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存在的缺失

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存在的缺失

在看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二十几年来的具有重大进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诸多问题和缺失，与国外同行相比，差距还是相当巨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王逸舟研究员指出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怎样建立中国自己的视角、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语言，或者用老话说就是“中国特色”。过去我不太赞成讲中国特色，尤其是有体系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它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即将在21世纪崛起的这么一个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上起建设性作用，如何把中国自身的利益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及对大国关系的引导结合起来，这方面坦率地讲，近几年我国外交实践中有许多很好的做法，但是理论的抽象和引导却很不够。我们还缺乏体现中国视角的理论创建和贡献。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庞中英教授对此感受很深，国外同行让他介绍中国学者究竟做出了什么贡献，不论范式、方法、概念还是具体的观点，有什么贡献影响或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的东西，作为全球同行相互对话的平台。这一点他认为我们做得很不够，我对此深表同意。前不久秦亚青、时殷弘等教授在本所一次会议上，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视角，我们怎样建立自己的观察角度甚至研究风格。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论中国革命时就曾提到如何避免教条主义，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把理论融会贯通，包括如何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进行创造，我们一些前辈、开拓者都在思考中国传统文明中的东西哪些值得借鉴，哪些需要抛弃。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够，过去虽有理论研究，但研究理论的理论，尤其是研究中国视角的理论非常欠缺。

第二，另外一个不足之处是多学科的融合激励、相互启发不够。我们的杂志名称是《世界经济与政治》，这次与会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来自国际关系学界，也有一些是研究法学、国际经济和贸易等。关于多学科的融合，可以说IPE早就提出了这种交叉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多学科的交叉、启发还是不够，哲学的深邃、经济学的严谨、历史学的渊博都值得我们学习。陈乐民先生过去多次提到一个观点，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实际上就是把历史、哲学、文化研究再加上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探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理论，你怎么结合，如何使原先学科的工具箱能够为我所用，变成有自己特色、自己风格、自己逻辑的东西。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在座的这样一些中青年学者来研究，促进这种多学科的交叉、边缘地带的结合。这方面在国外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新成果，比如由金烨博士翻译出版的《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一书中提到的文化，就不是亨廷顿那种狭隘的“文明”，而是广义的文化，如何让文化的风帆返回国际关系的港湾，包括认同、语言、乡土情结这样一些因素融入到国际关系传统上讲的安全、外交、大国政治领域。该书确实包括了许多中国学者没想到的领域。他们研究地理距离、乡土意识、人的身体和语言、认同，用这些东西来启发国际政治和外交的研究。对比之下，我们的研究领域太窄，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挖掘、多学科的融合做得不够。

第三，学术批评不够发达，或者批评起来总是那么遮遮掩掩的，这是我们国际关系学界的一大问题。相对而言，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等学科就做得比较好，至少他们能提出一些真问题，敢于挑战权威。国际关系学界传统印记太深，注脚式的东西偏多，我们从来稿中深感这一点，见到的大量是平庸之作。学者要有一个使命，即展开批评，身体力行，文章上激烈的批评并不妨碍批评者之间成为好朋友。我们刊物非常欢迎那种注重学理和不带人身攻击的批评文章。与其他学科相比，这方面真是差距太远，所以如何倡导批评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从我们刊物这个点来看国际关系学界，任重道远。

第四，如何真正做到百花齐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还是太少，坦率地说，甚至包括一些有实力的学者，很容易形成跟风趋势。例如20世纪90年代国际制度、建构主义研究热起来后，有些跟风性的东西便多了起来，把别人说过的话题改头换面再发表。这可以说是我们国际关系学界的一大缺失。人们不愿花大力气创新。跟风现象的存在，其原因不一而足。从编辑部的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大家可以对此分析，不光是提出批评，而且要分析如何避免、如何减少这种现象，以形成自己的学派、自己的特色，避免低水平的重复。

第五，陈乐民先生曾在许多场合批评过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现阶段美国的影响太大甚至成为主导性的东西，对其他地区如欧洲了解、借鉴不够。我承认这一点，从自己现有的几部作品看，对其他地区理论确实关注不够。在最近对博士研究生的教学中我反复强调一点，那就是如何超越美国中心。这是努力的方向，不论是否现在超越得了，但要有意识这样做。美国之外的地区有什么研究？从刊物来稿看，这也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需要思索和下大气力探索的问题。总之，要努力使眼界更宽广，色彩更丰富一点。

