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

问题与思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教授，着重于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必须有助于解决中国21世纪所面临的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挑战，必须着眼于现代化进程中对外交往的利益和需要：

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科的“科学哲学”，关系到国际关系学科基本的方法论、因果关系、解释体系和观念价值等核心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活的灵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如果想要紧扣时代的脉搏，必须确立自己应有的“科学哲学”，这是推进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政策贡献的关键。大力发展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下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掌握不是一种“学问的时髦”或者是“时髦的学问”，而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这门独立学科的前提和条件。之所以称之为前提和条件，是因为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基础。

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里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性成就来看，首先是因为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才真正使国际关系这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定型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制定和规范了国际关系学作为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界限，并在这样划分界限的思维活动中，明确了国际关系学科内特有的概念系统、研究方法和因果关系。简单来说，国际关系理论既集中体现了国际关系学科独到的“科学性”，也是国际关系学科“科学性”的发展者。

对于我国目前的国际关系学者来说，通过国际关系理论掌握专业研究的“科学性”非常重要，因为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一方面是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常常受到传统观念的局限，政治性较强；另一方面，传统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惯性思维依然浓郁。明确并自觉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是国际关系学者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在西方，国际关系的学者一般也被称为“政治科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国际关系的学者能够成为“政治科学家”，首先是要求自己的研究工作、阐述问题的方法必须具有“科学性”，而这一点恰恰是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训练再加上国际关系的方法论训练才能做到的。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对此说得很清楚，理论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蕴涵的“科学性”。具体就是指“定性假设、解释性方法和方法论”。

为此，国际关系理论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通过下列问题来构建专业的学生和学者同国际关系这一专业之间的固有联系。国际关系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为什么是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其科学性又真正体现在什么地方？作为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生或者学者，自身通过专业学习而达到的专业水准到底在哪里？国际关系的学者同熟读《参考消息》、紧密关心国际新闻的一般读者，在谈论和分析国际问题时的差别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是我在北大教授国际关系理论常常在第一节课就问学生的问题。问这些问题不单是为了激发学生对学习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趣，而是为了能够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让学生建立其对所学专业和国际关系理论课程最基本的了解，树立起专业学习起码应该具有的“标准认知”。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答案。

在国内的一种误解是：只要你有想法，似乎就是“有水平”。事实上就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而言，关心的读者人人都可以有想法。但单纯的想法很可能只是general idea，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更重要的是，“一般的观点”和专业性的结论或者专业研究成果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既是一个大众问题，又是一个专业的基础性问题。要回答好这一问题，在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解决好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标准”问题，这和解决学术的规范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国际关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观察国际问题的方法、定律、公式、结论、规范和最基本的逻辑关系，因此，也是国际关系专业学习和研究不可缺少的训练背景和知识能力。

第二，国际关系理论的特点问题，即学术特征问题。具体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必须紧密地反映和维护国家利益和政策的需要，但牢记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同样是让理论研究和运用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政策需要的条件之一。

国际关系理论首先是一种学术的理论，而不是政治化的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师们从一开始就强调理论的这一基本定位和特点。国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研究或者对策分析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诚如沃尔兹（Kenneth Waltz）所言，“在理论中想要去寻找现成的政策答案，一定是徒劳的”。斯坦利·霍夫曼也竭力反对将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同单纯的“政策科学主义”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一定位和特点，国际关系理论才按照自己的学术独立性和学术规则有了博大精深的发展，才有了理论本身的“多元主义”。各种流派和方法，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或者建构主义，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科学学派，都能各展所长、缤纷灿烂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的整体发展。因此，理论最重要的是提供“规范”，而不是直接服从于政策需要，或者直接提供“政策”选择；理论是教会我们如何去思考，而不是提供思考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

从上述角度出发，理论虽然需要指导现实，但并不等同于政策或者政策的需要，更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政策科学。理论的特征也绝非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理论发展的首要前提不应该是完全政治性的，而是学术的、时代所要求的。这些都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理论最基本的角度和立场。但这并不等于说国际关系理论完全是纯学术的。即便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总是同特定的时代发展、政策要求以及主流的价值趋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理论能否有效地指导和规范政策活动，同样也是理论构建优劣的重要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理论的构建还是理论的研究，都必须具备“应用目标”，或者说，是可以应用的。其可应用的程度取决于哲学分析、实证方法和政策取向。

第三，无论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引进和运用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树立起对国际关系理论自觉的尊重与重视的态度，严谨、科学的学风是了解和掌握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基础。

