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究方法，不惟方法

讲究方法，不惟方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研究室主任任晓研究员认为，要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必须讲求研究方法，增强方法论上的自觉。但是，我们也需要方法论上的多样与宽容，方法论的多样绝不会阻碍国际关系研究的开展，相反只会促进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和繁荣：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缺少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性，此外，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不够丰富多样。要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必须讲求研究方法，增强方法论上的自觉。

在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C.P.斯诺语）之间，我不太赞成过分拔高“科学”作用的观点。科学或“科学方法”，似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接近于“真理”的涵义，如“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这里的科学就属于这种意思。另一种是特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数量分析、计算机模拟等。这里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科学方法”一语的。在研究中，包括“科学方法”在内的不同研究方法有其各自的作用，也有其各自的局限性。“科学方法”也是如此，有些问题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另一些问题就难以用它来研究。例如，在综合国力研究中，“科学方法”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就无法通过“科学方法”来得出。当然，我不是否定科学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别的方法和“科学方法”相比，是不是一定就更有局限性，这点可以讨论。在研究中，运用什么方法跟研究者所选择研究的问题有关。我不赞成“上华山只有一条路”式的看法，我们需要方法论上的多样与宽容。方法论的多样绝不会阻碍国际关系研究的开展，相反只会促进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和繁荣。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是不可能做到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甚嚣尘上的行为主义运动的一个谬误就是寻求“价值中立”。经过这些年的检验，证明在社会科学中很难做到。研究者在研究中是难以完全排除本人的价值偏好的，只有多一点和少一点的区别。我们在研究中、在运用“科学方法”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并尽可能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因素非建设性地介入和影响研究结果。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不妨多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目前在国内，个案分析法应该说已经引起了较为广泛的重视，问题是如何运用好、运用得更为成功。现在个案研究成功的比率似乎还不高，这可能跟缺乏“问题意识”有关。还有一种是多个案研究，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多为有限多个案研究，一本专著充其量也就四五个或五六个案例。当然，也有数量很大的多个案研究，包括多达数十个甚至上百个个案，但属于这种情形的研究往往不太成功。这说明，像其他方法一样，个案分析也有其局限性。

就我本人而言，我更愿意提倡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历史和理论缺一不可。理论得以构建的思想材料不是来自于现实，就是来自于历史。忽视了历史和理论而进行的研究，能取得成功的实不多见。在美国，由于一个时期以来社会科学中理性选择的盛行，无限丰富的政治生活一律被简化为个人出于自利的动机而做出各自的选择。而且，这种理性选择分析被视为一种普遍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分析工具。影响所及，使得历来重视语言、历史、社会、文化的地区研究也被广泛波及，受到消极影响，这并非国际关系学之福。当然，“9·11”事件发生后，忽视地区研究的状况有所变化。其实，深邃的历史洞见常常得自比较历史分析，在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著作也常常源于比较历史分析。

关于理论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我认为不应机械地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实际政策挂钩。我也不太赞成“理论是指导实践的”这样一个提法。理论要揭示规律和解释现象，能不能指导现实活动，原本不是理论一定要做的。同时，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具有一种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要努力从本土经验出发提出问题，形成观点，并逐步将其系统化，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引自任晓：《讲究方法，不惟方法》）

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教授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方法目前应该加强，但不能形成科学神话，不能排斥包括解释学方法在内的其他方法。一旦形成神话，科学的质疑灵魂则不复存在，科学也就死了。现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研究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科学人文对立，我国有的学者也认为科学人文水火不相容。但致力于科学人文融合的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对于我国的国际关系学来说，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似乎更是一条有意义的中间道路。故此，他提出了“第三种文化：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

作为人，我们面对两种事实：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争论和社会科学之内自然学派、一元论派、二元论派争论的本源也在这里。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到底是否是同一事实？对此的认识，在主流理论方面引出两派：一派是涂尔干采取了把社会事实转化为接近于自然事实的手法，这样，社会科学就可以在科学实在论的框架中展开，表现形式是实证主义，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另一种是韦伯传统，他认为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是两类事实，是不可混淆的，结果就产生了解释学，其研究方法与实证主义是不同的。这些认识反映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就出现了实证主义和解释学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两种主要方法。

