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江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20世纪浸会华人高等教育事业的历史变迁
在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上，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基督教高等教育曾是造就高素质的华人基督教社群、以基督教信仰造福华人社会的重要途径。本文拟通过考察沪江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这两所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基督教高等学府，从浸会这个具体的基督教新教宗派的角度，略窥基督教高等教育在20世纪华人社会风云变幻的环境中实践其使命的历史轨迹。
一 从美国事业到中国事业
和基督教本身在华传播的经历相似，在华的基督教高等教育长期处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西方事业与中国事业之间的地位，在两个世界充满冲突的边界上曲折地演变发展。20世纪浸会华人基督教高等教育发展史，便是这种曲折历程的典型写照。
1906年，美国南北浸会在上海东北郊外的浦江之滨联合开办了沪江大学，[1]“以满足我们中国基督徒子女的教育要求”。[2]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这所新办的大学和当时其他教会大学一样，是拥有不平等条约特权的西方在华差会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南北浸会的协议规定：“这所学校的土地、建筑和设备费用由两会平均分担，产业归其共同所有”；两会均摊学校的日常经费并提供传教士教师，学校的董事会由南浸华中差会和北浸华东差会各派出五人组成。[3]最初无论校长还是教授，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传教士。[4]
于是，沪江最初是一所设在中国的美国教派大学，于1909年开办美国式的四年制本科。1917年，学校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注册，成为美国的法人。为此，学校在美成立由两个差会总部各派三人组成的董事会，原来在上海的董事会则改称理事会。
然而，既然学校办在中国，把华人完全排斥在决策层外是行不通的。1911年，董景安被选为首名华人教授，并于1915年被任命为副校长。同时，由北浸会提议，1912年起在上海的董事会及后来的理事会中增设华人董、理事。至1918年，华人理事达到五名。但华人在学校的决策和管理中仅起辅助作用。
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教会大学的外国属性受到收回教育权运动和大革命的冲击，这些学校都处于一个是否实现“中国化”的十字路口。在沪江，校长魏馥兰是中国化的积极倡导者，认为“今日基督教学校所以未得华人的真正扶助，实因此种学校乃完全为外国人的学校”。[5]但沪江校方谋求中国政府承认的努力却遇到差会内部不少传教士的反对。出于对中国政府有关教会学校宗教限制规定的不满，南浸华中差会甚至一度决议要退出沪江的办学。[6]
浸会一贯自下而上的独立自主传统使沪江在尚未获得差会批准的情况下便自行改组，于1927年4月将理事会改为华人理事占多数，[7]并于1928年2月聘请年仅31岁的刘湛恩就任首任华人校长。[8]刘湛恩的杰出领导才能终于软化了美国差会方面的反对态度，[9]使沪江大学得以在1929年3月向国民政府正式注册立案，成为首批立案的教会大学之一。
立案后的沪江是一种中美复合体制。一方面，通过校产租赁协议，由符合国民政府规定的中国校董会向美国董事会租赁校产，[10]取得学校的经营管理权，这样学校便作为一所中国的“私立”大学进入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校所颁的学位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浸会仍是学校的所有者，原来的美国董事会改称设立人会，代表两会监督学校的办学，并且两会仍每年向学校提供办学经费和传教士教师。[11]
这一体制转换在当时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使沪江跨越了国家民族间的障碍，在20世纪30年代翻开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刘湛恩后来回顾说：“从那以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非常令人满意，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立案有助于使公众了解基督教教育的真正目的。这所大学不再被视为一所‘进行文化侵略的洋学堂’，而被认为是一所为培养中国青年而办的私立教会学校。”[12]作为中国化的结果，华人逐渐成为办学的主角，不仅校长，而且各学院的院长以及大多数的系主任都改由华人担任，同时“大学师资因增加了高质量的华人教师而得到了强化”，但学校仍强调“传教士教师永远有其一席之地，虽然他们的工作有必要不时作些调整”。刘湛恩声称：“事实上，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摆脱了烦琐的日常行政事务，他们便能够更有效地从事他们主要感兴趣的宗教和教育工作。”[13]在经费方面，学校也开始得到华人的支持，其中最大的一项便是从上海商界获得5万元捐款，得以在上海外滩开办城中区商学院。[14]国民政府也从1935年起给沪江少量的资助，尽管一贯奉行自由教会原则的南浸会对于接受政府资助持反对态度，但沪江校方最后仍决定在政府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接受资助。[15]
抗战全面爆发后，这种中美复合体制便面临新的考验。“八·一三”事变后，沪江被迫撤至成为“孤岛”的租界，校长刘湛恩因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而遭日伪刺杀。在选任新校长问题上，有不少人鉴于战时的环境，建议选一位传教士，恢复美国化。[16]但经校董会权衡后，认为仍应选一位华人校长，保持原有体制，于是将原教务长樊正康任命为校务长，后又任命为校长，同时又成立一个由传教士组成的校政会（Administrative Commission），以便“与任何政府当局处理校董会不便直接处理的事情”。[17]这一措施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沪江宣布停办。此后，在沪的沪江师生由校友会出面利用现存的校产成立沪江书院，靠自己的力量“保存火种”[18]。而陪都重庆的沪大校友会则与东吴法学院成立联合法商学院，此举虽得到美国设立人会的认可，但学校的开办经费却来自国民政府的四行两局，并且办学“按照自养的原则来设计”，没有用美国差会的钱。[19]
