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思想对当代研究的启示

第三节　修昔底德思想对当代研究的启示

克努成（Torbjørn L. Knutsen）在讨论国际关系理论史时，借用了“历史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概念。他认为，修昔底德等古典学者虽然“曾讨论战争的起源、均势和遏制的实践、君主和国王的结盟政策等等”，但这只是“历史传统”，是“常规历史实践本身形成的模式”，这种实践“是政治互动中的自然反应，就像剑手躲闪对方刺出的剑一样”。然而，虽然从“传统”的角度而言，修昔底德的“成就并没有组成跨越时代的持续关联的知识体”，⁽²⁴⁾但若说他的著作只有“历史”而缺乏“分析”，这是不公正的。本书以“修昔底德国际关系思想研究”为标题，便是试图说明，《战争史》一书并非只有史料价值，我所注重的，是修昔底德本人的思想如何——尽管他的观点有时不免隐晦、需要读者的仔细发掘和辨明——他的思想又能够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怎样的启示。

在第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直接将修昔底德归入某种现有的学派之外，学者们通常会从两个角度来阐述修昔底德的思想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启发：一是在微观上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借鉴和应用修昔底德的观点，以论述和分析国际关系中的某些问题；一是在宏观上借助修昔底德的观念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构建或根本主题提出新的见解。前者可谓拾遗补缺，后者则是改弦更张。毋庸讳言，不论从哪个角度，学术界已有的论述都不完备。已有的研究似乎在批判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现实主义学者对修昔底德的误读方面更有深度，而在应用修昔底德的思想方面力不从心。“破”易而“立”难，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很难想象修昔底德式的国际关系学者会是什么样”。⁽²⁵⁾本节也难以完整和深刻地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试图依照既有研究的指向，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对修昔底德思想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启发性提供一些见解。

在微观层面，修昔底德的启示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来论述：其一，在理论上如何认识国家的性质；其二，在政策上如何指引国家的行为。

关于国家的性质，国际关系学者已经提出了各种假设和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假设无疑是将国家比拟为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行为者。甚至这一假设的批判者，也往往无法超越“利益”这一维度，如建构主义即强调“集体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对个体（国家）利益的取代。⁽²⁶⁾而在利益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安全和独立，其次还有经济利益和非物质的利益，如自尊或威望。但如果我们借鉴修昔底德的观念，就不仅会像那些具有洞察力的国际关系思想家一样承认国家本性的复杂性，而且也会强调理性、激情和欲望这些因素在不同环境下相互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首先，我们可以重新思考现代理论中关于“理性”的预设。对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不论国家行为体是否具有完全的理性，“理性”总是意味着在一定情况下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最优）的选择。在修昔底德这里，如此的理性只不过涵盖于“欲望”之中，是为了实现欲望而进行的精巧的计算。那么，修昔底德观念中的“理性”是什么？虽然他对理性着墨甚少，也没有提供给我们明确的定义，但不难发现，修昔底德笔下的理性包含着价值因素，是对行事正确、合理与否的判断。这种理性观念，似乎与现代学者所谓的“价值理性”比较接近，即强调在共同的宗教、伦理等基础上的某种价值的实现。换言之，修昔底德提示我们，能否将国家不仅仅看作利益的实践者，而且视作德性的实践者和共同原则的遵行者？这一点看似颇为理想主义，但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脱离国际社会的某些基本原则之外；对这些原则的遵行也并不全然是出于外部力量的强制或内在利益的驱动。不可否认，利益仍是国家行为体的核心目标，但在对这种欲望之“理性”予以足够多的关注的同时，我们是否可以更多地重视国家作为价值之“理性”的行为者的一面？

