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中华经典思想

第二节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中华经典思想

西方学者在研究国际关系和构建理论时，十分注意从自己的精神家园——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思想、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汲取思想养分。尽管并不是每位学者都阅读过修昔底德的著作，但至少相当多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性书籍会提到他的名字；尽管研究者在对修昔底德思想进行解释和应用中不免会出现各种错误，但至少他们期望将自己的学说建立在深厚的思想传统上。那么中国的学者能否也可以从中国的思想经典中寻求启发？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我以为这项工作的确是兼具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的。

从现实角度而言，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发展的独立大国，需要有自己观察和解释世界的独特视角。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之初，大量参考了西方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学，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则始于对西方理论的引入。这一不同情境当然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一方面中国学者已能几乎同步了解西方理论的发展动态，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提出一种自己的理论似乎是势在必行的。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些局部的方面有所创见，而仍然不能突破西方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和基本假设，那么无异于将自己的思维建立在西方的根基上。如果在观察和解释世界时都没有“自我”的视角，那么我们又如何反观自身，确立起国家的自我之基？

从学术角度而言，我们也许不必刻意追求“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这样的概念，毕竟学术思想的创新不仅属于某个国家和民族，也属于全世界、属于人类全体，强求“特色”，反而可能使我们作出不恰当的强调和选择，甚至先验地确立“中国”与“西方”思想的对立，从而走上歧途。不过作为中国学者，即使不存在与国外理论家一争短长之心，至少也有天然的优势可以将中华文明中的经典思想融合到当代国际理论中。世界上的各个文明都是平等的，经典则为这些文明确立了核心的思想传统——借用金岳霖先生的说法，即各文化区的“中坚思想”⁽¹⁹⁾。随着文明的交融碰撞，这些经典思想之间的交流早已开始，那么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我们若能引入这样的思想交流，对理论的发展无疑可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在近几年已有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关注。但总体而言，我们目前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仍是不相称的。

本节将试图从西方的经典转向中国的经典，利用研究前者时所获得的某些心得，对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汲取中华经典思想这一问题作出简要的整理和思考。

鲜有人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已有一些学者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经典，并获得相当高的学术成就。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留学法国的法学家徐传保，他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国际公法与古代中国》曾在巴黎出版了一部分，其上卷“曰‘思想’（Les Idées），先秦诸哲关于国际关系之名学说属之”。⁽²⁰⁾类似的著作还有徐传保的《先秦国际法之遗迹》和洪钧培的《春秋国际公法》等，⁽²¹⁾书中也自然涉及先秦时期的诸侯国外交政策和思想。当时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仍以国际法的研究为主流，因此中国学者的研究不仅和西方学者同处学术前沿，而且也适应了当时中国外交的需要。既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就在西方国家出版了研究“先秦诸哲关于国际关系之名学说”的著作，那么我们今天探讨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国际关系理论养分的问题便并非惊人之举，而前人的努力也可以激励当代的学者进一步尝试和推进这一工作。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将传统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方面的所进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面。首先是提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借鉴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如有研究者指出，“挖掘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途径之一；“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中国学术界创建中国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²²⁾一些学者还进一步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元素表现了特别的兴趣，提出了某种研究纲领或方向，如认为“儒家文化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实践”是“我们需要认真总结的集体经历和汲取营养的源泉”，它的实质是“差序秩序”，天下观“无所谓内外，所以不是无政府体系”，其体系特征也不同于霍布斯、洛克、康德文化中的任何一种；维持差序体系的是礼制原则，其根本在道德，“这是与西方近300年来国际秩序主导观念尤其是现实主义秩序观的一个根本的不同，也是与西方自启蒙以来以工具理性为认识论基础的科学哲学理念的根本不同”。⁽²³⁾