运用实证主义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理性主义学派，简称为科学派。自行为主义革命和第二次国际关系大论战以来，科学派确立了在国际关系学界的主导地位。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所谓的理解学派，其基本思想和假定与科学实在论是不一样的。它认为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人们没有办法发现规律，只是理解意义。它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一个社会意义网络，社会意义网络是社会的独有特征，这个东西是自然界没有的，是人在社会中创造的，这就是解释学的基本认识论。理解学派认为，行为深嵌于历史与语言之中，个人信仰的前意识位置使他们能够理解事物，也制约了他们的理解，人们不可能永远发现所谓的自然界的科学真理，故完全客观的事实是不可能完全存在的。所以胡塞尔说，“万物皆备于我”。这样，知识、真理、理性都深嵌于历史，而不是超然于历史。不过要提及一点，理解学派反对惟科学论，但并不反对科学。理解学派认为，实证主义将社会行动、社会秩序化约为物质世界、物质利益，提倡自然主义一元论是不正确的，社会科学有其独有特性。韦伯的名言就是“世界的意义是人赋予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社会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共同观念使赋予这种意义成为可能，而自然界不存在赋予这种意义的关系，也不存在意义网络。我们如果把自然主义的一元论称之为演绎法则方法，而韦伯的方法则是诠释方法，这样韦伯的方法论就和科学实在论有了差别。韦伯也要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但首先不是寻求通则，而是个体，先对社会行动进行移情式的理解，然后再付诸语境和意义网络去理解这种行动。之后，再将这种特殊的事物融入更为广阔的客观世界中。这几步的基本方法都是理解，把理解客观化，这是韦伯方式。韦伯的方式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两种方法，在西方有很多争论，在中国现在也出现了，这是好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方法论争论，就没有学科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中国学者针对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仍然混同于政策研究和基本无方法论可言的状态，开始强调以科学实在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并努力推进这一方法的应用。实际上科学派和人文派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是完全可以整合的。当今科学发展的趋势是自然科学研究开始接受解释学的一些理念，因此也就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融合提供了机遇，比如复杂系统效应理论和环境经济学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方法目前应该加强，但不能形成科学神话，不能排斥包括解释学方法在内的其他方法。一旦形成神话，科学的质疑灵魂则不复存在，科学也就死了。现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研究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科学人文对立，我国有的学者也认为科学人文水火不相容。但致力于科学人文融合的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对于我国的国际关系学来说，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似乎更是一条有意义的中间道路。

冯友兰说，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法。中国缺乏实证主义的分析逻辑，国际关系学界目前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仍然很少。不过，国际关系界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一些重点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也都开设了科学方法论的课程。虽然依旧匮乏，但毕竟有了意识。至于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反思性理解，在研究过程中真正能从方法论上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成果却是更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既缺乏理性的东西，也缺乏人文的精神。回顾一下西方文明史，应该说是先有人文，后有理性；先有文艺复兴，才有启蒙运动。所以，如果讲中国缺少理性，那是因为缺少人文精神这一理性的根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着对人的关怀的问题，国际关系的终极关怀应该是人，而不是其他。

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提倡多元精神。可以把实证主义、理解学派结合起来。如何结合呢？有一种办法，可以称之为“融合术”，从历史的大时段中研究国际体系的发展和变革。但是解释历史是什么，就要解释人，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把人融合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去，这显然是一种方法。像沃尔兹的“非历史”研究，现在看来局限性确实很大。还有一种研究方法是“分工术”。例如，谈到利益和行为的因果关系，理性主义可以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如果再分一下工，再往前推一步，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就要研究为什么利益能够形成。这就到了另外一个领域，这个问题用实证主义方法，用“硬科学”的方法研究起来就比较困难。从这两个角度看，理性主义思维和反思主义思维、历史社会学视角和逻辑分析学视角都有很多可以融合的地方，并不是说这两派就是决然对立的。

现在，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开始考虑或是意识到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科学方法更多偏重自然主义的一元方法论，理性成分的比重也很大。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反思性理解和解释学方法又走到了哪一步呢？真正尝试两者融合的方法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我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也需要培养既了解科学方法也了解人文方法的人才。人文精神要融入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斯诺命题，开拓一条第三种文化的道路：人文与科学的契合。当然，基本假设是：科学的终极关怀和人文的终极关怀都是对人的关怀。如此，融合也就有了前提和基础。

（引自秦亚青：《第三种文化：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的契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教授，从社会科学知识谱系谈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该做到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相结合：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社会科学的五大学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不只是国际关系学。我们应该把国际关系研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样才能发现中国国际关系面临的差距、存在的问题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考察一下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再看国际关系在这个知识谱系中的位置。

