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国家

第一节　人性与国家

众所周知，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一个得到普遍公认的事实是：当代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是它与国内社会的本质区别。然而，国家毕竟是人类的一种组织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常常被比喻为个人，国际关系也往往被比喻为人际关系。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否意味着这两种环境中的行为者——即国家和个人——在本性与行为方式上存在着必然的不同？关于这一点，不论是国际关系学者还是政治学家或哲学家都多有论述。例如，“首开先河把国家定义为‘人’”的霍布斯，⁽²⁾在《论公民》一书中对罗马共和国有这样的论述：“人待人如上帝，人待人如豺狼。前者就公民之间的关系属实；后者就国家之间的关系属实。”虽然人和国家的行为方式不同，但其本性却是一致的；只不过公民处于国内社会的秩序中，而国家则处于“自然状态”中，两者都受制于“不可控制的必然律令”，都拥有“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³⁾

尽管霍布斯的观点出自对罗马共和国的论述中，但这一思想很可能与他所深入研究的修昔底德相关——因为上文中的“国家”一词，在英文原著中是“cities”，与罗马当时的情况并不相应，却正符合古希腊城邦体系的特征。那么，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国家（城邦）与人的本性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粗略读来，我们可以发现，在《战争史》中多次出现了这样的描绘，即城邦的对外行为与城邦内部的公民生活，其性质是相悖的。例如，伯里克利在第一篇演说中提到，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决策体制类似于国内政体中的民主制，每个城邦都有平等的一票表决权。而在城邦内部，斯巴达及其多数盟友实行寡头制。相反，他在第二篇演说（葬礼演说）中赞颂了雅典城邦内的民主制，即管理权由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所掌握，在第三篇演说中却将雅典帝国称为僭主制（克里昂也对雅典帝国有相同的观点）。⁽⁴⁾然而，稍加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差异只涉及政治体制的层面，或者说，仅仅描述了国内与国际社会在政治状态上的不同，而并没有体现国家与人的自然本性。

如果我们对《战争史》进行更全面的研究，便会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城邦（πόλις）”与“个人（ἰδιώτης）”这两个词语，往往并列在一起作为固定结构出现。例如，摩根索所引用的科林斯使者的演说即是如此：“不论对城邦还是个人而言（καὶ πόλεσι καὶ ἰδιώταις），利益的一致都是最好的保证。”此外，伯里克利的两篇演讲中也采取了这样的用法：“无论对于城邦还是个人来说（καὶ πόλει καὶ ἰδιώτῃ），最大的荣誉都是从最大的艰险中获得的。”“面对着不幸，那些在思想上最坚忍不拔、在行动上最坚韧果敢的，不论在城邦还是个人中（καὶ πόλεων καὶ ἰδιωτῶν）都是最优秀的。”⁽⁵⁾在这几处中，不仅“城邦”与“个人”连用，而且使用了相同的连接词，结构完全一致，只不过在具体的句子中，单复数和变格有所不同。

即使并不处于这样紧密相连的结构中，“城邦”和“个人”也经常作为相同或相近的事物而共同出现。在第三卷里，米提利尼的使者在演讲中提到：“如果彼此不相信对方的诚意，也没有相近的性情，那么个人之间的友谊（φιλίανἰδιώταις）和城邦之间的伙伴关系（κοινωνίαν πόλεσι）就无法稳固持久。”在著名的记述科基拉内争的章节中，修昔底德本人也将两者相提并论：“在和平与繁荣时期，城邦和个人（αἵ τε πόλεις καὶ οἱ ἰδιῶται）都具有较好的思想，因为他们没有被有悖于意愿的不可抗拒的形势所吞噬。”⁽⁶⁾

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上述的这些例句中，作者所谈论的虽然并不都是本性的问题，但都涉及城邦和人的共同品质。⁽⁷⁾换言之，城邦不仅被拟人化了，而且其所“拟”之物并非是人的客观属性，而是人的内在秉性。

若是我们不局限于“城邦（πόλις）”和“个人（ἰδιώτης）”在语词结构上的共生现象，而是进一步关注《战争史》的内容含义，我们就会更广泛地看到城邦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修昔底德及其笔下的人物往往通过对普遍化的人性的描述，来解释和预测城邦的具体行为。

例如，在《战争史》的第一卷中，雅典使者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演说是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所广为研究的。学者们通常认为，这篇发言阐述了雅典人建立和维持帝国的原因。其中为人们所熟知的一段话是：“我们如此行事，所作所为既非惊世骇俗，也并不有违人类的通则（τοὺ ἀνθρωπείου τρόπου）：如果我们由于被三种强大的因素——荣誉、恐惧和利益——所压倒，而接受了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帝国，并且没有放弃它。我们也并不是这一方式的第一个开创者，弱者服从强者，一直以来便是如此。”⁽⁸⁾

