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思想与当代研究的相通性

第二节　修昔底德思想与当代研究的相通性

在国际关系学界对修昔底德思想的已有研究中，大多数文献不论其具体观点如何，都试图说明《战争史》对当代理论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只有少数学者持相反的观点。⁽⁷⁾我们不妨首先分析一下否认《战争史》作用的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尔士大学设立了第一个国际政治教职，该教席的首位持有者即是著名学者和实践家、通常被视为“理想主义者”的齐默恩（Alfred Zimmern）。国际关系研究者可能很少注意到，齐默恩也是一位著名的古典学家，在牛津大学担任过古代史的讲师。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出色的古希腊历史研究者却提出：“过于僵硬地（literally）将希腊的思想和准则应用在现代社会中”是“错误的理解和肤浅的想法”，“就国联而言，修昔底德和柏拉图不能使我们获益”。⁽⁸⁾不过，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而是认为，他们对于人性和政治行为的整体洞察可以使现代理论家获益，但他们的具体方针和观点却是无用的。⁽⁹⁾

在晚近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中，韦尔奇（David A.Welch）是否认修昔底德思想具有现实意义的最为典型的一个学者。本书第一章已对其观点作了简要介绍，在这里可以更加完整地引用他的分析：

我们所需要做的，是重新恢复自己和修昔底德之间的距离。这样，我们一方面能够认识到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能对他远观（put him in perspective）……这意味着让他走下神坛，并意识到，在某些方面，他所给予我们的要远少于我们的真实所想。修昔底德讲述的故事仅仅包含人类历史中的二十七年。如果没有他，我们将不会知道在那段特定的时间内那个特定的地方所发生的很多事情，但关于其他时间和地方，他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我们所未知（或无法查找）的事情。他为那些我们已知的事情描绘了动人的图景——在某些事例上没有比他的作品更出色的了——但它们只是图景而已。他所记叙的事件构成了厚重的一套存在法则——“这个可能发生，那个可能发生”——但无论是在这些事件之中还是这些事件本身，关于这二十七年之前或之后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它们都无法作出任何有效的归纳。他非常清楚并动人心魄地告诉我们，人性是复杂之物，而个人——甚至是单个的领导者（我们似乎认为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了人性中各种各样的元素，以及这些元素以各种比例形成的组合；但关于人性，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也没有对人性作出任何强有力或有效的归纳，以供我们推演出强有力的理论主张。对当前的国际政治学者来说，他的讨论实际上提出了他们所关心的每一个重要问题，但他自己却没有为我们解答其中的任何一个。⁽¹⁰⁾

正是在此基础上，韦尔奇提出，《战争史》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只有史料的价值——如果这些史料是真实的话。

比较齐默恩和韦尔奇的观点，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们虽然都主张修昔底德思想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局限性，但其理由却各有侧重。齐默恩更为强调时代上的差异性：《战争史》对人性和政治的总体洞察仍是有益的，但我们面对的是“现代社会”和“国联”这样有别于古希腊城邦社会的情境，因此修昔底德无法提供具体的指导。韦尔奇则更为强调思想上的差异性：当今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人类的本性，甚至当代的历史事件，同修昔底德的描述并不存在着本质区别，但他的叙述并不足以形成理论，也不足以启发我们的理论；因为《战争史》中缺乏至关重要的一点：归纳（generalization），而“现代社会科学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则以“简化、删减和普遍化”为特征，其“思维方式及其特定的关注范围，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从修昔底德这里得到裨益”。⁽¹¹⁾事实上，研究修昔底德的其他国际关系学者也往往意识到这两个方面的差异性。例如，阿隆（Raymon Aron）和吉尔平(Robert Gilpin)虽然都高度重视修昔底德对国家间关系的分析，但他们也指出，古希腊城邦体系与当代国际体系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结构性差异——其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关键因素，这种时代上的差异导致两种国际体系产生不同的结果。⁽¹²⁾又如，奈（Joseph Nye）认为，修昔底德在对战争起因的叙述中，透彻地描绘了囚徒困境，并由此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奈一方面指出，安全困境是贯穿人类历史的恒久现象，另一方面则强调：“安全困境使得战争极可能发生，但是‘极可能’并不等于‘不可避免’。”⁽¹³⁾换言之，他所认同的是《战争史》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而不是修昔底德的思想。只不过，这些学者并未像齐默恩和韦尔奇那样，明确提出修昔底德思想在当代社会和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适用性。

