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重工业化不等于粗放增长和走旧型工业化道路

重新重工业化不等于粗放增长和走旧型工业化道路

——对吴敬琏研究员相关论述的质疑

从1999年开始的7年多时间内，中国工业发展出现转折性变化，无论是在产值、投资、利润增长方面，还是在比重上，重工业都超过了轻工业，出现了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产生了严重的煤荒、电荒、油荒、气荒、运荒，资源短缺加剧，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种情况，中国现在应不应该重新重工业化即二次重工业化，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重新重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是什么因素引起的，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会不会给中国带来危险，重新重工业化的道路应当怎么走，怎样克服工业重型化中资源、环境和就业的制约，有效地推进重新重工业化?这些是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处阶段、走势、面临的任务和应当采取的对策，影响到中国能否最终实现工业化的重大问题，现在成为激烈争论的热点问题。经济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形成了肯定和否定的两派对立的观点。我们是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赞成者，已在《中国经济问题》2005年第5期发表的文章《论中国的重新重工业化》中，从正面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表现、原因、意义、特点、困难、约束和趋势，提出了克服工业重型化面临的资源、环境和就业制约的道路和对策建议。

中国在2000～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还要不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至少在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应不应该以重工业为主导?我们坚信:现在如果不再次大力发展重工业，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就不能振兴，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任务就完不成，农业机械化就实现不了，轻工业的技术和装备就难以提升，实力雄厚的现代化国防就无法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基本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目标也就不可能达到。但是，近两年来德高望重的吴敬琏研究员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坚决反对中国现在发展重工业，认为重工业化就是经济增长的粗放化，就是坚持走已经过时的旧型工业化道路，违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仔细拜读吴敬琏研究员的大作，特别是发表在《学术月刊》2005年第12期和2006年第1期上的连载长文《思考与回应: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抉择》，对其反对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看法和论证，深感疑惑，实难苟同。虽然吴敬琏研究员关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快技术进步、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的主张，都是我国现在的既定方针，我们是非常赞同的，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中国现在不应该发展重工业的理由，尤其是在反对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论证中存在不少误解和偏差，甚至概念模糊、理论混乱，最突出的是把重工业完全等同于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把重工业的发展看成必然是粗放增长、外延扩大、旧型工业化道路，需要予以澄清。我们与吴敬琏研究员的分歧，主要不在应该怎样发展重工业，而是中国现在应不应该发展重工业。本文特提出以下商榷意见，就教于吴敬琏研究员和经济界的同仁，以求得对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原因、意义和道路的正确认识，以给我国制定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盼吴先生批评、指正。

一、霍夫曼定理是已被历史证明的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霍夫曼定理是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赞成者的重要理论依据，吴敬琏研究员认为不足为据，提出“这个‘定理’是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经验推演而来的”，属于“旧型工业化道路”(早期经济增长模式)理论，“霍夫曼关于工业化后期阶段重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的预言都没有实现”，我国现在“不能按他的理论(属19世纪时期的粗放增长型理论)走”。我们觉得吴敬琏研究员对霍夫曼定理的认识和评判，值得商榷。

第一，霍夫曼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并不包含工业化的全部过程。

霍夫曼通过对1931年以前各个工业化国家的统计资料的分析，根据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的变化情况，把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Ⅰ消费品工业占优势阶段、Ⅱ资本品工业相对增加阶段、Ⅲ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平衡而且存在资本品工业渐占优越地位的趋势阶段^[46]。一般而言，按照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不同，工业化的全过程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后期。初期是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轻工业化阶段、中期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重工业化阶段、后期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或服务化阶段。这是符合工业化发展实际的大多数人的看法。由于历史的局限，霍夫曼只是考察了到当时为止的工业化过程，他划分的Ⅰ阶段就是工业化的初期，Ⅱ、Ⅲ阶段则属于工业化的中期。他并没有揭示工业化的全部过程，因为，1931年以前各个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都还没有完结，都还在继续，也还没有一个国家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霍夫曼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包含工业化的全部过程，其中的Ⅲ阶段就是一般而言的工业化后期，显然这是对霍夫曼定理的误解。