这段话可以分为两个层次。首先，雅典的帝国政策——包括最初对帝国的接受和此后对帝国的坚持——是（先后）出于三种不可抗拒的（心理）因素，被这些因素所压倒，这是人类的通则。由此所强调的是普遍的人性，即不论是谁，也不论是何种层次的人——个人、城邦或是其他人类组织——都要受制于这三种动机。其次，弱者服从强者，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它同现代理论中的“规律”并不能完全等同）。这从经验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上述人性的广泛性。雅典使者的演讲中所体现的正义问题，在后文中将会得到具体的分析。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论证方式。这一论证过程清楚地表明，“雅典的统治权（帝国，即ἀρχή）是深深扎根于人性（human nature）中的”。⁽⁹⁾

又如，在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关注的米提利尼辩论中，克里昂和狄奥多图斯虽然就是否应该处死米提利尼人意见相反，但他们都以人类的本性来直接阐述（而不是利用人性作为比喻）雅典人对这一城邦应该采取的政策。克里昂认为，“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人（ἄνθρωπος）总是对他人的温良照顾傲慢无礼，对他人的强硬态度尊敬有加”，因此雅典必须严苛惩罚米提利尼，以维持自己在帝国中的统治。狄奥多图斯则认为，“所有人（ἅπαντες），不论在个人生活中（ἰδίᾳ）或是在公共生活中（δημοσίᾳ）都是易于犯错误的，没有法律规范能够将其阻止……简单地说，当人的本性（τῆς ἀνθρωπείας φύσεως）沉浸于从事某种活动的热忱中时，若要依靠法律的力量或者其他强制手段作出某些纠正，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极为单纯的人才会相信这种可能性”，所以雅典不应严酷地惩处米提利尼，即使这么做，也并不能以儆效尤。⁽¹⁰⁾在他们各自的演说中，克里昂使用了普遍性的“人（ἄνθρωπος）”一词，而狄奥多图斯则不仅强调了“所有人（ἅπαντες）”“在个人生活中（ἰδίᾳ）”和“在公共生活中（δημοσίᾳ）”的通则，还直接使用了“人的本性（τῆς ἀνθρωπείας φύσεως）”这一词组，后者相当于英文中的the human nature。和前述的雅典使者的演说一样，有的研究者也认为，狄奥多图斯是修昔底德虚构的人物，修昔底德通过这一角色所表达的是自己的观点。⁽¹¹⁾

在第五章的米洛斯对话中也同样如此。雅典人和米洛斯人之间谈论的是两个城邦的关系，但在辩论城邦应该采取怎样的行为时，双方论证的基本依据都是人类的本性。在这段对话里，修昔底德多次用到了“人的、人性的（ἀνθρώπειος）”一词。例如，“只有在双方力量平等的情况下，正义问题才会在人们的话语中（ἐν τῷ ἀνθρωπείῳ λόγῳ）被提到”，“我们不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超越关于神祇的宗教习俗和关于人类自身事务的欲求这两方面的人类本性（τῆς ἀνθρωπείας）”，“以我们对神祇的信仰和对人性（τὸἀνθρώπειον）的认识”等。⁽¹²⁾

通过上述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史》中，用人类的本性来说明国家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不仅是修昔底德笔下的人物在演说中的常用方式，也很可能代表着修昔底德本人的真实观念。

通过对这些引文的观察，我们也可以回答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即人类的本性同国家的行为之间有何关联？实际上，修昔底德在这一点上似乎存在着某种模糊性。有时，他的叙述给人的感觉是：城邦的意志代表着个人意志的总和，即普遍的人性使得人们都会有相同的动机，因而他们的城邦也具有相应的行为——如在米提利尼辩论中便是如此。修昔底德并不区分这样的“人”是所有民众还是决策者，因为在这一问题上他并没有区别对待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城邦。⁽¹³⁾有时，他更倾向于直接将城邦拟人化，人具有怎样的本性，城邦就具有怎样的本性——如雅典使者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演说即是这样。我们应当理解修昔底德著作中的这种模糊性。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城邦是人类组织的最高形式，或者说，他们的“政治生活从定义上来讲并不超出城邦范围”，⁽¹⁴⁾因此众多的政治学和历史学著作，几乎都是围绕着城邦、以城邦为最终指向而展开的，当时的思想家极少超越这个层面，而以城邦为单位，论述城邦之间的关系。即使有这样的论述，它们也更多地存在于公元前4世纪，即修昔底德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因此，修昔底德或许还并没有某种现代人所具有的观念，即城邦（国家）是有别于个人的独立、自为的主体。就他看来，城邦自然是人性化的，城邦和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野。这种观念在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从人类灵魂的角度描述城邦：“有多少种类型的政体就能有多少种类型的灵魂。”⁽¹⁵⁾

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史》中我们找不到只属于城邦而不属于个人的某种特性；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论述战争从何而起的问题上，修昔底德所强调的是斯巴达人的恐惧（φόβον）这种人类的普遍心理，而不会创造出诸如“国家利益”这样的现代概念，更不会产生“民主和平论”这样的现代理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民主和平论”之所以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无法得到验证，是因为古希腊的城邦间关系与当代国际关系有诸多不同，这当然是正确的。⁽¹⁶⁾但更重要的是，若我们关注修昔底德的思想而非其著作的史料价值，就不难发现，无论“民主”指的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体制，它都与是不是好战没有多大关联，因为作者所关注的始终是“人”，而非抽象于人之外的某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