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文化交流的发展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必须使自己的文化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否则只能导致自己文化的封闭和落后。文化交流是文化进步的动力。在文化交流中，各方可以吸收他方文化的精华作为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营养，从而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可以从他方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获得启示，使自己不走或少走弯路；可以从彼此文化的比较中发现自己文化的弱点，以学习借鉴他方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可以把握文化发展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潮流，使本民族文化做到与时俱进。中韩加强文化交流有着重大的意义，双方文化交流发展势态良好，但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妥善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不断促进彼此文化交流更加卓有成效地向前发展。
一、中韩文化交流意义重大
中韩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长期以来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特别是文化交流与合作富有成效，对双方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一，相互取长补短，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由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决定的。不同民族的文化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文化的共性、普遍性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文化的个性、特殊性则决定着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它只有从其他文化中吸收营养，才能永葆青春，才能具有活力，否则就会变得落后于时代潮流，最终被其他先进的文化淘汰。
中韩文化在各个领域谋求富有成效和长远的合作，是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繁荣的必然要求。韩国人的爱国热情和热爱学习、致力于发展经济的精神是值得中国人认真学习和借鉴的；中国人的刻苦勤奋、宽容忍让、不畏强权、乐于奉献、持之以恒的精神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等等也值得韩国方面学习吸收。
其二，增加信任，消释疑惑，扩大合作。文化交流能够成为相互信任的基础，对双边关系具有“减震”的作用，可以缓解、消除因为误解或其他因素导致的关系不和谐。中韩两国基本不存在主权和领土争端，但在历史与现实文化方面却出现了有争议的现象，甚至产生了将文化分歧演化为准政治问题的迹象，导致了中韩两国民众一定程度的相互抵牾。
文化上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彼此交往的不畅，这不仅影响到两国政治、经济合作的开展，还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鉴于此，中韩两国进行坦诚、理性的文化交流显得尤为重要，应以互信互惠的理念来开展文化合作，通过文化交流来传播和增进彼此友谊，从而推动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通过积极有效的文化交流，双方能够达到增加信任、消释疑惑、扩大合作的目的。
其三，振兴东方文化，开创亚洲新世纪。中韩两国文化，作为同受儒家学说影响的文化体系，都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各自为东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中韩两国关系发展中发挥着一种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文化的惯性赋予了中韩两国一种认同感。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中韩两国还共同面临着弘扬东亚文明的任务，东亚文明的再度崛起离不开中韩两国人民的携手努力”(1)。
据《钱江晚报》2000年1月3日报道，在世纪之交，中国东方文化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在演讲、座谈、学术研讨会、接受记者采访等场合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当前，亚洲世纪正在初步展现。它的内涵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硬件”是各国尤其是中韩两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软件”则是在两国文化交融和互动基础上产生出的新的东方文化。这里的“软件”是“硬件”的支持基础和保障，“软件”和“硬件”一样重要。因此，中韩两国都要发扬东方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东亚文明，承继先贤，泽被后世，真正使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成为21世纪和平、稳定、合作、发展和充满希望、大有作为的地区，开创亚洲新世纪。
二、中韩文化交流基础深厚
中韩文化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呈现出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特点，为现时代加强两国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创建的文化和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2)。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根深蒂固，是世世代代华夏儿女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归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早已深深扎根于所有中国人的思维意识、价值观念、处事方式等各个方面和环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文化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受到中国独特的社会文明发展道路以及经济政治结构、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性。
