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方法研究不了国际关系

没有方法研究不了国际关系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最早写出中国有关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著作--《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虽然有学者提出一些批评，但是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建设而言，我们毕竟走出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阎教授情有独钟：

第一，研究方法是手段。

《现代汉语词典》将“方法”定义为：“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这里，“门路”的内容可以包括工具、技术、设备、推理、设计、实验、调查、分类、综合、讨论、交流……由于“门路”的含义十分宽泛，因而对于我们理解研究方法仍然缺乏明确的指导作用。根据对研究方法的研究，美国学者肯尼斯·贝利（Kenneth D.Bailey）把“方法”定义为“收集资料和研究的技术或工具”。这一定义虽然简单，但却易于我们理解什么是研究方法。如果将技术和工具进一步简化为“手段”，我们就可以说，“方法是手段”。将研究方法理解为技术和工具或是手段，我们便很容易理解研究方法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了，因为没有手段就无法解决任何问题，而研究工作就是要解决还不理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研究方法就无法进行研究。

一般来讲，同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问题的方法相比，研究工作使用的方法更为系统，也更为复杂。日常生活中，许多方法无需特殊的学习即可掌握。如要去一个地方，可以乘车也可以走路，而乘车和走路都不需要特殊训练；而工作中使用的方法则需要特殊训练，如从事教学，首先要接受多年高等教育，还要掌握基本的教学方法。研究工作使用的方法不但需要专门的学习，而且应用起来也比较困难，因为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都很强，需要有了相当的知识基础后，才能学会并加以应用。正因为如此，一般要到研究生阶段，才开设有关研究方法的课程，本科生很少学习这门课。应当说明的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的研究方法通常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综合性，但是为了便于学习和掌握相关的研究方法，我们仍然要分门别类地逐个学习。这如同学习数学一样，进行数学计算时要综合使用许多不同的计算方法，但要掌握这些计算方法，只能一个一个地学。

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并不一样。例如，数学的计算方法适用面就比较宽，在许多学科的研究中都能使用；而中医诊断的方法适用面就要窄一些，除医学之外，其他科学领域应用得就比较少。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归纳推理法使用得比较普遍，而回归方程分析适用的范围就比较有限，因为后者需要相当数量的统计材料。由于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不同，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中，有些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相同，有些则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同。尽管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很多，但并不是所有方法都能用来研究任何国际关系问题。比如，研究防止核扩散问题的方法可能就不适于研究分离主义问题，研究贸易磨擦的方法则可能不适于研究人权冲突。这如同修理汽车需要很多工具，而每个工具的作用并不相同一样。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有万能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可以用它来研究任何国际关系，更不能认为任何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能借用来研究国际关系。当然，在强调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有其特殊性的同时不能走向极端，即不能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只能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例如，国际关系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也可用于研究艾滋病的病因。

研究方法不仅适用范围不同，而且解决具体问题的效力也不同。解决一个问题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但其中有的方法会比其他的方法更简便、更有效。例如，研究人口问题时，需要了解某城市的人口总数，最简便的办法是查阅统计资料，而最复杂的办法是对该城市人口做统计。要研究韩国的国防战略，最简便的方法是研究其国防白皮书，但研究朝鲜的国防战略就无法使用这一方法，因为朝鲜没有发表过国防白皮书。由于针对一项具体的研究，不同研究方法的成本和效力不同，因此研究人员应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来选择最可取的研究方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际关系研究都要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单一的研究方法。

第二，研究方法没有阶级性和国籍。

在中国，社会科学的阶级性问题已经有了许多讨论，这些讨论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很多人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认识。一些人认为社会科学有阶级性，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必然有阶级性，国际关系既然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因此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也可分为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和无产阶级的研究方法。由于国际关系中的政策研究都是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于是又有人把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分为美国的方法、英国的方法、苏联的方法、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这种把研究方法标上阶级或国籍标签的做法，常常影响研究人员接受新的研究方法。

我是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因此当我表达与他人不同的观点时，常听到对方说：“你那是美国的一套。”在我讲授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有的同学就把他们没听说过的方法看做是美国的研究方法。相反，当我讲授同学们较为熟悉的研究方法时，就没有人认为我教的是美国的研究方法了。由此可见，同学们判断研究方法国籍的标准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这些研究方法与他们已有的知识是否一致，二是教授这些方法的老师从哪国毕业。如果我毕业于俄罗斯的大学，学生们也许会认为，我教的那些与他们知识不一致的研究方法是俄罗斯的方法。

