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现实主义角度对修昔底德思想的解读

第二节　从当代现实主义角度对修昔底德思想的解读

从对思想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修昔底德的《战争史》是如何被两千多年后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发现和重视的。对于很多现实主义学者来说，要证明这一显赫的理论家谱，就必须在修昔底德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找到共同之处。然而，正如“现实主义”这一名称本身往往遮蔽了其内部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一样，尽管理论家在论述修昔底德与当代现实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时具有各不相同的视角，但很多研究者却对此缺乏精细的分析，从而忽视了不同学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因此，笔者试图选取较为典型且有较大影响的观点，粗略地从人性、国家、国际体系以及复合层次四个方面，介绍西方学者⁽³⁷⁾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对修昔底德著作所进行的解释。

早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时也被称为“人性现实主义”，因为它以人的欲望和本性为起点，论证了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特征。在后来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恶的人性”（evil nature of man）也是一个反复被提及的词语。从人性的角度来解读《战争史》，是国际关系学者常用的方式，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者是摩根索、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和奈（Josef Nye）。

摩根索不仅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也很可能是第一个将修昔底德与国际关系理论相联系的学者。⁽³⁸⁾他在早期的著作中曾提到：“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黎塞留、汉密尔顿或迪斯累里都会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nature）是为生存和权力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斗争。”⁽³⁹⁾此后，在《国家间政治》一书里，摩根索为了说明现实主义六原则的第三个原则，即“利益的观念确实是政治的本质，并不因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受到影响”这一点，引用了《战争史》中的语句：“从古希腊的经验中，修昔底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论对城邦还是个人而言，利益的一致都是最好的保证’”。在第三章里，为了说明人追求权力的本性，他再一次提到了《战争史》：“修昔底德引述说：‘以我们对神祇的信仰和对人性的认识，我们相信，出于必然的自然法则，人会统治其有能力统治的任何地方。’”⁽⁴⁰⁾由于以权力界定利益和个人具有追求权力的本性这两点在摩根索的学说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虽然《国家间政治》一书中仅有上述两处提及修昔底德，但我们可以认为，摩根索已将修昔底德看作自己学说乃至现实主义理论的先驱。

霍夫曼在其著作里，重点描述了《战争史》中所记载的雅典人和米洛斯人之间的谈判。他认为，修昔底德所要强调的是，“在国际事务中，强者做他们能够做的事，而弱者做他们必须做的事”，并且“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可以讨论权利”。⁽⁴¹⁾霍夫曼本人不赞同这种观点，将它视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霍布斯式“自然主义”或“必然性”的观点。⁽⁴²⁾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奈在《理解国际冲突》一书中，用很大的篇幅研究了《战争史》中关于战争起源的叙述。他把修昔底德称为“现实主义之父”，认为“修昔底德对于人性的认识是悲观的……古代希腊人作出错误的决策，这是因为他们处于修昔底德所透彻论述的、类似于囚徒困境的情势之中。”对于修昔底德的这种现实主义解读，实际是奈为自己的理论所作的铺垫，他随后就试图说明：“安全困境使得战争极可能发生，但是‘极可能’并不等于‘不可避免’。……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还是可以出现的。”⁽⁴³⁾

国家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尤其是现实主义学者来说，是基本的分析单位。从国家行为的角度解读《战争史》，并将它与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相联系，是人们普遍采用的方式，其中以基欧汉（Robert Keohane）、维奥蒂和考皮最为典型。

基欧汉对于修昔底德的研究，主要见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和《世界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两篇文章，它们都收录在其本人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中。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承载着自修昔底德以后的悠久传统”⁽⁴⁴⁾，而之所以修昔底德可以被视为现实主义传统的缔造者，是因为在《战争史》第一卷中对战争起因的讨论包含了政治现实主义的三个假定：（1）国家（或城邦国家）是最基本的行动单位；（2）国家追求权力，要么将权力本身作为目标，要么将它作为追求其他目标的手段；（3）国家大体上采取理性的行为方式，因此，旁观者可以从理性的方法加以理解。基欧汉特意引用了《战争史》第一卷第二十三节的名言：“我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在表面上却最为人所忽视。雅典权力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人的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了。”⁽⁴⁵⁾他随后从上述的政治现实主义角度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⁴⁶⁾