在中华文化历史流变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主导着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先秦儒学在百家争鸣中崛起便尽显风流。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就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化发展的主体地位。宋代新儒学由于增加了思辨性，从而更加强化了儒学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儒家思想渗透到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主导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儒家思想崇尚“仁德”，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在政治上表现为以仁统天下，以德治国政。在人际关系上主张以仁、义、礼、智、信为行为规范和处世准则。在人生价值观上，强调重义轻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人类生存与发展观上，中华文化有着浓重的“和合共生”的理念。《淮南子·汜论训》中曰：“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秋繁露·卷十六》曰：“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荀子·天论》亦曰：“万物各得共和以生。”《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指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说明和合为万物生息之本原，谋和谐、求和睦乃人类生存之最佳境界。在对外关系上，则秉持“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不要“以邻为壑”等等思想。这成为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精神准则。
中华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不能理解成是汉族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是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同时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和交流中，先后又吸收借鉴了中亚游牧文化、中东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南亚印度教文化、欧洲文化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充实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内涵。中华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境内各个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离不开对境外其他民族文化的学习与借鉴。中华文化追求互相尊重、共生共荣的大同目标，且不是像近代西方列强那样以武力强制推行自己的文化，极力诋毁别国文化。对此，费孝通先生形象地指出，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关系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3)
韩国与中国同为东方国家，在历史发展中一直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朴光海研究员概括为“中韩共享儒家文化，以汉字文化圈、儒教思想及佛教文化为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相通。”(4)在韩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在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都可以看到儒家文化的影子，儒家文化成为韩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倡导的和谐精神、勤俭精神、忠孝精神、仁义精神等思想精神都深深植根于韩国人的脑海中，影响着韩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韩国国家发展和个人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就是“从西方社会进入韩国的基督教会也因为儒教无所不至的影响而进行改变，例如允许教徒通过举行仪式纪念已故的父母亲戚，使其适应了民族性的儒家文化。”(5)由于韩国人接受了儒家思想，韩国商业界巨头都将历史上的儒家先贤奉为楷模，在企业管理中，他们如同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员工，使员工有非常强烈的归属感和奉献精神。受儒家文化影响，韩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在韩国崇尚教育、尊重教师蔚然成风。韩国历届政府把发展教育放在优先地位。韩剧以生动细腻地反映韩国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见长，剧中情节多处表现儒家的家庭伦理，如夫妻之间的相敬互爱、父子之间的仁慈孝顺、兄弟之间的友爱恭敬。
当然，韩国文化又不是对儒家文化的简单仿效，适应韩国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的需要，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形成了“新儒家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基本精神，使韩国人民成为坚忍不拔、不畏艰苦、宽容大度、战胜强者、国家至上的民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韩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世界上的各大主要宗教在韩国都很活跃，但是各个宗教都能和谐相处，这一点足可看出韩国文化富于包容性，又具有创新性。各种宗教一到了韩国，也一定程度上变成韩国的土特产了。韩国文化擅长把其他国家的文化都统合到自己文化里来，然后对这些国外的文化进行适合本国情况的改造。对外来文化的改造能力是韩国人创新能力强盛的表现。
中韩国文化都有很深的儒家文化底蕴，这是中韩文化互通共融的基础。儒家文化是两国最易开展的交流合作项目。两国学者需要共同研究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传统思想及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影响，认清其面临的挑战问题，共同弘扬儒家思想，发展新儒学，使儒家文化在中韩两国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这种相同的文化底蕴，使中韩两国人民便于了解对方的文化，易于产生心理认同，从而为两国人民在各方面开展积极有效的交流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中韩文化交流历史悠久
中韩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学者认为：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始于远古时代。大约在战国和西汉初期，中国的汉字传入朝鲜半岛。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韩双方的文化交流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6)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进入朝鲜半岛以后，对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起到了重大的影响。现在中国汉字在韩国也随处可见，尤其是一些古典建筑方面，很多的地名和解说都是用汉字书写的。韩民族《训民正音》的制定，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结果。现时朝鲜语多于一半的词汇是由中文借过去的。
