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世界格局

冷战后的世界格局

阎学通教授认为，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新格局已经形成，其特点是“一超四强”事实上左右着当今世界，并且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大可能出现别的力量来打破目前这个“一超四强”的多元格局。今后的国际形势走向，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超四强”的态度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新格局已经形成，其特点是“一超四强”事实上左右着当今世界。“一超”是指美国这个惟一的超级强国。就综合国力、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以及世界热点问题的解决而言，美国是惟一有资格保留其“一极”地位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虽遍布全球，但新的多元格局决定了美国不可能一家“包打天下”，尽管它时不时地要露出一副霸主相。美国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不考虑业已形成的其他“四强”的利益和立场。这“四强”是欧洲、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对于一些国际问题，特别是地区问题的解决，其他国家的利益也是不能无视的，它们的合作也是重要的。

在“一超四强”的新的多元格局下，一方面，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近年来，波黑内战的结束，中东和平时程的进展等都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美国又成了当今世界诸多矛盾的中心，无论是在“东西”、“南北”、“西西”诸矛盾中都是这样，尤其是近两年来的国际事态发展表明，美国与“四强”的矛盾增多，纠纷不断，关系日趋复杂化。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观察美欧、美日之间的经济纠纷、政治分歧和军事竞争时，切不可忘记它们毕竟是政治、经济制度相似、意识形态一致、又有条约相约束的盟国。在具体问题上，它们彼此的利益可能是相冲突的，从战略上讲，它们的利益则是一致的，那就是维护它们都是既得利益者的现存的国际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反对或者不愿看到照顾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利益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出现。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大可能出现别的力量来打破目前这个“一超四强”的多元格局。今后的国际形势走向，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超四强”的态度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冷战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俄罗斯国力的衰落和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形成了美、中、日、俄、欧一超多强的世界力量格局。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国际组织和同盟也不断发展，成为牵制这五大国的力量，如亚太地区的东盟等。到了1996年，中俄签署《中俄联合声明》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日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扩大了其军事同盟的范畴，美欧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变得更加坚定，从而形成了美日、中俄、美欧三大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战略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较小。

（引自阎学通：《走出理想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岳教授指出，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结构就是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和其他几个强国之间形成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即单极多元的世界格局，并且解释了“一超多强”的大国实力对比模式将在较长时期内一直保持下去的原因：

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结构就是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和其他几个强国之间形成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即单极多元的世界格局，这一格局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在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中美国的确占据着优势地位。冷战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两个超级大国只剩下美国一家，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综合国力。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还是文化和外交影响都具有明显的优势。美国的利益目标遍布全世界，不仅如此，美国正利用自己在格局中的有利地位，企图强化和固定国际格局的单极倾向，实现单极领导世界的战略图谋。因此，美国单极领导世界的图谋正严重阻碍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则是一种强大的发展趋势。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国际政治的理论来分析，单极格局是一种不完全和不稳定的格局状态，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的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今天，单极格局的稳定性受到各种力量的挑战。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的综合国力居世界的首位，但与战后初期相比，它领先于其他强国的优势已经大大缩小，以至于在干涉世界的霸权行动中已经难以单独行动，而不得不依赖于盟国在物质上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对盟国的影响力和对国际事务的控制力开始减弱。单极霸权是对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否定，最终是不得人心的，任何一个可能的大国都不愿意接受单极统治世界的安排。美国与其盟国在一系列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在北约内部，欧洲国家提出的所谓“欧洲支柱”也是对“美国支柱”和美国单极霸权的制约和平衡。当前各大力量的分化组合还在发展变化之中，中国、俄罗斯和法国等提出了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主张，各种形式的大国伙伴关系正在建立和调整之中，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也正在发展之中，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是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当然，多极化并不等于多极，多极是对格局状态的描述，而多极化则是对格局发展方向和趋势的反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金灿荣教授为我们详细分析了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实力以及美国的力量所在：

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有着无可匹敌的强大的综合国力。很多西方人士认为，自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拥有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实力，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传统力量基础的强大，以及冷战后美国综合国力随着新经济和新军事革命的出现而上升。

