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与美国单极霸权

伊拉克战争与美国单极霸权

叶自成教授指出，伊拉克战争对世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话题。多数人的答案是：最大的影响将是美国借攻打伊拉克来建立一个美国可以为所欲为的单边主义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最大特点是，凡是跟美国过不去的国家，美国都要借助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搞垮它，为此，美国可以抛开联合国，置国际法和现有的国际秩序不顾，完全不把其他大国放在眼里，只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美国是现有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是现有秩序的最大维护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倪世雄教授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实动机做了细致的表述：

美国对伊动武的真实动机有三个，而这又与美国石油利益和维护其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等战略目标有关。第一，美国绝不允许一个敌对国家处于能够威胁美国进入海湾的权利地位，因而要拔掉萨达姆这颗钉子。第二，控制海湾，从而保持对全球经济的钳制力。美国确实有人真要效法罗马帝国，控制海湾，牵制日本、欧洲、中国，进而控制整个世界--这正是奠定共和党政府保守派思维的“美国新世纪计划”所设计的。从中也不难明白欧洲为什么甘冒开罪美国的风险反对美国对伊动武。第三，美国石油需求量中有55%依赖进口石油。推翻萨达姆政权，并使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取代沙特成为美国中东石油的最大供应国，以便腾出手来收拾沙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策划者中有15人与沙特有关，同时摆平阿以冲突。美国在对伊动武方面的表现，可以说是它惯于“说一套，做一套”的又一极好表现。因而，通过联合国核查和拉响恐怖袭击警报，无非是争取国际与国内舆论的支持：清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意在增强其动武合法性；把萨达姆政权与恐怖活动相连旨在争取国内民心，似乎对伊动武是为了美国的长治久安。

伊拉克战争说到底不是“9·11”的产物，萨达姆的命运在2001年1月布什踏入白宫成为新主人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只是，“9·11”事件让伊拉克战争来得更快了一些，也让布什政府出兵巴格达的时候有了更好的理由。这正如2003年3月18日布什在向萨达姆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时所说的，“即将到来的战争是国际反恐战争”的一部分。然而，究竟是政治解决还是军事解决伊拉克问题上所产生的主战与反战的争论，导致了至今还难以愈合的国际反恐联盟的重大分裂。但一心沉浸在改变世界的冲动中的美国并不顾忌这一点。既然要改变世界，传统大西洋两岸关系的“漂流”只能是产生新世界的代价，而不单单是制造新世界的“祭品”。“新欧洲”和“老欧洲”的概念，无非是美国要澄清谁是美国制造新世界时真正的帮手。2003年9月3日，波兰军队接替了美国在伊拉克中幼发拉底河地区的指挥权。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新欧洲”的概念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一刻变得更加清晰。

（引自倪世雄：《第二次海湾战争与世界格局：美国的战略目标及中国的对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文木研究员认为伊拉克战争表明多极化外交遭遇单极霸权需要有新的内涵和表现，恐怕需要从政治层面拓展至经济层面，尤其是能源安全层面：

不论当事方如何解释伊拉克危机的起源，三大因素实际决定了这场危机的进程与结局：其一是争夺石油资源。伊拉克所处的海湾地区是全球主要的石油产地，伊拉克本身拥有世界第二大石油储量；发达国家对这一地区的石油有很大的依赖性，单是美国就有三分之一的石油由这一地区进口，而且比重还在上升。一个抱有敌意的政权，控制着西方国家的主要石油阀门之一--这一现状是美国无法容忍的。其二是控制地缘枢纽。从世界地图上看得十分清楚，海湾、中东乃至整个西亚，扼守亚洲、欧洲、非洲三大洲的交界处，有多个海上、空中和陆路的重要通道由此经过，属于全球地理要津和战略制高点。如同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前南斯拉夫曾经是北约东扩的绊脚石一样，萨达姆的伊拉克现在是美国控制这一地缘枢纽的眼中钉。其三是防范亨廷顿所谓的“文明间冲突”。在一些有狭隘意识和文化偏见的西方人士看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突有可能由不同种族及文明之间的差异所诱发，因此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藉此看来，用强力改变伊拉克的政权，有“杀一儆百”和“敲山震虎”之功效，它实际上也是对有所谓“原教旨主义”情绪的伊斯兰国家的一种警示。