唐朝时期，中韩文化交流密切开展。唐朝大部分时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盛世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邻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朝鲜半岛的国家曾经专门派人来华学习中国的文化以及治国的策略，甚至有些东西直接照搬照抄地拿回去使用。当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和唐朝关系最密切，据统计，在唐朝289年间，新罗曾向唐朝派遣使团126次，唐朝也向新罗派遣使团34次，远远超过了唐朝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往来。新罗甚至还与唐朝结盟，在唐朝支持下打败百济和高句丽，于公元668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对半岛的统一，更加促进了与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新罗对于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艺术几乎是全盘吸收引进。众多的新罗海商、海员、留学生、留学僧来往于中国，并建立许多“新罗坊”、“新罗村”。
宋元时期，中韩文化交流继续兴盛。据史料记载，在公元962—992年的30年间，高丽曾向中国北宋王朝派遣使团26次，北宋也向高丽派遣使团10次。高丽还主动派遣留学生到北宋国子监学习中华文化。北宋王朝政府应高丽政府要求赠送了《大藏经》和各种儒家经典。当时高丽的成宗曾下令设修书院，系统抄习中国经史书籍，又设国子监用儒学文化培养学生。1279年，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代宋而立，统一中国，对高丽实行友好政策以至王室间实现联姻。元朝公主出嫁时还派官员和文人护送入高丽，有的就在高丽定居，传播中国文化。许多高丽贵族子弟也来元朝学习。有的高丽学子还来元朝参加科举考试。不少高丽学者赴元朝大量采购中国书籍。高丽王朝还设立国学机构成均馆以传授儒学，并设立汉语都监教授汉语。
明清时期，中韩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明朝与李氏朝鲜之间外交使节往来十分频繁，每年都有多次。两国使节和儒臣文士们互相唱和诗文、切磋学问。李朝政府还把明朝使团与朝鲜文臣们的相互唱酬诗文汇辑成《皇华集》，先后编了23集。明朝政府也向李朝赠送了大量中国典籍。李朝政府则组织学者翻刻和翻译中国书籍。1644年清军入关，逐步统一建立了全国政权。李氏朝鲜继续与清朝中央政权发展往来，通过朝贡等形式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李朝派往北京的朝贡使团不仅大量搜购中国书籍，而且主动结交中国文人学者。李朝使臣把在中国的见闻编成《燕行录》，积极推动两国文化交流。
纵观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看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共用汉字书写方式的传统在双方的交流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中韩文化交流史是两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中韩之间出现的以“韩流”和“汉风”为主要表现的两国文化交流热，正是以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交往为基础的。
四、中韩文化交流成效显著
在当代中韩关系发展中，经过两国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巨大进展，成效显著。
第一，教育合作迅猛发展。中韩两国自从1992年建交以来，双方已签署了多项教育交流的协议，教育合作发展迅猛。1995年7月中韩两国教育部经过多次协商，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大韩民国教育部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以后又不断地进行续签。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韩国教育振兴院、KDI国际政策大学院签署互换留学生协议。两国的高等院校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下，中方的170所院校与韩方的130所院校签订协议并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中国人留学韩国、韩国人留学中国史无前例，中国人学韩语、韩国人学汉语盛况空前。
2004年11月，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韩国韩中文化协力研究院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它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民族文化为宗旨。该学院在韩国的成立，更加有利于韩国人对汉语的学习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年12月在韩国又成立了中国文化中心。该中心成立后，开办了汉语补习班、太极拳和书法班；举办了《中国京剧欣赏》、《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角色》、《中日韩FTA谈判前景》、《中国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超过一次地感动——旅游指南》等讲座；举办了“走近中国”网上有奖知识竞赛以及“第一届韩国鲁迅生平展”。中国文化中心成为最受韩国国民欢迎的了解中国的文化机构。中国文化中心还与韩国中华有线电视台签署了合作协议，为把优秀的中国文化传到韩国，并把优秀的韩国文化介绍到中国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以学习汉语热为代表的中国热在韩国不断升温。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热潮已经席卷韩国。来中国留学成为韩国教育领域的一大热点。2000年到中国留学的韩国留学生已达2万多人，首次超过日本，居各国在华留学生人数首位，此后韩国在华留学生人数稳步上升。在韩国已有数百所大学逐步设置了中文系，许多中学也开始开设汉语课。另外还有建立了一大批社会汉语教学机构。中国教育部在韩国举办的汉语水平考试（HSK）得到各界认同，每年报考汉语水平考试的学生和自学汉语的社会人士急速增加。这项考试在韩国成为学生入学、毕业、企业录用人才和晋升考试的一个重要标准。超过50%的企业愿意优先录用懂汉语的求职者。到2006年在华韩国留学生与在韩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均分别达到各自外国留学生的首位。
中韩两国很多大学为了加强彼此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相互建立起友好校际关系，开展对学生的联合培养。还有诸多高校设立了合作研究机构，定期举办学术交流会议或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研究活动。