美国力量的第一个特点是全面性，其硬力量和软力量均大大强于任何其他国家。美国的硬力量构成中，最突出的是其经济规模、金融实力、科技优势和军事打击能力。而软力量构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通俗文化和意识形态。美国提供的信息在全球网络信息中占80%，美国在电影和电视出口上罕有对手。

美国力量的第二个特点是其来源独特，那就是美国人的制度创新能力。现代发展理论曾经将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成三种类型，每后一种类型都比前一种高级。一是资源投入型，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目前走的就是这一条路；二是技术创新型，日本的发展可以看作典范；三是制度创新型，这方面的冠军非美国莫属，整个美国经济史就是一部制度创新史，现代工厂制度、标准化流水线生产、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银行和证券金融制度、以泰勒制为开端的现代管理模式等大多起源于美国。美国活力的根本就是其制度创新能力。它可以使各种资源成倍数效应的形式产生结果。以麦当劳为代表的美国快餐业的兴起是战后美国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样板。

20世纪90年代，因在新经济崛起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美国硅谷名声大噪，许多国家纷纷设立新技术开发区，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开发区达到硅谷那样的成功度。究其原因，其他开发区其实学习的是硅谷的皮毛，也就是效仿硅谷人的技术、产品和生产组织形式，没有任何一家学到了硅谷的精髓，那就是导致硅谷成功的制度，如风险投资机制和文化，鼓励成功和容忍失败的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

美国力量的第三个特点是其使用力量的方式有独到之处。美国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发起者，善用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另外，战后美国建立起广泛的盟国体系，这构成美国霸权的重要依托。但美国是很会“借力打力”的。一旦涉及到美国的关键利益时，它会摆脱国际机制和盟国的牵制，采取单边行动。

尽管美国的力量相对任何一国都有压倒优势，但是美国在行使力量时仍然受到许多制约。首先，美国市民社会非常强大，市民社会强调福利而非荣耀，强调对外使用力量的经济代价和人员代价。除非生存受到威胁，民众不会接受大量人员的伤亡和长期对外干预的代价。其次，民族主义的兴起。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得任何外来征服都极其困难。再次，核武器的出现使大国之间的战争变得难以想象，美国必须尊重其他大国的核心利益。最后，当今世界力量分布的复杂性也对美国形成制约。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目前的国际格局是在军事上只有美国一极，经济上是美、日、欧三强鼎立，在全球问题上，如环境恶化、恐怖主义、艾滋病、贩卖人口等，则是所有国家和一些非政府组织都在发挥作用，有大量问题都不是美国一家能够应付的，美国不得不寻求国际合作来确保安全。

（引自金灿荣：《美国力量结构》）

世界基本格局主要指国家间力量和权势的基本分布状态。这方面二十余年来尤为突出的大致是这么一个事实：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在总的力量、权势和大部分功能领域（即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技术、财政、思想文化影响和国际规则体系等）占有非常显著的优势。但是，美国今后能否成为带头解决21世纪世界政治根本问题的领导者，是颇有疑问的。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时殷弘教授谈了三种阻碍因素：

世界基本格局主要指国家间力量和权势的基本分布状态。这方面二十余年来尤为突出的大致是这么一个事实：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共同体在总的力量、权势和大部分功能领域（即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技术、财政、思想文化影响和国际规则体系等）占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冷战结束以来的十余年内，美国的优势更是多半由于下列四大事态得到了新的巨大增长：苏联瓦解、美国成功发动和展开信息技术革命、大力进行“新军事革命”以及美国经济在90年代的大调整和大发展。不仅如此，“9·11”事件以来，美国霸权性优势的支配或严重影响范围几乎可以说出现了进一步的跃进式扩展。这首先是因为在空前剧烈的恐怖袭击的巨大震动和全国性安全恐慌背景下，美利坚民族行使优势和为此承担代价的意愿大为增长，美国公众对一个怀抱“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念和强烈的美国民族主义、霸权主义情绪的政府给予了近乎“空白支票”式的支持。在这些情况下，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的是，未来很长时间内将没有可能形成如此经久、如此有力、如此团结的国际阵线，以至能够在世界政治总体和大多数头等重要的领域真正制衡美国的过大权势。特别是在仍然对世界政治至关重要的军事领域，国际体系内超级强国同其他大国之间力量的失衡（甚至一般还有意志的失衡），可以说达到了至少500年来首屈一指的地步，因而也最难造就真正的均势局面。

