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派的可能性

中国学派的可能性

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教授，从问题性的角度，指出了形成国际关系中国学派所需要的条件：

如果我们真想建起一个中国学派，那么需要几个条件。第一，历史，就是时间这根轴中国走到哪里了。第二，在空间这根轴上我们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很可能这两根轴交汇起来确定一个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性。从1949年到现在，在加入联合国之前，大家明显可以看到，中国是国际体系外的一个国家。国际体系外的国家很容易出的是革命理论，但当时我们也没有出来这样的理论。后来我们逐渐进入体系。我今天没有数据，但有些数据说明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体系内的国家。加入联合国是1971年，但不应该从那一年算起，因为中国当时在那个体系内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没有什么活动。应该是从改革开放之后算是开始加入国际体系。从经济方面来看，中国外贸占中国GDP份额，1980年以前没有数据，1980年时占12%，1980年之前几乎可以忽略。2002年是50.2%，这意味着没有外贸，经济几乎去了一半。所以吴仪说过一句话，说外贸是中国经济的加速器。这个没错。正因为如此，外贸依存度这么大，达44%。中国显然和国际经济体系分不开了。我们再看制度层面，中国从1949年到1979年参与了34个多边国际条约。从1980年到2001年，我们签署和参与的国际条约有187个之多。中国参与国际条约的数目和美国差不多。这些说明中国发展到今天，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一个体系外的国家了，已经向体系内部融合。其次，中国又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所以所有国家都认为中国是个上升国家（rising power）。许多国家一致认为中国是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威胁论也是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而出来的。第三，整体上来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中国的观念，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空间位置上的变化，不仅仅是物质实力的提高。可以说过去我们是个体系外的国家，甚至是个革命性的国家，毛主席说什么联合国不联合国的，把我们的穷哥们儿联合起来再成立一个联合国，和它对着干。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令人敬佩，但我们无法从中得益。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中国越来越向一个维持现状国家发展。我们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很理性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样子。让我们在20世纪的大国排排队吧，谁是体系中获益最大的国家。我们为什么不让老美维持现在的国际贸易制度，我们捞钱呢。但是反过来说，你也就没什么理由把它推翻了。你当然不会有那么强的革命性了，为什么要把社会建设成一个菱形社会呢？社会的中间层大了谁还革命啊。所以现在中国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交汇点。这可能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核心问题性的一个来源吧。中国怎样能够和平地进入到这个体系中，并且推动它发展。我们可以再把它理论化一下。

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到90年代中，中国不讲多边主义。我们搞外交的人，有什么事我们双边谈，多边不干。我们当时也担心一到多边场合你们会不会联合起来攻击我。你们一个一个和我对着干，我不怕，但联合起来一块和我对着干我就不行了。所以中国更倾向于搞双边外交。但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变得很快，新安全观提出来，中国大搞区域多边主义。具体来说，在亚洲，“10＋3”，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不但是对话国，现在更是加入东盟条约，已经签字了，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亚三国会议，我们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光讲不行啊，但把自己约束到体系里面，所以中国就签署了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样他们就相信了，因为有了制度性的安排和约束。这就是中国现在采取的战略，我觉得这是很聪明的战略。这从一个角度来说，可以和平融入体系，没有必要使用暴力，就像现实主义预测的那样只要大国兴起就得打仗。那么，我们再看实际情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盟这些国家对中国怕得不得了，中国威胁论最大市场不在美国而在东南亚。中国现在和1995年比又强大了很多，那时我们还是第11位的贸易国，现在成了第6位了，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1/10。但是，东盟反而认为中国的威胁不如以前大了。当时就给我个想法，你把你自己套进这个体系制度之中，按我们过去的想法，我们吃了亏了，但现在实际上是沾了光了。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是可能的。但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德国人做一些研究外，美国人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没有阐述。因为美国人他不会有这个视角。英国人也没有阐述，他也没有这个视角，等他去挑战体系还早呢。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可能的问题性呢还未确定，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性提出来，供大家可以思考。那么从第二个层面来考虑，它会不会有普世的意义呢？现实主义都会从历史上得到一个观点，霸权国和崛起的大国是天敌。如果从中国的这个视角上看，在理论上非常系统阐述出来，把它发展成一个简约的理论，不仅仅是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个例，如何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同时中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还有别的国家要追你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且体系中存在崛起的大国，如果符合了某些条件就可以不使用暴力而达到目的。这就涉及到国际关系最根本的两个概念，其实国家关系就有两个根本的问题：战争和和平。当然要发展这个理论，并不是在这儿说几句话，要经过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真正使之发展成为系统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而这并不容易。