抗战胜利后，沪江宣布恢复，并选了曾在重庆办联合法商学院时取得突出成绩的凌宪扬出任校长。然而，尽管凌宪扬精明强干，但沪江的中美复合体制并不能摆脱战后国共冲突的漩涡。凌宪扬不得不为应付一次次的反美学潮而绞尽脑汁，而他对学潮的强硬态度以及他与国民党政界的密切关系，后来便成为他的“反革命”罪证。[20]1949年政权更替后，凌被起来革命的师生逐走，校内的传教士们也在日益敌视的氛围下逐渐撤离。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校董会也停止了活动，沪江成为由人民政府津贴的学校。[21]而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沪江也和其他教会大学一样，结束了它的历史。与此同时，在取消宗派的大陆基督教界，浸会也不再独立存在。
在大陆政权更替的过程中，不少浸会的信徒和教会领袖来到港澳，“于是港澳的浸会工作继承了不少百余年来浸会在华工作的力量”。[22]香港浸会书局成为原先中华浸会书局的继续，港澳的培正和培道中学则继承了它们早年在广州的事业。而就在上海的沪江大学行将结束的时候，香港浸信会联会通过了一个筹备成立一所浸会大学的决议。[23]值得注意的是，在筹备这所大学的委员会中，有一位成员是已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之子刘光升，“此人的影响可见于他在幕后帮助了会长与传教士、基督徒领袖以及其他可帮助开办这所学院的人接触”。[24]这里既是一段子承父业的佳话，也象征了这所新的大学与早年沪江的渊源关系。[25]
1956年，香港浸会学院借培正中学的校舍开办。学院最初也同样是中美复合体制。美国南浸会同意提供学院的开办费并每年资助学院的日常经费，但以学院从华人教会募得一定捐助为条件，而且学院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为传教士，并以一名传教士出任副校长。[26]于是，学院的首任校长由培正中学校长林子丰出任，南浸会传教士晏务理出任副校长，校董会成员中美国传教士占三分之一。[27]
学院的美国背景有助于它在成立之初打开局面。尽管学院最初并未被港府正式承认，但它却能以与美国贝勒大学等浸会高等学府联系承认其学历为号召，[28]并于1957至1959年间先后与美国俄克拉何马浸会大学、贝勒大学等订立合作计划，使学生可向这些大学转学或毕业后深造。[29]学院最初的建设费主要来自美国，据统计，1956至1960年的120多万建设基金中，63％和20％来自美国南浸会和美国个人，9％和8％来自香港本地和东南亚地区。[30]1966年，主要依靠来自美国的捐助，学院在九龙塘狮子山麓建起了它的第一幢校舍。
然而，要使学院在本土扎根，学院就必须“香港化”。随着1959年崇基、新亚、联合三学院联合后得到港府的全面资助，并最终于1963年组建香港中文大学，处于不利境地的浸会学院便更需争取香港本地的支持。于是在1961年通过的新组织章程中，校董会18名董事改为全部由香港浸联会任命，不再明确规定差会的份额；并且校董会经浸联会同意，得增设6名额外董事，可由非浸会人士充任。[31]学院在1962年制订的一份永久性筹款计划则强调要“纠正香港一般社会人士对浸会学院的错觉，以为浸会学院是由美国教会出资所办，经费富裕”。[32]在经历了1967年的政治动荡后，学院于1970年由港府教育司署“核准注册为本港第一间不牟利之合法大专学院”。[33]同年晏务理回国，学院任命了谢志伟、陈彦民为副校长。这样，学院早先的中美复合体制便无形中化解了。
1971年，校长林子丰逝世，谢志伟继任浸会学院校长。年仅36岁的谢志伟跨上浸会学院这匹“独脚马”后，[34]面临的两大难题便是如何为学院争得高等学府的名分和扩充办学的经费。由于港府对于私立专上学院的漠视，浸会学院不得不通过国际评审来迂回地证明自己的大学资格。1972年，东南亚高等教育协会经评审后接纳学院入会，使之“成为该协会第一所不发学士学位而取得正式会员资格的学术机构”；国际教育协会也在视察学院后于1973年发表了证明学院学术水平的报告。[35]然而，要使学院保持一所现代大学的水准，必须有充裕的经费，这便超出了浸会的能力。为摆脱经济困境，学院不得不寻求港英当局的资助，[36]其代价则是学院不得不改变自己原来美国式的四年大学制。1979年，学院开始得到港府的资助，其学制改为通称为“二二一”制的两年初级大学课程、两年专上文凭课程和一年荣誉文凭课程。尽管此制被人斥为“将学制切割得支离破碎”，但却是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私立高校与港府法定条件差距的“一个暂时妥协的解决办法”。[37]
1981年，通过英国国家学历颁授议会的评审，“好像是魔术棒变出来的好戏”，港府决定进一步扩大对浸会学院的资助，并在立法局草拟法案提升学院的地位。[38]学院于1982年将学制再次改为向颁授学位过渡的“二三”制，即两年初级大学课程和三年荣誉文凭课程。1983年，学院被纳入港府“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得到全面的政府资助。同年港府颁布《香港浸会学院条例》，浸会学院成为一所和香港其他大学一样管理独立的高等学府，拥有了颁授学位的权利。1986年学院终于首次开设了学士学位课程。而在条例颁布的同时，学院也开始转变其教会学府的性质。根据条例，和香港其他大学一样，港督成为学院的校监。学院的校董会由40名董事组成，全部由港督委任。然而，学院与浸会的关系受到了港府的尊重，“新成立的校董会及校务议会，有港督委任的社会人士参加，惟浸联会在校政决策架构中所拥有的法定席位不变。浸联会举荐之十八位成员全部被委任为校董，林思显博士和张彬彬先生（按：即浸联会高等教育部正副主席。）另分别被港督独立委任为校董会正副主席，使浸联会席位增至二十人”。[39]
1994年11月16日，港府立法局通过了修订条例，经历了38年沧桑的浸会学院终于被正名为大学。这一时刻对于20余年来“在逆境中挣扎求上进”的校长谢志伟来说，“那种感觉是难以形容的”。[40]而此时的浸大已是一座拥有6个学院、24个系、5个研究所或中心、284名教师、4 569名学生，能够颁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著名高等学府。[41]随着条例的修订，学校的决策结构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原来的校董会（Board of Governors）改名为谘议会（Court），作为学校的最高谘议机构，其中有8名成员由浸联会提名委任。而作为最高行政决策机构的校董会（Council）由33人组成，其中浸联会提名委任者为3名，学校自身成员则有15名（包括正副校长、各院院长、学生会会长及由校务议会和教职员选出的各2人）。[42]这样学校便成为一所高度自治的公办综合性大学，同时又继承了浸会的基督教教育传统。
随着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浸会大学也就完全成为一所中国的大学，标志着浸会的华人基督教高等教育事业从早先的美国事业向中国事业过渡的彻底完成。此时，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框架下，这所以“保持纯粹基督教之氛围，以供道德与灵性之陶冶，使学生了解基督教之生命哲学”为宗旨的大学，[43]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它在新的时代能否迎来新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在新时代中不断地证明其教育模式的价值。
二 教育模式的演变