第二，影视交流急剧升温。韩国的影视业发展繁荣。韩国的影视作品尤其是韩国电视剧大举进入中国，在中国刮起了不小的“韩流”风暴。《大长今》、《对不起，我爱你》、《浪漫满屋》、《豪杰春香》、《18.29》、《美妙人生》、《悲伤恋歌》、《冬季恋歌》、《天国的阶梯》、《爱在哈佛》、《巴黎恋人》、《My Girl》、《威尼斯恋人》等等一大批韩剧纷纷登陆中华大地。韩国电视剧往往注重展现生活化和平民化，以亲情、友情、爱情为主题，剧中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场景布置时尚华丽，画面清纯高雅，演员的表演朴实自然。这使得具有相近文化背景的我国青少年尤其是女性，在追求时尚、追求个性的过程中在韩剧里找到了知音，因此他们对韩剧很是认同。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少年正在成为“韩剧迷”，所谓的“哈韩族”遍布大小城市。
中国的影视剧作虽然也有较快发展，但在韩国的传播还不甚景气。中国电影在韩国的市场占有率仅为其票房额的0.98%。韩国人比较喜欢中国的功夫片，李小龙、成龙成为很多韩国青年的偶像。随着《还珠格格》、《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墨攻》等影视作品逐步挤进韩国市场，韩国观众开始对中国影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韩国影坛也开始刮起了中国电影小旋风。有些韩国的影视发行商也逐渐看好中国影视剧在韩国的票房价值，开始愿意出高价购买版权。
第三，体育交流蓬勃兴起。体育交流也是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渠道，是增进各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相互了解与友谊的桥梁之一。中韩两国在1984年开始体育交往，双方都同意参加在对方国家举办的体育比赛和相关国际会议。1984年，韩国女子篮球队访问中国，这是中韩两国首次体育交流。同年，中国青年篮球队参加了在汉城举行的第8届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中国游泳队参加了在汉城举行的第2届游泳锦标赛。韩国网球队也到中国云南昆明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国际网球比赛。1986年在汉城举办的第10届亚运会是两国体育交流的第一次盛会，这是中韩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在两国关系史上占有重要一席。随后，1988年在汉城举办的第24届奥运会以及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也都为两国传统友好交往、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总之，这几次大型体育盛会“为两国国民的直接接触提供了难得而适时的机会与场所”(7)。
韩国在亚洲国家中是全民健身体育运动比较发达的国家。许多体育项目诸如滑冰、足球、乒乓球等在世界级比赛中都取得过骄人的成绩。韩国人热爱体育运动，大多数韩国人是狂热的球迷。足球比赛牵动着韩国人心中对体育运动所有的激情和向往，超级球星和电影明星一样有名。在中国，篮球和足球运动牵动着无数中国人的神经，球迷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伴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正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中韩两国之间的体育交流也继续充实加深。有多名韩国体育教练在中国执教，直接促进了中国的相关体育项目的进步。自1999年以来的九年时间，韩国籍教练金昶伯将一支原本水平较低的中国女曲队伍带成了国际强队，使中国女曲队两次夺得亚运会冠军，三次参加了奥运会，并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取了银牌。
第四，服饰饮食交流方兴未艾。中国和韩国服饰业的交流合作愈益加强。2002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中韩服饰交流研讨会暨服饰作品展示会，这是两国服装业交流的一个盛会。中韩两国服饰界精英们集思广益，相互启迪新的思路，拓展新的合作空间。本次研讨会以两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现代化为主题，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通过现代化视角阐释传统服饰美上，促进了中韩服饰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发展。
韩剧在中国的流行，为韩国的服饰文化在中国的宣传和推广打造了一个平台。韩国的《浪漫满屋》、《宫》、《My Girl》、《威尼斯恋人》等时装剧展示了前所未有的魅力。剧中演员的服饰，都经过精心设计与搭配，个性显扬又色彩艳丽，充满时尚感又符合各自身份，就像时装展览，让中国的青少年尤其是注重装扮的女孩们大饱眼福、深受感染。年轻女性在观看韩国时装剧后很容易被剧中的人物所吸引，进而模仿剧中人物的穿着打扮甚至还有说话的语气和表情。如《浪漫满屋》中宋慧乔所穿着的高腰线的上装、短到胸口的外套小背心，现在中国社会上随处可见。韩剧中男演员的服饰也对中国年轻男士的穿着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韩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也是源远流长。在中国的饮食中，蕴涵着丰富的中和文化思想。中国饮食讲究五味调和，平衡适中。中国宴席是一种集体性的和欢活动，具有构建关系网络、传递和强化亲情及友情的功能。正是由于中国饮食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别树一帜的特色，中国的饮食文化影响着东方20多个国家的饮食业，被约16亿的人口所接受。中国的饮食文化对韩国有着很大的影响，韩国的饮食文化又独具特点。韩国人以米蔬为主，在水稻和各类蔬菜的种植栽培、加工制作方面经验丰富。水稻是中国南方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中韩两国在提高水稻的产量和质量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韩国是发酵食品的王国，发酵食品作为世俗化的饮食流传了下来，体现了韩国饮食文化的鲜明特性。在韩国，最有代表性的发酵食品是泡菜，可以说韩国泡菜是韩国饮食文化中的“国粹”。在韩国，“泡菜文化已经非常制度化，每年秋季的泡菜制作活动已经成为韩国社会的年度重要活动”(8)。现今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华北地区的各大超市，也经常见泡菜被摆在货架上，成为中国民众喜爱的菜品之一。
第五，旅游往来势头强劲。自中韩建交以来，特别是1994年韩国全面取消旅华限制以来，韩国公民来华旅游呈现不断趋热势头。韩国公民赴华旅游人次年增长率在24%以上，增长率最高年份达到110.57%。2005年，中国接待韩国游客达到354.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游客总量的17.5%，韩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客源国。中国已成为韩国国民最大的海外旅行目的地国。与此同时，中国人去韩国旅游亦增长迅速。1998年5月，韩国被正式指定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从2000年6月起，中国取消了原来只有9个省市公民能赴韩旅游的限制。据国家旅游局相关统计，中韩建交以来，中国公民赴韩旅游人次年增长率在10%以上，增长率最高年份达到50.31%。从1992年到2010年，中国公民赴韩国旅游人数从8.7万人次已增加到107万人次，增长了12倍多。中韩两国同处儒家文化圈，文化的认同增进了旅游观光的吸引力。从韩国公民到中国旅游的地区分布来看，到北京旅游观光者最多；其次是到山东，主要原因就在于，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两国文化交流的增多带动了旅游热，旅游热又促进了文化交流的发展。