第二，霍夫曼定理已被历史证明，不是未被证实。

正是由于吴敬琏研究员把霍夫曼划分的工业化过程的Ⅲ阶段看成就是一般而言的工业化后期，而霍夫曼的工业化过程的Ⅲ阶段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一般而言的工业化后期以服务业为主导，所以他断言“霍夫曼关于工业化后期阶段重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的预言都没有实现”。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霍夫曼定理是从各个工业化国家的调查统计中得出的结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已被历史证明的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趋势是先轻工业化或以轻工业为主导(工业化初期)，再重工业化或以重工业为主导(工业化中期)，最后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工业化后期)。这是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践证明了的一般规律。霍夫曼定理揭示的正是工业化初期工业结构轻型化、中期工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的确，霍夫曼定理总结的只是1931年以前工业化的经验，没有发现发达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将以服务业为主导，但霍夫曼定理也没有说进入重工业化阶段以后永远都要以重工业为主导，而且揭示了工业化中期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必然趋势，不能因为霍夫曼定理没有说明服务化的趋势，就完全否定霍夫曼定理的正确性。

第三，霍夫曼定理是关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变动趋势的理论，不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和工业化道路的理论。

吴敬琏研究员把霍夫曼定理划归为“旧型工业化道路”(早期经济增长模式)理论，是“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和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实践”影响的产物。这种看法不仅是对霍夫曼定理的错判，而且存在理论混乱。霍夫曼定理明明只是关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变动趋势的理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共识，为什么硬要说成是“旧型工业化道路”(早期经济增长模式)理论呢?这是因为他认为，工业化早期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投资发展资本密集的机器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来支撑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粗放增长型”、“旧型工业化道路”，“按这种模式进行的工业化叫做‘旧型工业化’”，而霍夫曼定理提出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变动存在重工业化的趋势，所以“属19世纪时期的粗放增长型理论”。这里，吴敬琏研究员实际上是把重工业化与“旧型工业化”、“粗放增长模式”、“旧型工业化道路”等同起来，把工业化道路、经济增长模式与工业类型、产业结构看成了一回事。但是，工业化道路、经济增长模式与工业类型、产业结构是不同的概念，虽然有联系，但也有区别，是绝对不能混淆、更不能画等号的。这种概念模糊、理论混乱，我们下面还要专门澄清。

第四，吴敬琏研究员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和工业化阶段的划分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吴敬琏研究员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1)产业革命前的阶段;(2)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前的阶段;(3)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阶段;(4)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信息化阶段。非常明显，他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和进行的时期，即工业化实现的决定性的关键阶段。这是不应该发生的疏忽!恰恰这个时期是工业化过程中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时期，看不到这个时期的存在，自然就会否定工业化必然要经历一个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而且，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是19世纪40年代～20世纪50年代，所以“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阶段”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阶段”，吴敬琏研究员划分的(3)阶段与(4)阶段实际上是一个阶段。另外，他还认为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前的阶段是“19世纪”，这也不符合历史实际，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应该是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47]。正是由于这种疏忽和失误，又发生了对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过程认识的偏差。

一般来说，主要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大致上也就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虽然重工业也有相当的发展，但基本上都是以轻纺工业为主导;在工业化的中期，大致上也就是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基本上都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和标志是电力、内燃机、新炼钢法、石油化工、汽车、电器制造等，基本上都属于重化工业。这些都是大家公认的历史事实。但是，吴敬琏研究员却认为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前的阶段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这既否定了有一个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阶段的存在，又没有看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是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也没有看到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是以轻纺工业为主导，不符合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实际。

二、应当正确理解重工业发展的内涵

1.重工业并不必然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

吴敬琏研究员反对中国现在发展重工业，提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重工业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要大量的自然资源来支撑，中国现在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不合时宜，走进了岔路，会给中国带来危险。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