其次，我们需要研究国家行为中的“激情”。对于国家行为尤其是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国际关系学者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信息的不完整、决策者的文化、偏好、心理等方面，而极少从激情的角度作出考察。或许在当代学者看来，国家具有激情似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想法，但于理性和欲望之外，激情也的确在国家行为中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对这一因素的忽视往往会导致判断上的失误。例如，若是不注重伊拉克和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主义激情，单从利益和理性的角度来考虑就很难解释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激情与文化、心理有关，但又不完全相同，而不论是何种文化和心理中的国家行为体和个人决策者，都会受到激情的强大影响，如伊朗有其伊斯兰的激情，而美国也有其新保守主义的激情。⁽²⁷⁾同时，激情又不是孤立的因素，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若它与国家的理性相结合便可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与国家的欲望相结合则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第三，国家的性质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环境中理性、激情和欲望等诸因素会呈现不同的比重。需要注意的是，本书已多次强调，修昔底德并没有对国际关系的常态作出完整的描述，他着重描写的是国际社会的危机和战争状态。在国家本性问题上，修昔底德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最显著地体现于此。他告诉读者，在何种环境下国家的激情会与欲望相结合而摆脱理性的控制，使国际社会和国家自己呈现出病态。雅典人先是由于对波斯人的恐惧，随后由于领导希腊城邦对抗波斯的荣誉，最后由于自身的利益，难以避免地逐步走上了建立和维持帝国的道路；而帝国的形式以及其后的战争，对于雅典来说又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环境，成为傲慢、狂暴滋长的温床并使之挣脱理性的制约。这就启发现代的研究者，应当特别注意那些为国际社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国家，当它们获得荣誉和威望之时，便是激情尤为易于失控之际，是它们从解放者、贡献者转为奴役者的关键时刻；而相较于和平时期，国家在战争尤其是大战的环境中也更容易失去理性的判断，特别是当自身的生存受到威胁，或是当原有的国际秩序瓦解的时候，国家的本性将大异于平时，不应以常理度之。

正是基于对国家性质的认识，修昔底德关于国家政策行为的教训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如果国家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以利益（或权力）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那么国家的政策就应当围绕着这一点制定和实施，或是追求相对收益，或是追求绝对收益，或是在普遍的丛林法则中寻求利益，或是在某种特定的“文化”中实现利益。修昔底德并没有全盘否定——当然也没有全然肯定——这种政策导向，因为他并没有直接提出国家“应该”如何做，但他通过描绘自己的城邦由盛而衰的过程，以悲剧的形式告诫我们国家“不应该”做什么，而我们也可以将他的教训应用在对当代国家对外政策的思考中。

首先，国家应当遵守既有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在修昔底德的记录中，城邦的独立和自由是城邦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准则。以武力解决争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合法的，但在传统中，“希腊人离开自己的家乡进行以颠覆其他城邦为目的的远征，这样的事闻所未闻。他们还没有俯首听命，围绕着某些强大的城邦而结成联盟”。⁽²⁸⁾在修昔底德的观念中，这样的准则是来自于神律的，而雅典人对传统原则的破坏——即不仅要成为领导者，而且要建立帝国，成为僭主——则是他们最终失败的潜在原因。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已有的某些原则固然不具备宗教性，但与《战争史》的记述一样，对基本原则的挑战也将引起诸多人为的负面因素。斯巴达人在开战前之所以对雅典人“恐惧”，是因为“雅典的势力变得如此引人注目并开始干涉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邦”，⁽²⁹⁾不论是其他城邦劝说斯巴达参战或是斯巴达为自己的参战提出辩护，人们都常常提及斯巴达作为解放者帮助希腊城邦避免雅典统治的责任。修昔底德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一个具有领导者地位的国家应当谨慎地注意到合法的领导权与“帝国”或“控制”之间的界限，它需要让其他国家相信，自己仍然遵守传统的准则，而不应当以实力为基础，单方面依照合乎自己理解的新的国际原则行事。⁽³⁰⁾

