对方接受的能力。也就是说软权力还是一种利用外交和交流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同意”的能力。如果说注意力和吸引力都是单方面的行为，那么说服力则是主客体互动的结果。说服力的作用在于它可以引发合作而且节省资源，并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说服是外交的本质。说服的前提是让对方觉得可信，只有这样才可能达成合作。普遍信任是建立在共同意图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具有说服力的外交是在一个相互尊重的框架内确定目标的。同时，在非对称关系中，一定要使弱方不感觉自己受到强者的威胁。

综上所述，软权力在表现形式上是注意力、吸引力和说服力三个维度的统一。而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是软权力的三种资源。因此，提升一国的软权力就是要动用这三种资源来扩大该国的注意力、吸引力和说服力。也就是说软权力在实现途径上主要以非强制手段，通过影响外国的政府决策和公众意愿，扩大在国际上的理解和认同，从而维护和拓展自身国家利益。公共外交正是通过不同层面的沟通，为国家软权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二、公共外交对提升软权力的作用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对外信息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方式，对他国民众进行说明、说服工作，旨在创造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环境，进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开展公共外交的使命是塑造国际形象、推行外交政策和传播国家观念，即提升国家的软权力。按公共外交所要求的政府的直接信息和长期文化关系的比例，可以把公共外交划分为三个层面，即日常沟通、战略沟通和精英沟通。

第一，日常沟通。这是公共外交首要和最直接的层面，它的最主要任务是向新闻媒体尤其是外国新闻媒体解释内政外交决策的背景及内容。新闻媒体引领和控制着大众舆论及民众对一国的看法，外国民众对一国的认知绝大多数是来源于本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一项政策出台后如不及时通过媒体“吹风”，这项政策就难以为民众所了解，尤其是国外的民众。而本国信息在传递给外国民众之前都要经过外国文化的过滤器，而且修饰后的言论很少能得以按原意表达。因此，直接向国外媒体提供信息要比国外媒体间接获得的信息更有利于本国意思的表达。其次，日常沟通还包括危机处理和反击所需要的准备活动。成功的公共外交意味着能够对针对本国的错误言论和误导性信息做出迅速的回应。

第二，战略沟通。战略沟通是指在特定的时间段内（通常是一年）规划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和交流，就特定的主题集中展开对外宣传活动，以强化中心主题或者推行政府的特定政策。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这种集中宣传活动，因为它可以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韩国在1998年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口号。此后，在政府的支持下，以影视、音乐、游戏软件为主要内容的韩国文化产品迅速走向世界，全球刮起“韩流”。到2005年，韩国文化产业已占世界市场的3.5%，成为全球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⁴⁾

第三，精英沟通。所谓精英沟通是指通过奖学金、交流、培训、研讨会、会议和媒体渠道来与关键人物发展多年持久的关系。阿尔蒙德的“精英效果理论”认为，外交决策过程中的舆论主体主要分为四类：普通公众、关注问题的公众、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⁵⁾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虽然人数少，但对专业问题的分析比普通民众更为理性、深入，他们的建议更容易引起政府决策层的重视。同时，精英舆论对大众舆论具有较强的引导性和疏导力。而政府对高雅文化交流活动的支持通常对关键的外国精英人物起着重要影响。例如，据统计，二战后全世界约有70万人参与了美国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此类交流囊括了200名现任或前任国家首脑。今天反恐联盟领导人中有一半以上都曾是美国的访问学者。按美国前任主管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夏洛特·比尔斯的话说：“这是政府最合算的交易。”⁽⁶⁾

公共外交的这三个层面在塑造有吸引力的国家形象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共外交通过不断向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批驳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展示了中国正面的、亲和的良好形象，对于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利用公共外交大力提升中国的软权力

对应于软权力的三个维度，中国的公共外交也必须在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增强世界对中国的注意力；二是增强中国的吸引力；三是提升中国的说服力。

（一）增强世界对中国的注意力

增强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公共外交的日常沟通来实现的，具体措施包括提高中国的议程设置能力、增强正面宣传中国的能力和加强与西方媒体的交流与沟通。