关于是不是缺乏批判的精神才导致了中国学派没有出现？非常简单地说，科学就是批判和质疑的精神。知识分子有两类：技术性知识分子，如医院的大夫，到医院做手术就得找他，但他只管做手术，而不管别的。他不会思考关于人类命运的一些问题。这种知识分子他在不断地改进他的技术，不会有很强的质疑精神。另外一种就是反思性知识分子，他要不断批判。目的是把这个社会，把人本身越来越完善。所以我同意你说的这一点。中国人要做出自己的学派，非得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不可。

（引自秦亚青2003年10月在中国传媒大学演讲录音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苏长和副教授认为，在国际关系学日渐成为“显学”的今天，人们提出创立中国自己的理论学派的设想，的确令人鼓舞。但是，国际关系理论能否“具有中国特色”，或者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能否成立，这是个有待时间检验的问题，在此不便贸然下结论：

在国际关系学日渐成为“显学”的今天，人们提出创立中国自己的理论学派的设想，的确令人鼓舞。我个人觉得，国际关系理论能否“具有中国特色”，或者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能否成立，这是个有待时间检验的问题，在此不便贸然下结论。不过，对于目前的“特色”或“学派”之争，我有以下一些看法。

第一个问题关系到理论学派的名与实在时间与逻辑上的先后次序。我们目前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如何给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成果命名、如何归纳其特征这类形式和名义上的问题，这就有些纸上谈兵之虞。按照理论的建构规律，一种逻辑一贯、体系严密的理论，是无法以机械的方式通过拼凑、组装事先想当然的零部件的途径就能完成的。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说过，理论作为高级智力产品，是不可化约的复杂心理过程的产物，理论体系是经验与理性、直觉与逻辑、分析与感悟糅合而成的整体，根本来说，它是多多少少有些不可言说的复杂思维过程的产物。所以，理论流派或学派不是简单的规划所能做出来的，它是长期知识累积和创新的结果。就国际关系学知识在中国的积累和辩论程度而言，现在谈论“特色”或“学派”问题，我个人觉得似乎为时过早了。

在谈到国际关系学的“中国特色”时，一些学者确有所指。一种被提到的“中国特色”指的是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的确，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在中国影响广泛而深刻，但自成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在中国还不成熟。相比之下，本就发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已在西方被众多学者发展为一套体系完整的理论流派，并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并称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导范式，尽管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我们可能有差别。这里，我并不是怀疑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现实可能性，而是担心人们在研究和整理经典作家关于国际关系的看法时，缺少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最终流于教条和形式。另一种被提到的“中国特色”，强调的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传统东方文化来营造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文化诚然会提供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也是任何一门人文社会学科进展所不可缺少的资源之一，但是否因此可以说，不同的文化必然会生产出不同的国际关系学流派来，我想这倒值得打个问号。所以，尽管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质的差异，但这些差异能否转化为国际关系理论形态上的“特色”，只是个可能性问题，并不一定具必然性。

总的来说，关于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的这两种思路，其出发点都是积极的，问题关键在于怎么做，如何做，这可能需要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

近来在读书之余，我也时常思考“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这个问题。“中国学派”或者“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本身，说明了一个有趣而又令人尴尬的问题，这个问题非中国所独有，它可能存在于除美国以外的许多国家，这个问题就是当今国际关系学研究中存在的美国“学术上的种族中心主义（academic ethnocentrism）或殖民主义”现象。由于美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可谓是世界上最发达、最成熟的，国际关系学的话语系统几乎完全由美国的学者控制着，他国的学者在这门学科上不要说做到与美国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就是想取得对话的资格都是难上加难，乃至著名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期刊（Daedalus）上撰文概述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时，认为国际关系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的确，一门学科由一个国家达到近乎垄断的局面，不是绝无仅有，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我们在这里感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我想这种感觉绝非中国学者所独有的。记得1998年5月份有位法国政治学家来国政系讲学，对法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状况，他也曾大发感慨。

美国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超常优势，使得美国以外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也就是，在美国国际关系学中心主义或殖民主义的“奴役”下，美国以外国家的学者要么在学术研究上处于依附或边缘地位，要么另辟他径，自成一派，挑战美国国际关系学的“霸权”地位。而“另辟他径”，究竟是通过美国超过美国，还是完全绕开美国既有的国际关系学成果，另起炉灶，又是个问题。就目前状况而言，做到后一点确实很难，但并非没有成功的例子，我们经常谈到的“英国学派”，就是很好的例子。最近10年来，德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也颇为活跃，以其学术训练和思想传统，我想很快会在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

