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关

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关

微观经济充满活力，宏观经济有效控制，可以说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最优模式。只有在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中，资源才能合理配置(微观上，有效利用资源，实现规模经济，取得最佳微观经济效益;宏观上，按比例分配资源，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取得最佳的宏观经济效益)，国民经济才能稳定、协调、高效、高速发展。这正是地球上的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模式，也正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力图实现的目标模式。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这种最佳状态，却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最困难的经济问题。尽管许多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和尝试，做了长期努力，令人遗憾的是，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这种最佳状态。为什么经济运行最优模式的实现竟如此之困难呢?原因就在于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易克服的矛盾。宏观、微观经济的这种矛盾，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种种困难和问题的根源之一，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须攻克的一大难关。

一、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的矛盾

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的矛盾的具体内容是指:当微观经济充满活力时，宏观经济就会失去控制;当宏观经济实现了有效控制时，微观经济却常常丧失活力。二者难以协调一致，往往顾此失彼，很难兼得。

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的矛盾的根源，在于宏观、微观经济之间利益的差异性、目标的不统一性及行为的不一致性。宏观利益是全社会的整体的利益，微观利益是单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的局部的利益，这两种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往往发生矛盾。微观利益的简单算术相加，并不就等于宏观利益。宏观经济的目标是社会经济增长、经济稳定、经济公平和经济福利，微观经济的目标是单个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和单企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二者存在显著的差别。微观企业取得最大利润，并不能保证宏观经济目标的自动实现。相反，单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可能会不利于经济公平，也不一定能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甚至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质量造成危害。宏观经济行为是要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微观经济行为是要实现微观经济目标，二者目标的不统一性，决定二者行为的不一致性。宏观目标最终也要通过微观活动去实现，而微观活动又不能保证实现宏观目标，所以宏观必须对微观加以控制。宏观要控制，必然会限制微观灵活自如地为实现其目标而行动;微观要灵活自如地为实现其目标而行动，宏观就不能控制，宏观目标也就很难实现，使宏观经济总量失衡、比例失调、结构倾斜。

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的矛盾，在东、西方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都充分表现出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不同，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也不同。在私有制基础上，往往表现为微观充满活力，宏观失去控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常常表现为宏观有效控制，微观丧失活力。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企业有完全的自主权，充满活力，能够按市场供求变化，根据价格信号，机动灵活地调整经济行为，生产经营成功的企业可以实现微观经济的高效益。但是，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决策的分散化，使得宏观经常失控、比例往往失调、危机或衰退周期性地发生。东方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在改革之前，由于采取国家直接经营的方式，宏观和微观经济都实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在国家手中，因此宏观控制较为有效，国民经济基本按计划发展，但管得过死，统得过多，使微观企业丧失了活力，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力，缺乏改进技术、加强管理、发展生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经济效益比较低。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出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目的就是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使企业充满活力，提高经济效益。要搞活企业，就必须赋予企业自主经营和自我发展的权力和利益，减少宏观的直接控制。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一般都采取放权让利、改革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等措施，以搞活微观。但是，这些措施的实行，虽然使企业有了活力，却一再出现宏观失控的问题。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先后出现程度不同的投资膨胀、消费膨胀、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外债过多、结构失调、比例失控、供求失衡等宏观经济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也发生过“一控就死、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又控”的恶性循环，虽然再三强调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偏偏它却一再重复出现。

东、西方经济发展史证明，没有宏观控制不行，会发生经济混乱;实行宏观控制，又与微观活力发生矛盾。怎样解决微观活力与宏观控制的矛盾，实现二者的协调运行呢?困难的问题不在于搞活企业，而在于宏观能否有效控制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让微观经济充满活力，这是比较容易办到的，只要企业拥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就行。问题的关键在于宏观怎样才能在不损害企业活力的前提下实行有效的控制。

二、宏观控制方式的困难

宏观控制的方式包括以下三大类:

第一，直接控制。这种宏观控制方式就是依靠行政机构，运用行政手段，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控制企业微观经济行为，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指令性计划这种直接控制方式，能够实现宏观的有效控制，即基本上能够保证社会经济按计划发展。虽然，这个计划还有一个是否有科学性、是否符合经济实际的问题;这种宏观控制还有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但宏观经济运行还是受计划有效控制着，一般不会失控而产生混乱。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只注意到了直接控制这一特点，认为“计划万能”，只要运用电子计算机，实现计划科学化，就能合理配置资源，使国民经济持久、稳定、高速发展，陷入了“电子计算机乌托邦”。实际上，指令性计划这种直接控制方式，由于控制太死，企业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使微观经济丧失活力。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弊端，就是这方面的历史例证。

