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与成就

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与成就

对于发展至今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历史，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对其发展的阶段划分也有所不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俞正梁教授和陈玉刚副教授，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划分为开放和引进、吸收和创新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开放和引进阶段，1978到1989年。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分可为史、论、现状三部分，史和现状两部分，建国后我们从未中断过研究，因为这是实际工作所需要的；而论这一部分，则主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研究的。当然，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等也纳入国际关系理论范围（西方有学者这么看），那么也可以说，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但是，我们自己并没把这些看成是国际关系理论；对应于国际关系现实，这些研究的解释力又有很大的局限性、片面性。

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再加上当时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苏关系紧张，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步，出于实际之需要和现实之情势，自然也以引进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开端。

通过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论著的翻译、介绍，使得我们的认识跟上国外同行的步伐，尽管我们的起步要比人家晚几十年。同时，也为我们自己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分析工具、途径、方法，甚至理论框架和体系。

原本未曾设立国际关系专业的院校，纷纷开设这方面的课程，甚至新设这方面的专业、系科与学院。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决定把“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作为各院校的基本政治理论课之一。公开发行的国际问题研究刊物，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提高。

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我们基本上完成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春指出的“世界政治”同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需要赶快补课的任务。作为对这些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成就的展示，1987年在上海召开了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从出版的论文集（注：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来看，会议的讨论大致取得了这样一些成果：一、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国际关系中一些大的问题，如国际关系发展的“合力”，国际关系的原则等；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现实主义理论有了较全面的把握，如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观、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主体--主权国家的理论，同时，行为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挑战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如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相互依赖与一体化；三、在研究的方法上，突破了传统的“叙述-归纳和分析-展望”三步曲，开始注重对概念的界定、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假设、从概念到概念的分析、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并开始借鉴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系统工程等的研究方法；四、讨论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研究对象、内容、范围、框架和方法；五、会议引起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视，纠正了我们以前只重视国际关系史和现状研究的片面性，为接下来几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蔚然成风打下了基础。

当然，这一阶段的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我们的介绍和引进并不系统、完整，如大多数译著是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出版的作品，对此前的作品，如法理主义或理想主义，则很少或根本没有翻译介绍，对此后的或非主流的、非美国的理论，如英法的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学派，以及前苏联东欧与第三世界的学派，也同样如此。这就造成我们对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了解的不系统，也造成美国的现实主义对我们国际关系的研究影响太深等后果。其次，由于我们在译介的同时，评价的工作相对缺乏力度，使得我们没能好好廓清一些基本概念；没有充分重视方法论、世界观、逻辑轨迹等问题，以致消化不良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我们自己的理论创建工作。最后，由于对概念、理论边界等缺乏共同的理解，学术争鸣很难展开。

第二个阶段，是吸收和创新阶段，1989年至今。把1989年作为我们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理由：一、国内外的风云变幻使我们认清了西方对我国的政策目标和战略意图，也使我们认清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背后隐含的国家立场、国家利益，因此，简单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已不能满足形势的要求，必须更多地做些分析批判的工作，以揭示某些理论背后的真实意图；二、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其实还未能真正站在与国外同行的同一起跑线上，因为当时总体上还是冷战格局，而国外的研究已进行了40年，我们则刚刚开始用整体的、客观的眼光观察世界，当然很难有自己创新的余地。1989年开始的国际格局转换，给我们带来了真正和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点的契机，它使我国和国外的国际关系学者都有同等的权利去诠释，去预测；三、邓小平对冷战向冷战后过渡时期国际关系的精辟论述，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景式起点。

这段时间的研究，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继续挖掘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精髓及其对现时代指导意义的同时，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研究蓬勃开展，涌现了大批论著。

第二，面对国际格局的新旧交替，国外各种理论观点层出不穷，名目繁多，如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后霸权时代论等，我国学术界的反应相当迅速，译介和批判并举，有时甚至批判先于完整的介绍，对有些理论的批判还形成相当规模，如对文明冲突论的评论，就能汇集成书出版。从反应的同步性、鉴别的精确性来看，进步和成绩相当可观。

第三，学科建设初显成效。我们自己撰写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包括概论和专论，相继推出，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巨大突破；国际关系理论的课程在各主要高校纷纷开设，既有面向本科生的概论性课程，也有针对硕士生、博士生的研究性课程。

第四，国内的学术刊物，开始有意识地集中组织一些文章，在某一期进行某一问题的专题讨论，这对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无疑具有巨大组织推动作用和深化认识的作用。

第五，在广泛的研究中，我们的理论关注焦点开始有迹可循，如时代主题、国际格局、国际主要矛盾、国际新秩序、国际安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家利益、综合国力、民族主义、发展问题（或称为现代化问题，南北关系问题）、冲突和危机管理、人权、环境、科技信息与国际关系、文化（文明）与国际关系、相互依存与一体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等，都随着研究的深化而开始出现理论的创新。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这一阶段的研究，薄弱环节还是相当明显的。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动态研究和对策研究，没提出任何对急剧变化的世界比较系统的认识，也没有经典性的著作问世。这种贫血状态与我国的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

