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合作的兴起（—年）

第二节　东亚区域合作的兴起（1997—2001年）

东亚区域合作自1997年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成为推动东亚合作的加速器，迫使有关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就如何应对危机进行讨论与合作。1997年12月东亚国家领导人在吉隆坡进行第一次非正式会晤，形成了“东盟＋3”合作框架。“东盟＋3”领导人会议构成东亚合作机制的核心。这是一个由东亚国家政府领导人推动，由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具体实施的官方合作框架。至2008年初，“10＋3”领导人会议已经举行了11次。自2000年开始，“10＋3”部长级会议也作为主要的合作协调机构开始召开各种会议；外长会议每年一次，财政、农林、劳工、旅游、文化等部长会议也分别召开。

一、“10＋3”机制的前奏：从EAEG到EAEC

1990年12月16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构想。这次是东亚的概念正式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18]。所谓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其核心要旨如下：（1）联合东亚所有国家（地区），以集体经济力量为杠杆，抵制发达国家的歧视性贸易规则，推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为东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2）为东亚地区的贸易与投资活动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成为世界经济、洲际贸易的引擎。

1991年3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东盟经济前景研讨会上，马哈蒂尔重申了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建议。这一建议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参加区域合作的成员是地处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纯粹的东亚国家；其二，将在亚太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美国排除在外^[19]。由于美国坚决反对，日本犹豫不决，东南亚一些国家缺乏热情，马哈蒂尔只能将他所主张的紧密机制化合作的经济集团降格为比较松散的“东亚经济论坛”。对此，马哈蒂尔曾明确表示：“从战略的角度考虑，东亚经济论坛似乎比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内更能体现出一个独立的亚洲的声音……东亚组织能够和北美以及欧洲在平等的基础上坐在一起。如果我们依靠亚太经合组织，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和加拿大也同时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个与大佬（美国）和另外一个大佬（日本）打交道的平台。小国必须谙熟于与大国处事之道”^[20]。东亚国家之间的对抗与战争将不会解决任何事情，而合作会使东亚真正对本区域和全球事务产生有利的积极影响^[21]。

1991年10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决定把“东亚经济集团”更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并作为“东盟国家的共同倡议”，但强调EAEC“不是一个制度化的实体或贸易集团，而仅是为了在必要时协调立场的一个论坛”，以应付其他地区的类似组织。但在此后的东盟首脑会议上，只是对“东亚经济论坛”的方案做了一般性讨论，并未作出任何决议。由于美国仍然持反对态度，日、韩小心谨慎，加上当时以APEC为标志的亚太区域合作的势头较猛，EAEC倡议实际上被束之高阁。

EAEG和EAEC虽未能付诸实施，但这只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中的暂时回旋，它将继续积聚能量，寻求更合理的支点、更切实际的平台，通过区域经济的整合，通过各国政府之间业已存在的对话机制，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展开。经贸合作是区域合作的核心内容，也是东亚各国的现实需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痛感缺乏区域合作机制所导致的抵御风险能力差和缺乏互动合作机制给每个国家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使东亚各国认识到走经济合作之路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通过进行区域合作，东亚国家可以在以下方面分享经济利益：促进货币合作防止金融危机，利用共同市场扩大出口规模，进行产业分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投资盘活各国经济，进行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减小地区发展差异等等。这些重要的经济利益，必将推动东亚国家日益加强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简言之，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客观上催生了东亚区域合作机制，诚如美国学者哈斯所言“国家的挫折导致各国的经济联合，并最终走向政治统一”^[22]。

二、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途径：“10＋3”合作机制

1.“10＋3”机制的框架：领导人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看到了自身力量的局限性，意识到必须把自己的发展同东亚的发展结合起来，于是提出“东盟＋3”的合作模式。1997年12月，第一次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吉隆坡举行，标志着东亚区域合作进入初期发展阶段。随着1999年柬埔寨正式加入东盟，“10＋3”东亚合作机制化最终确立，标志着东亚区域合作从自发性经济合作到制度性经济合作的飞跃。2000年，“10＋3”会议被提升为“东亚首脑会议”，并提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构想。“10＋3”合作框架由下列机制组成：