第二，间接控制。这种宏观控制方式就是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调节经济行为，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但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宏观控制往往失效，与完全没有宏观控制的“自由放任”状态无实质性的差别，“看不见的手”并不始终保证微观企业按宏观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不能保证宏观目标和社会利益的实现。这是因为市场调节是间接的事后的调节，具有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这些都是市场调节不可自行弥补的功能性缺陷。微观企业虽然可以通过市场行情、价格信号，了解各种产品的供求情况，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但这种自动的行为调整，并不能保证总量的平衡、结构的合理。企业通过价格上涨，可以知道哪些生产是短线、哪些部门资金不足、哪些产品供不应求，但不能准确掌握短线究竟短到什么程度、不足的数量到底是多少、增加多少为宜、将有多少资金转移到这些部门来、将会增产多少;通过价格下降，可以知道哪些生产是长线、哪些部门投资过多、哪些产品供过于求，但不能准确掌握长线究竟长到什么程度、过剩的数量到底是多少、减少多少为宜、将有多少资本转移到别的部门去、将会减产多少。这种盲目性再加上追求盈利的自发性，往往会使资本大量撤离长线低利部门，一窝蜂地拥向短线高利部门，结果会使短线变长线，长线变短线，不足成过剩，过剩成不足，引起新的比例失调、结构失控、总量失衡。等到市场信息反馈，然后再抽走资金、减少生产时，这种滞后性已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和浪费，引起经济发展的起伏和波动。虽然国家可以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但由于还是要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因而市场机制的这种缺陷仍然不能清除。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宏观控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结果经常失控，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各国政府普遍实行了国家干预，依旧没有实现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危机波动依然频繁发生。在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健全、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下，此种间接控制更不能奏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信号失真，短线部门可能低价无利，长期无人问津，长线部门可能价高利大，会驱使大量资金流入，使短线不能变长，长线更长，结构倾斜更严重。

不少人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宏观失控，原因在于市场体系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健全，微观基础不行，只要建立完整统一的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改造微观基础，就能使间接控制有效合理，社会经济就会自动地协调运行。但是这些同志没有仔细想一下，在西方经济中，市场发育高度成熟，市场机制非常健全，还有与市场调节相适应的微观基础，为什么宏观经济仍然经常失控呢?实际上，仅靠市场机制，即使引进再多的市场调节、间接控制办法，运用再多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都将无济于事，因为西方经济自身也没有解决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的矛盾。“市场万能”不过是早已被经济发展史证伪的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活。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宏观经济的自动控制，市场调节不能自动保持宏观总量平衡、结构合理。

第三，复合控制。所谓“复合控制”，是指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相结合的宏观控制方式。人们希望通过复合控制，扬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取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二者之长，补二者之短，实现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的协调。但是，怎样有机地把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结合起来，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难题。

复合控制中，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如果以直接控制为主，微观很难充满活力;若以间接控制为主，宏观能否有效控制，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实践证明;二者主次不分、有机结合的方式，还只是一种理论设想，有待于创造。

人们认为复合控制中的直接控制，主要通过指导性计划即无强制性的弹性计划来实现，但这种计划调节，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实行过，资本主义的法国、日本、英国、瑞典、挪威等国也搞过，结果都没有避免宏观失控。

人们还认为复合控制中的间接控制将不是纯粹的市场调节，而是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我国现在提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但是，国家怎样调节市场、市场又如何引导企业呢?国家调节的市场是否能消除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呢?如果不能消除，那又如何实现宏观有效控制呢?这种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否肯定能实现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的协调呢?我认为这些问题都还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还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的矛盾、达到最优状态的办法。

三、“兰格革命”和“凯恩斯革命”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发生了“兰格革命”，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比较这两个从革命内容上看是逆向的、从革命引起东西方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动方向上看是相向的经济理论大变革，对于实现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协调的研究，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40年代，世界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大论战，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坚持自由放任，还是实行国家干预;二是社会主义计划能否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质上，这是一场关于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机制才能实现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问题的争论。世界经济理论界在论战中形成三大派:以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为代表的一派，坚持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管理的集权化和社会主义计划化，认为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可能有经济效率，甚至说这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以兰格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可以采用试验错误方法，通过模拟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单纯依靠竞争市场，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增长，主张实行国家干预、宏观经济必要的集中管理。“兰格革命”和“凯恩斯革命”正是这场大论战的产物。这两个革命，主要都是经济运行机制理论上的革命，实际上都是要改变东西方传统的经济运行机制，探求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机制，以建立起更适合于现代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两个革命，并不是在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理论上的革命，目的都不是要改变东西方的经济基础。

