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与现代国际关系思想的比较
在修昔底德笔下，城邦（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具有和人一样的本性。这种本性的不变之处在于：它总是由理性、欲望和易于脱离理性的激情所组成的；而它的变化之处在于：随着个体的不同和环境的变异（尤其是剧变），其组成部分彼此的相对力量会发生改变，从而使人性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修昔底德所着力描写的，是人性在极端状态下的体现，而不是其常态。
20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多将人性简化为某种单一的、不变的特征。任何一位有洞察力的思想家，都不会不认识到人性的复杂，但作为“科学”理论的缔造者，他们却不得不以抽象的、普遍的人性作为基础，将人（国家）视为具有特定秉性的物体，或者说，视为相同的原子。例如，摩根索明确承认：“政治现实主义建立在人类本性的多元化观念上。真正的人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宗教人’等等的复合体。”但他又指出：“我们假设政治家依照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来思考和行动”，因为如若不然，“不论国际或国内政治理论都是不可能产生的”。(49)此后的学者虽然很少将人类的本性（国家的本性）直接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但从本质上却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只不过表现得较为隐晦，或者说以更为“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论述。例如，华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单位所依据的是自助（self-help）原则，他假设“国家的目标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并且也承认“这一假设是为了建构理论而作出的极端的简化”。(50)而对于博弈论学者来说，他们几乎都假设人和国家的行为是理性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假设比假设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更有利于理论建设”——尽管他们很清楚人的实际行为并非如此。(51)显然，修昔底德并不致力于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理论”，不会像20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那样对人性作出如此的简化。
如果我们审视当代理论家关于人或国家本性的论述，便会发现他们大多关注于两个方面：理性和私欲。(52)正如卡尔（Edward H.Carr）所言，社会中的个人，“有时候他表现出利己主义，或者说损人利己的意愿。也有时他表现出社交性，或者说这样一种渴望：与他人合作、同他们创建以善意和友谊相待的互惠关系，甚至让自己服从对方”。(53)更多的理论家则只强调其中的一面，尤其是私欲。然而，在理性和欲望之外，激情却失去了它的位置。事实上，并非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对柏拉图式的“激情”（θυμός）相当重视，认为这是在现代自由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被漠视的因素。(54)无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英美政治学说的继承者，在修昔底德的人性观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激情很少成为国际关系学者考虑的对象。
除了内容上的差异之外，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与当代理论中的人性（国家本性、偏好等）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差别。从某种角度来说，国际关系学者对人性的看法是被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教育传统所“建构”的，因此有人注重理性、有人强调利益、有人注重权力，也有人强调生存。然而，这些理论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将这样的人性抽象化、合理化，即将他们在一定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视角所观察到的人性看作人性的一般状态，以此作为建立自己理论的基础。而修昔底德则将自己所着重描写的人类本性视为人性在特定环境中的变态形式，他并未将这样的“现存”化为“现实”，或者说，他所要提供的是反面的事例，而非普遍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修昔底德和“建构主义者”一样，(55)都强调了环境对人性的制约，但他在人性问题上同后者也有着本质的差别。
【注释】
(1)Hans J.Morgenthau and Kenneth W.Thompson，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5，pp.10，39—40.
(2)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页。
(3)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4)《战争史》，I.141，II.37，63，III.37。
(5)同上，I.124，144，II.64。
(6)同上，III.10，82。
(7)关于这两个词语在《战争史》中的出现位置，参见E.A.Bétant，Lexicon Thucydideum，Volume II，Genevae：É. Carey，1847，pp.6—7，344—6.
(8)《战争史》，I.76。
(9)W.Robert Connor，Thucydide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02.德·罗米伊不仅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更进一步认为，这段话，甚至包括整篇演说，很可能不是真正出自雅典使者，而是直接表达了修昔底德自己的思想。Jacqueline de Romilly，Thucydide et L’Impérialism Athénien，Paris：Société d’é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1947，pp.206，214—215.
(10)《战争史》，III.39，45。
(11)如参见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27—28页；Michael Palmer，“Machiavellian virtù and Thucydidean aretē，”pp.377—378； Clifford Orwin，“The Just and the Advantageous in Thucydides：The Case of the Mytilenaian Debate，”p.494。
(12)《战争史》，V.89，105。
(13)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希腊的民主制度和当代的民主政治有着极大的区别，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的战争，我们也不应如某些西方学者那样，以此来说明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行为。关于古代和当代民主的区别，参见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4)Hannah Arent，On Revolution，New York：Viking Press，1963，p.12.
