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施政”的硕果

“公平施政”的硕果

哈里·杜鲁门^[1]

1953年1月7日

我们刚刚发生过一些争论，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难以理解在这过去8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是实在的和巨大的，这并不是说是总统的，或者说是国会的，而是我们的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成就。

让我来提醒你们自我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我们所做过的一些事情。

我是于1945年4月12日宣誓就职的。在同年5月纳粹投降了。然后在7月，阿拉莫戈多出现的人造的巨大的白色闪光，预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迅速的和最后的胜利，并且打开了原子时代的大门。

考虑一下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的、完全的胜利而向我们所提出的一些大的问题。还要考虑一下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是怎样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的。

在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将会崩溃吗？这是一个问题。这里还会再发生一次萧条即1921年或1929年的重演吗？自由世界对此感到忧虑和恐惧。共产党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并把他们的政策建立在这种希望上。

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大声回答说“不会的”。

我们的经济已经有极大的发展。自由企业已经空前地繁荣起来。6200万人现在得到充分就业，7年前是5100万人。私人企业家和农场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新厂房和设备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物价上涨超过了预期——但是收入总的来说增长得更多，因此生活水平比7年前已有很大提高。在健全的政府政策的帮助下，我们扩展中的经济表现出有力量和灵活性，在1945年和1946年进行的迅速的、几乎是没有痛苦的由战时恢复到和平时期；以及在1949年为衰退开始时作出迅速的反应和恢复——早在韩战以前。特别是，我们的这种活跃的、朝气蓬勃的经济如今已显示出显著的能力来支持一项大的防务动员计划、对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国倾注大量的援助——并且还能够在国内生产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多的和平用途的货物。

这就是迄今我们对于那些担心或者是希望这个国家发生一次萧条的人们所作出的回答。

我们是怎样处理我们国家的财政的呢？这是大战结束时所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在政府的管理工作中，年复一年地，没有比编制预算和处理公债的有关问题那样占去总统更多时间的问题。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筹集经费使我们留下了巨额公债，到1946年2月达到2790亿美元的高峰。

从1946年7月起，用于战争和恢复时期的经费已经终结，我们已经很接近于在高就业和高国民收入时期的正常标准，联邦预算应当平衡，债务应当减少。

自1946年7月1日到1950年6月30日的4个财政年度内，我们已有净盈余43亿美元。动用这项盈余以及财政部多余的现金储备，债务已大量减少，到1946年6月降到2510亿美元的低点，到1950年6月30日止为2570亿美元。

在1950年7月，我们开始迅速地重整军备，在两年时间内执行了很接近于量入为出的政策。但是在本财政年度和下一财政年度内，防务费用的提高将大大超过收入。这将为新的国会提出一个目前的严重的问题。

现在让我转到我们在大战结束时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我们愿意再继续并推进社会福利的伟大计划吗？这项计划是急需的、早就该办的，新政已将该计划在我们全国生活中提出来。我们的政府愿意继续为人民做好事吗？或者是新政由于大战的后果而应停下来，就像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政策的进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果断地停止下来一样？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作出了回答。我们的回答是对老年保险津贴增加一倍，并将保险的范围扩大到1000多万人。我们的回答是提高我们的最低工资。我们的回答是战后以来在联邦政府帮助提供资金的情况下由私人建造了300万套住宅，以及1949年以来有15．5万套低租金的公共住房在建造中。

我们的回答是1946年以来通过联邦政府和当地社区的共同努力已提供了4．2万张新的医院病床。

我们的回答是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800万退伍军人进修深造、19．6万人开始经商，以及6．4万人购买了农场。

我们的回答是继续帮助农场主得到电力，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农场有近90%用上输电线。

迄今我们已经以这些和其他的方式表明了我们的民主并没有忘掉如何运用政府的权力来增进人民的福利和安全。

另一个战后的大问题是这样：我们对国家的自然资源怎么办——即土壤和水、森林和草地。我们将继续30年代的强大的保护运动，或是我们将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滑到垄断、浪费的境地？

答案是明确的。在政府计划的帮助下，我们全国的土壤保护运动已经展开，使私人和公共的土地肥沃起来，使土地免于受到破坏，改良土地供将来使用；在过去8年内我们已在我们的江河流域投资了近50亿美元公共资金——投资的工程有防洪、灌溉农田，以及生产廉价的电力来供应需要电力的家庭主妇、农场主和企业家。我们一直在警惕地保护着人民的财产——土地和森林、石油和矿产品。

我们必须同那些为了私人的贪婪而利用我们资源的人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已遇到阻碍；由于防务方面的优先次序我们已不得不推迟了工作，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对于保护我们的自然遗产以及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利用我们的资源，能够感到自豪。

在大战结束时我们必须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和平时期就像战时一样，我们将要继续促进我们全体公民的机会均等，想方设法来保证他们都能够充分享受他们的民权吗？

在战时，我们曾使由于偏见而受到抑制的我们的几百万公民取得了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在和平时期，我们愿意继续前进充分实现民主的诺言吗？或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使它在战后的动乱和反应中沉没下去、消除掉？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在各级政府和私生活的许多方面采取一系列的前进步骤。在我们的武装部队、我们的文职人员、我们的大学、我们的铁路列车、我们的城市居民区、全国的商店和工厂，以及投票站，障碍都正在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法院发出了命令；部分原因是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坚决要求；部分原因是由于各个地区和各界的私人团体和个人所采取的开明的行动。

美国人民对于民权问题的意识已经有了大的觉醒。所有这些进展——仍然远不完善，但还在继续进行——就是迄今我们对于那些怀疑我们实现使我们大家都享有同等自由的诺言的人们所作的回答。

在大战结束时还为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同样关系到我们的民主的前途：本共和国的政府机器和政治能够加以改组、改善、迅速地适应于能负责地推行我们时代所要求的巨大的、新的、复杂的事业吗？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也作出了回答，答案是解决那些在战时曾经历过的最紧急、最特殊的问题。国会在1946年进行改组；我们的武装部队从1947年起统一起来；通过在同年建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对外和军事政策更接近于一体化；在1949年胡佛—艾奇逊委员会的报告前后行政部门进行了改组——这些都是我们为使政府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有效的工具而进行连续努力中的里程碑。

选自《现代史资料》

【注释】

[1]美国第33任总统（1945—1953），对内实施“公平施政”、对外推行“杜鲁门主义”，是冷战的始作俑者。本篇节选自他的最后一篇国情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