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的发展已经很成熟，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构成了解释国际事务和跨国界互动行为的三种最具有理论生命力的基本“范式”（paradigm）。在这三大理论范式面前，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如何踏实地学习、消化、引进和运用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讨论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如何抛弃这三大范式，去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的自我范式的创新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和发展于西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之所以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上处于领先地位，具有多种复杂的、综合性的、中国所不能比拟的因素。一门学科的成熟需要多种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学科成熟之后的知识产品，尽管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不可避免地具有价值取向的特征，但同样是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国际关系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知识产品，同样属于世界，并具有不可争议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不以个体国家的实力地位、外交特征、利益取向、文化传统或者制度结构为转移，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不可能是按照国别来进行的，也不存在着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不是从理论的解释系统或者基本范式上能够有多大的发展，而是如何将这些依然并不完美、但毕竟已经成熟的理论范式系统地、自觉地、规范地运用到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来，从而更好地产生我们的研究结论，产生更好的政策分析，从中国的利益和政策需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现实，并为政策选择提供科学性的规范体系。呼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整体进步，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和研究能力建设的关键。而目前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就是必须老老实实地、脚踏实地地向西方学习。只有自觉而又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融会贯通，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规范化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然将展现出相应的“中国特色”。更何况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已有的三大范式引领下，宏观的解释性理论的建构似乎已经基本完成。国际关系要出现新的理论范式的突破，从而建立起崭新的、解释性理论的大厦，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实现。詹姆斯·多尔蒂（James Dougherty）就曾提醒说，理论创新的冲动必须顾及理论的内在逻辑，否则，只能是造成理论大厦外观的“不对称和畸形发展”。

除了加强细致、深入的介绍和分析之外，如何更多地在具体的“问题领域”展开研究，并推动在具体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研究相结合，产生更多的高质量的国际关系学术成果，是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点。以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为代表的英国学者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英国学派”（British School of IR Theory），不是因为他们修改和更新了从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到沃尔兹的现实主义范式，而是他们运用这样的理论范式解释具体问题时所做出的独到的学术贡献。中国目前的现状是这两个方面都很薄弱，需要我们都给予相应的重视。同时，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焦点不是介绍，而是运用。事实上，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对于教学对象来说，国际关系理论在问题研究中的运用都会比单纯的介绍更让人印象深刻。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只有多“研究问题”，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必须有助于解决中国21世纪所面临的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挑战，必须着眼于现代化进程中对外交往的利益和需要。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必须有意识地、清醒地走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的道路。在学习、引进和消化、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自觉地将中国的国家利益选择放在第一位，牢记中国的政策选择的理性要求和学术界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既要避免在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上妄自尊大的肤浅认识，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经典原作中的某些观点视为是国际关系的理论认识；同时，又必须不要完全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价值理论”牵着鼻子走。

然而，即便是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价值取向，我们也不应该一概抹杀。相反，只要是从现实出发能够更为合理地解释和认识现实的某些价值性的结论，我们必须在彻底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国家利益是我们政策选择的重要标准，做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新的价值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学术界一提“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似乎就是贬义的看法。在国际政治理论看来，“权力政治”恰恰是可以解释当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理论方法。这一方法并不否认国际道义和国际法律规范的作用，但强调这就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的事实，因而在理论上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国际问题以及确立政策选择的基本依据。

（引自朱锋：《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与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少军研究员，从“理论”与“应用”的角度出发谈了中国国关理论建设。他认为只有在对现实的解释中，理论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中国学派的建设亦复如此：

在国际关系学界，肯尼思·沃尔兹（keruleth Waltz）大概是对“理论”最苛刻的人。他常说，理论就是理论，无论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符合某些标准，即科学哲学。除此之外的东西只能是解释、哲学、历史等。例如对于英国学派，沃尔兹说他非常尊敬布尔（tiedley Bull）和怀特（Martin Wight），但认为他们的理论并不是科学哲学所承认的理论。对于与现实主义争论的自由制度主义，他认为也不是理论，因为基欧汉（Robertkeoharle）曾说他的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核心是结构现实主义。沃尔兹断言，在自由制度主义中，结构现实主义是惟一的理论，其余的东西都是对理论的应用。

沃尔兹是大师。大师的话不免让人灰心。连基欧汉都没有理论，那许许多多远没有基欧汉贡献大的理论工作者们都在干什么？从沃尔兹对其他学派的态度看，似乎很自负，但他实际上对自己的贡献，甚至对整个学科的发展评价都不高。谈到战后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他认为，摩根索所做就是把迈因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的东西从德文转述为英文，而他所做的也不过是把迈因克的东西转述为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所说过的话。沃尔兹认为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步极小。

看到这里，人们可能更灰心了。早已成为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大师都没有多少理论贡献可言，那其他人的理论研究不是白忙活了吗？其实，人们大可不必这么悲观。理论可以有学术标准，但更要有实践标准。人们之所以要研究国际关系，是因为面临的国际问题不得不找到解决办法，而且为了防止国际间悲剧的重复发生不得不探究问题发生的原因。如果人们能在经验中发现规律和因果关系，并且能对它们进行解释，那就有可能通过概念演绎而发明理论。作为解释国际关系“为什么”的理论到底能不能受到承认，学术标准当然不可少，但归根结底要看能不能说明现实。能说明现实的理论，哪怕简单，也是好的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无论如何不应该是玄学，它应该是可以应用的。实际上，尽管沃尔兹强调理论与应用的不同，认为人们常常分不清应用与理论的区别，把对理论的应用说成是系统阐述一个新理论或是扩展一个理论，但他并不轻视应用。沃尔兹认为应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是非常困难的。就他自己的研究而言，他说他解释了某些重大的东西，但还有极多的东西他没有解释。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整体，沃尔兹认为像其他理论一样，人们想知道的大多数东西他不能解释。

