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作者

四、写作：我不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作者

我不读书，但却“著作等身”（如果加上众多规划文本的话），所以，是一个标标准准的“著作等身”的现代文盲。

（一）我不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作者

谁都喜欢约稿，我也是，在这点上始终不能免俗，并且不仅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大概还会是。约稿的确有很多好处。它可以让写作变得有目的、有方向、有动力，还能避免书稿或文章写好之后无人问津，从而不得不将其束之高阁或四处游走兜售的困境。此外，约稿的诱惑还在于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作者的虚荣心。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在某一领域小有发言权，或颇有点知名度的人才会收到出版社的约稿邀请。约稿不断，就标示一个人，好像享受了“名人”的待遇，一下子跻身到了名人行列。

我喜欢约稿，但最终是否应稿，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几年更是怕约稿。我绝不是那种一约即应的人。老实说，我很有点自以为是的，总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选择，并且“霸道”地要求别人必须服从我的观点，以我为中心，我才同意签合同，并且去用心地写。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作者，永远不会给什么写什么，要什么写什么，怎么要求就怎么写。在原则性问题上，我不会轻易妥协让步，只有当对方对内容和文字的要求修改到我能接受的程度时才可能达成一致。当然，我也因此得罪很多编辑和出版社，但我始终认为这是我写作的一种方式，并且依然故我地坚守着。

（二）写书：差不多是一个过客

在学术上我差不多一直是过客，写书更多是一种功利性行为，为写书而写书。总体说来，我这一路的写作经历，都可以准确地告诉你它是我生活的哪段的故事。

1．为教书写书

最初写书，可以说完全是为了转岗做教师，为了教书，为了策划，出于工作和职业需要而写书。

●只能通过写作这种方式证明自己

那时候的我，身陷资料室，心里很清楚，要想摆脱事业上的困境，必须转换工作。而当时，除了当老师教书似乎别无出路，行政工作的梦已然破灭，改行当老师成了我唯一的选择。而对于既无学历又无背景的我来说，近乎痴人说梦，所以一切只能靠自己，只能靠写作装点门面。

从1990—1995年前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几乎成了“杂家”，什么都写，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为我必须并且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其间，写过《十万个为什么》，参加过《上海词典》、《近代名记者传》、《中国传统文化》等书的编撰，出版了《中国神秘文化百科》、《择日》等书。

为了成为一名教师，我除了被迫写书出书，甚至还被迫割爱，舍弃旧业，一脚从历史跳到旅游。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命运的眷顾逼上梁山当了回主编

喜新厌旧，转攻旅游，谈何容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得感谢我的一位旧识，当时在上海旅专《旅游科学》杂志担任编辑的黄德源先生。他约我一起就旅游这个专题共同出一本书。当时的我在学术上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奈何黄先生一再盛情，并且说是约稿。我当时年轻气盛，也怀着一种尝新好奇的心态：虽不能至，何妨勉力为之？于是便应承下来。可惜好事多磨，没过多久，黄先生告知，出于种种原因，这本书原本充满希望的出版前景忽然变得渺茫起来，而他本人也没有时间从事这本书的撰写工作。我实在不愿意半途而废，毕竟为此我已经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而自己的想法也在实践中渐渐完善。最终的选择是：忠于我的处子之作。尽管当时我对出版的程序和途径几乎一无所知，但我还是毅然下定决心，将这个项目做完，也算是对自己这段时间努力研究的一个交代。及至书稿完成之后，我辗转托人，希望得到方家的指点，当然更加希望有伯乐之士能够给我出版的机会。托人联系了几家出版社，结果去书都杳如黄鹤。虽然相当失望，但并没有彻底灰心。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新的可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有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这样一家出版单位，并且抱着尝试的心态，冒昧给他们去了一封自荐信，没想到一周不到的时间内竟连续收到他们的两封回信，对我的书稿表示了充分的兴趣，而且希望能看看我的书稿。在此过程中，我结识了该社的编辑部主任赵龙根。并且在此后几年中，我与他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赵先生对我这本书稿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作为一个年轻作者，这样的支持和鼓励给了我极大的动力，但是，由于当时出版社实行的是承包制，我的书虽然被破例列为社出版计划中，却依然在那里搁置了一年。为了此事，我还亲自去了一趟北京，结果也是石沉大海。1996年，这部名为《旅游与中国文化》的书稿终于出版，这本书受到了圈内专家的好评，并被普遍视为我本人学术的代表作，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地从纯旅游的角度，以旅游为主导、为轴心探讨和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论著作。它努力发掘和展示的是隐藏在中国文化背后的博大精深的旅游理论和旅游思想，而这种旅游理论和思想的光辉有许多是人们所未见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也是我国第一部筚路蓝缕地总结和研究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理论、旅游思想和旅游特征的旅游文化理论著作。