20世纪的高等教育模式一直左右于两种取向，一种是从19世纪延续下来的博雅教育（libral education），强调文化的陶冶，以提高人的文化修养素质；另一种是20世纪崛起的专业或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认为教育必须向人提供一技之长以使之见用于社会。基督教高等教育以其对宇宙和生命的终极真理的强烈兴趣，在本质上倾向于博雅教育。但是，既然学校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那么教育也就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的现实需要。尤其对于浸会以人在俗世的价值来见证上帝恩宠的信仰来说，教育应当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成功创造条件。因此，从沪江大学到香港浸会大学的浸会华人基督教高等教育，反映了平衡这两种教育取向的探索过程。
沪江大学开办之初，根据美国教派大学的传统，实行的是博雅教育。首任校长柏高德就宣称：“它的首要目标是提供广泛的博雅教育，并且它相信这种教育是可以彻底基督教化的。”[44]作为这种教育取向的体现，同时也由于草创之初学校的规模狭小，学校最初设置的是通识课程，即“所有课程，皆系必修，更无所谓文理科之区别焉”，“以为学生在此毕业最低程度须有一种普通常识，对于各科应受同等门径，不偏不倚，无轻无重，所谓‘完整教育’是也”。[45]事实上，这种通识课程注重的是人文课程。在整个课程设置中，中英文和宗教哲学课程占63％，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只占21％和16％。[46]因此，这种教育模式虽然引进了西方的语言与科学文化知识，但其宗旨却与旨在造就文化精英阶层的中国传统儒学教育可谓异曲同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兴起，在华的传教士们也开始逐渐地转变自己的教育观念。在沪江，一位传教士教授梅佩礼指出，尽管基督教教育有其专门的目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以一种高效率来培养学生从事某种实际的工作，我们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流民’”；[47]另一位教授韦雅谷则进一步强调，“基督教教育应当引进一种民主化的、社会化的教育体制”，避免形成博雅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对立。[48]于是，沪江自1916年起通过实行“选科制”，开始在博雅教育的基础上尝试一种注重应用的专业教育。从1919届学生起，在保留相当比例通识性公共课的前提下，学生可根据兴趣和才能，选择修读某一科的课程。“选科制的目的是让学生顺着适合他专长的方向学习，更为明确地培养他从事某种特定的职业”。[49]学校最初设定文、理、社会、宗教四科，此后迭经修正，到1923年定型为宗教、教育、社会、商、理共五科，每科都有明确的职业导向。
这一适应社会需要的改革使沪江在上海这个中国近代工商业的中心迅速打开局面，其理科的化学、商科的工商管理等专业以及师范教育颇受社会的好评，尤其是在国内教会大学中首创的社会学专业，以开创名为沪东公社的首家大学社会服务中心而独树一帜。到1926年，沪江的学生规模已达到446人，在当时的教会大学中仅次于燕京大学。[50]
沪江立案后，其办学纳入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实行系制课程。学生在第一年的公共课程后便进入一主修学系，但同时须另选两系为辅修学系。大学文学院设国文、英文、政治历史、社会学系；理学院设化学、物理数学、生物系；教育学院（1935年后并入文学院）设教育、音乐系；商学院设工商管理系。作为沪江的特色，“强调职业化”成为各专业发展的主线。[51]除了实用性的师范和商科外，文科的英文系注重新闻写作，政治历史系注重国际政治，社会学系注重城市社会工作；理科的化学系注重化工，物理系注重电气工程，生物系注重公共卫生。就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看，沪江的学生主要集中在化学、工商管理、英文、社会学和政治历史等系，而每年化学和工商管理两系的学生人数几乎占学生总数的一半。[52]
校长刘湛恩是当时职业教育运动中的一位重要领袖，此时沪江不仅在大学内部强调“职业化”，还通过开办城中区商学院，进入了职业补习教育领域。该学院1932年开办后，除设商科的工商管理、会计、银行、国际贸易等系外，还设了新闻学科、建筑学科等迎合社会需要的专业。作为一所以自养原则设计的夜大学，学院的教师大多聘请沪上的名家兼职，学生则主要为在职青年，利用工余时间读书。[53]由于学制灵活，课程实用，收费低廉，因此学院开办后很受社会的欢迎。令刘湛恩惊叹“它的成长之快超出了我们的所有预期”。[54]于是，随着该学院的开办，沪江一跃成为国内教会大学中学生规模最大的大学。
1943至1944年美国在华基督大学校董联合会组织各校讨论战后发展规划时，出于对抗战时期各校因适应战时需要而普遍偏向职业训练导致过于世俗化的反省，许多大学主张恢复博雅教育传统。他们认为搞建设是中国国家的事，和基督教事业没有直接的关系。基督教教育以发展个人的精神世界为目的，因此应当着重于人文与科学理论方面。“职业训练尽管重要，却只能作为补充的，并且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全部让政府去办”。[55]然而，沪江的战后规划却仍主张把基督教精神融入职业训练，强调“训练学生解决中国战后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那些与国家工业化相关的问题”[56]。因此，战后的沪江仍保持其“职业化”的态势，学生人数则进一步扩大到千人以上。
事实上，综观沪江的办学格局，它在强调应用性专业教育的同时，并未完全抛弃博雅教育。实际上通识性的公共课程在四年的课程设置中仍占很大比重。学生除了第一年为公共课外，在以后三年中还须修习国文、英文、伦理、哲学、体育等公共必修课。[57]它的办学方针，是在博雅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学生谋生自立的能力，使之具备实现自身价值和更为丰富的基督化生命的条件。[58]这正体现了1922年教会教育考察团报告中提出的“发展一强有力之基督教的社会”的意图。[59]然而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以个人事业为取向的体现美国式的个人主义人生观的教育模式，却是新政权的苏式教育观所反对的。在后者看来，个人只是整个社会主义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从事“组织上”交给他的一项专业，其面越窄便越精，而不是使人自主地在社会上“择业”。就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同的教育观也是导致沪江这样的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终结的因素。
香港浸会学院成立之初，其办学模式与沪江有惊人的相似性。它最初设置的英文系、社会学系、数理学系、土木工程学系和工商管理学系共五个系，[60]跨文、商、理、工各科，所设专业都直接针对香港社会的需要，并从中似乎都可找到早年沪江大学成功的印迹。为顾及学生未来社会适应面和择业前景，文科学生除主修外还设辅修，英文系学生可以选中文、社会学、工商管理或心理学与教育为辅修，社会学系学生可以选社会工作、心理学与教育、工商管理、中文或外文为辅修。同时，作为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各系课程均分为公共必修课（主要为宗教、英文、国文、中国历史）、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三组。学生在第一年以公共课为主，因此在第一年中可以转系。[61]