第六，相互间的沟通不够。据说国内现在已有三十多家院校建立了国际关系研究系、所甚至学院，还有一些即将建立。此次与会代表虽然不多不全，但大家后面是一批有一定基础、做了一些工作、未来有可能成为龙头重镇的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基地。

（引自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成就与缺失的几点感受》）

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张睿壮教授，认为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若干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科划分混乱、专业化程度低下、研究方法陈旧、学术规范缺乏、著述多在低水平重复等多个方面：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经过最近二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有目共睹的成就。这些成就在近几年来的学术会议和出版物中都有较全面的总结，我不再赘述。我主要谈一下该学科目前存在的问题，以期引起同行和主管部门的关注，从而收到改进的功效。

总体而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目前的学术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美、英、澳、法等西方学术大国，而且落后于日、韩等师法西方的国家，甚至还拿不出可以媲美香港地区或新加坡这等弹丸之地最高水准的学术成果来。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之众的泱泱大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我们的落后，主要表现在学科划分混乱、专业化程度低下、研究方法陈旧、学术规范缺乏、著述多在低水平重复等多个方面。以下择其要点分述之。

关于科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对一个学科的研究领域的清楚界定是这一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发展涵盖整个学科领域的宏理论或体系理论的前提条件。不幸的是，尽管对国际关系学科在国际学界早已有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但在我国却仍然混沌不清。在我国高校，在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下形成了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分别作为两个独立的二级学科的做法，然而从教育部到设有这些学科的各高校却没有人能说出两者的区别来。两年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学科设置的“修改草案”，拟将国际关系单列为政治学以外的一级学科、同时把国际政治保留在政治学内作为二级学科的设想，更是毫无逻辑可言。在执该学科牛耳的美国，“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是两个含义基本相同、经常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在我国出于非学术原因把它们硬行分开，只能造成学科和课程设置上的混乱，为同国际接轨和国际学术交流人为地制造障碍。即使一定要强调两者的区别，也只能把国际政治视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特殊方面，让国际政治成为从属于国际关系这一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而不能让它们处于并列或分离的状态。

教育如此，科研也同样混乱。在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分类中，国际关系同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军事、国际文化、国际组织等九项科目并列在“国际问题研究”项下。令人费解的是，在把国际关系的所有具体方面都抽出单列后，国际关系本身还剩下什么可以研究？此外，国际政治除了出现在上述序列中外，在“政治学”项下还单列有一门“国际政治学”。要弄明白“国际政治学”同“国际政治”的区别，以及它们各自同“国际关系”的区别恐非易事，其本身似乎就足以构成一个国家社科研究项目。教育部系统每五年制定一次的“人文社科发展规划”，干脆取消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学科资格，把它们同比较政治、国别与地区研究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等内容统统放在一起凑成一个“国际问题研究”的杂类。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学术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总之，名不正言不顺也罢，与其他学科一笔混账也罢，都是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发育不良的迹象。要发展，就要从正名分做起。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一样都不被看作是一门真正的学问，至少不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从领导干部到刊物编辑，不管有没有专业背景，都有资格告诉那些术有专攻的专家他的文章该怎么写才对。在一些颇有地位的国际关系专门刊物上，常可见到一些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通的文人，从搞历史的、搞哲学的、搞经济的一直到搞文学的，都俨然以专家的身份对国际问题高谈阔论，似乎国际关系就是任何人都能随时客串一把的业余嗜好，而不是什么专门学问。这种现象的存在与这一学科本身专业化程度低下、学者的专业意识薄弱是分不开的。不少学者本身就不懂得尊重学科的专业分工，一些所谓“知名学者”也常以全才自居，从国际关系到比较政治到世界经济，从美国到欧盟到中东到台湾问题，到处开会演讲，上电视当嘉宾，惟其“博大”而失“精深”，因而其高论比起常看“参考消息”爱发议论的出租车司机来似乎也看不出特别高明之处。这种“杂家”的泛滥，这种“学者文人化”、“学术随笔化”造成的后果便是学科专业性的丧失和学术的日趋浅薄，便是外国学者评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扎实的新闻作品而非学术著作”，便是学科的地位低下和学者受人鄙薄。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摆脱业余水准就必须从捍卫自己的专业性做起。