(15)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5页（445c—d）。
(16)例如，以下两位作者都曾在《和平研究杂志》和《军事伦理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关于修昔底德与“民主和平论”的文章：Eric Robinson，“Reading and Misreading the Ancient Evidence for Democratic Peace，”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8，No.5，2001，pp.593—608；“Response to Spencer Weart，”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8，No.5，2001，pp.615—17；“Thucydides and Democratic Peace，”Journal of Military Ethics，Vol.5，No.4，2006，pp.243—53； Bruce Russett，“Do Democracies Fight Each Other？ Evidence from the Peloponnesian War，”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9，No.4，1992，pp.415—34；“[Explaining the Democratic Peace：The Evidence from Ancient Greece Reviewed]：A Rejoinder，”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4，No.3，1997，pp.315—23；“Thucydides，Ancient Greece，and the Democratic Peace，”Journal of Military Ethics，Vol.5，No.4，2006，pp.254—69.
(17)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37、38页。
(18)Hans J.Morgenthau and Kenneth W.Thompson，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p.4； Hans J.Morgenthau，Scientif ic Man vs. Power Politic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pp.191—192.
(19)《战争史》，II.45，III.74。
(20)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学系副教授帕帕兹达卡达斯提醒笔者注意到了这一点。
(21)E.C.Marchant，Commentary on Thucydides：Book II，London and New York：Macmillan and Co.，1891，p.185.
(22)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A Greek-English Lexicon（ revised and augmented throughout by Sir Henry Stuart Jon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1964.
(23)《战争史》，I.76，III.39，45，IV.61，V.105。
(24)Laurie M.Johnson Bagby，“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Winter 1994，pp.137—9.
(25)《战争史》，I.70—1，79—86，118，II.37—41，III.36—48，VI.8—23，VIII.96。
(26)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A Greek-English Lexicon，pp.418，1827.
(27)W.Robert Connor，Thucydides，pp.96—100.
(28)马钱特指出，τὸ δόξαν καλόν是个人心中所认为的好的行为，相反καλὸν κατέστη则是人们所“称作（καθεστηκός）”的好的行为，“修昔底德并没有说，他们真的认为这些丑恶的事情是好的行为（καλόν）：受到挑战的并不是τὸ δόξαν καλόν，而是τὸκαθεστηκὸς καλόν。公共的道德标准同每个人自己心中所认为的道德是非常不同的事情”。E.C.Marchant，Commentary on Thucydides：Book II，pp.194—5.
(29)《战争史》，II.49—53。
(30)Michael Joseph Smith，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pp.9—10.
(31)《战争史》，II.50，III.83。
(32)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A Greek-English Lexicon，pp.344，766.
(33)Arlene W.Saxonhouse，“Nature and Convention in Thucydides’ History，”Polity，Summer 1978，p.465.
(34)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第150、165页（431a，439d—e）。
(35)《战争史》，I.76。
(36)同上，III.82。
(37)C.D.C.Reeve，“Thucydides on Human Nature，”Political Theory，August 1999，p.440.
(38)《战争史》，V.105。
(39)关于激情，修昔底德所用的是“ὀργή”，柏拉图所用的则是“θυμός”，笔者对两者的区别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词语都具有“愤怒”的含义。
(40)《战争史》，III.84，45。
(41)Michael Joseph Smith，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pp.9—10.
(42)C.D.C.Reeve，“Thucydides on Human Nature，”pp.441—2。
(43)《战争史》，II.50，III.82，84。
(44)Richard Ned Lebow，“Thucydides the Constructivist，”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Sep.2001，pp.553，554.
(45)《战争史》，I.23。
(46)同上，I.22，23，III.82。
(47)同上，I.23，75，II.48，49，III.82。
(48)Arlene W.Saxonhouse，“Nature and Convention in Thucydides’ History，”p.465.
(49)Hans J Morgenthau and Kenneth W. Thompson，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pp.5，14.需要注意的是，摩根索对人性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决策者身上，他并非将国家视为个人的放大，而是强调政治家在进行外交决策时所受到的本性的影响。
(50)［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51)［美］詹姆斯·多尔蒂、小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04页。
(52)国际关系学者的“理性”概念更接近古代思想家的“欲望”，只不过这种欲望是以理性的计算而实现的，用现代语言来说，是“工具理性”。
(53)Edward Hallett 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New York：Harper ＆Row，1964，p.95.
(54)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pp.181—91.
(55)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这里仅指人和国家的行为、偏好并非既定，而是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一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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