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化问题

中国本土化问题

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李滨教授，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之关键在于提出符合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国际关系的系统解释：

我十分欣赏这样一句话，“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的”。我认为理论的最大功能在于潜移默化地服务于某些人和某些目的。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之关键在于提出符合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国际关系的系统解释。就是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应该围绕着近几十年内中国国家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建构出一种有利于这一中心任务实现的国际关系系统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合作与冲突。中国本土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把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世界的合作和冲突联系起来。这种本土化理论可以是建立在不同方法论（历史主义、科学主义）基础上，但它们必须是殊途同归地首先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具有一种内在的说服力，高度“科学性”或借助“历史经验”说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国际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必需。这种理论不是领导人“语录”的注释，也不是对中国外交政策“卡通式”的图解，而是科学范式推导的结果，或者是在讲“历史故事”过程中有意但又不留痕迹地流露出来的启示。我认为这才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最为核心的要旨和形式上的要求。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后，邓小平就适时地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没有教条地沿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这一时代主题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国内社会实践的新转向，反映了中国在新的时期对国际关系状态的新要求。它把中国的中心任务与世界的冲突和合作两方面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迄今没有一本既能深刻反映这一主题又能符合上述形式要求的国际关系理论专著。尽管我国大量出现的用于大学生教育的《世经政》教科书中也有关于这一主题的阐述，但这些阐述更多的是复述邓小平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或者是党和国家的一些文件与决议。这里不是说，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讲话及党和国家的决议就不是理论，而是说作为理论工作者，其工作仅仅复述语录和决议是否存在着过于低级化的问题。我可以以近30年来美国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为例来说明这些理论是如何高度技巧性地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间冲突是客观的人性或无政府的客观结构决定的，不论国家性质如何变化，国际关系的这些属性都不可能变化，与资本主义世界性生产关系没有关系。国际关系理论所要研究的就是，在什么样的权力分配关系下，无政府属性下的国际关系最为稳定。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写作于美苏大致势均力敌的20世纪70年代。他认为，无政府状态下，大国间关系最佳的组合应是两极，在两极条件下理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最易保持稳定，在两极时代任何一方的实力增长都要导致另一方的平衡，因此，两个大国更愿意共同维持现状，而且其他中等大国也不可能通过发展技术、结盟来突破这种战略结构，这样，世界更易于管理，这种结果应是国际结构的性质、理性国家的必然，是科学逻辑的结果。所以，他对这样两极世界的稳定持“审慎的乐观主义便是有道理的”。这其实是通过所谓“科学范式”来证明：美苏共霸世界应该永恒地维持下去。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认为：单极的世界权力分布结构最利于世界经济的平稳运行，因为它给世界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安全上的、经济体制上的“公共商品”，但是，在外在客观的人性或国家理性以及外在客观的经济规律的作用下，“搭便车”的行为导致的不平衡发展必然地破坏原来的单极国际权力分配关系，冲突或者说霸权的循环冲突必然地不可避免，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依存和核武器的出现都不会改变这种必然性，反而会加快这种必然性。吉尔平的悲观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一种对当时美国霸权衰落的无奈，如何维持美国的霸权才是他最关心的。

在新制度自由主义先驱人物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中，尽管也对现存国际体制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如指出，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和功利主义的个人平等基础上看，其存在着一些伦理上不足，如不利于非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但是该书从整体上强调，国际体制在整体的功能上具有促进合作的功能；这种合作尽管不完美，但对世界的稳定和发达国家所有人的福利有利，并且有助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进行虽然是不多的资源转移，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发达工业化国家自私与剥削的倾向；这些现存的国际体制相对于不发达国家要求的国际体制，从结果主义的道义基础上看更为合理。因此，从人的理性和国际关系属性上看，这些现存的国际体制不应该被抛弃，它具有提供信息、为国家行为提供可预见性、降低国际稳定的成本、促进合作的功能。保存这些体制是理性的要求。因此，维护美国战后建立的国际体制应该是科学理性选择的必然，是学习后应该选择的方向。

这些以科学主义方法论提出的理论，表面看是具有伦理的价值中立性，但实质正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具有使人放弃其他信仰的功能，这种理论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方便，它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服务于在某个国际体系内受益的国家、阶层或阶级，并不是什么中性的。批判理论向我们揭示的，在我看来，就是使读者看到这些著名的理论是如何利用科学的范式来“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的”。这种服务把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合作和冲突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人从中看到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潜移默化地把美国的利益融入到普遍的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诉求之中。

理论有时也可以通过讲“历史故事”来演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可以说是这一形式的典范。其实《大国的兴衰》是通过500年来一个个大国兴衰史来讲述这样一个基本经济学原理：经济建设与军事扩张之间的机会成本分配问题。过度的军事扩张可能导致经济建设的资源不足，最终促使大国由盛转衰；美国如何避免历史上列强兴衰的覆辙，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维护大国的地位。类似于《大国的兴衰》这样的对国际关系具有深刻启示作用的历史著作还有很多，从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当代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巴拉克劳夫（G.Barraclough）的《当代史引论》都是通过历史讲述以启迪读者，促使读者通过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去思考与理解当今的国际关系。