今天，我们的教育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西方文明主要有四大支柱，即西方哲学、西方历史、西方宗教和西方科学。这四大支柱是欧美学者看待世界、看待五大社会科学学科以及看待国际关系的基础。对照这几个基础，再看中国的社会科学，就会发现我们存在的差距。第一个支柱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基础，西方哲学贯穿于社会科学之中。第二个支柱是世界历史。在中国，中国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就是地区国别史，中国没有真正的世界历史，看待世界时也是如此。第三个支柱是西方宗教。西方人之所以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看得非常简单，就因为西方的宗教一直在沿袭，直到今天仍然把宗教当做文明的典型规范。第四大支柱是西方科学。西方科学包括两类，一类是牛顿式的科学，一类是普里高津式的科学。牛顿式的科学思维从17世纪开始就框定了整个社会科学的思维，而普里高津式的科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框定整个社会科学思维。

在19世纪以前，西方并没有把社会科学变成科学。社会科学的科学化首先来自于历史学。18世纪末到19世纪，历史学摒弃了传统的帝王式的传记方式，重新解释历史，从而开始科学化。然后就是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所有这些社会科学都想利用牛顿式的程序来解决问题。应该说，19世纪是理性的时代，黑格尔把它发展到了顶峰。20世纪则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整个20世纪是反黑格尔的。这种社会科学背景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影响到国际关系。从这些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看，国际关系本身在严格的意义上并没有自己的方法。因为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依然属于政治科学的范畴，国际关系是吸收了哲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具体到中国的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今天之所以对策研究者多于社会科学家，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内本身就存在这种状况。在研究中，多数人把自己当做政策制定者，而不是社会科学家来进行研究，这样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就存在着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需要真正的社会科学家。不过，联系到15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中西不同知识的转化过程中政治所起的主导作用，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包括国际关系）政策研究多于科学研究。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该做到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相结合。在研究中，有些命题是不能证实的，只能证伪，而有些证伪又是受经验局限的。社会科学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问题，这样，就存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无论何种研究方法都应该是真正的规范性研究与实证性研究。在中国，我们从来没有把中国放在国际体系中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个人主张做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我们看中国时，应该是国际体系中的中国；看国际体系时，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的国际体系。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定要结合中国是个转型国家/地区性国家的现实来进行研究。但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克服三个问题：一是语言的不可通译性问题。研究西方理论时，应该明白这些语言所表达的范式只是对西方历史的经验考察，能不能运用于中国是个问题。二是学术的规范性问题。专业的“行会化”有其共同遵守的规范，而这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还存在很大差距。三是知识转化的可能性问题。我们面对中西两个知识系统，在研究中必须有充足的基础知识训练作基础。

（引自王毅：《社会科学知识谱系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庞中英教授认为，对这个学科的中国学者（学生）来说，有必要区分“研究方法”的两个层次：其一是工具性、技术性的层次；其二是理论性、典范性的层次。对存在着方法问题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工具性和技术性的研究方法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而典范方面的研究方法则比较难。所以，他认为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不应是“怎样做”的问题，而应是典范问题。庞教授从“典范”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们必须从对PARADIGM的理解说起。

中文政治学中最初把它翻译为“范例”，后来竟然约定俗成地把它叫做“范式”（大陆）。有人也把它理解为“典范”（台湾地区）。总之脱离不了一个“范”字。其实，这只是把握了该词的一个常用含义。在科学研究中所说的PARADIGM并不仅是“范”的意思（EXAMPLE，PATTERN，especially：an outstandingly clear or typical example or archetype），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科学学派或者学科的、哲学的、理论的框架、体系、观点、准则，在这个框架、体系、观点、准则中，理论、规律和为支持它们所做的通则化以及实验，已经公式化（系统地或者确切地得到阐述或者表达、说明）。

美国Chava Frankfort-Nachmias and David Nachmias著、台湾潘明宏、陈志玮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1年，该书在美国很流行），PARADIGM翻译为“典范”，指“在任何历史时期的主导理论”。这里的“典”字有所接近上述PARADIGM的第二层意思。

其次，遵从典范的重要性。

综观这些年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客观上，这门学科在世界上的年轻性、不成熟性和大量借鉴使用别的学科的情况），仍然存在着缺少典范指导的问题。另一方面，学习式、模仿式、进口式、时髦式、生吞活剥式的典范指导下的研究也开展起来。前一方面，主要是指相当多的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并不是在一种研究设计、研究框架、研究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典范本身就是研究问题的方法，缺少典范指导的研究本身就缺少方法基础。而没有方法的研究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研究是一种低水平的研究。后一方面，主要是指大量进口作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实证方法，把这些理论当作是研究国际关系普遍规律的典范，而加以尊崇、使用，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似乎这就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如何做”（怎样做）的灵丹妙药。