但是，美国今后能否成为带头解决21世纪世界政治根本问题的领导者，是颇有疑问的。就美国自身的情况来分析，不能说不存在有助于推动它同正在或行将崛起的非西方强国协调的因素，但大致可以肯定，在今后较长时间内阻碍它这么做的因素更有力些。阻碍因素主要是：

第一，美国缺乏真正容纳非西方强国的历史经历，尤其是作为世界强国的非西方大国。它对数百年的西方支配性优势习以为常并视为当然，因而缺乏为此所需的气度和精神准备。种族情绪和文化心理起了很大作用。一些美国人谈到“异类”时往往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的那股子偏狭并非什么新东西。历史学家入江昭曾揭示了上个世纪之交见于美国思想界的老牌“文明冲突论”。当时，包括马汉在内的一大批名士认为，东方民族（包括中华民族）迟早会利用西方文明的先进技术和物质成果，却不会接受其精神价值--据称是世界上惟一真正值得尊崇和宏扬的精神价值，因而一个骨子里依然“专制”、“野蛮”的东方将对西方构成巨大的威胁。事实表明，此类情绪和心理，连同其派生的过头恐惧，在当今的美国远未成为历史陈迹。执迷于西方文明的排他的优越性，专注于异质文明的对立与冲突，否定贯通的可能和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必要，对非西方强国的兴起持对立或敌视态度--所有这些严重影响着美国的判断力和应变能力。

第二，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政治文化传统阻碍它平等地看待非西方大国的人文根底、基本价值和民族活力。美利坚民族就其主流而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一向持有两种参与规定其历史观和国际观的意念，那就是首先是美国优越并负有世界使命；其次是白人至上。众所周知，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精神和美国理想卓然超群并适用于全世界的信条，简直构成了一种美国国家宗教或民族宗教。由此而来的，是强烈地倾向于按照美国的面貌衡量甚至改造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的国内社会，想象其余人类应当乐于接受美国的价值体系，不顾努力理解和尊重非西方民族的价值观念及其存在理由。至于白人至上的种族等级信念，自二战结束以来已大为衰减，而且丧失了任何“合法性”，以致无论何种公开的白人至上言论都成了不可接受的大逆不道行为。这是美国在顺应时代潮流方面取得的一项伟大进步。然而，正如种族歧视残余在美国仍以种种法外的和有违社会道德主流的形式存在那样，白人至上作为传统信念或情绪，仍多半潜意识地影响着美国对非西方民族的态度，并且实际上同美国的优越感和使命意识互为支持。此外，主要从20世纪初起，涉及对外关系的美国政治文化传统里面还有这么一种思想方法：从道德原则，而且是一己的道德原则出发看待世界政治，自认是人类普遍利益的惟一代表者和正义原则的惟一阐释者，非善即恶，不容异端，否定世界的多样性。按照这样的思想方法，美国自然难同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体制和发展模式等方面必然与之有重要差异的非西方强国协调。

第三，美国现今近乎史无前例的超强地位不利于它合理地对待非西方大国崛起为世界强国。1947年2月，时任副国务卿的艾奇逊曾将美苏两极对立比作古代地中海世界罗马和迦太基的两极对立。其实，无论从实力对比、综合影响力对比或潜力对比而言，美苏冷战并不像艾奇逊所示的或乍一看来的那样是某种均势，而是美国优势。撇开相互核威慑效应不谈，冷战时代头号强国对于二号强国（更不用说任何其他国家）所据有的总体力量优势之大，或许自16世纪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帝国之后绝无仅有。冷战时代随苏联瓦解而结束后，美国的超强状态（主要在军事和世界政治权势方面）更为突出。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产生了两个结果：首先，力量优势加上冷战胜利引起的陶醉，使美国“权力的傲慢”不免变本加厉，这显然不利于采取互相协调的态度来对待非西方后起者，并据此调整国际体制安排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其次，超强状态又使美国难免那种超强者特有的对权势分散化趋势的强烈戒心，甚至是过头恐惧，尤其是在这种趋势主要出自“异类”大国走向强盛的情况下。此种心态出自维持权势集中的背时欲望，妨碍美国顺应世界政治的历史潮流。

（引自时殷弘：《美国与21世纪世界政治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