近年来中国学界的某些人文和社会学科的专业意识已有所萌发，偶尔也能听到专家关于强化专业性的呼吁。然而这微弱的声音却引起了一些文人，或“文学中人”或“文学批评家”们（如他们自称）的极大惊恐和强烈愤慨，以为这是“通过科技与学术体制的霸权……压抑非专家的声音”，甚至把它提到剥夺“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公民权利”的高度，上到了“文化专制主义”的纲上。这其实是大可不必的杞人忧天和错置的愤怒。提倡专业化的人们没有剥夺任何人对任何事物发表看法的意图和能力，也完全无意否定“杂家”和“通才”们的才华、学识和成就（如我本人之对邓拓、梁厚甫等“报人”便极为敬佩）；他们所呼吁的不过是业内人士务必术有专攻，务必使他们的“专著”有别于业余随笔，使“专家”和“专业”名符其实。除了专业论坛必须提高学术水准把业余随笔挡在门外（他们应有自己的园地）这一点之外，提高专业化对广大“业余专家”们其实并无大碍。这正如提倡加强专业剧团并不妨碍票友们玩票，但业余剧团却不能取代专业剧团同样的道理。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落后的另一明显标志是学界的研究方法陈旧，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哲学和历史方法上，仍处于“前实证”阶段。经验实证方法的引入，是政治学包括国际关系学从传统学术向现代科学转变的分水岭。经验实证方法要求在确立因果规律时必须经过严格的、系统的排伪处理，而且因果规律及其理论解释都必须经受经验证据的实证检验，而做到这一点则要求所有命题中的概念都必须可操作。作为对比，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规范的（即价值判断）和/或思辨的（即从某些先验的“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和/或对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其特点是主观性强而命题无法证伪。大量的规范与思辨研究使我们的学术论坛充满了“我认为”、“你认为”的主观见解和主张的“各自表述”，而鲜有能够经受实证检验的科学理论；思辨的分析因各人的角度不同而“见仁见智”，无法形成对话；纵有少量以历史归纳的方法去总结客观规律的研究也受制于传统方法不够严密的局限和中国传统思维中缺乏因果逻辑的弱点（对此爱因斯坦和容格都早有论及），使我国国际关系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著述中充满了大而空因而无法操作的概念、未经排伪的因果结论和不可证伪的理论命题（因而是非科学命题）。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以至整个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是引进并推广经验实证方法，以促成学科的现代化及与国际接轨。在这方面有两点误解需要澄清。一是以为经验实证方法等同于数量分析方法，这使许多“望数生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此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事实上，经验实证方法的原理完全可以应用在非数量分析上，完全可以在没有数字出现的情况下使我们的研究更符合科学的严密要求。二是有人提出西方学界已有后行为主义潮流对经验实证主义进行否定，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走老路，不去与最新潮流接轨呢？这种想法完全忽略了中国社会科学所处的发展阶段。西方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在上世纪中叶行为主义革命后迅速转往经验实证方向，至20世纪70年代已成为经验实证方法的一统天下。后行为主义正是为了纠正这种过度倾向而产生的一种反动。在经验实证方法尚未萌芽的中国提倡后行为主义，就好比在饥民中提倡减肥一样不合时宜。

我国国际关系学水平低下的另一显著标志是，在介绍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存在不少显而易见的、本不该出现的错误。有一些错误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居然从未受到批评和更正，这就不仅是水平低下，更还有学风不正的问题。近一二十年来，随着迅速致富的经济暴发户的大量涌现，迅速成名成家的浮躁心态也在学界蔓延。其结果，一方面是粗制滥造的著述到处泛滥，另一方面则是同行间的廉价吹捧和相互授奖满天飞，惟独少了扎实的学问和严肃的批评。一种很不健康的风气是把正常的学术批评与个人关系扯在一起，形成批评一种观点就会得罪一批人的不正常状态；而在缺乏客观评价机制的中国学界，个人关系对任何学者的学术生涯，从评职称到评奖、从发表作品到申报项目，都具有生死攸关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尽管一些有责任心的学者，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和“学术批评网”等民间网站，一再提倡认真严肃的学术批评而响应者终究寥寥的缘故。没有相互砥砺，学问如何长进？少了实话实说的批评，认识又如何去伪存真？一个缺乏严肃批评的学科是难以改变落后局面的。

我国国际关系研究不断在低水平重复、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引起了所有有责任心的中国学者的焦虑，形成了要求改变落后现状的迫切愿望。知不足而思变是好事，是进步的前提。但恰恰在这时要特别警惕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危险。例如有人不甘中国学界总是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局面，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以为只要打出旗帜、自成一体便可与西方学说平起平坐，不必再戴落后的帽子。这种想法未免过于简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只有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加上非凡的创造性思维才可能取得突破，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按照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新学说、新范式的创立无不以对旧理论的批判为基础，即所谓不破不立。要破、要批判，首先就得把旧学说弄懂、弄通，而不能无中生有地凭空生造出一个什么学派来。在当前浮躁的学术空气下，不少人不肯踏踏实实做学问，只想抄近路、走捷径，急功近利；有人连什么是国际政治理论、甚至连什么是理论都没有闹明白，只凭一些与西方不同的观点就虚张声势地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其浮躁之心可见一斑，只能贻笑大方。在西方文化主宰的政治学领域，第三世界国家如何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路来？在这方面，国际政治经济/比较政治领域中的拉美学派为我们提供了最佳典范。

