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吸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

三、中国道路的吸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在20世纪50年代效仿西方民主制度试验上的失败，在感悟“亚洲价值”的重要同时，政界和文化界的许多人士都想从非西方社会中寻找灵感。而中国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对象，其主要理由：一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和社会稳定，被视为“解决亚洲问题的亚洲处方”；二是中国与东南亚在历史上同样受到西方的侵略和剥削，在文化上深受儒教文明的影响，中国的影响力在增强；三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在思想观念上的互动不少，孙中山在东南亚有革命活动，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在东南亚有影响。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就曾将自己比作“孙逸仙的学生”，他还认为毛泽东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当时有众多的印度尼西亚人到中国访问，中国在印度尼西亚人眼中的形象是：中国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和谐社会；中国是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和受民众支持的政体；中国正在复兴中华文化，主张维护世界和平，对周边睦邻友好。1956年10月底，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刚从中国访问回国，在发表极为重要的一个演说中，他告诉正在经历政治和经济混乱的人民：“我认为，印度尼西亚要的民主不是西方式的民主。我想为印度尼西亚建立的民主是一种有引导的民主，一种领导下的民主。这是一种引导下的民主，有引导，但仍然是民主，尤其是如果我们要像我在其他国家，例如中国的人民那样从事建设的话。”苏加诺的“有引导的民主”，和中国的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相类似，这是苏加诺从中国寻找到的灵感。

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推进和平外交。1954年4月至7月，中国总理周恩来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和朝鲜问题作出了积极贡献。接着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会谈中，周恩来把他在1953年12月31日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加以阐述。中印、中缅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着力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了亚洲共识。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就是著名的“万隆会议”，共有28个亚非国家参加了会议。周恩来率团出席亚非会议，并在会上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合作是具有远大发展前途的”。周恩来的发言和许多与会国代表的发言，共同表达了要团结互助，反殖反帝，促进和平，增进合作，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十项原则，其主要精神是：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处理国际争端，促进世界和平；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平等互利为基础，建立各国间的合作；发展各国经济，建立各国间的经济文化合作；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和平合作关系。这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引申和发展而形成的“万隆精神”，其核心是和平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