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特点

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特点

同一学科在不同国家的发展，由于受到各国本身历史发展的限制，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体现出自身的一些独特的特点。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表现出的特点，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许嘉教授作了如下总结：

第一，在广泛研究中，某些方面逐渐脱颖而出，形成研究强点。这里所说的个别强点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的内容方面；二是在研究的学者方面。

从研究的内容上来看，到目前为止，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大都以专题研究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角度变换多、涉及面广泛的专题研究，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使20世纪末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为广种薄收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专题有：时代特征、主要矛盾、世界格局、世界秩序、国际体系、全球环境与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问题、战略问题、国家安全、集体安全、南北安全、科技因素与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人权问题、主权问题、霸权问题、国际机制、国际危机及管理、国际冲突、文化与外交、国际组织、国家力量、国家利益、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民族主义）我国学者的研究几乎涉及到了国际关系领域的所有主要方面，并且在这种涉及面广泛的研究中逐渐凸现出了某些强点，它们是：人权理论研究、世界格局研究、国际战略研究以及综合国力研究。从总体来看，这几项专题研究，不仅著述量大，而且学术质量高。据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全国主要杂志和出版社发表关于人权方面文章50多篇，出版专著5部；关于世界格局方面，发表文章20多篇，出版专著5部；关于国际战略方面，发表文章约14篇，出版专著5部；关于综合国力方面，发表文章10多篇，出版专著1部。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如果仅凭著作的数量，综合国力方面的研究似乎难以跻身强点之列，这就涉及到了该专题研究的学术质量问题。该专题研究被列入研究强点，是因为：

首先，在这一专题研究上，我们对综合国力的构成因素重新进行了厘定，明确提出，国家的力量的构成有实物性因素、精神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有的学者还提出要对国家软权力研究给予重视，并认为软权力的基本力量在于它们的非垄断性和扩散性。

其次，综合国力研究运用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并设计了一套“综合国力动态方程”。该方程不仅可以评估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综合国力对比情况，而且还可以测量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综合国力变化发展状况，从而在横向与纵向的双重比照中求得较为准确的估价和预测。

最后该课题研究能够切实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课题组，用统计分析、层次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17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构成要素，再将我国的综合国力的结构特征及发展趋势，从战略目标、发展重点和经济总量等方面做出评估，在此基础上向我国决策者提出了建议。

总之，我国关于综合国力专题的研究并不是以著述的数量而是以研究的质量取胜的。这一专题的研究表明中国学者在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道路上已迈出可喜的一步。

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人员和单位布局上也出现了一些强点。目前我国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高等院校在逐渐增多，而比较强的单位则是在一些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内，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在这些单位内也出现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如：陈乐民、资中筠、王缉思、王逸舟、刘星汉、倪世雄、俞正梁、李石生、梁守德、时殷弘等。他们目前是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科的带头人。前一段时间，我还认为这一学科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专题研究多、系统研究少，但是，从目前的发展势头上看，这样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这种改变，首先表现在对我国的革命领导人的理论研究的进步上，特别是其中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其研究的系统和深入，前所未有。其次，在对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我国的研究也在逐步走向完善和系统。目前，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王逸舟先生出版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和倪世雄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理论、论战》。这些成果代表着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就。

第二，在理论总结中逐渐呈现出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国际性很强的学科，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不要有中国特色？

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无疑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必须回答的问题。于是，围绕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所展开的探讨，也就成为近年来这一领域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

20世纪90年代，我国先后召开了五次颇具规模的国际关系学研讨会（它们分别是：1991年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在烟台召开，由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单位发起的“国际问题务虚会”；1994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1995年在上海松江召开的“1995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1998年10月，由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和复旦大学主办的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会议的主题虽有不同，但都涉及如何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问题。时至今日，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些倾向性的意见：第一，应当以马列、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理论作为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指导思想；第二，应当立足于中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第三，不仅应当把战争与和平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主题，而且也应当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主题；第四，这一理论要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

以上四点只是原则性的理论建设思想，而理论建设的具体内容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研究我国领导人多年来的外交经验和外交思想。这些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概括起来讲，我们对毛泽东外交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方面；对周恩来外交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辩证法方面；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内容最为丰富，包括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外交思想研究、国际新秩序思想研究、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研究、对第三世界外交战略研究、国家利益研究和国家实力研究等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研究我国悠久文化传统中的相关内容。这方面的工程浩大，做起来是相当艰苦的。目前取得的成果仅仅是起步性的。这些年来，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下论题：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周恩来外交实践与传统文化思想、孔子外交思想、诸葛亮外交思想、李鸿章外交思想及曾国藩外交思想等。

最后一个方面是研究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纯介绍性的。这方面以翻译外国权威著作为主，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就翻译出版了近10部著作；90年代末以来出版了多套译丛。如王逸舟教授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此外，我们还发表了许多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第二种是介、译相伴。代表性著作有金应忠和倪世雄的《比较国际关系理论》。该书以评析为主、介绍为辅。第三种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评析。这种研究是在介绍和评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1990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发表的这类文章在增多，并且质量日渐提高，其中尤以对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评析最为典型。据粗略统计，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发表的文章已有四十多篇。这项研究视野宽、角度广，几乎囊括了对亨廷顿理论研究的各个侧面。在对其文明概念、过分强调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过分强调文化差异、强调伊斯兰世界将构成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将文明提高到比民族、种族和经济利益还重要的地位、强调国际冲突产生于文明差异、在东方和中国文化方面的无知、忽视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及方法论等方面，都有评析文章。而且，应该注意的是，在对亨廷顿理论观点的研究中，我国学者态度审慎而客观。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正在走向稳健和成熟。

第三，在空前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中，选题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提出富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是取得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一步。以前，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由于深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所提出的论题常常会超出学术范围之外，学术价值受到漠视，以至于连诸如中国的外交要不要追求国家利益、能不能运用均势等问题，都可以作为论题提出并且可以展开激烈的讨论。今天，我们所处的学术氛围比以往要宽松得多，学术论题的提出，首要是看其在学术上的价值如何。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人们进一步拓宽了思考的空间，提出了一些带有突破性的反思论题，如怎样评价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中心的外交思想，怎样从“九评”中吸取教训等等。第二，人们开始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置于世界大环境之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践意义很高的论题。王逸舟先生提出了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注意的六个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应该如何趋利避害，以及中国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同时如何恰当地发挥国际作用（具体而言就是，作用发挥“方面”的稳妥确定与发挥“度”的准确把握）的问题。这样论题的提出说明，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正在逐步与外交实践接轨，政策的相关性大大加强，正在与国际的学术发展接轨。对于有些学者提出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提不出问题以及中国学者提出的问题都是从国外“引进”的等等说法，我本人不敢苟同。

（引自许嘉：《20世纪末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