从革命的内容上看:“兰格革命”否定计划与市场互不相容的传统，主张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凯恩斯革命”则否定“市场万能”的传统，主张在市场经济中实行国家干预和必要的集中管理。一个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另一个是贬低市场的作用，二者的内容正好相反。但是，逆向的内容却引出了相向的结果。

从革命的作用上看:这两个革命引起了东西方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向变化。在“兰格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使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由单一的集中计划机制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机制转变，增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由“凯恩斯革命”引出的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使西方经济运行的单一市场机制发生变化，渗入了集中管理和计划调节的因素，缓解了西方经济运行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促进了西方经济战后20年“黄金时期”的出现。凯恩斯被西方称为“战后繁荣之父”。以上情况说明，“兰格革命”和“凯恩斯革命”使东西方经济运行机制，分别由两个极端朝计划与市场、集中与分散、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从7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并发症，凯恩斯主义失灵，这说明“凯恩斯革命”并没有找到西方经济的最佳运行机制。无独有偶，在8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搞得比较早或比较深入的国家，先后产生了被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滞胀”的严重问题，这表明社会主义经济也没有找到计划与市场的最佳结合方式。“兰格革命”和“凯恩斯革命”面临的这种困境，并不能作为倒退的理由。尽管现在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抬头，东方也有人责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倒退是行不通的。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无论计划还是市场，都不是“万能”的。不论退回到单一的计划机制还是单一的市场机制，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即使是现在推行新自由主义(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的美国和英国，也没有退回到纯粹的市场机制。社会主义改革僵化的单一计划体制的潮流，也是不可逆转的。出路只能是进一步探索解决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矛盾的方法，寻求计划与市场的最佳结合方式，完成这两个革命没能完成的历史使命。“兰格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引起东西方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的历程清楚地表明，东西方经济运行机制正在趋同，都在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机制转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东西方的根本经济制度也在趋同。东西方经济运行机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相互接近、互相靠拢的趋势呢?原因就在于东西方的生产都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东西方的经济都是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计划调节，商品经济的运行要通过市场机制，因此东西方现代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既不能是单一的计划机制，也不能是单一的市场机制，必然要求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机制。多年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也都表明，单一的计划机制或单一的市场机制，都不能解决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的矛盾，都不能保证现代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寻求更好的经济运行机制。

“兰格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引起东西方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的历程、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实践还表明，东西方都还没有找到计划与市场、集中与分散、宏观与微观的最佳结合方式，还必须进一步探讨。找到现代化商品经济的最佳运行机制，是关系全世界经济发展前途的重大课题，是东西方经济研究面临的共同任务，需要发挥全人类的智慧去探索，需要东西方经济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相互协作、共同努力。现在，有谁能说计划只姓“社”、市场只姓“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呢?显然都不是。计划机制并不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市场机制也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二者都是主要由社会化大生产决定的经济运行机制。无论在公有制经济中，还是在私有制经济中，都可能存在。因此，在探求最佳运行机制的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坚持生产力标准，最好不要过多地在某种机制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上纠缠，以防束缚我们的思想，以免妨碍我们实事求是地全面总结东西方经济运行方面的经验教训，认真吸收东西方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的成果，以利于我们找到我国经济运行的最佳机制。

在经济运行理论的研究中，无论是总量分析、均衡分析、短期分析、静态分析、存量分析，还是结构分析、非均衡分析、长期分析、动态分析、流量分析，都还没有发现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宏观与微观的最佳结合方式，无论是“凯恩斯革命”和“兰格革命”，还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东方迄今为止的经济改革理论，都没有提出解决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的矛盾的有效途径。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无论是以价格为关键、实行“价、税、财、金、工联动”的配套改革方案，还是以所有制改革为基础，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中心，革新产权制度的改革思路，也都没有找到重新构造能实现宏观有效控制的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的办法。我认为，宏观控制与微观活力的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应该作为经济运行理论研究的中心课题。本文只是提出问题，以期引起讨论，使研究抓住问题的要害，促进经济运行和经济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原载《当代经济科学》1989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89年第12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