了解上述背景，就不难理解我们国家学者所以提出建立“中国学派”或“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心理根源，某种程度上，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种情绪是学术上长期被殖民所产生的自然反抗的后果。

我个人认为，是否会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或者国际关系学研究中能否出现“中国学派”，并不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那种急于求“学派”的主张，实际上反映了我们没有理论而又渴求理论的急躁、无奈心态。一门学科乃至学派的发展，是知识长期辩论和累积的结果，非一朝一夕所能一蹴而就的，急不得。同时，在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过分以国别来强调学科的对立含义，非但无助于所谓“学派”的产生，相反倒有可能使自家学术研究陷入不必要的情绪化的“门派”之争，于学科的健康发展不利。学派不是自封的，而是被承认的，何况真学问何必非得求学派、非得成学派不可。而且，如果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意义的话，很难想像有巴西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德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抑或印度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到处是“特色”，这门学科就没有特色。人类知识系统中的每一门学科，都是对自然和人类生活不同侧面认识的结果，不同国家的学者由于学术背景的差别，得出的认识结论（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会有区别，但是区别绝不会也不可能扩大到“一国一特”的极端的地步。

所以，当前我国国际关系学的首要问题不在于争论其“特不特、特在何处”上，而在于：第一，着力解决这门学科在中国存在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诸如研究人员的学科训练、研究队伍的培养和扩大、学术的规范、刊物的旨趣的提高、学术的国际交流、国外理论的跟踪，等等；第二，集中精力讨论这门学科的对象与研究边界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将来可能是什么以及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什么。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讨论和关注的问题所在。总之，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还需要做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就学者自身而言，需要苦练内功，方可厚积薄发，自成系统。

（苏长和、彭绍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教授和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许嘉教授谈到，随着国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关学界同仁在诸多方面达成共识，但是，存在的分歧也很明显：

随着国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的研究重点正在转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体系。学术界在诸多方面达成共识：

1979年邓小平提出，“要加强世界政治的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我国学者努力摆脱“背景＋过程＋展望＝国际问题研究”的公式，探索用新的理论方法，科学地研究、预测国际新形势。在建立中国国关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马列主义理论与国关理论之间的关系。虽然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取代国际关系的具体分析，但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仍是我国国关理论研究的指导。尽管马克思主义未能建立起完备的国关理论体系，却蕴藏着丰富的国关理论内容。

除了共识之外，我国学术界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

一是关于研究对象。有一种意见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象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宏观国际社会、国际集团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大国为对象；二是微观研究，以研究国家，国家间双边、多边关系以及影响国际关系的各个环境为对象。还有一种观点强调，研究的对象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总和；是各国在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等各种关系的‘合力’；是国际关系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方向性和本质特征的高度抽象理论思维”。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引出以上侧重点各异的研究对象。不同定义的表述都有合理的成分，可以通过切磋和讨论，使研究对象的定义更具科学性。

二是研究框架。目前有以下几种观点：首先，国关理论框架应包括作为国际关系运行环境的时代特征，作为国际关系运行主体的各类型主权国家（包括区域性集团），其各自在争取最大国际优势地位过程中的行为模式及特征，及其在争取最大国际优势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优势的形成过程。其次，国关理论框架应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如行为体、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力量、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等），一些基本规律（如：影响国际关系变化发展的基本因素，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与发展不平衡规律，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和平、合作与竞争、冲突的基本规律，战争的根源与性质，争取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以及时代特征与国际战略等），一些基本原则（如：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民族自决等）。最后，国关基本理论框架应包括：时代、民族、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战争根源、和平共处和革命不能输出、国际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民心向背原则。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最大，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亦最多。

第三是研究方法。目前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要建立中国国关理论，必须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西方的实证方法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另一派认为，在当前的国关理论研究中，方法论问题是我国国关理论建设中的第一要务，而在方法论研究中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实证分析方法。

最后是关于特色问题。中国的国关理论要不要有中国特色？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1）任何一种理论本身内在规定其必然要有特色，因为，凡理论都是相对的，相对性就是特色；凡理论都有个性，没有个性，特性就没有普遍性和共性。（2）中国的国关理论研究并非一张白纸。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三世界理论、革命战争理论都是形成中国特色的促因。（3）社会科学总会打上阶级烙印，国关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但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必然同本国的文化传统和实际相结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则认为：（1）国关理论是普遍适用的科学，要“力图克服民族主义的障碍”，提中国特色本身就不科学；（2）中国特色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3）突出强调中国特色会陷入理论实用性、片面性，削弱理论的学术性；（4）特色形成不能预先设计，而有赖于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5）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本身就带有中国特色，不需画蛇添足。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引自倪世雄、许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回顾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