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如同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可以用来为任何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国家服务。谁使用它们，它们就为谁服务。例如，马克思（Karl Marx）经济决定政治的严格分析法是以德国逻辑思维传统为基础的，但这种分析方法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认可。又如，地缘政治学是西方学者发明的，但这种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国际关系的方法却可以为苏联组建华沙条约组织这类东方军事集团服务。再如，地理上相邻的国家容易发生安全矛盾，如果结成军事同盟则可以减少安全矛盾，这一地缘政治学的分析逻辑可以为任何地区的军事集团服务。

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美国等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已远远领先于我国。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上，美国学者已经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他们的研究方法已有了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相比之下，我国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还处于感性摸索阶段，还不能自觉地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能够发明新研究方法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如果我们以阶级性和民族性为理由拒绝学习和使用美国或资产阶级发明的研究方法，那么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就必然会受到严重的限制。这种做法如同火炮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就不用火炮而只使用大刀长矛；市场经济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就不搞市场经济，而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一样。这会妨碍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研究方法是研究水平的基础。

研究方法掌握得越多，解决问题和取得新成果的机会就越大。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一个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来讲，应用研究方法的能力是其研究能力最直接的反映，也是决定他研究水平的根本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掌握较多的研究方法可以提高研究成果的精确性。一个懂得概率分析方法的研究人员，就有可能对两国矛盾激化成军事冲突的危险性进行百分比的概率分析，而不懂概率分析法的研究人员，则只能对军事冲突危险做较大或较小的判断。同样是有关军事冲突危险性的分析，用概率方法就能表达得较为精确，而使用非数学的方法则表达得比较模糊。

其次，掌握多种不同研究方法可以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例如，研究人员掌握了归纳法和演绎法两种研究方法，他可以用演绎法对归纳法所得到的结论进行检验。这如同用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演算同一道算术题，如果两种方法所得结论一致，则说明研究成果的可靠性较强，否则就要对成果持谨慎的态度。

再次，掌握的研究方法较多，就可以把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综合使用，解决一些仅使用一种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两种研究方法相结合最常见的例子是文献研究法与调查研究法的结合。例如，通过文献研究可以认识一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目标，但是这一研究方法对于了解该国贯彻执行其政策的方法和策略不是很有效力。而与该国研究人员及政策执行人员进行座谈，则有助于了解执行这些政策的基本方法与策略。因此，将文献研究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可以对一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策略进行综合分析。

对于研究国家对外政策的专业人员来讲，研究方法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的研究水平，而且间接地关系到国家利益。对外政策的决策是一个过程，一般包括四个程序，即专家对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然后提交主管部门进行可行性论证，再将论证结果提交决策领导层讨论，最后由领导人拍板。专家对问题的研究意见，往往是领导人决定一项对外政策的最基础的参考资料。专业对外政策研究人员如果不懂得研究方法需要有科学性，他们提供的政策建议则可能误导决策层。政治决策如同表演，是一门艺术。表演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表演者的个人艺术修养，但幕后工作，如音响、灯光、道具等环节组织得是否科学对演出质量的高低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对外政策决策中，领导人的决策能力是根本因素，但研究人员提供的材料是否可靠，则取决于研究人员是否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而这些材料的科学性也将对决策的结果能否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有着重要影响。

第四，研究方法反映研究态度。

使用科学研究方法需要敢于承认错误的科学精神来支持。研究就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或缺陷的过程中前进，因此只要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一个研究人员就得有承认错误和缺陷的精神。首先，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求从失败中找出失败的原因，也就是要发现人的主观认识上的错误和缺陷。例如，一个新产品达不到设计标准时，研究人员就要找出原因。不管是工序问题还是操作问题，也不管是管理问题还是材料问题，只有找出原因才能提高产品质量，才能达到设计标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如果结论与事实不相符、预测与结果不一致、政策建议实现不了政策目标，也需要找出失败的原因，才能避免日后犯同样的错误，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其次，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方法通常要从假设开始，而假设又多是以否定现有理论和现行政策为基础的，特别是证伪的研究方法，更是以否定的方法论证客观世界的真相。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否定是创新的前提，科学的进步正是源于对旧有知识的不断否定。爱因斯坦否定了牛顿定理在宇宙的普遍适用性，才提出相对论，从而为现代物理奠定了基础。否定世界大战危险不断增长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才能得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的结论。