（引自张文木：《中国能源安全与政策选择》）

清华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楚树龙教授认为，反恐斗争不意味着美国外交原则立场的改变：

反恐是美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反恐斗争不意味着美国外交原则立场的改变；“9·11”后，世界各国在反恐问题上加强协调、对话与合作，国际关系，包括大国之间出现了更加缓和与合作的气氛。大国之间接触频繁，共同点增强，合作面扩大。与此同时，大国之间关系的性质尚没有发生变化；各国的基本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内容没有重大变化；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基本矛盾与分歧依旧。迄今变化了的，仅限于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日程、轻重缓急、气氛、策略与手法的调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打击、特别是对中国使馆的袭击是国际形势发展的逆流，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严重威胁，已引起中国的高度警觉。美国、北约的暴行没有改变世界的全局，没有改变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战略目标。

（引自楚树龙：《“9·11”未改世界格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朱锋教授认为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全球军事同盟的关系得以确立，并且它对当代国际关系带来了全局性和体系性的影响：

首先，在美国的全球军事同盟体系中，美英日三边军事同盟的核心地位已经在理论上得以确立。这是全球战略态势的重大变化。其次，决定布什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单边主义政策行为的，不是其观念的倾向性，而是今天美国所具有的凌驾于其他大国之上的霸权实力。第三，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输掉了国际道义，也输掉了国际法，但却赢得了“权力政治”的胜利。

伊拉克战争给当代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影响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其全局性，二是其体系性。这两个特点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是我们目前观察和分析伊拉克战争影响不可缺少的两个着眼点。

“全局性”是指伊拉克战争的作用并不是单纯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府、改变伊拉克国家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影响中东局势，而是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整体性的冲击和影响。

在战争之前所发生的“新欧洲”与“老欧洲”之间的分裂还在延续，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战略依赖正在从传统的西欧大国转向中东欧的国家，波兰、德国成为了典型的代表。中东欧国家在追随美国道路上的发展，不仅将继续促使大西洋两岸关系出现新的变化，很可能将改变北约的原有角色，并加速欧盟共同防御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北约和欧盟这两大欧洲区域制度都处在深刻的变化和调整之中。

“体系性”指伊拉克战争的结果深刻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以及大国关系中力量对比的基本结构。用肯尼思·沃尔滋（Kenneth Waltz）的话来说，如果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恰恰是国际体系新的转型形成的时候。这次战争使我们可以看清一个基本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的后冷战时代如果说是一个“多极化”与“单极化”相互竞争的时代，国际体系正在从冷战时期的“两极”结构向具有相对稳定的全球力量对比的新结构特征过渡，那么，伊拉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过渡。