我就这样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命运的眷顾当上了主编，从此开始由历史研究慢慢转向旅游研究，由图书资料工作人员摇身一变成为人民教师。今天，每当回忆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写作《旅游与中国文化》这本书给我带来的，绝不仅仅止于那一个信封里的一点点稿费。我今天在这个领域取得的小小成绩，都是从那时开始起步的，正可谓一炮打响，奠定了我作为一个“非著名学者”涉足中国旅游学界的基础。

2．为功名写书

大约从1997年开始，我写书的工作开始朝着更有目的性和系统性的“职业化”方向迈进。当教师，编教材，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更是捧牢“饭碗”。这段时间可以称之为我旅游学术生涯的“教材时代”。

●图的是个热闹

作为一个非著名学者，我不想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耗尽在看书做学问上。我为自己设定了三重不同的身份：一是学者，作为立身之本，这是神圣的，并且出于职业为重的考虑，必须努力做学问，而且还要达到一定水平和高度；二是教师，作为立人之本；三是专家，面向市场，接触社会。三重身份对我来说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并且必须在三者之间权衡利弊，努力兼顾，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旅游与中国文化》一书问世后，至少不下十余家出版社向我邀约写稿，但结果都被我婉言相拒了。一来，我对纯学术的东西实在缺少兴趣，没有太大热情，而且我始终认为，旅游的学问当来源于实践；二来，著书立说往往经历很长的时间周期，因为既然是著书，就不能打半点马虎眼，必须尽心尽力，否则可能因小失大，前功尽弃。最终，我将自己定位在教材编写这个领域，图的是个热闹，能够迅速积聚人气。并且也是希望通过教材编写，为复旦旅游奠定一个基点。

●不是主编的主编

以我当时的学历和资历，可能算不上一个编写教材主编的合适人选，况且自己对于旅游懂的很少，很多见解只浮于浅表，充其量不过写了一两本书而已。当丛书主编的想法恐怕真的有点疯狂。但从我的性格、个人经历和现实处境来看，显然已经无法坐等时机成熟，因此我选择了主动出击。

（1）上海三联书店《高校旅游学教材》

虽然我有了写教材当主编的欲望，但苦于报效无门。主动联系了几家出版社，无奈他们都要我写专著，而不是编教材。处境尴尬。

拉下脸皮，找到时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助理的大学同窗李颂申，也许是旧识交情的缘故，也许是这位好友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总之我们当即拍板了。他们同意由我当主编，组织编写一套《高校旅游学教材》。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机会和荣耀，至今，我还珍藏着那时所有相关的往来书信函件。

然而，世事未必尽如人愿。后来，系领导“安排”，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终于只是当了个“编委”。但不管怎么说，这算是复旦大学旅游系成立以后第一次“形象”推出，还是值得庆幸的。这段过程说来还真是跌宕起伏，之后又由于种种原因，这套教材推迟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且在我的最后推动下才最终出版。对我而言，既然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心里还是很有满足感的。

（2）旅游教育出版社《旅游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基础课教材》

当时，高职院校设立，我觉察到这可能会是一个学术和市场的空缺，因此将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果断地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的赵龙根先生提出了我的创意和构想，并给出了具体实施方案，前后往来信函8封。并且终于在时隔一年多以后，旅游教育出版社正式启动了该书的编写工作。出版后，这套教材也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实实在在的主编

在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和不断探索之后，我在旅游领域成了一个小有知名度的人物，这也让我平添了不少自信。我告诉自己，要继续努力，把每一个机遇都看成一次命运的眷顾，决不轻易错过，因为它们都可能成为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终于，当了几回名副其实的主编。

（1）福建人民出版社《大学旅游教材》

很长一段时间里，感觉自己就像一座小火山，默默地积蓄和酝酿着，怀着平和的心态，在提升自我的同时，等待一个契机。

终于，我多年来当主编的夙愿得以实现。并且这次，真正是把复旦大学旅游系作为一个整体，以其为主导的一次展示。在这里，特别要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感谢何海勤编辑，感谢他们的宽容和给予我的厚爱。

事实上，在接受福建人民出版社《大学旅游教材》主编任务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转移到了这套教材的主编工作上来，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要求自己一定要把它做好！当了一回实实在在的主编。

（2）复旦大学出版社《21世纪旅游管理丛书》

为了在这个领域实现进一步的整固和提高，其间，又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之邀，主编了《21世纪旅游管理丛书》。

可以说，编写教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要当主编而当主编，但这个阶段同时也是我在事业上探索和转型的时期。