就目前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研究现状而言，缺少沃尔兹式的严格的“理论”固然是一个缺憾，但更大的缺憾还在于多数“理论研究”太脱离实际，连沃尔兹所说的对理论的应用都谈不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林立的各种范式、学派，远看像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但走近就会发现真正根深叶茂的大树并不多。也许，现在这片园地所需要的不是培育更多的新树，而是让已有的树把根深深地扎进现实的土壤。只有在对现实的解释中，理论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当然，讲理论要能应用，不等于说理论与应用是一回事。理论毕竟是抽象的东西，不是大白话。但理论再抽象，也要能联系实际并且能让人看懂。脱离实际又故弄玄虚是最不可取的。中国有个成语“之乎者也”就是批评这类现象。史载宋太祖赵匡胤过朱雀门，见门上书“朱雀之门”，便问赵普：“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赵普回答：“语助。”赵匡胤大笑：“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此后，民间便有一句流传的谚语：“之乎者也已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这个故事也许能给人一点启示。

（引自李少军：《理论与应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关系角度谈到，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在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政策问题研究之间，应该尽快克服脱节现象：

近年来，中国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兴趣大增，在相关领域发表了许多功底扎实的论著。另一方面，能够把西方理论的评介同现实政治、政策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论著，似乎不太多。就我本人所接触的政策研究领域，如国际形势分析报告所使用的概念、语言和思路，仍然以沿袭传统为主。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和有关国际政治的政策研究，在中国是“两张皮”。

当然，这种“两张皮”现象在美国和欧洲也同样存在。在思想库和政府部门里研究政策的人与大学里研究和讲授理论的人，相互贬低的情况很普遍；甚至在同一所大学里，理论家和研究具体领域（如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的学者之间，也是文人相轻。不过，美国毕竟有基辛格、奈这样“跨界”的人物，也有对政策思想产生较大影响的米尔夏默（John Mearsheimer）、亨廷顿等学者。不论是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近十年来崛起的建构主义，都是应运而生。不管概念多么深奥，真正“解构”出来，仍是贴近同一时代的国际现实的。在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中，“两张皮”现象倒不明显，因为他们研究国际政治相当注重实用。他们的大学基本照搬西方理论，但政策研究是从本国实情和利益出发的。由于单位少，学者群体不大，建言往往对政策有较大影响。但没有听说谁要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理论家”也很少。

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在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政策问题研究之间，应该尽快克服脱节现象。下面就一些在平时研究工作中绕不开、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难点问题就教于大家。

在研究中最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经济相互依存是否能够改变国家之间的政治战略关系。以中美关系为例，从理论上讲似乎经济相互融合能够带来政治关系的稳定，但事实情况未必如此。如果用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文明冲突”范式来观察中美关系，中美政治冲突就难以避免。我国的分析家没有那么多兜圈子的概念，仅仅用“亡我之心不死”、“西化、分化”、“接触加遏制”等寥寥数语就把中美政治问题点透了。那么，中美经济关系加强是否有利于消解政治对立？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说过，中美之间应当“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说明通过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很多麻烦是可以避免的。这里面是不是包含着“建构主义”的思想呢？用新自由主义、传统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的框架来观察中美关系，能够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

同一类问题，在研究另一些宏观现实和具体政策时也绕不开。比如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合作能够维持多久（涉及我国“二十年战略机遇期”问题）？朝鲜核问题能否通过帮助朝鲜发展经济、向它提供国际安全保证来解决？台海两岸的经济融合有利于政治的统一，还是“养虎为患”，让“台独”势力得到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好处（当然这是国内问题，而非国际关系问题）？

另外，国际关系里的“安全困境”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涉及我国的安全战略和国防建设。如果接受“安全困境”的观念，我们的一些战略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促进多极化是我们的国际战略，政治上毋庸置疑。但是，能否从理论上说明多极世界比两极或单极世界更稳定、更安全？多少个“极”对中国最有利？到了政策层面难以回避的问题是：是否应当促进日本、印度等国家变成强大的“极”，比如支持它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至于国际秩序，我发表过一个观点，说既然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那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因素，将会越来越对中国有利。相应的问题是，现阶段我们提出建立的国际新秩序，需要推翻哪些旧规则，树立哪些新规矩？在国际规则方面，已经出现了老框架装不下的一些新问题。因此，我的想法是：引进、阐述、评价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工作还要继续做好，但更重要的是针对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政策问题，虚实结合，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当然，这样做的难度更大，但也更值得去做。只要做起来，必然离不开对现有西方理论的借鉴，也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引自王缉思：《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