第一，领导人会议：自1997年以来，已形成既定的一年一次的领导人活动，主要是在“10＋3”框架下进行会晤，就东亚地区的形势、经济发展及合作规划进行协商并形成共识。同时分别进行的还有“10＋1”对话，即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三国对话，商谈合作。自1999年开始，又确立了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对话，即在“3”框架下的合作。

第二，部长级会议：每年有财长会议、外交部长会议、经济部长会议等6个不同类型的部长会议定期召开。部长会议一方面就合作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确定合作项目，进行经济政策协商；另一方面，也为领导人会议所讨论的重大问题做准备。

第三，高官会议：作为“10＋3”的工作机构，负责东亚合作的联系，对合作的议程进行商讨，为部长会议以及领导人会议进行准备。

2.五次领导人会议（1997—2001年）

1997年12月15日，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这是历史上东亚国家领导人首次聚会，东亚合作进入实质启动阶段。会议的主要议题是：21世纪东亚的发展前景、亚洲金融危机、深化地区经济联系。与会领导人就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共同规避风险达成共识，对加强东亚地区的合作发出了明确的政治信号。领导人清醒地看到制约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如东亚国家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不健全的金融体制、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认为经济安全必须包括金融安全。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加速东亚地区和国际金融合作，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增强防范和抵御外部经济环境波动和投机行为影响，对东亚各国显得非常重要。这次首脑会晤的成功之处在于，各国首长走出了资金援助的框架，从世界各国应齐心协力的理性观点看待如何解决货币与金融危机。

1998年12月16日，第二次东亚领导人会议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与会各国决心进一步拓展经济领域的合作，以战胜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地区合作，克服金融危机，恢复地区经济增长和促进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这次会议取得了具体的成果，把东亚合作推向务实的方向。胡锦涛副主席就加强东亚合作提出三点主张：增强对东亚发展前景的信心；进一步开展东亚各国的互利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与调整^[23]。还提议举行东亚国家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会议，研究国际金融改革及监控短期资本流动的问题。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国的建议，这使得东亚地区第一次有了高层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协商，并就地区重大的经济问题寻求建立合作机制。

1999年11月28日，第三次东亚领导人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通过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就推动东亚合作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领域达成了共识。《声明》强调东亚各国决心“在各个领域实现东亚合作”，领导人“对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东亚合作表示了更大的决心，朝着注重实效、切实提高东亚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本地区在21世纪趋向稳定的方向努力”。声明列出了各个领域的合作重点，主要有：

在经济领域，加强发展与合作，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在经济合作方面，加速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鼓励技术和电子商务方面的技术合作，推动工农业合作，加强中小企业合作，启动东亚产业论坛，推动东亚经济增长区，如湄公河盆地的发展，考虑建立“东亚经济委员会”；（2）在货币与金融合作方面，加强政策对话、协调与合作，包括宏观经济风险管理、公司管理、资本流动的地区监控，强化银行和金融体系，通过“10＋3”框架，加强地区的自救与自助机制；（3）在社会和人力资源方面，推动实施“东盟人力资源开发倡议”，建立“人力开发资金”；（4）加强科技发展领域的合作，加强能力建设，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增长。

在政治领域，加强政治和安全对话、协调与合作，加强相互理解和信任，在跨国问题上加强合作。

在社会文化领域，加强文化和信息领域的合作，加强地区的文化交流，加深了解^[24]。

这次会议肯定了“10＋3”东亚合作机制，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重点。另外，领导人同意成立“东亚合作展望小组”，就东亚合作的前景和规划提出建议。东亚合作在一些重要领域随即开展起来。在以后几年召开的“10＋3”领导人会议上，东亚国家决定推动区域内货币互换合作，决心不仅加强东亚经济合作，而且努力将合作向政治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还召开了一系列东亚国家部长级会议，通过在具体领域的官方协调，东亚区域内的合作趋于具体化。

2000年11月25日，第四次东亚领导人会议在新加坡举行。这次会议就落实1999年领导人声明的合作重点提出了具体措施：肯定了2000年5月财长会议就货币合作达成的“清迈协议”——推动东亚各国之间建立货币互换安排；就金融培训、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进一步落实的行动计划；就加快湄公河流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具体行动计划，推动了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的实施和亚欧铁路的建设；领导人开始注意规划长远发展，就建立未来东亚贸易和投资自由区的可行性进行研究。为此领导人决定成立由各国高官组成的“研究小组”，就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和东亚展望小组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