我不反对中国的学者去尝试建立某种自己的科学的模式，它可以预测未来的国际关系。但是，我们可以从国际关系和其他社会科学发展的经验看出，这种预测的准确性是无法与自然科学相比的。沃尔兹希望他的理论能实现科学的预测，但苏东集团的解体，两极体系的终结，证明他的理论没有实现其预想。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学科，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判断的不断失误中体会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人是一种至少目前看无法测量的变量，人大概永远不会像化学与物理中的变量一样，在重复同样的温度、压力等环境因素下可以重复相同的结果。因此，我把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功能归结为最有效地“服务于某些人和某些目的”。科学的范式在我看来，是用科学主义的推导来说明理论者想要表达的目标是具有科学的依据的，是要借助科学的巨大成功建立起来的科学崇拜，达到说服读者认同的目的。历史主义的范式是要通过历史经验教训来启示后人，以达到促使人们理解认同“历史故事”讲述者希望的目标。人的实践是有意识的活动。国际关系领域内的这种意识正是“建构理论”最为重视的要素。好的理论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有目的的创造，这种创造可以动员民众认同其目标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中国本土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是要让世界认同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要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借助科学的范式来证明这两者的统一是科学逻辑的必然结果；如何把“历史故事”讲得生动深刻让世人从中感悟到以往的经验教训说明，接纳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幸事。

（引自李滨：《国际关系理论与本土化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义桅副教授和倪世雄教授，从比较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提出了建构中国学派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先谈一下比较国际关系学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尽管流派纷呈、新论倍出，但其根本缺陷，可以追溯到奠定其理论大厦根基的摩根索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国家中心、安全中心（军事中心）和冲突中心取向，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尽管或多或少地对其进行了修正，但相当程度上仍未能摆脱摩根索的烙印，而难以避免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以下根本错误：

第一，国内与国际政治的泾渭分明，抹杀国家个性而以无差别的国家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中心，以无政府状态作为虚假前提；导致对以国内社会为轴心的国际社会重视不足。

第二，难以打破的权力-利益链。以对抗性和自我为视角定义权力，忽视受体反应与接受程度及感受，且侧重物质权力内涵；这为中国的亲和型文化重新定义权力留下空间。与此相适应的是，在国家的利己-利他行为或在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矛盾中徘徊，往往将国际体系视为自助（self-help）的封闭体系，导致安全困境与循环论、零和博弈思维。

第三，忽视反作用与非对称性问题。形而上地看待国际关系，忽视国际关系的互动与非国家行为体、非对称性作用。

究其实质，以上错误都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反映了西方国际体系的要求，是西方思维的产物；改变错误的前提，是确立多种国际体系的平等地位，推动一门全新的国际关系学科--比较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区域主义的兴起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希望。

比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元性，也是非西方国家地位得以平等体现的真正学理要求。它不仅局限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部流派比较（即所谓几次“论战”），还可以是学派比较（如英国学派与哥本哈根或可能的中国学派之间比较），区域国际关系理论比较、东西方国际体系比较等。比较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展，必将打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垄断地位，切实反映国际体系的多元性、平等性要求，推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也必然带动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真正革命，即中国学派的诞生。

现在，我们再谈谈建构未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性。

自摩根索奠定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根基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学科创建过程中。1979年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力图摈弃一切形而上的思考，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为像物理学那样高度简约的科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尝试，这一点也成为受攻击的源泉。国际关系理论有客观性、内在性特征，使得因果解释性、实证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方法。同时，国际关系理论还有其主观性，意识形态化特征，使得观念、身份、认同等概念成为建构主义、历史主义描述国际关系的重要术语。

温特的建构主义动态化地将无政府状态文化划分为三个演化层次，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及康德文化，是试图统一国际关系理论科学与艺术性的伟大尝试。“温特致力于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在于建立一条介于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所谓中间道路，取两派之长，弃两派之短，使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既考虑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又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理论体系。”但仍未能摈弃国际关系理论的阶级性与西方性。其所谓康德文化与其说是对康德的误读，它以朋友-敌人、义务-互助（侵略）的逻辑，追求安全共同体-集体安全，毋宁说是威尔逊文化的再现，远未达到所有共和体文化，更不用说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文化（届时，国家已经消亡）。

因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无社会意义上的革命，有的只是方法论、认识论的变革；但在八十余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还是经历了两次方法论变革，并蕴涵着第三次真正革命的可能。

其中，英国学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三次“革命”都带来了开创性思维。比如，布尔提出“国际社会”的观念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超越马丁·怀特的“国家的体系”的共同文化纽带观，代之以共同的利益观和归宿感纽带。温特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努力，是在华尔兹科学革命与可能的中国学派的艺术革命间的重要过渡。