随着学院规模的扩大，学院的系科也逐渐增设。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所基督教大学，如果说早年沪江大学开创社会学系，代表了浸会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对于基督教的社会功能的新认识，[62]那么香港浸会学院1968年开办传理学系，则代表了这种教育在进入信息时代后迎接新的挑战的努力。[63]与强调文史训练的传统新闻教育不同，“传理学系创立之初，便在文史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与心理学。在横的方面，把范围从报刊推广到广播、电视，后来更进到广告、公众关系与电影。而在纵的方面深入到传播理论与传（播）学研究方法。在质的研究之外，开始了计量的研究，学生因此要习统计学”。“由于此系以探讨个人与社会的传播行为与活动为领域，不只限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浸会学院仿心理、物理、地理、生理等命名方法，将此新学系命名为‘传理’。”[64]同时，该系还开创了与远东广播公司等当地社会机构的合作。[65]结果，“传理”迅速成为浸会学院的一个重要特色。此外，学院还注意开展计算机应用教育，在香港高校中率先普及计算机课程，以此增强学生对于新时代的适应能力。
1983年，浸会学院终于获得颁授学位的高等学府资格，但与此同时，学院的教育模式也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关头。按照当时香港的英式教育体制，大学体现的是培养精英人才的专业教育，因此香港大学在6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在70年代都先后采用了三年学制，把属于通识范畴的课程都扔给了作为大学预科的中学六、七年级。而浸会学院为获得港府的承认，在将其学制从早年的美式四年制，经“二二一”制、“二三”制，到1985年最终改为三年制的过程中，是否就消极地接受当时现成的精英专业教育模式呢？答案是：否！
在1983至1984年《浸会学院年报》上，校长谢志伟发表了《万变社会中的不变目标——全人教育》一文，作为学院未来办学方向的阐述。“全人教育”本是当时香港基督教教育界办学思想中的一个主要理念，[66]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香港浸会大学之建立全人教育理念，是从应变实践中得出的结果，但亦在实践中不断的去改善”。[67]就教育模式而言，浸会学院的全人教育体现的是高等教育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其思路是：一方面，学院的课程设计必须具有符合香港社会环境的专业性目标，要使学生将来“都能够成为一个‘学有所用’的人”，即使是与现实社会中的各行业没有直接关系的学术性科目，也要通过对诸如逻辑思维、客观判断、独立研究、清楚表达等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具备在当今错综复杂的现代化社会中立身处世的才干，为此需要“通识课程专业化”；另一方面，学生将来不应只是对社会消极地适应，因此即使是专业课程，也应“开放”地处理，“使学生既能掌握现行专业的技巧，也晓得怎样按照将来环境的改变去发展新的工作方法”，以便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不断更新，为此需要“通识性的专业课程”。而所谓的“通识课程专业化”和“通识性的专业课程”，“都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针”，谢志伟称“这是一种具有‘预见性’的教育”。[68]
作为全人教育的一项实践，学院自1983年起开始尝试打破传统的学系分野，在各学院成立“跨系课程”研究小组，筹备跨系和综合性的课程，以补传统单系课程在事业或专业要求上的不足。这在香港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也属一大创举。[69]与此相应，浸大学位课程的学系归属被淡化，从而表现了通识性和专业设置的灵活性。如其综合科学学士课程，由理学院各系共同负责，其下再设应用生物学、工业化学、环境科学、应用电脑学、应用物理学、数学等专业，并配以跨学科元素；又如工商管理学学士课程，也为“院际”综合课程，在强调全面培训，造就管理通才的原则下，设会计学、中国商贸学、应用经济学、财务学、人力资源管理学、资讯管理系统学、市场学、办公室管理学等专业。[70]
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香港的英式专业教育与内地20世纪90年代前的苏式专业教育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强调知识的专精，其弊端则是学生知识面和社会适应面的狭窄，同时对于个人发展的整体性也不无损害。因此，香港的一些有识之士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呼吁重整通识教育。如金耀基指出：“我们以为二十世纪‘知识人’一种合理的信仰是科学的人文主义。他应该知道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关系，并通过科学与技术以建立并丰富以人为主体为本位的人文主义。”[71]随着香港的高等教育从早年少数大学垄断的精英模式向当今群雄并起的普及模式转化，通识教育作为强化学生基本素质、拓宽学生社会适应面的手段，日益受到香港各大学的重视。而内地则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强化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拓宽学生的社会适应面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由此可见，浸大全人教育理念下的教育模式，尽管在实践上还有诸多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但对于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无启迪的意义。
然而，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而且在于人格的塑造。因此评价办学的价值离不开对其“德育”内涵及水准的认识，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近代基督教高等教育一支的浸会华人高等教育已往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三 灵性的社会化
基督教教育是以贯彻基督教信仰为本的教育，这对于有着虔信传统的浸会来说，显然是毋庸置疑的。既然教育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灵性的培育便不可能与社会性人格的塑造相脱离。因此，如何实现两者的结合便成为20世纪浸会华人高等教育的又一项探索。