这次会议所表现出来的务实作风和面向未来的积极姿态，为东亚进一步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此次会议取得进展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在领导人会议前去掉了“非正式”三字，进一步加强了东亚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机制，尤其是确立了中日韩领导人之间的正式协商与合作机制。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的主要作用是共同努力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以及加强三国之间的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东亚合作开始步入正轨。东亚区域合作的进展使得东亚国家领导人开始酝酿两种构思：一是通过循序渐进的努力，最终建立东亚共同体，二是建立一个东亚自由贸易区或自由投资区^[25]。

2001年11月，第五次东亚领导人会议在文莱召开。各国领导人表示了继续推动东亚合作的决心，指示东亚研究小组就如何落实东亚展望小组提出的关于东亚合作的长期设想建议进行研究，并向领导人提出落实的意见。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决心努力推动东亚合作，一致同意设立经济部长和贸易部长会议以及工商论坛。朱镕基总理就东亚发展提出了五点建议：（1）明确发展方向和目标，着力健全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合作框架，促进金融、科技、信息、环保等领域互利合作；（2）促进“10＋3”与“10＋1”的协调发展，使之逐步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格局；（3）继续推进金融领域的合作；（4）广泛开展社会各界的交流；（5）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对话合作等^[26]。

三、“10＋3”合作机制的进展与特点：从市场诱导型到制度主导型合作的萌发

从现实情况来看，无论是关税还是非关税，东亚地区内部的贸易壁垒水平都还较高，有必要通过地区合作，即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来解决，使东亚地区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由以市场导向转向以制度导向为主^[27]。从历次会议讨论的内容来看，“10＋3”合作机制取得的突出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1999年的第三次“10＋3”领导人会议就东亚区域合作的原则、方向、重点领域达成共识，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标志着“10＋3”进程的新起点；同意成立东亚合作展望小组，就东亚合作的前景和规划提出建议；2000年的第四次“10＋3”领导人会议提出进一步扩大合作的问题，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行探讨^[28]。

其次，“10＋3”框架逐渐完善，建立了由领导人会晤、部长会议和高官磋商等相互联系、梯次升级的立体对话与合作机制，已由纯粹的对话开始进入提出具体合作措施和论证方案的阶段。

经过东亚国家的共同努力，“10＋3”机制已经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合作框架，主要有以下特点：

（1）经济是重点，金融为先导：尽管《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确定了八个重点领域，但迄今为止，“10＋3”经济合作一直被定为“重中之重”，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则相对滞后。目前，东亚自贸区可行性学术研究已经完成；各种形式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安排不断涌现；区域金融合作取得实质进展，清迈倡议多边化迈出重要步伐；扶贫、社会发展及文化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

（2）强理念、弱制度：所谓的“10＋3”主要是一个由东盟推动的对话合作机制，真正的区域合作的制度性组织和基本原则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东亚共同体建设在组织上表现为一种松散结构，着重于功能性合作机制的发展，在东亚区域合作的启动阶段，主要体现为“10＋3”框架的建构与制度化。

（3）政府推动型合作：与亚太地区其他区域合作形式经历了从民间、半官方和官方的发展过程不同的是，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从一开始就是由官方直接推动，各国最高领导人积极参与，外交、经济、财政等部门的领导人正式出席会议。因此，东亚区域合作从一开始就呈现为政府直接推动的特点，以各国政府间先建构官方合作大框架，之后再采取措施，民间跟进，为其他轨道的合作、对话铺平了道路。

（4）相对完善的组织架构：即领导人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专业委员会/工作小组，辅之以工商理事会、咨询专家小组的机制^[29]。“10＋3”逐渐形成了由东盟推动的地区合作对话机制，在范围上涵盖了东亚主要国家，在内容上包括了贸易、投资、科技等诸多领域，在机制上建立了从最高领导人会议到部长级会议的多层架构。其中东盟“10＋3”是目前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机制。除了年度领导人会议之外，东盟“10＋3”机制已经建立了外交、经济、财政、农业、劳动、旅游、环境和卫生等多个领域的部长会议，有人认为东盟“10＋3”本身就是一个“事实上的东亚共同体”（de facto East Asian Community）^[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