伊拉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体系性的战争”。虽然战场行动是局部的，但围绕着是战、是和问题的外交战是全球性的，是体系内部两种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一场对决。这场对决虽然以外交战的形式爆发，但说到底，是权力的对决。伊拉克战争最终无法避免，是实力差距的结果，是力量对比直接作用于国家政策行为的结果。无论国际关系如何变化，人们都会看到权力是国际关系的“最后语言”。所以，决定布什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单边主义政策行为的，不是其观念的倾向性，而是今天美国所具有的凌驾于其他大国之上的霸权实力。耶鲁大学的约翰·加蒂斯（John Gaddis）教授曾撰文指出，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发展体现了世界越来越适应和接受美国的“霸权”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单极性质的霸权力量的确立所决定的。伊拉克战争之前的外交战，反映了大国希望加强合作、利用联合国这样的多边制度、重回“均势”（balance of power）以制衡美国的重大努力。这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多极化的向往和追求，是多极化努力的集中的“大爆发”。伊拉克战争之后，我们并没有看到“均势”的重新恢复，而恰恰是均势新的崩溃。美国单边的战争行动不仅没有受到因为破坏了“均势”而应该导致的国际惩罚，相反，是美国在强调法德两国应该为阻击美国发动战争而承担后果。5月22日通过的安理会1483号决议，大国在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形成了新的妥协，恢复了联合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作用；但和战前相比，联合国在伊拉克的“新角色”已经有限得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逸舟教授认为：这次“倒萨”的政治后果是非常深刻的，是对传统的主权原则、对传统的不干涉原则、对传统国际法原则的深刻挑战。而且联合国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质疑，联合国的合法性权威被人们推崇的同时被美国所抛弃，这种矛盾非常复杂的境地，实际上是国际关系面临巨大动荡和重组的一个前兆：

当前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潭之中不能自拔，有关各方围绕伊拉克战后重建和政权交接展开的新一轮互动，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再清楚不过地折射出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蛮力、霸气和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

美国政府愿意把它攻伊倒萨的努力，说成是继阿富汗战争之后国际反恐斗争的新发展。这种在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口实下展开的战争说辞，由于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双重标准和它自身令人吃惊的尖端武库建造，显得没有什么说服力。美国正在一点一滴地耗尽“9·11事件”后它一度取得的某种道义优势。很多曾经对美国抱有深切同情的国家，现在也越来越对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邪恶轴心”论和“先发制人战略”等“新学说”抱有怀疑态度。国际反恐斗争在美国的导引下正在逐渐变质，国际反恐联盟也因此面临四分五裂的前景。

另一方面，不论其他国家喜欢与否，美国显示出其他国家难以比肩的硬实力和超级大国特有的“孤僻症”，这种东西使美国常常情不自禁地用蛮力推进它想要达到的任何目标，很少考虑和顾忌其他国家的利益与国际社会的要求，令自己的偏好凌驾多数国家之上。它提示了国际战略失衡的危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紧迫，绝对的权力导致权力的滥用--政治学揭示的这一铁律，不只适合于国内政治，同样适用于国际政治。

军事上的后遗症是可能刺激、激发更大规模新一轮军备竞赛，特别是在地区强国和世界大国之间。很显然，各国都要研究怎么对付美国，怎么防备美国。这是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再一次充当了全球军备竞赛的领头羊，成了全球裁军进程的破坏者。这一点非常遗憾。

政治上的后遗症是美国想造成一个后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找茬儿的国家可能会出现麻烦。美国把这场战争看成是一个奖赏惩罚的机会，搞好了会减免债务，给一些新的援助，或者加强军事合作。反过来，可能会加大惩罚的力度。

经济的后遗症取决于战争的长短。如果是战争速战速决，那么美元、油价、金价、世界股市的波动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对各国经济，对各地区的经济，乃至于全球经济的冲击比较小。如果是战争陷入了某种泥潭，出现伤亡过重，恐怖活动频繁，战后重建，占领军遇袭等等问题，我认为，美元的不稳定会加剧，股市动荡会加剧，美国经济目前仍在徘徊不前的局面会延长，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这种局面会对全球经济，对各国经济都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消极影响。

总之，这次“倒萨”的政治后果是非常深刻的，是对传统的主权原则、对传统的不干涉原则、对传统国际法原则的深刻挑战，这种挑战我们还来不及回味，还不能做深刻的反思。也许过几个月、几年、几十年才能知道，主权关系面临如此严重的动摇，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美国这次倒萨战争。而且联合国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质疑，联合国的合法性权威被人们推崇的同时被美国所抛弃，这种矛盾非常复杂的境地，实际上是国际关系面临巨大动荡和重组的一个前兆。

（引自王逸舟：《伊拉克危机：全球政治“测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