所谓重工业是指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主要包括装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和原材料、能源及化学工业。的确，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更高的技术，其中的原材料、能源及化学工业会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传统的重化工业会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重工业必然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因为，重工业中有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的部门，也有资源消耗不多、环境污染不重的部门，特别是采用现代方法发展的重工业，则是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的重工业。比如，重工业中的装备制造业并不一定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重点是振兴装备制造业，不是原材料工业，可以相对降低资源消耗;采用环保技术和设备防治污染的、运用循环经济的方式发展的新型重工业，不会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这也是中国现在发展重化工业的要求。

2.重工业的发展并不必然是粗放增长、外延扩大

吴敬琏研究员也把重工业化与“粗放增长模式”等同起来，认为重工业的发展必然是粗放增长、外延扩大，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过时的发展模式。其实，产业类型与增长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产业结构与增长方式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都不能混淆。重工业是产业，以重化工为主导是产业结构的特征，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是增长方式，同一产业可能采取不同的增长方式，产业类型与增长方式类型并不一一对应，不能认为重工业必然是粗放增长，轻工业、服务业或高新技术产业必然是集约增长。像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一样，重工业生产也有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两种方式，既可以外延扩大，也可以内涵扩大，并不一定就是粗放增长、外延扩大。如果说农业和轻工业可以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加强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集约方式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重化工业也一样可以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加强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集约方式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新一轮的重工业化主要应当采取的恰恰是集约增长和内涵扩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清洁生产和节约高效增长。只要走新型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的重新重工业化带来的不会是危险，而是工业化的最终实现。

此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也不与经济增长方式演进的阶段一一对应。不能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初期轻工业化阶段或者后期服务化阶段的经济增长，就必然是集约型的高效增长;中期重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增长，就必然全是粗放型的低效增长。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会存在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两种方式，只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科学化，集约型增长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方式。

3.中国现在发展重工业不是要走“旧型工业化道路”

吴敬琏研究员还把重工业化与“旧型工业化”等同起来，认为中国现在发展重工业就是走“旧型工业化道路”，这又是一种混淆和误解。工业化阶段和主导产业与工业化道路更是三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重工业化是工业化中期经济增长以重化工为主导的趋势，工业化道路则是指实现工业化的原则、方式和机制，至少应该包括产业、技术、资本来源、工业化发动方式、工业增长方式、工业化实现机制、城市化模式、国际经济联系等8个方面的选择^[48]。产业选择只是工业化道路的内容之一，不同的产业选择也不是与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一一对应的，不是说选择以重化工为主导就是走“旧型工业化道路”、选择以服务业或者轻工业为主导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能认为只要是发展重化工就是走“旧型工业化道路”，还要看一国的工业化是否到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是以什么方式发展重工业等。如果一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又是以集约方式发展重工业，选择以重化工为主导就属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容。

三、重新重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1.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绕不开、跨不过，反对重新重工业化只会延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

先轻工业化，后重工业化，从而实现工业化，再进入发达的工业化，是多数国家工业化的普遍规律，重工业化至少是比较大的国家工业化的必经阶段，是不可超越或者绕过的。没有重工业化的发展，西方国家和日本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正如刘世锦所言:“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发展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社会。”^[49]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国际环境、经济结构、理论认识偏差和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影响，走了一条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建国初期至改革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改革开放时期的轻工业发展→新世纪开始的重新重工业化。虽然工业化一开始就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违背了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是还没有完成重工业化的任务。什么是重工业化的任务?即建立起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和轻工业的技术改造，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建设。要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二次重工业化。如果按照吴敬琏研究员中国现在不应该发展重工业的观点和其他反对重新重工业化学者的主张，绕过、跨越重化工业化阶段，就不能实现重工业化，也就不能振兴装备制造业、提升轻工业技术和装备、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镇化的步伐，也就不能最终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只会延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