从道理上讲，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是不怕承认错误的；但现实却并非如此。特别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要能做到勇于承认错误更为困难，对于不了解研究方法的人则难上加难。第一困难是关乎切身利益。根据事实肯定政府的对外政策并不难，而根据事实批评政府的对外政策则很难。因为在任何国家，否定政府对外政策的研究结论都很容易受到政府的反对。这可能会影响到一个研究人员的升迁，以至他的生活处境。在任何情况下，否定他人的研究成果都不免要得罪人，特别是否定学术权威或是上级领导的研究成果时，不仅可能得罪个人，而且可能得罪该人的弟子或追随者。虽然现在的研究人员不会再面临哥白尼时代那种捍卫科学真理需要付出生命的危险，但不同程度的其他危险还依然存在，因此很多学者不愿意因坚持科学研究方法而给自己的生活和研究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中国老一辈国际关系学者中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不惟上，只惟实”。这句口头禅之所以非常流行，是反映了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所面临的种种压力，承受这些压力是需要勇气的。

承认学术错误的第二个困难是心理上存在障碍。纠正别人的错误需要勇气，纠正自己的错误更需要勇气。承认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是错的或不完善的是一件极难的事，因为这等于对自己工作成绩的否定。在担任一个研究部门的领导工作时，我曾要求本部门研究人员在年终工作总结时总结一条学术研究上的错误。为了克服心理障碍，我带头总结了两条学术错误。即使这样，仍然有研究人员难于启齿谈自己的学术错误。一般研究人员尚难以承认自己的学术错误，那么地位较高的官员或研究人员就更不愿意主动承认自己在学术上或认识上的错误了。然而，只有勇于承认自己研究中错误或缺陷的人，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基础，因此一个不懂研究方法的人，其实也是不知如何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我们常可以看到一些“学术研究”的著作不但没有关于研究方法或是研究过程的描述，甚至其中有关事实材料和统计数字都没有注明来源。没有注释，读者就无法了解这些材料和数字是否具有权威性，更不可能对这些事例和数字进行核实。这种不做注释的做法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编写者不愿意对其使用的材料和数字负责。编写者本人可能就不知道这些材料是否真实可靠，甚至不能排除编写者自己杜撰一些事例和数字来支持其主观想象的观点的可能性。二是编写者不愿在注释上花时间。一般讲来，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大部分时间要用在对事实的调查、核实与分析上，编写研究成果的时间则相对较短。而在学术著作的编写过程中，用于注释编写的时间又不亚于正文的编写时间。因此，注释的详尽程度反映了作者对事实核查的详细程度，以及编写研究成果的认真程度。

目前，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讨论还主要集中于哲学层次。这当然有助于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提高，但是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当前面临的更加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普及科学研究方法。如果没有广泛的普及，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讨论就会长期处于阳春白雪的境地，和者寥寥，无法改变目前国际关系研究低水平重复的问题。

第五，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意义。

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较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学科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知识不够普及，尚不能区别概论、理论和研究方法；受过方法论专门训练的研究人员较少，形不成一致的学术评判标准。

首先来讲，国际关系研究中采取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它们最基本的共性就是都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很多其他研究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方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第一点，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变量控制是科学方法中分析影响同一事物相关因素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与简单经验归纳法不同，变量控制不但可以发现与事件相关的要素，而且可以认清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可以深化我们对国际关系规律的认识。

第二点，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变化程度。科学方法既可以进行定性分析，也可以进行定量分析。而科学方法的操作化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定量分析。定量分析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发展方向，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变化程度。而非科学的方法就难以做到这一点。科学研究方法可以细化我们的国际关系知识。

第三，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预测的准确率。科学方法强调实证或实验，其目的在于提高结论的可重复性（即普世性）。而结论重复性的提高就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从而也增强了结论的预测准确程度。科学方法有助于提高对国际形势变化的预测水平。