其次，国家和个人一样，必须始终保持节制，警惕自身的傲慢。国家破坏已有的国际关系准则，多是来自因力量之强大而产生的傲慢。在修昔底德笔下，雅典人及其同盟的力量并不弱于斯巴达人及其同盟，甚至在战前达到了顶峰，而战争的结果是，雅典的傲慢日益彰显，处于傲慢的病态中的雅典人奉行“马基雅维利式”的行为，从而导致了自己的失利，逐步走向了衰落，⁽³¹⁾斯巴达则在大多数时间中坚持节制和审慎，这不仅使它自己趋于胜利，甚至对自己的对手来说也是有益的。⁽³²⁾然而修昔底德所强调的，并非傲慢的行为所带来的“控制舆论的力量”（power over opinion）⁽³³⁾的丧失，他虽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提醒我们，比这种外部的力量更可怕的是傲慢带来的内部理性的丧失，即随着傲慢的增长，国家和个人的激情便易于摆脱理性的控制，使自身陷入盲目和疯狂。⁽³⁴⁾当代的国家尤其是大国，一方面比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城邦更加缺少外部习俗和正义的约束，一方面又有着更为直白的关于权力与利益的观念和理论，⁽³⁵⁾因此它们更容易陷入傲慢之中，而“缺乏正义和节制的意识”的后果便是“变得非理性……无法理解，什么才是对自己有利的”。⁽³⁶⁾

第三，国家尤其要注重那些易于使本性发生变化的环境。在整部《战争史》中，我们反复能读到“ἀνάγκη（必然性、强制性、不可避免）”一词及其各种相关形式。这种必然性是特定的环境以及人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某些环境使人性中较坏的部分显露、张扬，使之摆脱理性的制约，从而导致某个悲剧性的结果——如战争的爆发、国家的衰落等。但修昔底德并不是彻底的绝对论者，他并不赞成国家因此可以枉顾道德、采取非正义的行为，⁽³⁷⁾相反，他暗示国家要特别警惕这些“关键时刻”对本性的塑造，⁽³⁸⁾并且即使在“难以避免”的环境中也要尽力依照理性和德性行事。在修昔底德看来，这样的极端环境是原有的礼法秩序发生危机或破坏的时刻，如希波战争后雅典所面临的建立帝国的机会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样的大战等。如何辨别当代国家可能遇到的类似的极端环境并在这样的环境中尽可能使国家保持节制，是研究者和决策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宏观层面，修昔底德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其一，无政府状态可以呈现出怎样的性征；其二，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可以具有怎样的面貌。

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研究者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普遍假设，尽管学界对于这一名词的确切含义始终存在着争论。⁽³⁹⁾如前所述，修昔底德的《战争史》中，希腊城邦彼此之间处于一种相当复杂的态势中，如果我们将无政府状态宽泛地界定为缺少中央权威的状态，那么《战争史》中的城邦间关系既含有某些无政府状态的特征，又不完全类似。不过，当代的理论家似乎更倾向于相信，修昔底德所描绘的是和现代国际关系相同的无政府状态，并以此作为引用、借鉴修昔底德思想的基础。例如华尔兹（Kenneth Waltz）指出：“霍布斯所经历的战乱频发的时代与修昔底德时代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也重视“修昔底德命题在当今核武器和超级大国时代重演的意义”，并继而提出：“国际政治的本质保持着高度的恒定……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这一经久不衰的特性导致了千百年来国际政治生活具有显著的相似性。”⁽⁴⁰⁾然而为很多理论家所忽略的是，无政府状态在现代研究者看来是国际社会的常态或基本假设，在修昔底德笔下却没有这样简单。他在著作中着力描绘的大战环境是一种极端的无政府状态，也被他视作城邦之间关系的病态；同时，他又通过对此前历史的记录为我们勾画了其他类型的国际状态的轮廓。他不是通过对极端的无政府状态的描述来肯定这种状态并教导我们如何在其中获得权力和利益，而是试图使我们警惕并预知这种状态的产生，并促使我们思考某种较为和谐的国际状态的可能性（不论是否无政府状态）。

首先，无政府状态并非等同于战争状态，也并非必然处于为权力进行殊死斗争的状态中。众所周知，温特（Alexander Wendt）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无政府状态是否可以与不止一种结构相似，因之具有不止一种‘逻辑’”。⁽⁴¹⁾修昔底德虽然没有模型化地概括出某些无政府状态“文化”，然而他却告诉我们，城邦之间若处于“以颠覆其他城邦为目的”的关系中，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换言之，他指出了类似“霍布斯文化”的无政府状态的不可行，描绘了“在强大力量失控的世界中人类行为的悲剧”。⁽⁴²⁾同时，他也和同时代人一样，时常表现出对波斯战争期间及结束之后那段时期的怀念，尽管在那时希腊世界里也不存在一个中央权威，但城邦之间的关系是令人满意的，甚至具有类似于兄弟般的情谊，或者说，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是有可能维持稳定与合作的。

