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是否存在有利于合作的基本观念

三、古希腊是否存在有利于合作的基本观念？

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人们普遍信奉通过理性方式来解决问题，尤其是和平问题，这是在安全和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合作的思想基础。对人类理性的信任实质上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代思想的重要特征，不论是格劳修斯、康德还是霍布斯，都在个体具有私利和欲求的前提下论述人的理性和社会性，并提出构成集体、实现和平的具体主张。在国际关系学界，尽管对合作问题，特别是多边主义合作问题存在着多种解释模式，但个体欲望和理性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学者关注的主题。⁽³⁴⁾

但在古希腊社会，这种基本观念显得较为薄弱。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人完全是非理性的，对合作与和平毫无兴趣，而是说明，在古希腊的城邦体系中，除了理性和欲望，还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的力量——希腊文称之为“thumos”，中文译为“激情、血性、勇气”等。这是政治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里除了理性和欲望，还存在着激情，正如城邦中除了统治者和生意人，还应当具有武士，“个人的勇敢和国家的勇敢是同一勇敢”。在柏拉图的观念中，“似乎武士或卫士的技能远优于其他技能”，卫士与爱智慧（哲学）的动物——狗具有相同的天赋才能，而狗的爱智慧则表现在它能区分敌友。⁽³⁵⁾虽然柏拉图认为在理想的城邦中，理性应当主导激情和欲望，但他非常强调代表激情的武士所具有的意义。

希腊人十分注重竞赛，这是激情得以释放和表达的途径。他们很早就开始举行各种“agōn”（赛会），在赛会上所竞争的不仅是体育，还有戏剧、演讲、音乐等。人们认为，通过各种竞赛，人的自然禀赋可以得到提高。在竞赛中追求“aristos”（最好、最优），⁽³⁶⁾是希腊人极为重视的，竞赛的获胜者，尤其是体育竞赛的冠军，会得到整个城邦甚至希腊世界的尊重。在国际关系中，人们也常常将战争视为体现禀赋、追求优秀的方式，而不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争就是城邦间的体育竞赛。这种激情，在近代国际关系中体现得非常薄弱，⁽³⁷⁾而在希腊城邦关系中，激情——争斗的激情——往往超越理性和欲望，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可。因此，在古希腊城邦时代，一方面，战争本身往往并不是以消灭对手为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和平的愿望因此也并不强烈。

城邦之间的战争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首先，城邦要去（通常是全希腊的）宗教中心求得神谕，再决定战争是否可行；然后，要进行献祭并决定出征名单。战争的日期也要和宗教有关。战斗的地点一般是平原，在战斗开始前，双方同样要进行献祭，并由将军向自己的军队发表演说。双方接触后，军队的主力——重装步兵依靠密集的队形互相挤压，直至一方溃散。胜利者的追击一般不会维持太久，他们要火化阵亡者，进行献祭，还要在战场上建立纪念碑。失败者的尸体通常都被送回，俘虏也会被赎回，很少被卖为奴隶。⁽³⁸⁾

城邦战争的两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它有着严格的程序，与宗教仪式有密切的关系。著名历史学家科纳（W.R.Connor）认为，古希腊战争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形式，与献祭仪式是一致的。⁽³⁹⁾而希腊人的体育赛会也同样是宗教性的。其次，战争是体现个人和城邦的勇力和精神的方式。在战斗中有很多“竞赛规则”，如只以重装步兵为主力，而较少依靠更具有灵活性的轻装步兵和骑兵，对战略战术并不重视，袭击、伏击等方式更被认为不够体面。在战争结束后，胜利一方很少将俘虏卖为奴隶，也极少占领对方的城邦，失败一方至多只是失去一些外围土地，主要的农业区域仍然可以保留，“在希腊人之间，通常只有边界冲突，没有以征服对方为宗旨的远征”。⁽⁴⁰⁾

虽然战争的起因与利益、荣誉等因素不无关系，但从作用和形式上来说，它是一种和体育竞赛一样的表现激情的宗教仪式。正因为这样，古希腊人对和平的愿望并不强烈，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都和战争有关。《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最早描写了希腊人的战争，其中体现了对英雄的勇武的崇敬。有学者还指出，“公元前5至4世纪，希腊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都与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⁴¹⁾例如，修昔底德曾说，他的著作是要让研究者“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但他之所以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不是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要找出引起战争的一般原因，而是因为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不同，它“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从来没有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蹂躏……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对于其他战争，甚至“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希波战争，他并没有记叙，因为在这些战争中，希腊人之间“没有以征服对方为宗旨的远征”。⁽⁴²⁾这意味着，修昔底德对战争并不是一概反对，他只是反对超越了战争的传统形式——类似于激情式的体育竞技——而以消灭对方的军队和城邦为目的战争。虽然对于古希腊战争是否频繁、古希腊人是否好战这一点，历史学家还存在争论，⁽⁴³⁾但可以确定的是，古希腊城邦时代的人们没有像现代人那样热衷于阻止战争，寻求实现永久和平的方式。

古希腊人的这种观念是特殊的，它既不同于温特（Alexander Wendt）所描述的互相具有敌意的高死亡率的“霍布斯文化”，又不同于以主权为基础的竞争性的“洛克文化”。⁽⁴⁴⁾在希腊城邦体系的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为止，此后，希腊城邦体系在马其顿崛起和罗马侵略的条件下逐渐消亡）中，城邦之间的斗争不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决战，而是释放激情、展示勇力的方式，受到“竞赛规则”的制约。当然，古希腊社会存在着共同的（泛希腊的）宗教，但这并不应被看作一种有利于合作的共同观念，如前所述，战争这种体现激情的方式，正和体育竞赛一样，与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希腊人来说，通过理性寻求和平与合作的观念从未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同时，我们也难以找到其他有利于合作的基本观念。在这一条件缺乏的前提下，要产生“普遍化行动原则”从而发展出多边主义的合作方式或其雏形，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在希腊历史上，各个城邦之间订立了很多双边和多边条约，但这些条约的性质大多仅是临时性的停战协议或战争同盟，而无法产生与现代社会近似的多边合作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