拉美学派的兴起是现代政治学发展史上第三世界学者及其学说从弱势走向强势、从边缘进入主流的惟一成功范例。其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很多，但这里我只想讲两条。第一是不要吹牛要实干。“拉美学派”、“依附理论”等名词的出现，不在这一学说诞生之前，而在它成熟之后。这一学派的学者们事前并未发出要建立“有拉美特色的政治理论”的豪言壮语，而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把学问先做出来，在概念、设定、假设、方法、结论等理论建构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创见，又经过不断的批评改进，才使其科学性和独创性得到公认，终于奠定该学说在政治学中的一席之地。只是到了这时，“拉美学派”的美称才瓜熟蒂落地应运而生。简言之，拉美学派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第二，拉美学派的学者们都是在西方主流政治学/经济学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从未在形式上拒绝传统，也从未在表面上一概而论地与旧学说划清界限，而是在对现成理论的继承和批判中萌发出崭新的思想和方法，继而发展成独树一帜的学说。换言之，拉美学派的成功不是来自对传统学说的恐惧和拒斥，而是来自对它们充满自信的利用和驾驭。

我国国际关系学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学术规范。首先是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的规范问题。这些年来，我国学界对西方文献做了大量翻译、介绍和评价，引进了不少人名、书名和术语，但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例如英文institutionalism一词，中文就有“机制主义”、“制度主义”、“机构主义”等不同译名；而regime一语，则有“机制”、“制度”、“体制”、“规制”等多种译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恐怕是到了该由学界同仁在某个权威机构或公共平台（如《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牵头下制定一些行业标准的时候了。另外，缺乏规范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学术作品质量的评价标准和机制。目前在我国只有极个别的学术刊物实行了部分的专家匿名审稿制（又如《世界经济与政治》），但正因为是“部分”，其意义便大打折扣。由于缺乏大家认可的比较权威的标准，所以只好用数量代替质量作为学术成果的衡量标准，这也是粗制滥造作品泛滥的原因之一。希望《世界经济与政治》在这方面带一个好头，尽快实行全面彻底的双匿名审稿制，为学科创立一个规范。

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学科缺乏公共学术园地。“学术乃天下公器”，既为公器，当然要有公开发表的园地。在这方面，我国的公共资源本来就十分匮乏，全国性的有关国际方面的公开刊物不过十来份。这些刊物在各方面依赖国家的扶持（其最大的无形资产是因国家控制而形成的垄断地位），本应成为全国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公开论坛。可是有些主办单位却滥用特权，把国有资源变成了一己私有的“自留地”、“后花园”，使之成为本单位一些人拿学位、评职称、定级别的捷径，或成为一些不够格的作者的习作园地。据不完全统计，有些刊物每年发表本单位研究人员的文章竟占所发文章总数的一半！另一些则占了1/3到1/4。（《世界经济与政治》在这方面仍然是做得最好的，其比例只有10%左右）这种占山为王、排除异己的做法对于思想的交流、学术繁荣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做个不太贴切的类比，如果说因地方割据、壁垒高筑而无法形成统一的通货和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障碍，那么因惟我独尊、划地为牢而无法形成统一的规范和媒介就是学术进步的大忌。

以上只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种种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希望学界同仁各抒己见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对于存在的问题，三缄其口、讳疾忌医不是办法，惟一的出路在于直面现实、厉行改革。

（引自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

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许嘉教授，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些总结，包括理论创新的欠缺、研究方法的混乱、理论研究与问题研究的脱节以及缺少稳定的学科队伍等。许嘉教授指出：

第一，总结介绍多于理论创新。

就是否有理论创建而言，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在对革命导师的外交理论研究方面，我们仍然停留在总结归纳上。如何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形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对我们来说仍然任重而道远。对文化传统相关内容进行开掘和整理，工程量大而且难度高。历代典籍，浩如烟海；沿波探宝，披沙沥金，需要有交叉学科的知识功底以及甘坐冷板凳和长期攻关的耐心与毅力。相比较而言，我们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面，状况要好一些，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这方面也还主要停留在翻译和介绍方面，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著作还相当少。