和其他早期教会大学一样，沪江大学最初是从属于浸会的宣教目的的。学校的“信、义、勤、爱”校训，集中体现了浸会的信仰标识。因此，培育灵性的基督教宗教生活是学校校园生活的中心，以此营造浓厚的基督教校园氛围。作为学校宗教事业的中枢，沪江有自己的独立教会——沪东浸礼公会，其司牧和执事都由本校师生担任，“掌管一切校内宗教事务”。[72]此外还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学生立志布道团以及各种基督徒团契，组织学生从事各种宗教和社会活动。学生入学后，除了有必修的宗教课程外，平时每天上午必须到礼堂去做15分钟的课间礼拜，在周日则有一小时的讲经礼拜，并参加主日学。[73]每到入夏季节，学校都要举行一次奋兴会，会后则是皈主的学生在学校的池塘举行浸礼。由于学校位于世俗空气浓厚的上海，入学新生中的基督徒比例一般不高，[74]因此学校在引导学生归主方面一向花费很大的心思。
除宗教氛围外，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人格培养，学校还积极引进西式的体育运动、音乐戏剧及社交活动，并努力通过各种校规校纪规范学生的行为举止，使学生养成现代绅士风范，[75]从而体现一种西方背景的博雅教育。
然而，与着眼于造就上层阶层的高派教会不同的是，浸会办的沪江自始便很重视对学生基督教服务意识的培养，以此使灵性社会化，正如后来成为浸会重要领袖的早期学生鲍哲庆回忆的，“当我们在这所学校里做学生的时候，老师们并不一定要逼我们成为学术领袖，而总是激励我们充满服务的热忱”。[76]这种服务意识的培养从最初组织学生赴四乡布道，进而发展为从事社会的改良。1911年，沪江的师生首次在学校附近开办了一所平民学校；[77]教授董景安还于次年编成一套只使用600汉字的扫盲课本，成为早期平民教育运动中的一大创举。[78]
随着人们日益接受基督教的社会福音观点，沪江这种服务意识的培养便随着社会学教育的展开而逐渐走上理性化的轨道。开创沪江社会学教育的葛学溥指出：“宗教的功能是将个人与神相联系，以便充分表现人格。但是人格只能以社会的方式来表达和实现。因此现代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都使得当今的教会强调：个人的拯救必须伴随着社会秩序的拯救。”[79]因此，他在从事社会学教学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学生的社会服务实践，“主旨在乎寓宗教精义于社会服务之中，而以发展人格为目的”。[80]在他的主持下，沪江于1917年在上海最大的工厂区杨树浦开办了沪东公社。该社作为沪江学生的社会实践基地，通过组织社会化的宗教活动、开展平民教育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引进新型的体育和娱乐方式、提供卫生和医疗保健服务以及从事社会调查和研究，积极改良这片工厂区的社区文化。这一开创性的举措使沪江赢得很大的社会声誉。[81]基督教福音的传播不再局限于灵修，而更表现于对社会的服务。校长魏馥兰宣称：“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人在读完大学之前没有受到过某种影响，使他们感到要为他们可能生活其中的社会需要做点事情。”[82]
由于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沪江为了避免外界的非议和获得中国政府的承认，自1927年起实行宗教课程选修和自愿参加礼拜。学校立案后，未得到政府承认的神学院也于1935年停办。在这种学校的世俗性教育功能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如何使学校“更为基督化”，成为校长刘湛恩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此，刘湛恩的主张是把沪江营建成一个具有浓厚基督教氛围的“大家庭”，通过基督徒师生的以身作则，“创造一种基督化的气氛，其感染力使每个置身其间的人都必然因此得益”。[83]为此，沪江努力使宗教课程更为符合学生实际需要，“使之与最佳的教育观念相协调”；并积极建立师生间的小规模基督徒团契，强化师生之间课外的人际接触。[84]在这些努力下，沪江的学生基督徒比例在20世纪30年代又恢复到40％以上，刘湛恩因而得以宣称“大学是最有效地传播福音的中心之一”。[85]
然而作为一所从事世俗性教育的大学，沪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训育实际上已更注重在倡导服务精神的传统上，把灵性化为服务与改良社会的品格。这表现在沪江此时所定的目标，是要引导学生“实现他们自己个人的和具有实际操作性的人生哲学”，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寻求影响他们具有服务于社会和国家的崇高理想，使之愿意为这一理想去服务，并必要的话，去牺牲”。[86]与实用化的教育模式相一致，沪江的人格培养首先在于“尽责努力”的精神训练，进而养成向善的社会改良意识。[87]于是沪东公社、平民教育等社会改良事业在20世纪30年代后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即使在“孤岛”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也未停止。直到沪江的最后终结，这种服务与改良社会的品格教育，一直为沪江办学的特色。
就社会思潮而言，这种服务与改良社会的精神，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美国式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甚至杜威本人就曾在沪江倡导：“拿我的本能、智慧去做事，更须有服务、合作、牺牲的精神。”[88]与知识须求实用的观念一起，这种精神为从旧式士大夫转变为现代自由职业者的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在竞争发展的现代社会立身处世的价值系统。尽管这种精神不乏像刘湛恩本人以身殉国所表现的那种爱国热忱，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者眼中，这种社会改良主义却具有混淆阶级阵线、抵制革命的“反动性”，更何况它还具有“美帝国主义”和被视为“精神鸦片”的基督教的背景。事实上，就沪江的情况看，其末任校长凌宪扬的悲剧，就在于他坚持学校必须远离政治，[89]结果被视为国民党的“帮凶”。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服务与改良社会的思想成为内地“革命化”教育政策的批判对象。
香港浸会学院作为一所“一切设施依照浸会基本信仰办理”的学府，其最初的办学宗旨几乎与沪江一脉相承：“期于纯粹之基督教环境内，使高中毕业生接受高深教育，确立基督教人生哲学之良好基础，除学术陶冶保持高级水准外，兼施以道德与灵性，务求学能致用，成为现代之优秀人才。”[90]其校训“笃信力行”中，“笃信”秉承了浸会“因信称义”的灵性信条，“力行”则强调了社会性的行为，即按照谢扶雅的解释：“本校的训育方针，一方面培养信仰，以之对神，另一方面，谇勉品行，以之对人，即努力为社会服务。‘信’和‘行’两者，有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91]