维奥蒂和考皮在他们的著作中认为，《战争史》在本质上“研究的是为军事和政治权力所进行的斗争”，目的是要揭示“在整个历史中一直起着作用的深刻因素”。他们发现，《战争史》中描述的场景与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概念非常相似，如军备竞争、威慑、均势，等等。同基欧汉一样，他们也引用了《战争史》第一卷第二十三节中关于战争起因的语句，并进一步解释说：“战争真正或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均势发生变化而带来的恐惧”。但和从人性角度解释《战争史》的理论家不同，这两位学者认为，修昔底德“所界定的恐惧的原因，更多的是国家间政治的本质，而非人所固有的基本特性”，因而更明确地把修昔底德视为“国际关系学者”。此后，他们和霍夫曼一样，提到了米洛斯对话中的话：“强者做他们能够做的事，而弱者做他们必须做的事。”⁽⁴⁷⁾但他们从国家角度进行了解读，认为“尽管恐惧可能导致战争，但最终结果是由相对实力和能力决定的”。他们还指出，米洛斯谈判中雅典使者的观点不应被认为是修昔底德个人的偏好，而是作者对雅典民主堕落的描写。⁽⁴⁸⁾在另一篇有关《战争史》的文章中，考皮还提到了国家所具有的某种行为矛盾：在无政府环境下试图增加安全的意愿使国家进行扩张，结果却往往削弱了自己的安全。⁽⁴⁹⁾

冷战时期，不少外交领域的实践者和研究家将美苏两极体系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和斯巴达的两极体系相比拟，其中包括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以及国务卿、现实主义学者基辛格（Henry Kissinger）。⁽⁵⁰⁾而从体系角度解读《战争史》的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则是新现实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华尔兹（Kenneth Waltz）和吉尔平（Robert Gilpin）。

华尔兹在其著作《国际政治理论》中，有三处提到了修昔底德。其一，他认为不论是霍布斯时代还是当今的核武器与超级大国时代，都与修昔底德所处的环境有相同之处；其二，他引述了耶格（Werner Jaeger）的观点，认为修昔底德强调了国家的相似性，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其三，他认为从修昔底德开始，“武力的使用以及控制武力的可能性始终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首要关注”。⁽⁵¹⁾华尔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继承关系，但上述三处内容不仅说明了国际体系的延续性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而且为他的基本观点之一——国家都是相似的单位——提供了例证。⁽⁵²⁾

吉尔平可能是现实主义理论家中对《战争史》最为热衷的一个。他称修昔底德为开创了“政治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的第一位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⁵³⁾并将自己的几乎整个学说都与修昔底德相联系。首先，修昔底德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第一个科学研究者”，而不仅仅是“对国家实践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其次，《战争史》表现了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即“在所有的政治生活中，追求权力和安全是人类的首要动机”；第三，《战争史》中对于战争起因的分析揭示了霸权体系变革的关键因素，即权力的变化是国家间关系变化的原因；第四，修昔底德看到，霸权体系的和平变革具有内在的困难；第五，修昔底德是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他描绘了与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相关的几乎所有事情（吉尔平本人就是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闻名的）；⁽⁵⁴⁾第六，虽然修昔底德在米洛斯对话中描绘了某种非道德主义的现实主义思想，但他也阐明了国际关系中“可以为和不可以为”的原则；第七，修昔底德发现国际政治的特征是自然力与伟大领袖的相互作用，这一点在当今的时代仍然适用。⁽⁵⁵⁾

将国际关系理论家对于修昔底德的研究用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进行分类，无疑是一种权宜和模糊的做法。有不少现实主义学者从多个层面对《战争史》进行解读，提出了复合型的观点，如多伊尔（Michael Doyle）和史密斯（Michael Joseph Smith）即是如此。