2.“微笑曲线”并不能证明中国现在不能发展重工业，发展重工业并不排斥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吴敬琏研究员运用施振荣先生提出的现代制造业的“微笑曲线”理论，说明我国应该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微笑曲线”并不能证明中国现在不能发展重工业、只能主要发展服务业，更不能说明发展重工业就只是停留在产业链的“中游”，不需要向“上游、下游”延伸。实际上，重工业与轻工业一样，也有所谓上、中、下游，重工业本身除了产品制造，也要研究、开发、设计，还要供应、销售、运输、融资;重工业的发展，不只是发展属于中游的加工、组装、制造，也要发展属于上游的重工业产品的R＆D、设计，还要发展属于下游的为重工业生产服务的渠道、品牌、物流、金融。的确，在现代经济、技术条件下，产业链的上、下游环节，附加值更大，盈利率更高，中国可能更落后，更需要大力发展。但是，这不能成为反对发展重工业的依据。因为，属于上、下游的重工业产品的研发、设计、安装、内部运输、品牌、直销等环节，主要还是属于重工业本身的组成部分、内部的环节，增强这些环节也是发展重工业的重要内容。在这些方面，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发展重工业是一致的，甚至是一回事，根本不矛盾。实际上，中国现在发展重工业，不仅是要发展重工业的中游环节，也要重视发展重工业的上、下游环节。即使是已经成为独立产业的物流、金融等服务业，其生产性服务中也包含有为重工业服务的部分，发展重工业不仅不会对为重工业服务的服务业有害，相反还会增加对重工业服务的市场需求，从而促进为重工业服务的服务业的发展，为什么偏要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呢!

3.中国现在不可能以服务业为主导

在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产业选择上，吴敬琏研究员在反对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实际上是主张中国应该以服务业为主导。他提出的依据主要有几点:一是种种因素决定中国现在不能以重工业为主导;二是服务业在20世纪初就已经超越整个工业而成为最主要的产业部门，现在更是处于主体地位，现代经济增长都应该以服务业为主导，中国也不能例外;三是现代服务业效率更高，也更有利于中国解决就业问题。

的确，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效率更高，更有利于中国解决就业问题;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以服务业为主体，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现在所有的国家(包括中国)，不论其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什么阶段，都必须以服务业为主导;这些都不足以成为中国现在必须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充分理由，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还不可能主要依靠服务业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国现阶段应该以重工业为主导。

为什么中国现阶段应该以重工业为主导而不能以服务业为主导呢?因为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中期以重工业为主导是必然趋势。为什么工业化中期以重工业为主导是必然趋势?因为没有重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的任务完不成，农业机械化和城市化无法实现。而且，没有工业化任务的基本完成、农业机械化和城市化的基本实现，产业结构的演进也不可能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阶段。只有基本实现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城市化，劳动生产率才能大幅度提高，一方面，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力才能大量减少，才可能有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服务领域就业;另一方面，国民收入才能大量增加，人口才能大规模集中居住，也才能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需求，第三产业也才可能发展成为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必须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为基础，不可能跳过重工业化阶段，直接由以轻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

第三产业为主导是有条件的，服务业不是想发展就能发展，想为主导就能成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以一定数量的人口集中居住和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为前提条件，只有城市化和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服务业才能加速发展，也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占整个国民经济的70%～80%，与其城市化率也达到70%～80%是相对应的。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尽管学者、官方近年来一再呼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就是不能快速发展起来，其原因不是由于人们不重视，主要在于中国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工业化的基本任务也没有完成、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还没有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选择正确的重工业化道路，再次重工业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吴敬琏研究员在文章中提出了几个数据资料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但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值得怀疑。从他提出的英国和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就业结构和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情况的数据来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20世纪30年代末产业三分法才确立，才有可能进行第三产业的调查统计，也才可能有相关数据，因此吴敬琏研究员依据的图表中的20世纪30年代末以前的数据只能是估算出来的，很难保证准确、可靠。二是按照吴敬琏研究员文章中提供的数据，美国从1799年到1900年工业产值的比重，最低只有13%，最高也仅28%;服务业产值的比重，最低也有43%，最高则达50%，始终大大高于工业产值的比重。1799～1900年属于美国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是工业化快速推进，工业在国内取得优势地位并跃居世界首位的最主要的阶段^[50]，这种工业产值的比重这么低、服务业产值的比重始终处于主体地位的数据太没有道理，实在叫人难以相信。按照这种数据，1799～1900年不应该属于美国的工业化时期，而应该称之为美国的服务化时期。