其次我想讲一下，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多年来大家一直在谈论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这一问题可能与科学方法不普及有关。现代科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更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普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有助于改变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要提高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认识的准确程度，现在还没有比科学方法更有效的方法。目前，有关方法论的教材中，只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成系统，其他的研究方法还不成系统。

提倡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纠正不良的学风。大家都反对学界的浮夸现象，学术打假是惩罚措施，还需要通过提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术道德。使用科学方法有助于防止制造含义不清的新词，有助于防止无明确逻辑关系的因果解释，有助于防止不在乎结果的形势预测。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开放性，认为自身是不完善的和需要改进的，因此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培养研究人员承认错误的品德和改正错误的勇气。

科学方法的普及有助于我国国际关系的学术批判，促进学术进步。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还未普及，但现在已经出现了对其批判的势头。学术批判是学术进展的重要动力，但如果学术批判是感情的而不是科学的，其结果不但起不到促进作用反而会制造个人恩怨。这种结果使得我国学术批判很不普遍。科学方法有共同标准，批判者学习了共同标准后所进行的批判才可能是内行的批判。为了提高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水平，我们需要多些人先学习科学方法，然后进行内行的批判。

（引自阎学通：《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孙学峰博士，作为阎学通教授的学生，也参与了《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一书的部分写作工作，同时他的硕士论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分析（1979-1999）》，对我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研究方法问题也分析得比较透彻。孙博士认为，重视研究设计是提高研究质量的基础：

科学研究是实施研究过程、实现研究目的的一种方法。一般而言，科学研究过程包括4个步骤：第一，发现研究的问题；第二，提出回答问题的理论假说；第三，检验理论假说；第四，阐明结果，得出结论。其中，决定研究质量的关键步骤有两个：一是提出研究问题，这是科学研究过程的起点，没有明确的研究问题，研究根本无从谈起；二是对理论假说的检验，因为检验过程可靠与否，直接决定着研究结论是否有效、可信，决定着研究目的能否实现。

为了确保研究质量，尤其是关键步骤的质量，研究人员一般的做法是，认真做好研究方案的设计工作。同研究步骤相适应，研究设计必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第二，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些）问题？第三，研究假说是什么？第四，如何检验研究假说？不难看出，对第二和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研究设计的关键环节，决定着下一步研究工作的质量。因此，研究设计中必须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详尽、可信的回答。

要想证明所选研究问题确实具有研究价值，研究人员必须在研究设计中以充分的证据说明：首先，这个问题尚未回答或已有答案有缺陷；其次，该问题具有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支撑上述判断的基础是扎实、细致的文献回顾。文献回顾（literature review）的主要任务有三：查找文献、选择文献和批判文献。核心是批判文献，即研究人员对相关文献的关键部分进行批判性评价，既肯定其优点长处，又要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而后者则是文献回顾的重点和核心部分。

一般而言，文献回顾至少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涵盖重点文献，即文献回顾必须包括：与研究问题、研究主题相关的权威文献；与自己研究问题理论框架相似的文献；发表时间较近的文献。二是与所研究的问题相关。文献回顾必须清楚地说明已有研究的发展脉络、相关研究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已有研究的长处和缺陷。更为关键的是阐明已有研究的长处和缺陷与本项研究的关系，本项研究在相关知识谱系中的地位，以便清楚地揭示本项研究的科学意义，确保所研究问题是一个有意义的真问题。

有关如何检验假说的讨论是研究设计中更为关键的部分，因为这一部分直接决定着研究假说是否可信，研究最终能否实现预期目的。对检验假说方法的讨论必须回答如下问题：首先，检验假说的方法和数据/案例是什么？其次，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方法/数据？最后，如何实施这些方法/运用这些数据/案例？为了便于后续研究的进行，提高研究质量，有关检验方法的说明需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具有相关性，即选择的方法、数据/案例能够检验研究假说，所选方法的应用条件能够得到满足等。二是具有可操作性，即清楚地说明所用方法/数据的目的、获得数据的程序、方法的应用步骤、案例与方法的结合方式、研究人员已具备使用这些方法的主、客观条件等。

研究实践表明，高质量研究必须有明确、可信的研究设计作为基础。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员对研究设计还不是十分重视，设计质量也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理论研究质量的提高。因此，要寻求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突破，缩短与国际同行的差距，重视研究设计工作、提高研究设计质量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引自孙学峰：《重视研究设计是提高研究质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