1.加强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提高中国的议程设置能力

塑造和主导国际规则的能力是软权力的重要表现，拥有强大注意力的国家可以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成立国际机构，设定国际议程以确保国家利益的最大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亚洲实行睦邻友好的公共外交政策，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交流与合作，缓解了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疑虑。尤其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度洋海啸中的表现，赢得了亚洲人民的信任，树立了中国在亚洲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近年来，中国在促进东亚一体化，创立地区和平与发展机制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与良好运作，充分展示了中国的议程设置能力。此外，在东亚地区，积极促进东盟“10+3”机制的进程；在东北亚，努力促进朝核“六方会谈”的进展，积极构建东北亚安全共同体。中国外交在地区及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提升中国软权力的重要手段。

2.增强正面宣传中国的能力

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无疑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关注的重要角色。然而，一国注意力的增强并不意味着总是获得赞成、服从和追随；注意力的不均衡会引起弱小国家的担心，使它们疏远中心国或不再追随中心国倡议的国际规则和议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威胁论”出台的原因。因此，我们要增强正面宣传中国的能力。不断向国外民众展示本国的和平发展形象，进而感化国外民众。提高中国的亲和力是公共外交的重要使命。

首先，积极推进对外宣传机制的改革。比如，应发挥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外宣办）的主管作用，协调各部委的分工与合作；完善外交部与国台办对外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强国务院各部委的对外宣传力度与“透明度”，强化对事故处理及危机处置的外宣报道与解释说明。例如，中国在2003年“非典”初期因政策缺乏透明度及卫生部解释力度不够，致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而时隔三年后，中国政府在处理“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的及时有效的对外报道与解释，则表现出了中国公共外交的成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其次，利用国内外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后现代社会的公众总体上对权威持怀疑态度，政府不被信任是常有的事情。一些非政府组织比政府更受人们信任。因此，政府可以与一些私人机构合作，由它们出面完成沟通的任务，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比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在美国的文化交流项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起步。近年来，中国通过积极促成国外非政府组织对西藏的参观访问，大大地改善了西方国家对西藏人权状况的认识，反驳了西方关于西藏人民毫无人权的谬论。

再次，利用中国侨民数量大的优势宣传中国。目前，中国在世界各地的侨胞人数有3700万之多。他们都有着对中华民族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在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扩大我国在他国民众中的影响力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在美国这样一个常常要求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体制下，人口数量庞大的华人团体不仅是宣传中国的强大力量，而且可以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据美国人口局关于华裔人口的统计数字，2005年在美华裔人数已超过288万。通过他们，不但使美国人民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也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3.加强与西方媒体的交流与沟通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越来越成为西方关注的对象，但这种关注主要是通过媒体来实现的，毕竟大多数西方民众不大可能亲自到中国来看看。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各种主观因素，大多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报道基本上以负面为主，这就在西方公众中建构了一个威胁西方安全利益的负面的中国形象。例如，2001年7月24日，美国权威传媒机构在对1022个18—22岁的美国青年电话调查后发现，35%的美国青年认为中国将是世界和平的最大的威胁，紧排其后的是伊拉克，约占13%。⁽⁷⁾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媒体的“功劳”。正是他们有意无意地歪曲渲染和报道，在美国民众中树立了一个不真实的“好战”的中国形象。国家间的形象认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你不去表达自己，就必然由别人任意表达。这表明公共外交一方面要讲究以事实说话，另一方面要具有进取性。近年来，中国在与西方媒体的交流方面进展很快，尤其是2007年3月“两会”期间史无前例地向外国记者开放采访和报道权，让外国媒体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资料，不但增强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而且有利于外国媒体对中国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

（二）增强中国的吸引力

近年来，中国开始积极通过公共外交的战略沟通和精英沟通增强国家的吸引力，结合中国的软权力的特殊资源，主要在两个方面下工夫：

1.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力

中国重“和”“合”思想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独特的软实力资源，不仅对中国，也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和睦、合作的民族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与西方文化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是架起中国人民与西方人民沟通的桥梁。

战略沟通是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一定时期内集中精力开展特定的活动，往往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季羡林先生曾提倡“送去主义”。他说:“对西方的文化,鲁迅先生曾主张‘拿来主义’。这个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绝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⁸⁾中国文化年、国家年活动的举办，孔子学院的设立等，都是增强我国传统文化吸引力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我国公共外交的成功实践。