在训育方针上，首任校长林子丰的主张是“寓道于学”，强调灵智并重，相互维系。[92]而在如何传道的问题上，虽然最初的校章“要求每个学生修读本学院提供的基督教课程。敦促学生们参加主日学和教堂礼拜”，[93]并规定学生每周有两次集会礼拜，由宗教主任（1868年后改为校牧）主持，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使得学院采取更为灵活、开放的训育方式，以克服学生对宗教的抵拒情绪。1966年起，学生集会改为每周一次，时间缩短为半小时，“这是一项旨在取得计划更周密、更感人的节目的策略，同时留给课堂更多的时间，把学生的躁动和不端行为减至最低限度”。[94]对于培育学生们的灵性，一位校牧后来回忆道：“其实，大学生有头脑、有思想、可以覆舟、可以载舟，若顺应他们的思想与情感，加以引导，是可以带领他们认识基督，一生越走越光明的。”他指出，作为一名校牧，“不断地要学习：态度更适切、感觉更敏锐、说话更合理、思想更清晰，才能真正地作个好校牧，牧养校内的同学和同事”。[95]谢志伟在其就任校长的演说中强调：“在浸会学院中，我们并不标榜绝对的自由，而是提倡选择的自由。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向学生提供一切可能的答案，包括基督徒的观点和解释在内。然而，作为一所基督教学府，我们要求保留一项权利，就是在适当时间中，使学生注意我们所珍贵的基督教信仰，而不是强迫他们去接受我们所相信的真理。”[96]
如果说早年的沪江在成为主要从事世俗性教育的大学后，以倡导服务作为灵性与社会化的品格的结合点，从而适应了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需要，那么浸会学院在1983年成为主要由公帑维持的高等学府后，其灵育就需要有一个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需求相适应的结合点。于是，此时提出的全人教育便不仅是一种知识结构的模式，而且体现了一种基督教灵性的社会化模式，以完成“把人性与神性的关系连接起来”的基督教教育使命。[97]
谢志伟指出，“学院的自由教育特色是源起于基督教的全人观念。理论上，全人教育乃是按照基督教理想的完人模式去培养学生的教育。但如果将这理论放在实际的生活环境中加以阐释，大专程度的全人教育也可以看为以基督教观点去培养个人应付实际处境中的整体需要。基本上，人的整体需要，是要求有一个满意的生活，并且要有一个满足的人生。从基督教观点来看，我们认为生活和人生是彼此相关，又是两不相同的。要求到满意的生活，人必需有事业的才干；要活得出满足的人生，他必须有坚毅的精神，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两者缺一都不算完全。根据这种看法，一种能够两者兼顾的教育，就必须是自由和专业两者均衡并重的全人教育”。[98]而要准备一个“满足的人生”，其重点包括身为香港人而树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养成明辨是非的道德触觉和确立有意义的人生目标等。[99]总之，“由于我们相信人有永恒的价值，他的生存也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强调在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在生活上的责任感和工作上的使命感的重要”。[100]
作为灵性社会化的实际体现，大学中以灵育为中心工作的校牧处也成了推行这一全人教育宗旨的主要机构。尽管这个独特的非政府资助机构长期承受着经费短缺的困难，[101]但仍竭力按照全人教育的需要，“扩展各项基督教事工的面，深化所关怀的层次，提高内涵的质量。因此总体目标是为学院整体的生活和发展作出贡献，尤其在道德和精神的教育需要方面”。[102]据其1996年2月至7月的报告，该处的工作归纳为教育、福音事工、团契、崇拜、圣乐、牧养关顾和基督教刊物七个类别，除直接的宗教事务外，还负责学生康乐中心、组织英语会话小组和普通话会话小组、开展辅导服务、联系基督教校友，并在基督教周中以“光辉的使命——庆祝校园事工40周年感恩”为主题，举办展览和讲座等。尤其在辅导服务方面，它向师生们提供了各种个人、家庭问题的咨询，甚至制作了一份“廿四小时辅导”录音带，供师生们自由借用。从而“致力于培养、鼓励大学成为一个彼此关怀的社群”。[103]
1997年香港回归的前夕，浸会大学谘议会为进一步明确全人教育宗旨，订立了“以基督教精神为本，并致力予以发扬，同时又服务香港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的“大学核心价值观”：“香港浸会大学除了重视学术水平，还致力造就理想的环境，培育个人建立以下列四点为本的价值取向：（a）重视品格；（b）人人平等，互相尊重；（c）互助互爱；（d）关心社会。身为大学一份子，学生及教职员都有机会发展才智、训练独立能力、建立责任感、凭著个人信念和道德价值观肯定自我。浸会大学冀使每位成员对彼此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异同都有敏锐的触觉，从而了解到在全球社群整体内各成员彼此依靠、息息相关。如此，便可培训出身心健康、责任感强、见闻广博的人才，并为社会作出贡献。”[104]
由此可见，香港浸会大学与早年沪江大学一样，都强调了“为个人开展人生、服务社群作准备”的使命，体现了基督教灵性的社会化，但与后者强调实用相比，前者更着重于个人驾驭环境的内驱力，从而迎接“香港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甚至整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当首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阐述教育如何增强香港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竞争力时曾提出三点意见：一是教导学生懂得如何去学习和掌握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社交、提问等能力；二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性格和道德品格，以应付生活的挑战；三是确立自己是中国人，并以这个身份为荣，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价值观。[105]这三点意见都与浸大的全人教育宗旨相合，可见这一宗旨是符合当时香港社会的期望的。因此，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以全人教育为宗旨的浸会大学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本文原载于香港浸会大学《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
第2期，1999年10月）
【注释】
[1]该校中文名最初为“上海浸会大学堂”，1914年定名为“沪江大学”，英文名为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1931年英文名改为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2]J.B.Hipps，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Raleich，N.C.：Edwards＆Broughton Co.，1964，pp.4-5.