与1989年相比，1995年前后并没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1989-1991年剧变所引发的国际政治大地震，到90年代中期也已基本稳定下来，或者说冷战向冷战后转型的阵痛期基本结束，多极化的局势已被国内外大多数政治家、学者所肯定。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视线则开始转向新世纪的未来世界，力求理论创新。

引进—批判—创新，这是学术发展的逻辑自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韧的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契机，它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开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好时机。大国战略研究，大国关系研究，冷战后世界政治范式研究，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主权研究，国际新秩序研究，国际体系演变规律研究，国际体系特征、结构、运行规则研究，纷纷成为理论研究强点中的强点，并陆续有了可观的理论创新收获，但是，它们只是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反映了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和主张，还未形成具备相当整体解释力、一定预测力的理论。要上升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尚有一段差距。

（引自俞正梁、陈玉刚：《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转型与理论研究二十五年》）

由于立足点不同，无论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还是学科历史的发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分方式，见仁见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倪世雄教授和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许嘉教授则把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西方国关理论自诞生后出现过3次论战。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学者与第一、二次论战无缘；令人欣慰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参与了国关理论的第三次论战。此后，我国的国关理论研究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1980至1987年为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国关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新形势，为国关理论研究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此，我国国关理论研究悄然兴起，主要表现在：

首先，开始介绍西方国关理论。最早介绍西方国关理论的文章是陈乐民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和《国际关系基本方法》；最早介绍西方国关理论的学术著作是陈汉民的《在国际舞台上》；接着，倪世雄和金应忠推出了《当代美国国际关系流派文选》。最先翻译的两本国关理论专著分别是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法尔格拉夫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威廉·奥尔森等人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以翻译引进为主，成为这一阶段我国国关理论研究的特点。

其次，自1984年一批复刊或增设的学术杂志开辟专栏，为国关理论研究提供论坛。具有代表性的是《国外社会科学》、《国外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经济》、《政治学研究》、《美国研究》、《欧洲》、《国际展望》、《国际观察》、《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文摘》、《战略与管理》、《太平洋学报》等。一些大学学报也刊登国关理论研究文章。据粗略统计，在此阶段，国内杂志上发表的国关理论论文和译文共六十多篇。

最后一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关理论进入大学课堂，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及几所军队和地方的外语学院等。所设课程与国外的国关理论课程逐渐接轨。一些重点大学的国关理论专业开始培养研究生。

1987至1993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国关理论研究又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第一，1987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首次全国国关理论讨论会，与会者提出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的初步构想。以此为标志，我国国关理论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此后，又先后召开了两次关于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学术会议，1991年6月，北京大学国关研究所主办了“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8月，在烟台由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单位主办了“国际问题研究务虚会”。

第二，我国学者推出了一批新的国关理论学术著作，如张季良的《国际关系学概论》、倪世雄、冯绍雷和金应忠的《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冲突与合作--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李义虎的《均势演变与核时代》、潘光的《当代国际危机研究》、杜枚的《转变中的世界格局》、白希的《现代国际关系学导论》、杨公素的《外交理论与实践》、陈忠经的《国际战略问题》等等。

第三，进一步探索建立中国的国关理论体系。1986年初，以王建伟等人的《努力创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一文为开端，关于这方面内容的一系列文章相继发表，形成一股强劲的势头。

第四，继续评介西方国关理论。在已翻译出版的有关西方国关理论的学术专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此阶段出版的，如斯坦利·霍夫曼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和战争》、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莫顿·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及卡尔·多伊奇的《国际政治分析》等。

1993至今为第三阶段。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国关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在广泛研究中逐渐形成个别强点。今天中国国关理论研究的视角之广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相比的。研究涉及到的专题有：时代特征、当代主要矛盾、国际格局、国际战略、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全球环境、战争与和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集体安全、南北关系、科技与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人权问题、主权问题、霸权研究、危机管理、国际冲突、文化与外交、国家力量、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民族主义、外交决策、相互依存、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地缘政治研究等。并且，我们已经开始在个别专题研究方面，如人权理论、世界格局、国际战略和国家力量分析上显出了较强的实力，不仅研究著述的数量多且质量高。比如从1990年到1998年，关于人权研究的文章近50篇，专著5部；论世界格局的文章近20篇，专著5部；国际战略研究文章近16篇，专著4部；国家实力研究文章6篇，专著1部。