4.从总体和长期来看重新重工业化有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

吴敬琏研究员反对中国现在发展重化工业，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重化工业是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很低，在中国就业形势很严峻的情况下发展重化工业，只会使就业问题变得更严重，给中国带来危险。我们认为上述看法似是而非、存在片面性。的确，重化工业发展相对轻纺工业发展来说，本身不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但不能因此认为重化工业发展必然会加剧就业问题。相反，中国现在发展重化工业，不仅在短期内有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从长期来看将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

第一，重化工业发展本身会增加就业。

重化工业的发展，虽然不能像轻纺工业发展那样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但多少也会增加一些就业。不发展重化工业，也就不会产生由重化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而且，重化工业的发展能够为轻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提供更好的条件，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使经济总量增大，也会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另外，重化工业的发展还会使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能力增加，有利于增加机电产品等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就业也会相应增加。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1%、轻工业增长14.6%、重工业增长18.6%，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9.5%、轻工业增长14.7%、重工业增长18.2%，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9.9%、轻工业增长15.2%、重工业增长17%，重工业增长最快，机电产品出口也大幅度增加，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通货紧缩”的态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员不仅没有减少，近三年反而分别增加859万人、980万人、970万人，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民工荒”现象。

第二，重化工业发展促进轻纺工业发展也会增加就业。

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轻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低于轻工业，如果重工业增长的同时导致轻工业增长下降，会使就业总量减少。但重化工业与轻纺工业之间并不一定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重化工业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轻纺工业不发展，相反，近几年中国重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轻工业也快速增长，自然也会增加就业。在轻工业产品已经能够满足城乡居民的需求、生产能力甚至出现了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轻工业之所以还能快速增长，除了轻纺工业产品出口也大幅度增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重化工业的发展为轻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应该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轻工业化，但总的来看，轻工业发展的水平仍然较低，技术装备不先进，劳动生产率也不高，物质消耗较多，不少轻工业产品品种少、质量差、档次低，亟待优化升级，特别需要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改造和武装轻工业。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在国际分工中，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作为世界“加工厂”、搞“贴牌”生产，劳动力“卖苦力”、替外国打工、仅赚微薄加工费的地位，进入产业链的高端，提高加工度，增加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也必须发展重工业，用更多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改造与武装落后的制造业。而且，轻工业规模的扩大，也需要重工业提供更多的机械设备、能源和原材料，也要求重工业发展。近几年中国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为轻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从而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如果不发展重化工业，轻纺工业的技术装备得不到更新改造，国际竞争力得不到提高，轻纺工业产品出口就会下降，生产就会萎缩，就业就会减少。由此可见，重化工业发展，对轻纺工业的发展不是有害，而是有利;对就业问题的解决也不是有害，而是有利。

第三，重化工业发展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的确，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第三产业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如前所述，只有人口大规模集中居住、国民收入达到相应的水平，才能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需求，第三产业也才能快速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从而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然而，只有基本实现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城市化，劳动生产率才能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才能大量增加，人口才能大规模集中居住，也才能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需求，第三产业也才可能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之所以落后，其原因不是由于人们不重视，主要在于中国工业化的基本任务还没有完成，城市化发展也严重滞后，还没有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重新重工业化任务的完成、城镇化的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完成，第三产业的比重必将大幅提高，必将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以上说明，现在中国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不会加剧就业问题，更不会给中国带来危险，反而能够最终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任务，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

5.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具备了发展重工业的资本条件

吴敬琏研究员提出，“中国的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和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显然应当尽量发展既是低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产业。然而在‘重型化’导向下，许多地方却集中物力财力去发展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这就变成了扬短避长，必然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完全符合实际。