第二，在对理论研究方法认识上的混乱。

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除了表现在理论内容上以外，还表现在方法上。我们当然赞同用马列的方法对国际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但是，如果对一切问题的研究都从基于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入手，不仅会使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过于狭窄，而且也是对马列方法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其实社会科学研究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也是可以应用的。这些方法主要有：

推理的方法。在这样的方法中，先将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论点及概念提出来，然后通过和现实世界的具体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论就是以这样的方法建立的。

分类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概念和国际关系问题分类，去研究一些重要的数据，而这些数据都来源于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然后在这些数据归类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是理查德·辛格的《决策：作为国际政治的一种研究方法》。

演绎的方法。根据经验或比较研究，从过去的历史材料中得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卡尔·多伊奇对以民族单位一体化的北约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

描述的方法。这种理论的建立首先是对政治行为进行一系列的描述，如人的行为是理性的，是要追求权力的，然后是把人的行为和国家的行为与现实世界进行对比，由此，从人性出发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一书就是以这样的方法写成的。

规范理论。规范理论是建立在反对或是批判现实行为的基础之上的。从传统意义上讲，许多理论中都包含着规范理论。规范理论指导着政治家应当去做什么，而不应当去做什么，一般都是从“道德”或“国家利益”出发来提出自己理论的。

一系列意见。理论家还会向政治家们提出自己的设想，如关于国际体系的假设，是多极还是两极体系，政治家们应当怎样达到自己的目标；对政治家们已经推行的外交政策进行批判和评价，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理论的建立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对于一个理论家来说，他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并不是采取单一的方法，他常常会同时运用几种方法，但是，常常是以一种方法为主，即以某一种方法作为理论突破的主要途径。在上面谈到的规范理论和一系列意见，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说是建立理论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时，就会发现确有学者在经常使用这两种方法。

在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曾经出现过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国际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的争论。这一争论和国外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情形是相一致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建立过程中，学派的争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观点上的争论，另一种则是关于方法论上的争论。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者来说，我们在方法论上的争论经常显得过于偏激，例如关于是用实证的方法还是用马列的方法对国际问题进行研究的争论就是例子。其实这样的争论意义并不大，因为，在马列的研究中并不排除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用马列的方法进行国际问题的分析也并不等于不要实证科学方法。在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和马列的研究方法之间没有可比性。由此可见，我国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上还存在思想认识上的迷离。

第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相脱节。

这里所说的国际问题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某一国际问题的动态研究，二是对国际问题的决策研究。而目前，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分离。进行国际问题动态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论事，并且在论证结构上凝结为“背景＋过程＋展望”这样三部曲式的模式。这种模式常常见不到理论上的长波分析，重过程而轻规律。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外交决策相脱离。笔者本来想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外交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考察，但却发现要完成这一工作非常困难。除去资料来源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两者联系的确很少。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相关参数，如具备学者与决策双重身份的人数、二者交换身份的人数、学者参与国际问题决策的方面、学者参与决策讨论程度概率、学者与决策者沟通的频率等，那么，就会发现其数目很小。如何使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与国际关系实践者相结合，如何使我国的外交决策更加科学化、更有预见性，这些原本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所在。造成目前这种脱节状况的原因很多，从我们国际关系学者自身检讨起，理论研究本身较弱，无疑也是原因之一。

第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尚无一支稳定的学科队伍。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估价，主要基于如下理由：首先，刚刚结束的1998年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很可能是该学科在本世纪的最后一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次会议可以看成是对我国本学科的一次跨世纪大检阅。这次参加大会的代表近百名，讨论所涉及的问题甚广，包括：学科理论建设、均势、“极”、国家利益、主权、全球化、新现实主义、时代问题、革命导师理论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等等。这种讨论，虽然使我们思路开阔，但讨论面的宽泛也影响到交流的深度，交流多而交锋少，话题多而对话少，使高层次研讨的切磋砥砺，功效难以充分体现。这种状况，表面看来是会议的组织问题，其实是该学科现状的真实反映。

其次，很多学者的研究方向不确定，时而对理论研究感兴趣，时而对具体的国际问题感兴趣，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研究领域宽而不深，泛而不专，影响了理论研究的深入。

再次，至今我们还没有一套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教材，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校教学的困难，后续人才培养乏力。在学术上我们提倡百家争鸣，但在面向教学时则不妨存异求同，尽快编写出教材，以应培养后备人才之需。

（引自许嘉：《20世纪末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