其次，在理论探索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中国特色。尽管在中国国关理论是否要有中国特色以及在中国特色的内容界定上，学术界意见并不统一，但是，我国学者循着3条途径进行着的研究和探索，其终极趋向却殊途同归，辐辏地聚向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第一，重点研究我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关于毛泽东外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方面；关于周恩来外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辩证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家平等理论研究方面；关于邓小平外交理论研究，包括：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思想、国际新秩序思想、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第三世界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等方面。从1993年至今，有关邓小平国际战略及外交理论的文章已发表50篇左右。第二，注重挖掘和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外交理论。至今已涉及的研究内容有：孙子外交思想、周恩来外交实践与文化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外交、诸葛亮外交思想、李鸿章外交思想和曾国藩外交思想等。第三，在研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到了这一阶段，我们的研究已能够在一些领域系统地对西方国关理论进行评析。譬如对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国发表的评析文章就不下于40篇。其评论角度的多样、审视态度的客观，都标志着对西方国关理论研究日臻成熟，王缉思编辑的《文明和国际政治》便是一个很好的小结。

（引自倪世雄、许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回顾与思考》）

发展阶段的划分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取得的历史阶段性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王逸舟教授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发展与成就作了小结，他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正式启动，北京、上海的一部分学者做了早期的介绍引进工作。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开眼界、引进国外新成果的阶段。90年代初期曾有一段时间沉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再度进入一个活跃期，不仅关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在世界的崛起，而且开始思考何谓理论、何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成果。归纳这些年的发展，至少可以见到如下进展：

第一，相对过去而言，出现了一批国际关系教科书，如人大系列、复旦系列及中国社科院李少军研究员所著的国际政治学教科书。大致算来，不是简单地复述教学大纲而是真正有一定研究的约有20本左右。

第二，出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专著或系列丛书，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长征出版社的由俞正梁教授主编的国际关系理论丛书。除了一些零散的译著，目前正在或即将出版的还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北大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三套译丛。教科书、专著、译著系列总共近十套，每套少则三五本，多则十几本。虽然比起其他学科还有差距，但也开始初具规模。就丛书系列而言，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一批成果和译著几乎是同步的，引进的同时也在消化。

第三，从目前的研究看，开始出现带有一点学派、流派色彩的作品，有些甚至称得上是中国在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虽然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例如关于区域主义的研究，既有关于介绍国外成果的研究，如上海陈玉刚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也有中国传媒大学肖欢容博士的《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以及北大耿协峰的博士论文。另外关于建构主义研究，复旦、南京、南开的作者都写出了非常好的论文。一些国外研究者包括海外华人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学者如何把建构主义理论融入到对中国外交实践的研究。此外还有一批对政府决策具有引导性价值的作品，如俞正梁教授承担的关于主权的研究，较早提出主权分层的理论。已故的周纪荣教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曾提到核心主权、非核心主权的想法，可惜他不幸早逝，未来得及发展。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有一批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新推进。再者关于国际制度的研究，苏长和博士、门洪华博士及其他一些作者对此做了有益探索。对国际制度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还基本上是空白，现在有了一大批文章及专著。学术界对国际制度的特性、发展趋势及对中国影响的研究成果，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实际工作部门。关于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国外的，比如说欧盟一体化，对亚洲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自身的地区特色也开始有一批最早的论文出现，比如复旦陈志敏研究的非中央外交问题，就很有海派特色。一个上海学者，在对国外联邦制、多边体制、主权分层透视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非中央外交，写出了很有个性的著作。

第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逐渐形成自己的区域分工特色，比如说华南地区对中东、东南亚问题，东北地区对俄罗斯、东北亚问题，以上海、南京为主的华东地区对欧美、日本问题，都有自己的研究优势。我曾收到新疆社科院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报告，颇有特点，不光是材料翔实，而且提出了“中亚学”概念。

第五，开始出现探讨学科方法论的专著。过去国内学者比较轻视或忽视方法论的研究，现在已经有相关专著，如阎学通等著的《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虽然存在争议，但毕竟是一个重要起步。

第六，关于国家利益论、安全论方面的议题，涌现出一批新的作品。国家利益如何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实现，都有一些新的分析、新的成果。关于安全问题，朱宁博士还要在此次会议上介绍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理论，其中有很多富有创意的新思想。外交部王毅副部长在外交部读书学习会上就曾说过，现在学术界思路非常开阔，外交部讲的新安全观就是从学者的论述中得到启发。

第七，一些传统领域现在又有了新进展。比如IPE，过去人民大学在相关领域一直是高校里面的龙头重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宋新宁等人就在研究，现在又有了新进展。该领域触点相当多，如何使之成为学科新的增长点值得探索。

第八，关于全球化研究，蔡拓教授是开拓者之一，其当代全球问题研究所出版了一批作品。还有北大王正毅教授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会议安排的发言就是对这些成果的整理和思索，看看有哪些新的亮点、新的增长点值得重视和进一步发掘。

（引自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成就与缺失的几点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