在多伊尔的《战争与和平之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Ways of War and Peace：Realism，Liberalism and Socialism）一书中，现实主义思想被分为复合型现实主义（complex realism）、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四种，⁽⁵⁶⁾它们各自的缔造者是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卢梭，而现代的现实主义则被认为分别继承了这四种现实主义传统。多伊尔写道，修昔底德给予我们的，“既是关于如何理解世界政治现实的一系列实际经验，又是关于政治家如何在危急时刻得以保卫本国安全的一系列道德教训”，并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修昔底德的复合现实主义。他重点分析了战争的起因（甚至以《战争史》第一卷第二十三节作为这一章的开始），并指出，复合现实主义实际上容纳了后来的其他三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从人性、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等各个角度综合性地揭示了国家行为的原因。他还否认了对于修昔底德“非道德主义”的责难，认为复合现实主义所主张的是：伦理标准确实存在，但世界政治的环境极大地限制了正义法则的适用范围，也限制了个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空间；修昔底德既反对“有力量就有权利”（might makes right）的观点，也反对“有权利就有力量”（right makes might）的观点。⁽⁵⁷⁾多伊尔在论述复合型现实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时，提到了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华尔兹（Kenneth Waltz）和怀特等国际关系理论家，而从他对于修昔底德的描述中，我们甚至还可以回想起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和摩根索的思想。⁽⁵⁸⁾

史密斯将20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者视为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尤其是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继承者，他认为，上述三位思想家尽管“在许多重要方面有明显区别，但他们关于国际关系的学说却有共同的特征”。他重点研究了《战争史》中的三个部分，即战争的起源（为此他也引用了《战争史》第一卷第二十三节中的名言），关于雅典人是否应该处决米提利尼人的辩论以及米洛斯对话。史密斯指出，在这三部分内容中，修昔底德“奠定了近代现实主义的基石”：首先，通过对于战争起因的描述，他揭示了国际体系的重要性，并将国家看作是内部统一、以权力定义利益以及追求自身安全的行为体；其次，通过米提利尼辩论和米洛斯对话，他表达了对于道德的怀疑，强调了不依赖于情感的利益计算；最后，在对于后两个事例的描述中，他也驳斥了主张人性之善的理想主义观点。⁽⁵⁹⁾史密斯的看法代表了将修昔底德著作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联系的最为典型的思想。

以上只是西方学者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对修昔底德进行的诸多解读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分。⁽⁶⁰⁾从上述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修昔底德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继承关系，得到很多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的认同。以至于美国学者勒博(Richard Ned Lebow)在其主编的《霸权竞争：从修昔底德到核时代》（Hegemonic Rivalry：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一书中写道，为这本论文集撰稿的所有政治学者在写作中都“处于现实主义的阴影之下，无法回避修昔底德对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家所具有的重大影响”。⁽⁶¹⁾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修昔底德常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开端之人”这句话，远不能涵盖学者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对《战争史》所进行的各种解读。在研究中有以下几点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不同学者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虽然他们都将《战争史》视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但对于如何解释这一渊源关系，各自的视角和观点却大相径庭。例如，围绕着道德问题，吉尔平认为，修昔底德阐明了“可以为和不可以为的原则”，维奥蒂和考皮也明确反对关于修昔底德的指责；相反，霍夫曼和史密斯却将“非道德主义”看作是《战争史》与现实主义具有关联性的重要证据。研究者的观点各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两个问题存在着分歧：其一，修昔底德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是什么？

其次，学者们——特别是著名的理论家——往往倾向于从自己的学说出发去解释修昔底德。如摩根索和华尔兹等人将《战争史》中的内容作为例证支持自己的理论，吉尔平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与修昔底德相联系，奈则将《战争史》作为铺垫和反面例证，以更好地阐释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做法使我们怀疑：国际关系学者对于修昔底德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

最后，理论家虽然观点各不相同，但大多关注着《战争史》中一些特定的内容。他们一般都会重点研究修昔底德关于战争起因的分析，尤其是第一卷第二十三节的第六句：“雅典权力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了。”雅典公民大会上关于如何惩罚米提利尼人的辩论和雅典使者与米洛斯人的对话也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特别是第五卷第八十九节米洛斯对话中“强者做他们能够做的事，而弱者做他们必须做的事”这句话得到广泛的引用。除了吉尔平等少数人之外，国际关系学者似乎很少对《战争史》中的其他部分进行研究。我们不免产生两个疑问：其一，这些研究者对于这些内容的解读是否准确？其二，它们在整部《战争史》中占有多大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