当然，毋庸讳言，在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总体态势良好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对历史上的“高句丽”民族归属问题在认识上就存在较大分歧。韩国的学界认为，古代高句丽是大韩民族先民建立的故国，现在的韩国与高句丽应有历史承继关系。据此而论，中国对东北的大片疆域不具有历史主权。而中国史学界则认为，高句丽是中国古代东北边疆出现的少数民族政权，后来它的主体部分已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其少部分汇入了朝鲜民族。高句丽与现在的朝鲜民族之间没有必然的历史联系。中国学界的认识是有历史依据的，实事求是的。又如，中韩之间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面也出现了诸多争议。在现实两国文化产品贸易商也有很不平衡的现象，中国处于严重逆差状态。中国对韩国采取积极开放政策，大量引进了韩国的文化产品；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文化产品在韩国市场上所占份额还较低。另外，韩国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也有失客观真实，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较多，且往往对此过分渲染，难以使韩国民众对中国有正确的认知。中国民间也存在着对韩国不够公允的这样那样的流言，甚至有人通过网络对韩国的某些问题蓄意恶搞。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前景，进而还会影响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长远发展，理应引起两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并致力于妥善解决。
五、进一步促进中韩文化交流
在中韩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中韩双方对存在于两国之间影响彼此文化交流与合作更好发展的问题，应采取慎重对待的态度和妥善处理的措施，使之不要影响中韩文化交流的大局，以促使整个中韩关系更加密切有效地发展。
首先，中国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拓展中韩文化交流渠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发展和文化对外交流的方针政策，但是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还不相适应。中共十七大报告向全党全国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战略任务。要做好这一任务，就离不开“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9)。中国要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快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目标，推进文化部门劳动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加强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保护、宣传以及产品开发工作，在充分调研海外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等对其进行加工、包装甚至创新改造，要注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网络信息技术宣传和弘扬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不断走向世界。进行文化建设也要实行“两手抓”，既要抓好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也要抓好经营性的文化产业。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大大增强中国文化对外的传播和影响力。中国应采取更加灵活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拓展渠道，努力将中国文化品牌推向世界。不仅在经济方面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同时也要积极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从而加快塑造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只有中国的文化体制和文化管理搞好了，才能更好地推进中韩文化交流与合作。
其次，中国要增强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改变中韩文化贸易不对称现象。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还比较落后，在资金实力、科技水平、市场运作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与韩国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大力发展中国文化产业势在必行。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这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但是我国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严重不足。对此有专家指出，“我们的文化产业，在产业规模、产品质量、资源绩效、市场竞争力上和美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文化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对于我们无异是一个很好的警告——文化资源大国并不等于文化产业强国”(10)。如何实现由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产业强国转变，增强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这是中国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要认真落实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要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11)。
韩国政府在韩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并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等相关机构。1999年到2001年先后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世纪》、《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等，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韩国政府自2001年开始，决心用五年左右时间把韩国文化产业产值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增加到5%，成为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之一。从目前韩流在邻国“滚滚”流行的大潮中可以看出，韩国的文化产业政策是相当成功的。韩国振兴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认真研究和借鉴。