温特一方面肯定身份、利益建构的可能性；但是在既定西方观念霸权体系下，第三世界被建构的结果是进一步被同化，正如国际体系文化发展线索所显示的：近代国际体系（欧洲）中，西方内部是洛克文化；世界体系（殖民体系）中，对非西方是霍布斯文化；全球体系（美国化霸权）中，是美国治下的康德文化。

温特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本质上都是契约型文化，其所追求的西方式的中庸之道即便成功也是有限的；中国的亲和型文化将重新定义“权力”，充分体现国际关系中意志律的角色，完全可以取代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冲突型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革命将发生在东方国际体系对西方的解构上，实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统一于国际关系的中庸之道，产生建构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的建立一定要建立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读基础上吗？一种较典型的说法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说体系，只有在中国学者全面的透彻了解国外，尤其是在了解发达的欧美国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这种说法特别针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落后而言。但是，如果不以批评的眼光解读欧美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就不可能不为其所束缚，不可能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体系；跟读越多，越受其累，而且仍然跟读不完，成为其奴隶。我们完全可以从国际关系实践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提出探索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即奠定国际关系学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大厦基石的“元理论”），而不是高举“主义”、“特色”旗帜。

问题是东方式思维科学性不足而抽象性有余。中国学派的产生是一种应然式认识，实然若何？其崛起需要一个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真正能够挑战单极霸权时，方能赢得平等和意志表达的机会。目前，反全球化运动仍然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不仅使我们扪心自问：难道下一次国际关系革命仍然发生在西方世界内部？

作为一种具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抗衡的学派，中国学派必须建立其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体系，实现国际关系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人类共同理想：

·自由--在这种理论流派中，真正实现国家性回归。不仅指各国内政、国家文化，而是考虑不同国家的行为选择变量，不抹杀国家差异。为特质各异的国家行为规划足够的逻辑空间，同时又统一在整个人类逻辑体系中，实现体系-国家-个人层次的和谐有序发展。

·平等--超越传统（庸俗）国际关系理论的虚拟主权平等思维，确立起国家应然式平等观，真正恢复国家本我，包容不同国际体系，反映国际关系演绎的多元化特征。

·博爱--从宏理论上拓展国际关系的研究视角。认为东方文化的人、地、天和谐观念是国际关系演绎的宏大基础，具体地说，确立国家内部、国家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以及非国家行为体间（一句话“全球社会”）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宗教等五大“生命力”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关系。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都是一个领域或区域的理论流派，如现实主义钟爱军事，特别适合于霍布斯无政府状态文化；自由主义侧重经济，尤其适于洛克型文化；建构主义强调文化，注重康德型无政府状态文化。包容性的中国学派，将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极大超越。

这种超越的基本层面，表现在用中国文化改造摩根索国际关系的六原则上：

第一，性善论：人性与国家性本质上都有善性的倾向，关键在于其意志能否在现存体系下得以正常表达。国际氛围、国际秩序可以塑造人性与国家性。

第二，国家利好论：尽管国家有利己冲动，但只要树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国家的利好一面就会表现出来，国家本质上倾向于合作。

第三，道德政治论：建构国际秩序的基本法则是国际道德，即满足国际公共利益要求的公认法则；强权是对道德的侵蚀，是不长久的。

第四，和谐论：亲和型文化定义权力，权力是施体与受体、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其大小以外在接受程度与时效为标准；以国家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为标准衡量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合法性。

第五，秩序论：超越无政府状态逻辑，确立国际社会的规范、身份与认同；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间、国际体系间的平等与和平是国际秩序的本质要求。

第六，开放性、包容性国际体系：实现各国间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平衡，创造激励相容的开放体系，能包容各种类型的国际体系、次国际体系并使之和谐发展。

在此基础上，产生类似华尔兹式科学革命，经历各流派间相互论战等可能的内部整合，中国学派就将逐步建立起来。对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系谱，未来中国学派将以柔性的姿态结合整体主义-个体主义，物质主义-理念主义，实现超越东西方国际体系的国际关系之中庸之道。

当然，中国学派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对其困难性、长期性与曲折性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需要中国（包括汉语）国际地位的极大提升和中国学者的主观努力相结合。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还有相当长的时期与国际全面接轨、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这一过程仍有很大的潜力，需费相当时日；直至中国意志非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可的地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才会产生，而这需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对话：即塑造自我阶段，正如叶自成教授指出的，“中国学者可以借助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使之现代化来取得一种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权。”

比较：即表达自我阶段，“大中华”经济圈、太平洋世纪、中国世纪等提法代表了中国文化表达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的希望，其最终结果是比较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超越：即全面展示自我阶段，并非推翻或取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创立表达自己国际体系的中国学派。

（引自王义桅、倪世雄：《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