根据科学哲学，“每种研究体系都是建立在（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典范基础上的”。“科学研究要求明确的典范，否则，就不会有与他人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集体努力。每一学科的发展势必导致在特殊典范（或者几个典范）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反过来又会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缺少典范指导或者简单模仿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典范，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界的一致性缺乏，“集体努力”不多，学术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尚未形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急需典范的指导。另外，偏好使用来自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典范，在不少情况下有可能简单地把中国的实际归纳于这些所谓一般典范（范畴）中。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以为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般理论，也同样完全适用于中国。

第三，“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的理解。

对这个学科的中国学者（学生）来说，有必要区分“研究方法”的两个层次：其一是工具性、技术性的层次。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所谓“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CENCES”就属于这个范畴。中国学者（学生）多数确实缺少这种训练。但在西方大学留学过的对此并不陌生。我们讲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如果指的是这个层次的问题，那么事情非常好办，只要引进一些有关方法的教科书，并在大学阶段给以大规模普及，就可以做到。其二是理论性、典范性的层次。

应该说，对存在着方法问题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工具性和技术性的研究方法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而典范方面的研究方法则比较难。在这里，我想谈的是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不应是“怎样做”的问题，而应是典范问题。

第四，库恩和波普尔的启示。

典范像组织原则一样，都有其必要，一旦缺乏它们，科学研究将无法成为累积的集合体。大家熟知的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的理论先驱性和经典性地区分了常态性科学和革命性科学。常态性科学（NORMAL SCIENCE）是指对任何历史时期均适用的科学成果--科学界承认的、学者（学生）入门的基本知识，这些成果承前启后，世代相传。“我是指真实科学实务的某些被接受范例（包括法则、理论、应用以及工具方法），提供孕育科学研究中具有特殊条理连贯的模型。典范的研究，主要是为学者（学生）提供准备，以便在日后成为某一特定科学社群（共同体--作者注）成员时研究之用。”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如果根基于共同的典范，他们在心理上是认同科学研究中的相同规则、规范和标准：“这种情况及其所产生明显的共识，就是常态性科学的基本要件，也就是一个特殊研究传统的起源和延续。”库恩认为，常态性科学界是支持和保卫已经建立的典范的一群人。就如同今天国际关系学术界许多学者捍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样。

但是，常态性科学刚性的自我延续，限制了改变和创新。尽管如此，库恩认为，“新典范的出现以及它容许更多新颖的研究型态，就是任何特定科学领域发展至饱和的征兆。”库恩把“革命性科学”视为某一对立型典范有着突破性的发展，即“典范转换”（PARADIGM SHIFT）。在科学上，典范的改变就是革命，这样的革命逐渐为科学界所接受。放弃一个主流典范的过程，是以尝试检验此典范作为起点。随着科学家对主流典范有着各种不同的面向和意涵，进而着手经验性的验证，旧典范与研究发现的一致性，就日益薄弱。库恩将这种不一致性看成异例（ANOMALIES），并且认为随着持续地进行验证或者解迷，异例的情况越来越显著。于是，新旧典范的支持者之间就会产生冲突。最后科学界接受新典范，并且回归到典型的常态性科学活动。因此，从旧典范到新典范期间，在科学界中将产生不确定性和分裂。

尽管提出了典范转换的概念，但库恩却居然认为，科学革命相当罕见。他认为，科学家大抵致力于常态性科学的研究。他们不是想立即反驳主流典范，他们也不可能立即感到异例的存在。库恩认为，在科学中充满着异例和不一致性，但主流典范却仍然成立并被使用，直到被重大危机所抛弃为止。任何重大危机的出现一定有合理的原因吗？什么（比如“9·11事件”）使科学家突然觉察到重大危机的存在？对立型典范是如何建构的？库恩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波普尔（KARL POPPER）却激进地触及了这个问题，提出规范性的理论，主张科学界应该是，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开放社会”，因此没有任何主流典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认为，科学必须是永远地变革，而批判主义就是科学本题的核心内涵。波普尔提出的是“知识暂时性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知识的存在并没有恒定不变的合理性，总要受到不断质疑。一些“主导典范”（主流理论）可能过时，而为新的典范取而代之。否证（REFUTATION）构成知识论点的革命：“‘一般’的科学家，是应该感到悲哀的人，‘一般的’科学家，曾被指引至极端错误的方向。他被教导成教条的心态：他是教条主义下的牺牲者。他所学习到的方法，只求是否实用，却从来不问为什么”。波普尔认为，如此，科学家将沦为其所诉求典范、自身期望、过去经验和语言的“囚犯”：“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确实是囚犯；如果我们尝试如此做，则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逃离我们的框架。但是，不可否认地，我们将发现自己又身处另一个架构中，不过，它将是更好的且较宽敞的；而且，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再次逃脱出来。”