修昔底德的《战争史》与当代国际关系之间，在时代与思想两方面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而对这种差异的忽视也往往是国际关系学者误读修昔底德的根本原因。但问题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否会导致当代研究者无法从这部古典著作中获得启示？我认为，这一判断并不能成立。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其一，修昔底德的《战争史》与当代国际关系之间，在时代和思想两方面不仅存在着差异，而且具有某些共通性，这构成了两者可以通约的平台；其二，在承认差异性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差异不只是带来隔阂，还可以提供启示，或者说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我们才可以获得启发；最后，的确有某些差异是难以沟通的，那么它们具体是什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

首先，修昔底德的《战争史》在时代背景和思想观念两方面，都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着相通之处。

关于时代背景，人们最易联想到的相似之处便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有不少学者倾向于将古希腊城邦体系与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相提并论，如怀特就指出，“希腊的各城邦和希腊化的各王国，也都宣称自己拥有主权，并相互承认他者的主权”。⁽¹⁴⁾不过，城邦体系虽然表面上与主权国家体系一样，不具有最高的中央权威，但实际情况却远为复杂，包含多种不同的要素。如果着眼于国家体系的相似，就不免会作出简单的比附。因此，在研究修昔底德思想时，似不宜过于强调这一点。我认为，《战争史》与当代国际关系在时代背景上有两个更为深刻的相通之处：一是人类的结群生活，一是战争与冲突。

结群生活并非人类所特有，却是人类根本的生活方式。人不可能是孤立的、抽象的个体，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一定的社会中，国家便是人类群体最高的组织形式之一。古希腊城邦与现代国家、城邦体系与主权国家体系之间，虽然既存在着诸多的区别，也存在着某些相似性，但在根本上，从人类结群生活的角度而言，它们是共通的。作为结群生活的人类，战争和冲突是贯穿其历史的永恒主题。修昔底德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并强调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从来没有这样多的城邦被攻占而人烟荒芜……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人被流放和杀戮”。⁽¹⁵⁾而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建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密切的关系，⁽¹⁶⁾直至今日，战争与和平仍是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当代国际社会最重要的组织联合国也在其宪章中规定，成立该组织最重要的目的是“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¹⁷⁾

关于思想观念上的共通性，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战争史》中的某些具体言词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相似之处，这也就是某些学者将修昔底德视为现实主义甚至建构主义先驱的原因。但我认为，我们同样不应着眼于这些表面上的相似性，否则将难免误读的危险。如果说《战争史》与当代理论在思想上可以相通，那正是因为修昔底德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有所相似。诚如韦尔奇所言，修昔底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当代国际关系学者“所关心的每一个重要问题”，不过，他并非“没有为我们解答其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以较为隐晦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思想。一方面，修昔底德思考着人类所共有的某些问题。不论是城邦、主权国家还是其他国家或非国家形态的群体，以及结群生活的个人，都无法避免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如人性、正义、权力等。“社会实在的根本是群体”，⁽¹⁸⁾这一点并不只是“政治现实主义”的专利，而是古今思想家——包括国际关系学者在内——所面对的一个共同前提，甚至自由主义者也不能例外。另一方面，修昔底德并不想详述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他在《战争史》的第一句中就说明，这部著作的主题是“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互以为敌的战争”。⁽¹⁹⁾城邦之间的大战和城邦内部的冲突如何发生、在战争中人性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他所记录和思考的内容。战争与和平也不仅仅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国际关系学者所关注的重要主题。

