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是否存在主导多边合作的大国

四、古希腊是否存在主导多边合作的大国？

如果说主权国家体系是国际社会实现多边主义的结构条件，有利于合作的共同观念是产生多边主义的思想条件，那么大国的主导则是多边主义在实践中得以推行的重要保证。大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的物质性力量使之有能力提供起多边主义在物质方面所需的支持，大国的软实力——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使其所推动的多边合作中的各项模式和规范更易被接受和仿效，同时，大国的主导使得参与多边合作的国家对合作的稳定性更有信心，从而产生对“扩散的互惠性”的预期。从近代历史来看，多边主义往往——虽然并非在所有情况下——是大国主导的产物。

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在物质和观念两方面都有能力主导多边合作（如波斯帝国虽然具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但在观念方面，由于它同希腊城邦之间的相互敌视，不可能被接受为多边合作的领导者）的大国，是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但在历史上，这两个城邦并没有推动过多边主义或类似于多边主义的合作方式，这不仅是由于城邦体系在结构和观念两方面都缺少多边主义产生的条件，还因为这两个城邦各自的内部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国家性格和观念，使他们无法产生推动多边合作的意愿。

在希波战争中，雅典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战争结束后，雅典不仅在物质上具有突出的力量，而且有着希腊其他城邦难以达到的威望。据修昔底德记载，雅典所成立的提洛同盟一开始来自于希波战争中的希腊各邦同盟，由独立的城邦组成，目的在于进攻波斯。同盟要求其成员提供贡金、舰船和人员，由于贡金过重而引发了多次叛乱，随后通过战争，雅典逐渐剥夺了同盟者的独立。关于雅典是否发展为“帝国”，史学界仍有争论。从同盟的活动来看，“有些是攻击波斯人的，有些是打击反叛的同盟者的，有些是对付伯罗奔尼撒诸邦的”，这意味着，它是在雅典绝对控制下以战争为核心的军事同盟。⁽⁴⁵⁾这种控制（arkhē）超越了霸权（hēgemonia）的范畴——鲁杰认为，多边主义也可以是霸权国家所运用的一种方式，对美国来说就是如此⁽⁴⁶⁾——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霸权仍是具有“合法性”的领导权。⁽⁴⁷⁾

雅典的内部民主虽然常被视为西方民主的起源，但这并没有转化成雅典在国际层面的民主和多边主义行为。首先，雅典的民主和现代西方意义的民主是不同的，前者以“集体的自由”或政治上的自由为核心，后者则建立在具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上。⁽⁴⁸⁾其次，正因为如此，民主对于雅典人来说只是城邦内部的事务，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希腊人的政治生活从定义上来讲并不超出城邦范围，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称之为外交事务的领域，他们看来并不认为暴力需要正当性的证明”。⁽⁴⁹⁾

雅典人尤其将城邦的强大和霸权作为最重要的事务。伯里克利对雅典人说，“帝国对于你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共同源泉”；科林斯人认为，对雅典人来说，“和平而安宁的生活比之艰苦的攻城拔寨是更大的不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人甚至还声称，与其他城邦保持友好关系，“那是我们软弱的证据”，而别的城邦对自己的仇视，“则被认为是我们强大的证明”。⁽⁵⁰⁾在这种条件下，雅典不可能具有意愿来主导以平等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多边主义。

斯巴达在城邦个性上则往往被视为雅典的反例。修昔底德不仅自己将斯巴达人称作“行动迟缓，保守怠惰”，还多次借雅典人、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之口对雅典人的冒险精神和斯巴达人的审慎态度进行比较。总体来说，斯巴达人行动迟缓，缺乏自信和进取精神，并且非常不愿远离家乡。⁽⁵¹⁾他们注重的是自己所在的拉栖第梦地区的安全，而很少寻求在希腊的霸权。古代的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认为，斯巴达由莱库古时期传下的法则，使斯巴达人能够很好地在本地区确保自身的安全和自由，但不利于他们寻求对整个希腊世界的控制。⁽⁵²⁾事实上，在希波战争后期，斯巴达国王波桑尼阿斯由于在担任希腊同盟总司令时横蛮粗暴——“更像是在模仿专制君主，而不是一位将军的态度”——受到控告而被召回，斯巴达人于是担心将军们到了国外以后同样生活堕落，就放弃了对希腊同盟的领导权。⁽⁵³⁾斯巴达人不愿在希腊承担领导权的谨慎个性，有着复杂的原因，⁽⁵⁴⁾但无疑，这种性格使他们不可能在全希腊范围内推动多边主义。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所领导的同盟也与现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有很大的区别，虽然斯巴达人“不要求其同盟者缴纳贡金”，而且“每个城邦都有平等的一票表决权”，但却“通过在这些国家建立寡头政治以确保他们为拉栖第梦的利益效力”。⁽⁵⁵⁾因此，这样的同盟并不是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契约性的共同体。从其性质来看，这也是以战争为目的或中心的同盟——希腊历史上的同盟一般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因此，不论在希腊内部还是在伯罗奔尼撒，斯巴达都没有也不愿承担起主导多边主义的责任。

在希腊城邦体系衰落的过程中，马其顿曾一度成为全希腊的霸主。然而它一直是希腊城邦体系边缘的国家。尽管与希腊城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如前所述，它并没有被真正接纳为希腊世界的成员。即便是赞成马其顿领导的政治家，如伊索克拉底，其目的也只是要和马其顿结成军事同盟进攻波斯。更为重要的是，最终灭亡波斯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逐渐采取了东方帝王式的礼仪，以帝国方式来进行统治。马其顿并不是希腊文明中的真正成员，也无法遵守和维持希腊世界的基本规范，因此它从本质上来说就不具备推动多边主义的条件。

从希腊历史来看，在城邦时代（古典时期），虽然有雅典和斯巴达这样两个在物质和观念上都具备领导希腊的力量的城邦，但无论哪一个，都没有成为多边主义的主导者。这不仅同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也和它们各自的内部社会因素密切相关。而希腊世界边缘的波斯帝国和后期的马其顿，则根本没有融入希腊世界的共同规范，不可能推动希腊城邦间形成多边主义。

缺乏主导作用的大国，也就使得多边主义在实践中缺少了重要的现实保证。历史上，霸权国家有意愿推动多边主义的例子并不常见，即使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也“有很多反例说明，霸主间并不愿意利用制度形式去组织国际体系”。⁽⁵⁶⁾雅典和斯巴达的事例表明，霸权国家是否愿意主导多边主义，这不仅与国际体系的观念和物质结构相关，也和霸权国家的内部因素及其个性有关。对于现代霸权国家历史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⁵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