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外交

论人权外交^[1]

吉米·卡特

1977年5月22日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和愿望随之改变。殖民主义差不多都消失了；在几乎100个新国家中，存在着一种新的国家独立观念；知识传播得更广泛了；期望更高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会有更多的人决心去争取社会公正。

今天的世界仍然由于意识形态的争端而分裂着，仍然充满着地区性冲突，仍然受到对种族分歧和财富不均问题只有通过暴力或主要军事大国卷入战争才能解决的这种危险的威胁。我们再也不能把传统的战争和平问题同公正、平等和人权这些新的世界问题分隔开来。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但是美国人民不应惧怕它。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应该协助来塑造它。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要求美国有一个新的外交政策，一个把她的始终如一的、得体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历史观中的乐观主义作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我们再也不能仅仅以一个针对工业国家的政策作为世界稳定的基础，我们必须对一个政治上觉醒的世界的新现实作出反应。

我们再也不能期望，另外的150个国家会听从大国的主宰，但是我们必须充满信心地继续努力去鼓舞、去说服、去引导。

我们的政策必须反映出我们的信念，那就是世界人民所要求的不单纯是生存；尊严和自由是人类最根本的精神需要。我们的政策必须能塑造出一种比秘密交易更有生命力的国际体系。

我们不能通过操纵来制定这种政策。我们的政策必须是公开的、坦率的，必须是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并以以下五项基本前提为基础的政策：

自从一月以来，我已经设法使美国人民明白这些前提。让我回顾一下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研讨一下我们将要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重申了对人权承担义务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按照刻板的道德准则来实行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不完善的并将是永远不完善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并将是永远复杂的世界。我充分了解道德说教的局限性，我们并不幻想变化会很快、很容易来到。但我认为，贬低言语的力量，贬低用言语体现出来的思想的力量是错误的。在我国历史上，托马斯·潘思的《常识》和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对此也十分了解。在这些国家里，持不同政见的人遭到迫害，这证明了言语是千真万确的行动。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保护个人不受国家的专横迫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显著的进步。对我们来说，如果无视这种趋势，就会在这个世界里失掉影响和道德权威。引导这种趋势，就会使我们恢复我们曾一度具有的道德水准。

民主制大国并不因为强大和繁荣因而是自由的。我认为，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因而是强大和繁荣的。

其次，我们审慎地加强我们民主国家间的联系。最近在伦敦的接触中，我们同意扩大我们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自由贸易，增强世界货币制度，探索防止核扩散的途径；我们为即将召开的关于贫困、发展和世界福利的南北问题会议准备建设性的建议。我们同意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共同防御得到加强和现代化。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重申了对民主制度的未来所持的基本乐观态度。我们的信心正在散播开去。我们民主国家在一起就能够协助创造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合作的格局。

第三，我们已促使苏联共同努力阻止战略武器竞赛。这种竞赛不仅是危险的，而且在道德上是可悲的。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我知道，达成协议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的目的是对双方都公平，造成对双方都是稳定的、安全的和平衡的格局。我们希望冻结武器的进一步现代化和生产，并继续大量削减战略武器。我们要全面禁止核试验，禁止化学战，禁止拥有对空间卫星的攻击能力，限制在印度洋的武器配置。

我们希望，我们能同所有国家采取共同的步骤，完全消除我们死亡武器库中的核武器。我们将坚持下去。

我相信同苏联的缓和。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和平取得了进步。但是缓和的效应也不应该只限于我们两国。我们希望说服苏联，一个国家不能通过直接武装干涉或者通过使用附庸国的军事力量，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另一个国家，好像古巴对安哥拉的干涉那样。

合作同样包含着义务。我们希望苏联将同我们一起在援助发展中世界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共同援助将帮助我们建立一座相互信任的桥梁。

第四，我们正在采取慎重的步骤来增加中东永久和平的机会。通过与以色列、叙利亚、约旦和埃及这些有关国家领导人广泛地交换意见，我们在某些领域业已达成一致，在某些行动上朝一致方向努力。这些会谈必须继续下去。

我还通过公开讲话对以下三个一直是非常棘手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更灵活的谈判框架，那就是全面和平的内涵、安全和边界的关系、巴勒斯坦国土问题。

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友谊，并不是依赖于双方的国内政治，而是来自于我们共同对人类自由的尊敬和我们对永久和平的共同探索。

我们将继续探索我们大家都需要的解决方法。我们的政策不受中东任何国家领导人的更迭的影响。因此，我们希望以色列及其邻国继续执行他们过去业已接受的联合国242号决议和338号决议。

第五，我们甚至冒与我们朋友发生摩擦的风险，试图减少核扩散和常规武器世界范围扩散的危险。

在最近的峰会上，我们已经促成了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寻求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最好办法，从而减少使其产品转为制造核爆炸物的危险。

我们还全面审议了我们的武器转让政策。武器销售的竞争有害于和平，并对更为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破坏作用。

作为国家政策，我们将减少武器年销售额，限制先进武器的转让，减少与外国联合生产(武器)的安排。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努力促使其他国家同我们一起作出努力。

所有这些仅仅是开始。但这是一个旨在达到一个明确目标的开始；即创建一个更为广泛的、适应于多变的新历史环境的国际合作框架。

我们将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新近发展起来的有影响的国家更加密切地合作。由于世界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共同努力中，我们需要她们的友谊与合作。

100多年以前，林肯说过，我们的国家如果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就不能生存下去。我们知道，和平的世界如果三分之一是富人，三分之二是穷人，就不能永久生存下去。

大多数国家赞同我们的观念，就是扩大和发展公平贸易将最终帮助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但是，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饥饿、疾病、文盲和镇压。

西方民主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发达的共产主义国家，能够通过现有的国际机构进行合作，提供更加有效的援助。这是战争最好的替代。

我们特别需要与本半球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和协商。我们并不需要另外的口号；尽管她们是我们的亲密朋友和邻邦，我们与他们联系的纽带和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纽带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纽带。我们将把她们作为新的国际、地区和双边关系的世界格局的一部分与之打交道。

我们把美中关系看做我们全球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把中国看做和平的主要力量。我们希望同具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在所有人类面临的问题上进行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找到一个能够消除一些仍将我们割开的困难的准则。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承诺负担和平解决南非危机的义务。作为政治秩序基础的多数人统治的原则付诸实施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同时要确认在民主制度下，少数人的权利也必须加以保护。

要和平解决，必须立刻进行改变。美国决心同我们的欧洲盟国和有关的非洲国家一起，为南非社会实现迅速和进步的转变，设计一个适宜的国际框架，并协助保护它不受外来的、不正当的干涉。

让我总结一下：我们的政策是以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作用为基础的；我们的政策是来自于对世界变化的宏观的认识；我们的政策是植根于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念之中的；我们的政策是以我们的物质财富和军事力量作为坚强后盾的；我们的政策是为人类服务的；我希望，这是一个使你们对作为美国人而感到骄傲的政策。

金银根　译　俞平　校

【注释】

[1]本篇发表于圣母玛利亚大学，被认为是自杜鲁门1947年提出“杜鲁门主义”以来，美国总统所作的最重要的有关外交政策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