其次，维持国际社会的稳定需要存在某种共同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可以来自共同的对手。希腊城邦之间分享着一些共同的准则和传统，有着密切的血缘、宗教关系，但在希波战争中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尽管城邦体系一直没有最高的权威，但却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内。修昔底德之所以认为后一场战争更巨大，不仅是因为它更长久，而且因为这是希腊人自己内部的战争，造成的灾难和异象远大于对外战争。⁽⁴³⁾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之间在面临外敌的同时则出现了互助的情景，雅典和斯巴达作为领导者也不谋求自身的利益，而是为整个城邦社会作出贡献。从修昔底德本人的论述以及他笔下的人物语言中，我们常能够想起这样一句名言：“一个群体若是不能立即确立与自身相对立的‘他者’，就绝对无法确立‘此者’”。⁽⁴⁴⁾然而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既缺乏共同的血缘和宗教传统，又没有共同的敌人，何以能保证相互之间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善处？或许，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如环境、能源等，可以被视为国家共同的“外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溢出”的机制也可以形成某些共同的传统，从而为国家和社会形成“没有政府的治理”提供某种条件。

第三，国际社会不论是否处于无政府状态中，都可以有一个合法的领导者，但这样的领导者在向僭主转变的过程中，极有可能造成国际社会的灾难。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王制具有的特征是：领导者遵守礼法并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标，相反，僭主则不遵守礼法并以自身的利益为目标。⁽⁴⁵⁾在修昔底德笔下，希波战争期间从斯巴达人手中接过领导权的雅典正是国际领域里合法的领导者，而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它却蜕变为了一个僭主。伯罗奔尼撒战争便是在这一蜕变过程中开始的，因为尽管雅典尽力避免破坏和约，但对外扩张的事实与内在的难以抑制的激情却使得战争无法避免。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不乏“霸权稳定论”这样主张在无政府状态中设立领导者的学说，也不乏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大国干涉为口号主张国家绝对的自主权和独立性的思想，但并没有很多学者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中“合法的领导者”与“僭主”之间的区别和转化。阅读修昔底德，或许可以从这方面给予我们一个新的视角。

作为一位古典作家，修昔底德没有现代人这样的“理论”观念，但正是他对世界的观察和记述方式，可能给现代理论的构建提供某些启发。国际关系理论从第二次“辩论”开始便日趋科学化、精确化，这当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但也产生了某些消极的作用。人们过于热衷地对世界进行简化，通过寻找原理、定律和构建模型的方式，试图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纳入人为设立的某些框架中，对“科学”和“科学方式”的坚持有时不免有异化之虞，即“科学”地建构理论本身成为了研究的目的，而失去了对世界尤其是作为世界主体的纷繁复杂的“人”的关怀和关注。当我们热切地企望用某些通则来解释、预测和规范国际关系的时候却可能忽视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偶然事件，也存在着我们所无法认识和控制的力量，我们有时在概念和模型的世界中过久地游荡，却可能忘记回到真实的世界本身，或者以我们所处的世界为标杆，而忘记“现在”作为历史的延续和未来的前导的位置。这样的问题，人们也许认为在美国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我感觉，即使在注重历史经验的英国学派身上也存在类似的表现。例如，怀特（Martin Wight）用“大国接二连三为争得对国家体系的控制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一句短语来概括从雅典到中世纪后期的法国到近代的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等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而布赞（Barry Buzan）和利特尔（Richard Little）则试图在薄薄的一册书中以“国际体系”为视角讲述6万年的世界历史，⁽⁴⁶⁾这些都未免不是过于宏大的努力。

在这样的理论构建思维背后，也许潜藏着的正是现代人对掌握自己社会和历史的野心。令人感叹的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者摩根索早在几十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以下的这段话是发人深省的：