其次是以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为基础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这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经典的整理和评注，例如阎学通、徐进编写的《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一书既包含了先秦诸子书，又包括除此之外的其他先秦典籍。编者区分了内政思想和国际政治思想、军事战略与政治思想，从中选取与国际政治有关的篇章编纂在一起，并在原文之外还提供了导读、译文、思考题和警句等部分。⁽²⁴⁾二是对某一位思想家或某一种思想传统进行研究，如有学者将传统战略文化按荀子的“王道、霸道、强道”的三分法分为“务实王道、纯粹王道及霸道”三种，认为“由荀子开创并以汉、唐、清三朝为代表的务实王道才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与主流”。⁽²⁵⁾三是对某一时期的各种思想进行综合考察，如有学者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进行了考察，将其分为以管子为代表的霸权学派、以孔孟为代表的仁义学派、以老庄为代表的自然学派、以文仲和范蠡为代表的超限制学派、以苏秦和张仪为代表的谋略学派和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权力学派等，认为这些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外交思想“与近代西方外交理论的许多思想内核是如此地契合”。⁽²⁶⁾

最后是以传统思想为基础，提出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思想或世界理论。如有学者从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出发，提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高远的目标，即“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²⁷⁾

不过，目前中国学者似乎对传统的外交思想和战略思想更感兴趣，而较少像西方学者一样，从经典中寻找对无政府状态、人性等国际关系理论核心问题的支撑。有些学者虽然从理论的高度研究经典，但也多以西方的分析视角来审视传统思想，这样的方法虽然有利于传统思想与现代理论的对接，也有助于国际学术界理解和认可中国经典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但其不足之处是以现代西方思维方法为基石，失去了中国思想自己的内生的解释力。一些哲学家则以中学为体创造了观察世界的新体系，但却可能因为缺少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而难以与现有的理论对接和对话。

当前国际关系学者在阅读中国经典时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许是如何在经典思想中寻找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之处，并在这种差异性中思考国际关系研究在视角和思维上的突破。

上一章关于修昔底德的启示的研究，已经提出，修昔底德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相通之处是后者可以获得启发的前提或平台，而两者的相异之处则是这种启发得以产生的关键。与此相同，中国的传统思想当然首先要和国际关系理论可以通约，如果双方截然不同，那么国际关系学者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经典中获得启发；但如果只关注相同的一面，甚至只是用现代的理论来剪裁经典，那么至多只能用传统思想来证明已有理论的正确性——很多西方学者对修昔底德的引用就是这样。真正能拓展我们思维的则是两者的差异所在。

现在的问题是，研究者们在挖掘中国思想的特异性时，有时只是简单地将它们与某些主流的或流传最广的国际关系学说相比较，他们所重视的“新”、“异”也许并不透彻，甚至可能是西方人并不陌生的，这样中国思想的价值就自然会受到削弱。

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注意总结中国经典思想与当代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例如，当中国学者引用传统的“天下观”时，经常将它与主流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假说相比较。但众所周知，在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初期，那些或许被错误地统称为“理想主义者”的思想家，就已经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克服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这样的理论思维在冷战后进一步得到了复兴，如有些学者主张在国家体系的框架内实现“没有政府的治理”，有些学者则认为“世界国家是必然的”。⁽²⁸⁾中国传统思想在同一主题上，能够给我们的研究提供怎样不同的思考角度？⁽²⁹⁾

另一方面，也应当注意研究中国经典思想与西方经典思想的不同。例如，中国学者在论述“天下观”时，往往会将它与整个西方政治哲学观念相对立，认为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思维，⁽³⁰⁾然而，从古希腊的第欧根尼以及斯多亚派哲学家以降，西方就存在着“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或“世界公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学者和政治家提倡在差异基础上的“和”，认为这可以是传统文化精神对世界的贡献，然而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也同样主张在差异前提下的“和谐”；中国人讲究“执两用中”的“中庸”，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说法。那么中西思想的差异又在哪里？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国际关系学者不仅应当对中国的经典有深入的了解，也需要对西方的经典和西方国际理论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只有在比较的基础上才能发现中国经典思想的真正独特之处，也才能从中找到推动国际关系思想变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