把库恩和波普尔关于典范的本质和意义重复一遍，对我们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有几点启发：第一点，国际关系研究要成为一个学科，就要建立起这个学科学者和学生的一系列共同性，包括规则、规范和标准。这是这个学科的组织原则。另外一点，作为理论性的典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很大的。国际关系领域的典范变化也是很大的。国际关系研究，如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它的主要使命不是维护旧的典范，而是发现新的典范；不是研究什么东西没有变化，而是研究变化。典范的转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的情况下，人类政治共同体的主导、主流形式的国家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演变，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转变中，地区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已经在欧洲出现，相应地国际关系也在经历着深刻的演变（所谓“后民族国家”、“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等），传统的国际关系典范，无一不遭受着重大的挑战。

事实上，在欧美国际关系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学科的自我反思不断增多，质疑知识的性质，特别是知识的社会学（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general，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particular），这导致了所谓“诠释学转向”（the hermeneutical turn）。人们还日益认识到实证主义方法的一些重大缺点。建构主义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此外，历史和经济社会学的转向也很明显。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得以建立并在90年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得到巩固，而历史学方法则重新受到重视。进入21世纪，经济方面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典范的影响都有所后退，更多的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制度主义者）方法走到前台。与此同时，大批搞“国际研究”（已不仅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来自其它别的广泛学科的同行，致力于真正跨学科、跨典范的国际研究。一些并不属于传统政治学背景的国际关系学者却成为了这个学科的中心人物。

最近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质问：“我们的理论是否误导了我们？”比如，在理论上思考“9·11事件”，他认为，“世界政治的所有主流理论只关注动机的世俗方面。他们忽视宗教的影响，尽管宗教狂热往往促成了震惊世界的政治运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家面对的挑战类似于其早期先贤：即理解世界政治的性质，世界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关联”。“最成问题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作用的假定”。“将研究的名称从‘国际关系’转换到‘世界政治’，对我们或许有益。‘国际’关系的语言太容易使我们倒退到以国家为中心的假设上。非对称相互依赖并非国家之间仅有的现象。”“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表明，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流派之间的某些争论多么狭隘”。“我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往往为重大事件的压力所推动，或许，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将使我们重新聚焦于知识创新的崭新时代”。

基欧汉的自问和自答非常好！笔者引用他的观点，为的是进一步说明，国际关系研究即使是在美国也已经是一个最需要典范转换的学科。冷战的结束，暴露了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缺少典范转换的一些问题，而“9·11事件”以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失范”状态进一步加剧，主流理论已经受到世界形势演变，特别是全球化趋势的巨大挑战和影响。这对一向重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老师”都在转向了，“学生”不能仅仅爬在后面模仿、追寻“老师”的旧范式。在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形势下，中国学者如何对国际知识的增长做出贡献？

第五，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保守性和出路。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自觉和不自觉地坚守国际关系的常态性知识--根深蒂固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现实主义偏好。中国在最近25年主要引进、偏爱的是西方的主流的现实主义典范，加上中国近代以来片面的“实力”迷信、民族主义情绪的主导、学术研究的官方化以及实用主义的学术心态，几乎能够算得上国际关系研究的多数，都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这个老旧的、保守的知识框架下“发展”，用国际关系的常态性知识，特别是现实主义来观察、研究、分析国际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急需大量的“革命性的科学”，即国际关系的新典范。这些典范可能来自外国的新理论、新概念、新体系，也可能来自中国学者自己的典范转换之结果。总之，我们已经到了不能继续用旧典范研究新事物、新世界的时候了。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唯方法主义，到处都要画地为牢，受方法论束缚。我们要方法，但不能拘泥于方法。这是波普尔之不同于库恩的地方。为了促进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固然，我们需要大家认同的规则、规范和标准，但是，自由的创造力、洞察力、想像力和灵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发展中国的国际研究，笔者的一个建议是16个字：遵从典范、质疑典范和转换典范，这样，我们就从典范入手开展国际关系研究，又不拘泥于典范，并有所创造。具体方式是调查清楚国际（关系）研究的已有典范，并对之进行比较研究，也许，外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可能由此就结合起来了，中国也可能产生出具有典范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来。

（引自庞中英：《遵从典范、置疑典范和转移典范--“典范”和国际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