一方面，（现代的）西方人自吞下知识果（apple of knowledge）后，就热切渴望着突破自身的局限、超越自我，渴望着成为像神灵一样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不能逃脱自我，永远注定要有所渴望而终不可得。他在无法满足的渴望和无法逃避的本性之间悬荡，经历着内心的愿望与实际境遇之间的落差，这是他个人的、完全属于凡人的悲剧。潜在的世界征服者的统治欲望（animus dominandi），神秘主义者与万物相通的愿望，唐璜对爱情的追求和浮士德对知识的寻求是人们表现这一悲剧的四种典型方式。⁽⁴⁷⁾

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有时岂非如浮士德，忘记了理论的灰色同生命之树的常青，忘记了自身在认知上的局限？而修昔底德的《战争史》却是一部特别的作品，它既强调历史事件的特殊性，无意像现代理论那样寻找出普遍的规律，又不像希罗多德的《战争史》那样，只局限于无法重复的为人津津乐道的传闻。⁽⁴⁸⁾修昔底德的目的是“寻找关于过去发生的事件的真相以及在人类历史上以后某刻再次出现相同或相似的事件时能知道真相”，他注重人类本性的恒久和历史现象的重复，以期人们在相似的事件到来时做好准备并作出正确的抉择，而不是想要通过抽象、概括的方式简化并控制社会和历史。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逊所指出的那样，修昔底德或许想要告诉我们，“要获得并教导真正的政治智慧，我们也许就必须摒弃这样一种观念：某个单一的理论或公式能够精确地预测人类的行为或解决人类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只不过是阐明了我们早已知道的一点：要赞颂自由意志，到头来的代价就是为我们无法简单地解释和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哀伤。”⁽⁴⁹⁾

当然，我并不是认为，修昔底德的观念一定比现代的理论高明，而是期望在现代理论的构建中可以融合进传统的认识方式。研究人类社会不妨比喻为探索山林。现代理论的构建便如同绘制地图：地图是简化而精确的，正如理论的科学性，地图又是可以分门别类的，如矿藏、旅游、交通图，正如现代学术可以分成各个学科；修昔底德的著作则如同对登顶远望而描绘实景，虽不精确却更真切，虽因立足点的差异而远近高低各不同，却能直观地纪录具体而微的细节，虽缺乏科学的简洁，却多了思想的美感。对于想要认识山林的人来说，两者都是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是否能在为人们展现“地图”的同时，又留下“游记”，将两种方式结合在自己研究中？⁽⁵⁰⁾

前面已经提到，在国际关系学界对修昔底德的已有研究中，相对来说“破”易而“立”难。本书的研究也不免出现这样的问题，即对“误读”修昔底德的批判和对修昔底德思想的解释较为容易，但如何将修昔底德的思想借鉴、应用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思考还远非完善。要以一定的历史背景中所产生的经典思想来丰富自己对于现实的思考，这不仅需要对经典的深刻掌握，也需要对现实的深入洞察，无论哪一项任务，都将是相当深远的工作。

【注释】

(1)《战争史》，I.22。

(2)这里的“修辞学”是古代意义上的，具有哲学和政治内涵，与现代意义上纯粹文字方面的修辞学不同。如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首句：“修辞学是论辩术（辩证法）的对应物（同质异形之物）（ἡ ῥητορική ἐστιν ἀντίστροφος τῇ διαλεκτικῇ）”。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页。

(3)关于这一逸事的真实性，人们还无法确定，但它的影响相当广泛。如参见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C.F.Smit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9，p.xi；［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译序第2页。

(4)该惯例起源于希罗多德，对稍晚于他的修昔底德而言，这可能尚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或者修昔底德并不仅仅因为遵照前人的做法而这么书写。参见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ume 1，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p.4。

(5)关于这两种生活的关系，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7—308页（1178a）。

(6)《战争史》，III.83。

(7)当然，在国际关系学者中，研究《战争史》的是少数，其余的那些学者很可能对《战争史》的作用抱怀疑态度。

(8)A.E.Zimmern，“Political Thought，”in R.W.Livingstone ed.，The Legacy of Gree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1，pp.325—7. 转引自Polly Low，Interstate Relations in Classical Gree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7。

(9)Ibid.由于未能见到齐默恩的原始文献，这里不能作出更多的分析。

(10)David A.Welch，“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Should Stop Reading Thucydid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9，2003，pp.317—8.