3．为理想写书

数载的摸爬滚打使我在各方面都成熟起来，逐步认识到自己所要追求的，也开始寻找到恰当的自我定位。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已渐渐完善。当我不再需要为生计发愁，对于名利也能泰然处之，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便日益彰显出来。由此，写书摆脱了现实和主观的种种羁绊，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了它的价值。写书是为了理想，于是我开始了我旅游学术的“梦想时代”。

编写教材在我的学术发展定位上不是目标，而是手段，它虽然可以迅速扩大影响力，提升人气，但终究不可能成为学术研究的主体和全部。早在教材工作还处于如火如荼进行中时，实际上我心中早已开始盘算着抽身而出，思考下一步的定位。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不惑那年，我开始对自己的学术方向和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重点做出了重新规划和转型考虑。

我心中的“玫瑰花”，不是教材，也不是纯学术研究，而是我的梦想，我的兴趣。集中精力策划完成“高中低”组合写书计划。

●学术推高：旅游学术经典丛书

中国旅游学术界研究总体水平不高。教材多，专著少，缺乏经典和传世之作。希望能够在推高提升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整体高度和水平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早日完成《旅游学术经典丛书》系列。

●实践应用：旅游MBA丛书

旅游是一门应用性学科。目前，中国旅游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理论成果不能付诸实践，无法被很好地应用。针对这一状况，我萌生了编写中国第一套《旅游MBA丛书》的设想，希望将现有的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起到一个示范和指导的作用。

●旅游普及：跟着课本游中国

策划本套丛书的想法很简单，旅游能否从孩子开始，寓教于游或寓游于教。现代中国，似乎孩子的旅游权利已被剥夺，旅游与读书俨然成了对立体。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并且努力，将两者有效合理地统一起来。想法慢慢成形，终于有了《跟着课本游中国》系列丛书的写作构想。

虽然，对于一个专家学者来说，这样的著作可能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也不可能算上什么学术成果。但我有我的理想和追求，我希望能为我们的孩子们的成长做点贡献，为下一代创造一种新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我甚至觉得，《跟着课本游中国》丛书才是我真正的挚爱、真正的玫瑰。尽管很难，但我在坚持。

（三）写作：重要的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我不喜欢看书，也不喜欢用很多的时间写书。掐指算算，每天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写作的时间绝对不超过一个小时。大部分的时间我在做规划、写策划，在路上，在忙这事那事。写下的规划、策划文字少说也要在千万左右。我为什么还能写出点东西来？原因大概要归结于我有一颗“智慧心”。

第一，出手快。一旦主意拿定，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着手去写，因为心里始终有根弦绷得很紧，深谙时不我待的道理。商界学界处处是战场，不进则退，时机是个关键的要素，而且稍纵即逝。

第二，先“想”后“写”。我的写作过程和方法可能有些与众不同，不会为了写作先去查找许多资料，从中汲取灵感。老实说，我不欣赏这种方法，因为我觉得这一来很耗费时间，二来也没有这个必要。我写作多是凭借灵感，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往往是从“想”开始，先确立文章的观点和书的总体框架，然后才有的放矢地去搜集一些相关信息，进行写作。所以，整个写作过程，我主要的心思是花在“想”书而不是“写”书上。

第三，先做鸡头后做凤尾。我总是喜欢选择那些别人没有做过的题材进行写作，感觉这样有点创新开拓的意味。譬如，我编写《旅游与中国文化》，算是我国旅游文化理论方面的筚路蓝缕之作；《旅游策划学》是我国第一部旅游策划学著作；《中国宗教旅游》和《旅游宗教文化》是我国第一部宗教旅游教材，等等。当然，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抛砖引玉的意图，若能达到启发灵感、扩展思路的效果也就基本迎合我写书的初衷了。

第四，不申报课题，不写作文章。就现在的学术大气候来看，写文章做课题似乎是王道。但我不愿意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实现自身的价值。首先坦陈，自认没有这样的水平，对自己的学术底蕴有所介怀。但更主要的是，我不喜欢这种方式，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第五，在书页间旅行。一书一世界，一字一思想，我已经把写作当成了一种发现自我、体验自我和展示自我的机会，重要的是过程和其间的交流。所以，从我每本书的前言后语中，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大致了解我写书时候的思考、个性化的做人风格，以及彼时的生活处境。

我很少写文章，甚至几乎不写，许多人因此而说三道四。其实，我不是不会写，不能写，没水平写，而是因为不想写，没时间写，抑或是在坚持自己特立独行的一种写作理想。至少我目前的写作兴趣、写作时间和写作内容还无法转移到写文章发表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