[3]Bulletin of 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1915，pp.20-21.
[4]该校最初为分立的大学和神学院，由南浸会传教士万应远（Robert Thomas Bryan）出任神学院院长，而北浸会传教士柏高德（John Thomas Proctor）出任大学校长。1912年后大学与神学院合并管理，由北浸会传教士魏馥兰（Francis Johnstone White）任校长。
[5]魏馥兰：《怎样贯彻基督教大学之中国化》，《教育季刊》第2卷第2期（1926年）。
[6]Reference Book of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S.B.C.，1927，pp.9-10，13-14.
[7]此时华人理事13人，美国理事仍为10人。Bulletin of 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1927，pp.45-46.
[8]《沪大新校长就职》《，教育季刊》第4卷第1期（1928年）。
[9]Reference Book of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S.B.C.，1928，pp.32-33.
[10]中国校董会由26人组成，其中南北浸会美国传教士各5人，南北浸会系统华人教会成员各5人，校友会成员3人，校董会成员自选浸会华信徒3人。
[11]The Property Lease Agreement，July 1，1928；June 30，1933.上海市档案馆藏《沪江大学档案》（以下简称“沪大档”），Q242全宗，第64号。
[12]President，s Annual Report：Review of the Past Five Years，Work，May 6，1933，沪大档5号。
[13]同上。
[14]H.C.E.Liu，An Experiment in Higher Commercial Education，in：Educational Review，25：1，Jan.1933.
[15]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Nov.2，1935，沪大档5号；Statement of the Foreign Missionary Board of S.B.C.Regarding Government Grant，1935，沪大档18号。
[16]Report of the Chairman of Alumni Association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Apr.25，1938，沪大档63号。
[17]Recommendations of the President Candidate Nominational Committee and its Explanations，May 28，1938，沪大档6号。
[18]Letter of C.C.Chen to Mr.Wong and Mr.Zee，Sep.21，1943.沪大档160号。
[19]凌宪扬致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信件（1943年10月4日），沪大档173号；Henry H.Lin，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1944，沪大档65号。
[20]赵维民：《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凌宪扬》，《解放日报》1951年5月29日。
[21]《沪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会议第42次会议记录》（1951年6月12日），沪大档30号。
[22]W.Crawley，Partners Across the Pacific—China and Southern Baptists：Into the Second Century，Nashville：Broadman Press，1986，p.98.
[23]林子丰：《浸会学院开学礼致词》，载李景新主编：《林子丰博士言论集》，香港培正中学1965年版，第196页。
[24]M.J.Anderson，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a Complex Organization，Hong Kong：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o：72-87130，p.48.
[25]刘光升在香港浸会学院成立后便出任该校的训导长，后又为商学院院长。此外最初还有一位教授兼图书馆主任陈秀瑛也曾是沪江大学的毕业生和助教。这所学院与沪江的渊源关系甚至表现在它的校歌也沿用了沪江校歌的曲谱，而由谢扶雅先生重新填词。见谢扶雅：《浸会学院校训校歌的意义及其制作经过》，《校园天地》（1984年3月），第27—28页，转引自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香港浸会大学1996年版，第19页。
[26]Minutes and Constitution of Hong Kong—Macao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1954-1955，pp.16-17.美国南浸会港澳差会同意提供学院首年经费2.5万美元，但以香港浸联会募得3万港元为条件。
[27]最初校董会的组成为香港浸联会、培正培道校董会和南浸会港澳差会各9人。参见《香港浸信会联会月刊》第11卷第3期（1956年3月16日），第3页。1958年校董会改为设董事18名，其中美国南浸会港澳差会6名，其余选自香港浸联会。《香港浸信会联会月刊》第13卷第5期（1958年5月16日），第3页。
[28]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Annual Catalogue，1957-1958，pp.5-6.
[29]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第37—39页。
[30]M.J.Anderson，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a Complex Organization，p.94.
[31]Ibid.，pp.164-165.
[32]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第55页。
[33]林子丰：《香港浸会学院校务报告》《，香港浸信会联会年报》（1970年），第36页。
[34]谢志伟：《校长的话》《，香港浸会学院年报》（1993—1994年），第5页。
[35]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第149—150页。
[36]对于寻求政府资助，美南浸信会海外传道会总干事英继贤后来写道：“由于香港近年来变化迅速，贵校若要追上时代的步伐，对社会提供适切之贡献，就有必要增加外援。故此，我们只好怀着父母让孩子离去那种依依不舍的心情，为未来之需要而让贵校步向政府的资助。”见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扉页第21页。
[37]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第213—215页。
[38]谢志伟：《一年回顾》《，香港浸会学院校长年报》（1980—1981年），第56页。
[39]谢志伟：《香港浸会学院》，《香港浸信会联会年报》（1984年），第18页。
[40]谢志伟：《校长随笔》，《校园传真》（1994年12月号），转引自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第483页。
[41]以上统计参见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第573—582页附表。
[42]1996-1997 Calendar/Bulletin，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p.10.
[43]Ibid.，p.6.
[44]J.T.Proctor，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in：The Chinese Recorder，June 1908.
[45]郑章成：《沪大理科之回顾前瞻》，《天籁》第25卷第2期（1936年11月）。
[46]Catalogue of 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1915.
[47]F.C.Mabee，Conserving the Results of Mission Educational Work，in：The Chinese Recorder，Jan.1916.
[48]J.B.Webster，The New Demands on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in：The Chinese Recorder，Jan.1918.
[49]Catalogue of 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1916，p.15.
[50]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Bulletin，No.22，p.16.
[51]Five-year Policy and Program，1933.沪大档5号。
[52]Policy and Program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Number of Majors in Different Department.沪大档64号。
[53]H.C.E.Liu，An Experiment in Higher Commercial Education，in：Educational Review，Vol.25，No.1，Jan.1933.