“中美文化节”、“中印友好年”、“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年”、“中俄国家年”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外人民的“零距离接触”，不仅加深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吸引力。正如中法文化混合委员会法方主席昂格鲁米先生所言：“法国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中国、向往中国”，“我要去中国”成为众多法国民众的心愿。⁽⁹⁾

然而，也应该看到，世界特别是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还基本停留在像服饰、饮食等表象方面，对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治国理念，可以说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更难有深入的理解和认同。这就要求中国加大推介、传播、运作文化产业的能力。孔子学院的建立是一个值得推广的经验。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的规划，到2010年全球要建成五百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通过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的教学，不仅可以促进汉语和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而且大大加强了与其他国家民众的交流。

2.增强中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

所谓发展模式，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¹⁰⁾。发展模式是一个国家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主要是指中国的“内政”特色与优势，例如民主集中制、稳定优先、改革中经济先行、以人为本、“三个代表”与“两个务必”、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绿色GDP等，被西方学者积极评价为“北京共识”。

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的成功日益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并开始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溢出效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正如乔舒亚·库珀·拉莫所言：“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英国《卫报》文章也认为中国的发展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强有力的选择。⁽¹¹⁾

近年来，我国的公共外交实践也在有意识地提升中国发展模式吸引力方面下工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成功地使2亿5千万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的扶贫经验成为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资借鉴的榜样。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地向世界推介自己的经验，仅在2006年，中国政府就派出了200多名志愿者到埃塞俄比亚、老挝、泰国、缅甸等国，将脱贫的知识和经验带到这些国家。通过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中国已向塞舌尔、老挝、缅甸、泰国、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等国派出了青年志愿者。⁽¹²⁾青年志愿者行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援助、民间交往、国际合作的方式之一，既帮助了援助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传播了中国文化，也有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尤其是在非洲地区，我国在向非洲国家派出青年志愿者的同时，还积极为非洲国家培养管理人才。

（三）提升中国的说服力

能够提出具有共同意图和普世理念的外交思想，是一国外交具有说服力的前提和保障。一国外交是否具有说服力，关键是使他国确信本国是明智、可信和亲善的，而不是本国自认为自身具有这些良好的品质，因为说服力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能力。当下，中国有意识地推广“和谐世界”的理念、塑造作为维护世界和平重要力量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具有说服力的最重要体现。

1.推广“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

正在崛起中的中国，需要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更需要在与世界的沟通中扩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因此，我们需要积极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提升中国思想的国际感召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才能使中国在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建设中赢得主动。

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同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胡锦涛主席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此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对“和谐世界”、“和谐地区”、“和谐周边”等理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以“和谐共处”为核心的“和谐世界”理念是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在内的国际秩序构想，也是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通过中国政府的精心推介与传播，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和主张，已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外许多主流媒体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英国《经济学家》、印度《印度教徒报》以及美国《新闻周刊》等都对和谐世界的理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评价，认为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的朋友，必将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产生深远影响。“和谐世界”这一国际关系新理念有别于西方的价值观，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非洲国家领导人已在谈论“和谐非洲”的前景。

2.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当今国际体系存在三种行为方式：行动(act)、反应(react)和互动(interact)。中国身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不仅要有行动、反应，更需要通过互动赢得更多的理解。公共外交就是一种在国际社会培植信任和理解的有效工具。通过公共外交在国际社会营造理解、善意和趋同的互信机制，已被各国视为与他国建立信任关系不可或缺的手段。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中国，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目标定位。这就要求中国要重视“国家品牌塑造”，对内要充分发扬，确立良好的以人为本的民主形象；对外调动一切公共外交资源，塑造和平、民主、开放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李德芳　供稿）

【注释】

(1)邵峰：《‘颜色革命’论析》，参见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美]布兰德利·沃麦克：《‘软权力’评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3)[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7页。

(4)李杰：《软实力建设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1期。

(5)Grabriel A.Almond,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Frederick A.Praeger Publishers,New York,1966,p.138

(6)[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7)张健：《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国际观察》2007年第1期。

(8)季羡林：《东西文化集成》总序，《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0~11页。

(9)李杰：《软实力建设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1期。

(10)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1)李杰：《软实力建设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1期。

(12)[联合国]马和励：《国际志愿者日：志愿精神让世界更美好》，Cycnet.com2006-12-05中青网http://hwfw.youth.cn/zhzbd/200611/t20061120_4908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