发展文化产业，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缺少的不是资源而是思想重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只要中国政府和民众从思想上对文化产业真正重视起来，并从政策和制度上给予足够的指导和保证，经济上给予应有支持，中国的文化产业定会不断兴旺发达，中国的文化国际竞争力将大大提高。这样，中韩文化交流就能实现真正平等的对称交流从而达到共创双赢的目的。
再次，妥善处理历史研究问题，避免学术问题政治化。中韩两国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分歧，防止产生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4月5日访问韩国之前，曾经接受韩国联合通讯社、朝鲜日报、东亚日报、韩国广播公司等19家韩国新闻媒体驻京记者联合采访，当韩国记者提到如何看待两国有关高句丽历史问题的纠纷时，温家宝回答说：“中韩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史，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有利条件。中韩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对于民族、疆域变迁史的研究，应该本着学术与政治分开，现实与历史分开的原则，正确对待，妥善处理，不要影响两国关系。”(12)在研究与中韩关系相关的历史问题时，两国学者都应当摈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和情绪，尊重历史，更尊重现实。“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不同观点，应该说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将历史问题现实化，将学术问题政治化。例如，将历史上的国界与当前的国界联系起来，或者把某种学术观点当做谋求改变目前国界的一种政治图谋，或者根据历史上的国界试图改变目前国界，都是不明智的。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历史问题，不能指望时间倒流。”(13)中国提倡百家争鸣，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隔岸口诛笔伐。中韩两国都不应该让高句丽等历史问题影响目前蓬勃发展的中韩关系，而应当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最后，要拓展两国文化交流基金来源渠道，鼓励两国民间机构积极参与文化交流。中韩文化交流需要建立交流基金。因为文化交流是通过具体的人员和物质交流来实现的，需要一定的活动经费。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两国政府在财政方面积极支持。政府还应该支持和促进民间自发地筹集资金，两国可考虑各自建立交流基金，设立交流基金管理机构。只有两国政府和民间等各方力量积极努力地配合，多渠道为文化产业融资。才能扩大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才能保证两国间文化交流的持续健康发展。在韩国，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多依赖于企业、公司的参与和资金赞助，在许多文化交流活动中，大宇财团都热心参与或积极支持。为了帮助其他国家能对韩国有确切的了解，韩国不仅推动文化交流，而且还对海外研究韩国的计划和科研项目给予帮助，主办数目众多的学术研讨会和体育交流。韩国于1991年12月就成立了韩国基金会，协调和支持国际与韩国相关的文化交流活动。与韩国相比，中国的企业参与文化产业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力度太小。今后，中国政府也应不断加大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对外文化交流以资金扶持，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集团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企业、民间齐心协力，共同推动中华文化与韩国文化交流的发展。
概言之，中韩文化交流是中韩两国发展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国关系中的一大亮点。“韩流”、“汉风”交相辉映，方兴未艾。中韩文化交流，对消除误解、减少摩擦起到了重要作用，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促进了两国民众的友谊，推动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韩文化交流在中韩关系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张连锋 供稿）
【注释】
(1)郭镇之：《跨文化交流与研究——韩国的文化和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2)李道湘、于铭松：《中华文化概要》，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5页。
(3)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参见费宗惠、张荣华编《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
(4)朴光海：《中韩文化交流的现状及问题》，《当代亚太》2007年第7期。
(5)赵媛、黄强、韩英：《韩国》（第二版），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6)牛林杰、刘宝金：《中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
(7)郭镇之：《跨文化交流与研究——韩国的文化和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8)赵媛、黄强、韩英：《韩国》（第二版），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年，第91页。
(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10)邹广文、徐庆文：《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
(1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12)《温家宝接受韩国媒体采访：中韩无领土问题》，新华网，2007年4月5日。http://www.dzwww.com/synr/jdxw/200704/t20070406_2095011.htm
(13)朴昌根《中韩关系的发展:成果与问题》，http://www.tradesky.net/show.aspx id= 2774＆c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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