[54]President，s Annual Report：Review of the Past Five Years，Work，May 6，1933，沪大档5号。
[55]Planning Committee Papers：C.L.Lin to Dr.Van Dusen，Feb.7，1944.沪大档152号。
[56]Postwar Program for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June 30，1945.沪大档516号。
[57]林卓然：《沪江大学文学院一瞥》，《天籁》第25卷第2期（1936年11月）。
[58]J.B.Webster，Christian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China，New York：E.P. Dutton＆Co.，1922，pp.55-59.
[59]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318页。
[60]最初计划尚有中国文史系和宗教哲学系共七系。参见M.J.Anderson，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a Complex Organization，p.58.
[61]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Annual Catalogue，1957-1958，pp.37-47.
[62]沪江开设社会学系体现了当时对于社会工作在基督教宣教中的地位的新认识，其开创者葛学溥认为“基督教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因此“社会工作在基督教宣教中是基督教使用一种科学技术。它应该被认为是基督教宣教的方法、目标和组织的一个逻辑性的发展结果”。D.H.Kulp，A Sociological Apologetic for Christian Progaganda in China，in：The Chinese Recorder，Feb.1919；D.H.Kulp，Social Work and Christian Propaganda，in：The Chinese Recorder，Mar.1923.
[63]余咏珊：《荒园上的开垦工作》，载《传理十年》，香港浸会学院传理学会1978年10月版，转引自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第93页。
[64]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第92页。
[65]M.J.Anderson，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a Complex Organization，p.125.
[66]参见吴梓明：《香港教会办学初探》，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1988年版，第7—10页。
[67]李志刚：《香港浸会大学全人教育目标之建立及其实践之研究》，载林治平主编：《“全人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1996年版。
[68]谢志伟：《万变社会中的不变目标——全人教育》，《香港浸会学院年报》（1983—1984年），第11—13页。
[69]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第316、318、340页。
[70]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第376—378、380—382页，Calandar/Bulletin，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1996-1997.
[71]金耀基：《大学之理念》，时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65—67页。
[72]沪东浸礼公会于1913年成立，为南北浸会联合的教会。参见俞德焕：《本校二十年来宗教生活之回顾》，《沪江大学年刊》（1926年），第23页。
[73]Sunday Activities—A Sysmposium：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In：The Chinese Recorder，Feb.1918.
[74]例如在首批入学的45名学生中，只有21人是基督徒，占学生总数的46％。J.T.Proctor，Report of 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in：Annual Reports and Minutes of the East China Baptist Mission Conference，1909.
[75]Bulletin of 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1915，p.25.
[76]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Policy，Feb.22，1936.沪大档64号。
[77]J.B.Hipps，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p.47.
[78]Tong Tsing En：To All the Missionaries and Educationists in China，in：The Chinese Recorder，Aug.1912.
[79]D.H.Kulp，A Sociological Apologetic for Christian Progaganda in China，in：The Chinese Recorder，Feb.1919.
[80]金武周：《沪东公社之回顾与前瞻》《，天籁》第25卷第2期（1936年11月）。
[81]Bulletin of 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1923，p.21.
[82]J.F.White，The 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Shanghai：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Press，1935，p.66.
[83]H.C.E.Liu，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in：The Chinese Recorder，Dec.1926.
[84]J.B.Hipps，The Problem of Maintaining the Christian Character of Christian Colleges，in：The Educational Review，22：3，Jul.1930.
[85]President，s Annual Report：Review of the Past Five Years，Work，May 6，1933.沪大档5号。
[86]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Objectives，1936.沪大档64号。
[87]《沪大校闻》第171期（1935年4月20日）。
[88]《杜威博士在沪江大学演讲纪》，《申报》（1920年6月3日）。
[89]凌宪扬曾宣称：“我的口号是‘政治滚蛋’。我在任何场合都不失时机地提醒学生，我们是一座基督教高等学府。我们是在主的庇佑下的一个大家庭，他教导我们爱人而不是恨人。我们不允许任何党派在校内进行政治活动。”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1947-1948.沪大档520号。
[90]《香港浸会学院组织章程》，转引自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第70页。
[91]谢扶雅：《浸会学院校训校歌的意义及其制作经过》，《校园天地》（1984年3月），第27—28页，转引自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第18页。
[92]《林子丰博士言论集》，第98页。
[93]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Annual Catalogue，1957-1958，pp.7-8.
[94]M.J.Anderson，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a Complex Organization，p.118.
[95]麦希真：《我在浸会那四年》，载江振发主编：《光辉的使命——香港浸会大学四十周年校园事工感恩集》，香港浸会大学校牧处1996年4月版，第19页。
[96]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校史》，第180页。又据1972—1973年度学院的学生宗教信仰统计，基督徒学生为916人，占学生总数的39.63％。参见谢志伟：《校长的话》，《香港浸会学院校长年报》（1972—1973年），第34页。
[97]谢志伟：《时代的挑战》，《香港浸会学院校长年报》（1975—1976年）。
[98]谢志伟：《“全人教育”香港浸会学院的实践模式》，《浸会学院年报》（1982—1983年），第10页。
[99]《八十年代之学院，八十年代之课程——与陈湛杰博士谈学院的内望与前瞻》，《沟通》1983年12月号。转引自李志刚：《香港浸会大学全人教育目标之建立及其实践之研究》，载林治平主编：《“全人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1996年版。
[100]谢志伟：《万变社会中的不变目标——全人教育》，《香港浸会学院年报》（1983—1984年），第13页。
[101]Kang Chin-Huat，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haplaincy Ministry in Hong Kong，A Paper present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ACUCA Campus Ministry Workshop，Nagoya，Japan，Oct.13-17，1993，p.7.
[102]Hong Kong Bapist College Chaplain Office，Plan for Christian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for 1994-1995，p.1.
[103]参见：《香港浸会大学校牧处工作报告》（1996年2月至7月）。
[104]《校园天地》1996/1997年第2期，香港浸会大学出版。
[105]《发挥青年潜能迎21世纪挑战——董建华昨获博士学位谈发展香港教育意见》，《文汇报》（香港）（199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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