的确，“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正确配置资源的首要要求，是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的状况扬长避短和发挥优势”，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结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能够更有效地发展本国经济。但是，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应的产业结构也要发生改变;而且“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的状况扬长避短和发挥优势”，也只是选择产业结构和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则之一，并不是唯一的依据，还应该包括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国内外的经济发展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中国资本严重短缺、技术相当落后，比较优势只有劳动力充足价廉，但是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虽然劳动力仍然具有优势，但已经在减弱，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一是近两年“民工荒”的出现和内需扩大的困难，说明工资水平再也不能压得太低了;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面临越来越多的摩擦和障碍，扩大越来越困难，所以现在中国不能主要只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了。而且，资本严重短缺的局面已经改观，甚至拥有了一定的优势。我们作出此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现在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近15万亿元人民币，存贷差额高达9万多亿元人民币，每年引进外资500亿～600亿美元，外汇储备8000多亿美元，银行存款实际上是负利率，中国的海外投资快速增长，2002年只有9.83亿美元，2005年猛增到69.2亿美元，3年增长7倍多，有学者预计，5年后，中国企业每年的海外投资总额将达到150亿到200亿美元^[51]。面对这些情况，现在还能说中国的资本仍是严重短缺吗!中国现在不是有项目找不到资本，而是有资本找不到有利的投资场所。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资本既不那么短缺，也不那么昂贵，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有了一定的优势，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资本条件。另外，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也不能作为反对发展重工业的理由。因为，按照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就不能搞工业“重型化”的逻辑，像日本这样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生态环境曾经相当脆弱的国家，就永远不应该发展重工业。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日本正是在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的条件下，大力发展重工业，实现重工业化之后，才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的困难，可以通过选择正确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工业化道路予以有效克服。

6.重新重工业化主要不是政府调节的产物，而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吴敬琏教授认为，所谓中国的二度重化工业化，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级政府调节的结果。其实不然，中国现在之所以出现重新重工业化趋势，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

一是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最主要的因素，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社会消费结构将会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汽车、住房需求的大幅度增长，用于生产汽车、住房的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必然大量增加，从而极大地带动钢铁、机械、化工、水泥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二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也是工业化的重要任务。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很大差距。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重工业产品，必然带动重工业的发展。三是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伴侣，同时也是工业化的促进器。我国现在已经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城镇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新一轮城镇建设高峰的出现，对钢材、水泥、能源、电力和相关机械设备的需求急增，导致重工业发展的加速。四是轻工业的优化。我国轻工业产品已经能够满足城乡居民有购买力的需求，生产能力甚至出现了相对过剩，但总的来看，技术装备还不先进，劳动生产率也不高，物质消耗较多，不少轻工业产品品种少、质量差、档次低，亟待优化升级，特别需要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改造和武装轻工业。五是农业的技术改造。农业的发展在实现工业化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工业化过程也是农业生产产业化、机械化的过程，改造落后农业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工业部门向农业部门提供先进的农业机械装备。中国现在农业机械化的水平还不高、产业化程度低、许多农业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迫切需要发展重工业，生产更多、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武装和改造还相当落后的农业，有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六是装备制造业落后面貌的改变。装备制造业是重工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先进的装备制造业是发达工业化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相当落后，仍然依赖进口，每年大约要花1000亿美元进口设备，花1000亿美元进口零部件，每年进口设备的花费远远超过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急需改变。七是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国际制造业转移的规律是，先是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轻纺工业，再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的产业(其中相当部分属于重化工业)，而现在转移的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国际产业转移也为中国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发展提供了机遇。

正是在这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巨大的重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导致重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从而推动重工业的快速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的重新重工业化主要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调节的产物。虽然在近几年重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也起了促进作用，也可能为了所谓“政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采取了一些不是十分恰当的措施，但决不是主要推动力量，其作用也不全是错的。现在大家公认中国家电制造业主要是在市场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但也不要忘记20世纪80年代，也出现过各地政府大力支持甚至直接投资搞家电生产的现象，没有人因此说中国家电制造业主要是靠政府的作用发展起来的。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也反对政府作为主要的投资主体、采用行政的方法去发展重工业，但并不能因此就从根本上反对发展重工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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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与余江合写)