(11)Ibid.，p.317.

(12)Raymond Aron，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Paris：Calmann-Lévy，1984，p.156；Michael Doyle，“Thucydides：A Realist？”in Hegemonic Rivalry：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pp.169—188.

(13)［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14)Martin Wight，Systems of States，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23.

(15) 《战争史》，I.23。

(16)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17)《联合国宪章》序言中文版，参见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 aboutun/charter/preamble.htm。

(18)Robert Gilpin，“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8，No.2，Spring 1984，p.290.

(19)《战争史》，I.1。

(20)关于城邦体系与主权国家体系的比较，可参见拙作：《为什么没有古代的多边主义》，载于潘忠岐主编：《多边治理与国际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7页；进一步的研究可参见Paris Arnopoulos，Exopolitics：Polis-Ethnos-Cosmos，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1999，Chapter 4—6； Polly Low，Interstate Relations in Classical Greece，Chapter 2—6。

(21)如参见［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2、245页；［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1页。

(22)Robert Gilpin，“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p.293；Stanley Barney Smith，“The Economic Motive in Thucydides，”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1940。

(23)［英］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28页。

(24)［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11—12页。

(25)Laurie M.Johnson，Thucydides，Hobbes，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Illinois：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3，Introduction，xii.

(26)如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27)例如，伊朗宪法中规定，伊朗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伊斯兰标准……和对世界被压迫者无条件支持的基础上”（总则第3条第15款）。关于美国新保守主义激情的分析参见洪涛：《“历史终结论”与新保守主义的“激情”》，载任晓、沈丁立主编：《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5—77页。

(28) 《战争史》，I.15。

(29)同上，I.118。

(30)如参见Richard Ned Lebow and Robert Kelly，“Thucydides and Hegemony：Athens and the United Stat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2001，pp.593—609； Daniel Garst，“Thucydides and Neorealism，”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Mar. 1989，p.25.

(31)如参见Michael Palmer，“Machiavellian virtù and Thucydidean aretē，”Review of Politics，Summer 1989，p.381.

(32)《战争史》，VIII.96。

(33)Edward Hallett 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New York：Harper ＆Row，1964，pp.132—45.

(34)参见［英］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第11至13章。

(35)如米洛斯对话中，雅典使者仍强调所有人都“会统治他们力量所及的任何地方”，“力量所及”相较于现代理论中以权力为国家根本目标的观点，显然不那么“现实主义”，却更为现实。

(36)W.Julian Korab-Karpowicz，“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Can Benefit by Reading Thucydides，”The Monist，No.2 2006，p.242.

(37)参见Martin Ostwald，Ananke in Thucydides，Atlanta，Georgia：Scholars Press，1988，p.38。

(38)参见Richard Ned Lebow，“Thucydides the Constructivist，”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Sep.2001，pp.553—4.

(39)关于这一术语的解释，可参见信强：《“无政府状态”证义》，《欧洲研究》，2004年第3期。

(40)［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41)［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4页。

(42) Bruce Russett，“Thucydides，Ancient Greece，and the Democratic Peace，”Journal of Military Ethics，Vol.5，No.4，2006，p.255.

(43)《战争史》，I.23。

(44)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M.Parshley)，New York：Bantam Books，1961，pp.xxii，xxiii.

(4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6、178、221—222页。

(46)［美］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章；［美］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7)Hans J.Morgenthau，Science：Servant or Master？ 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72，p.9.

(48)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诗（悲剧）比历史更有价值，所举例的便是希罗多德的《战争史》。［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1451b）。

(49)Laurie M.Johnson Bagby，“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Winter 1994，p.153.

(50)有趣的是，笔者在课堂上讲授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科学”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最佳代表）时曾引用到这一比喻，并更为具体地用英国画家透纳（J.M.W.Turner）的描绘威尼斯的一幅画作与一张威尼斯地图作对比；而在近期，笔者偶然读到了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西尔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的一篇文章，她以现代画家汤布里（Cy Towmbley）对透纳画作的简化抽象为例来说明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这一巧合无疑反映了学术上的“道不孤”。参见Christine Sylvester，“Art，Abstraction，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illennium，Vol.30(3) 2001，pp.53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