简而言之，在修昔底德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中，人类都以结群生活为本质，暴力冲突是其首要问题之一；修昔底德和当代国际关系学者，都在各自的框架内思考着结群生活的人类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战争主题。这正是修昔底德思想能够为当代理论带来启示的前提。

其次，修昔底德的《战争史》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在时代和思想两方面具有的某些差异性，或许正可以成为启发后者的关键因素。

在时代背景上，最为重要的差别恰恰体现在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相似之处上，即城邦体系与主权国家体系的性质上。如前述，无政府状态是它们表面上的相同点，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却是更显著的。这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古希腊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众多的“蛮族”和边缘民族，波斯帝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与“蛮族”的交往和冲突，尤其是修昔底德的父辈经历的希波战争，对希腊社会的“他者”意识以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内聚力产生了深入影响。现代国家体系则遍布整个世界，在此之外并不存在一个能影响内部认同的“他者”。其次，在当时的传统中，城邦和个人一样，都被视为德性的实践者，利益并非其最高追求，甚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样特殊的情境中，利益也很少成为最重要或唯一的目标。而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不仅被视作，而且在实际上已成为国家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最高准则。第三，修昔底德所生活的年代，正是雅典帝国盛极而衰的时期，不论是这样一种帝国的形式，还是帝国从繁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都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所未曾具有的。⁽²⁰⁾

修昔底德的思想无疑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影响，也试图回答他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他与现代人在思想上的不同，不仅来自于时代的区别，还来自于古代人与现代人思维传统的差异。修昔底德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具体差别，在本书的前几章中已有论述。这里可以大致概括为两个方面：从本体论角度看，修昔底德明确指出，他所描述的是乱世，是城邦内部和城邦间社会的变态形式，他对城邦与个人的道德属性尤为注重，他强调建立在环境和本性基础上的必然性；当代理论家则专注于对国际关系常态的研究，或者以现存作为默认的正常状态，他们注重国家利益，在研究中往往采用“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他们虽然重视环境的制约，却很少将人性或性格视为难以抗拒的因素。从方法论角度看，修昔底德所记录的是他亲眼看到，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合乎情理的事物，他不追求“原因”，而只给出“征兆”，他不区分具体的领域，而是完整呈现战争中个人和城邦的故事；当代理论家则试图从自己亲见或通过资料而得知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原因和归纳原则，或从某些假设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在此基础上发现规律并构建理论，将他们运用在对同类事物的分析上，他们划分出不同的学科，并在学科区分的前提之下，跨越国际关系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而形成“交叉学科”。上述差异能带来怎样的启示，这将在下一节中得到具体阐述。

最后，我们也应该承认，修昔底德的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确实存在着某些不相容之处，或许难以对后者形成启发。例如，修昔底德在《战争史》中体现出了传统的宗教情怀。虽然从宗教观念出发而形成国际关系思想或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不论在罗马时期、中世纪或是20世纪都不乏其人，如奥古斯丁、阿奎那、尼布尔（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默里（John Courtney Murray）等⁽²¹⁾，但对大多数当代理论家来说，以宗教情怀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也许并不容易。又如，修昔底德对于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是忽视的。虽然吉尔平称他为“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并且早在1940年就有学者著文认为，修昔底德将经济动因视为人类行为的源泉之一，⁽²²⁾但学者们通常认为，相较于历史事实和修昔底德同时代人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中的经济因素是极为漠视的，甚至进行了有意的省略，如他对具有重要影响的麦加拉法令只以寥寥数笔带过。⁽²³⁾修昔底德为何进行这样的省略，其原因我们仍不可确知，但这显然与当代理论中对国际经济因素的重视是难以相容的。我们或许还可以找出修昔底德著作中其他一些无法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相通之处，不过，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一方面，这些差异并不是主要的，并不意味着修昔底德思想与当代理论的全然隔阂；另一方面，这些差异也不是绝对的，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它们也可以对当代理论有所启发，毕竟，不论是对修昔底德还是对当代国际关系，我们已有的认识还远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